杨镰，辽宁辽阳人。1975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1968年作为北京知青，到新疆军马场劳动。1981年被中国社科院录取，现为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千古之谜》、《青春只有一次》、《生死西行》，长篇纪实文学《荒漠独行》、《最后的罗布人》、《黑戈壁》、《云游塔里木》等。中篇小说集《走向地平线》1983年获《当代》中篇小说奖，《最后的罗布人》1998年获《当代》报告文学奖。

《在书山与瀚海之间》是杨镰个人读书、治学研究以及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和全面总结，蕴含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和人生智慧。

《在书山与瀚海之间》是“东方学人自述”丛书之一。作者杨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兼具元代文学研究专家、西域探险家和作家等多重身份。《在书山与瀚海之间》是其个人读书、治学研究以及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和全面总结，蕴含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和人生智慧。

第一章 岁月如流

第二章 古代文学研究的起跑线之前

第三章 新疆探险与发现

第四章 文献与辨伪

第五章 元代双语文学现象研究

第六章 “新疆绿洲文明”国情调研

第七章 元诗文献研究——终点与起点

第八章 地平线上的绿洲

跋语

2008年春。乌鲁木齐市南门。

这天晚上，因为我来到乌鲁木齐，当年的军马场知青有个聚会。正逢聚会结束，作家程万里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住处。我回答：马上就到。

我住宿的招待所门前，停着一辆越野车。程万里与一个朋友在等我，上了车，程万里介绍朋友：他是新疆著名的话剧演员，录制了一个新节目，想请你听听。

在车里刚坐稳，车载录音机传来富有磁性的、年轻的声音：

1968年3月，有个北京人大附中“毕业”的青年，即将去新疆哈密位于天山北麓的军马场“接受再教育”。到海淀街道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北京的手续，民警一愣。“哈密？哈密在哪儿？”谁也回答不了他的问题。他摇摇头。“我这章子一落，再回来就难于上青天了！”办完手续，刚刚从学生变成“知青”，他就后悔了——这个青年就是我！

这是演员朋友就我的经历，精心制作的一部广播节日。

真巧了，那正逢我们到新疆哈密的军马场“接受再教育”四十年的日子。这段身临其境般的录音，带着我跨越了岁月阻断，重返青春。

关于早年的生活，我的记忆“库存”不多。

1947年，我出生于上海，不久，随父母迁居香港。1949年春，全家乘船从香港来到刚刚解放的北京，同船的主要是著名的文化人。

父亲杨晦被安排在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书，母亲姚冬就职于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女三中)教历史。一开始我们家住在北池子，离北大红楼不远。那个时期，解放的北京齐心向上、百废待举的民情民心，我终生难忘。

父亲是20世纪同龄人，他以北京大学在校生的身份，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1899年，父亲出生于辽宁辽阳一户没有文化背景的世代农家，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县城的邮局当学徒。那正是辛亥革命后现代思潮启蒙并波及四裔的时期。当时县城邮局就是穷乡僻壤与都市新思潮的接触点。父亲边当学徒，边得便读了《新青年》这类传播民主、进步精神的报刊，在远离文化中心北京的辽阳呼吸领略到时代潮流。

1917年，一个下野的东北军阀提出，凡考上大学的辽阳籍学生，由他提供奖学金。于是父亲就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做校长的北京大学是当时青年们景仰的最高学府。特殊机遇使一个外语几乎交了白卷，而作文成绩优异的小县青年，成了北大的学生(当时入学只考外语、作文这两门)。而正是五四运动前的现代精神的普及、五四期间青年们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才使父亲找到了在生活中的位置。

……

1981年，我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听到这个消息，父亲曾提到：“五四”火烧的赵家楼，就在“学部”(即社会科学院)附近。当时游行的学生到了那儿，一见曹汝霖宅门紧闭，群情激昂，他的个子小，同学们就扶着他踏上一个魁梧学生的肩头，翻身进入大院。

我5岁时，新中国的“院系调整”将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而为一。我已经熟悉北池子附近的环境，别说景山、故宫，就是北海也知道路径，却不得不离开城里，搬到海淀中关村，住在北大校园东门外的燕东园。从此，成府街、蒋家胡同、未名湖、水塔、临湖轩、岛亭、东操场、大礼堂……就成为我生活的新内容。

燕东园与燕南园、中关园、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都是北大的教师宿舍。我们家的邻居大多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我熟悉的，主要是有与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的家庭与家长。

而我，北京大学幼儿园、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从刚刚会说话、会走路，从来到北京，我的履历就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

关于燕东园，有这样几则轶事：

一、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披露出“脂批”有一段文字涉及“刚丙庙”。我家搬进燕东园时，这个小庙——刚丙庙在燕东园南墙之外几十步远。只要去五道口商业区，就得路过，当时庙里还有住寺的僧人。纯粹是新鲜，借上下学之便我们多次溜到庙里与僧人打听“刚丙”是谁？据说是一个满族将军，随乾隆下江南时(生殖器)受伤，便在此建庙居住养伤。我还记得，在寺院之中的佛像背后有一个大漏，僧人说是战乱期问被盗贼挖开的，因为传说佛像腹心位置珍藏有金银珠宝，或说佛像的心是真金铸成。后来在新疆，这个说法得到多方证实。当听说刚丙庙与《红楼梦》有关时，我曾在课堂上偷偷看《红楼梦》，老师没收了我私下放在书包里的书。就在这之前，为修建物理大楼，刚丙庙被拆除干净。

二、北大附小几经搬迁，最终落地在燕东园的南方与东方，与燕东园为邻。这个地方原来叫做“王家花园”，是清代某王姓家族宅院附属的园林与墓地。在改建小学前后，我们常去那里玩，简直是一个幽静花园。其中的房屋雅致整洁，为古木掩映，完全是古典格局。院子外有一片古坟，为修理上体育课的跑道，竟挖出古董(戒指、手镯一类)。一次正上课，来了一群百姓，说是坟主，老师立即宣布“下课”，放了我们。许多年之后，在附小校园散步时，我意外发现“王家花园”遗留的古木之中，竟然有百岁红柳。那时我已经从新疆返回北京，在社科院从事研究，原本只生长在西部荒漠戈壁的红柳在北大附小校园里竟生意盎然，红柳花在阳光之下怒放，使我感到震惊。红柳不是中原固有的植物，而且这些如同龙飞凤舞的红柳，肯定有一个世纪以上的生长期，绝不会是解放前后移植的。也就是说，这“王家花园”原来的主人(清代的所有者)，一定与新疆有某种联系。我曾“排查”了新疆建省以来的王姓官员，一度以为应该与新疆巡抚王树楠有关。但这只是推测。不管怎么说，这丛丛生命力旺盛的红柳，提前将北大附小、北大燕东园，与遥远的新疆戈壁荒漠结系起来。P2-5

通过写这本书，我对自己做了相应的反思。

在我的书房墙壁上，有一幅冯至先生赠予的手书，引录出郑板桥的一联诗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我的长篇小说《千古之谜》出版后，冯至先生读了这本处女作，而且与我做过一次畅谈，明确指出：小说构思新，但是文字冗长，总怕读者不理解自己。我每日都面对冯至先生的手书，都想到父辈们对我的教诲与期望。

关于这本新书，我要说的是：写作一生也到了归纳总结的时候，长处当然有，但缺失也始终存在。一个就是文字哆嗦，一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生怕读者不明白说的是什么，生怕遗失了要点。另一个则是在即将进入新的内容时，忘记自己在干什么，忽略了必要的转折。说来可笑，这两点正好互相印证：该说的没说，不该重复的却反复说。上述缺失与我对工作的贪多求全有内在的联系。

这两个缺失，也是写这本书需要面对的问题。我花的时间，许多并没有用在增加新内容上，反而成了初学写作者的一次作文。只有“删繁就简”，才能达到“领异标新”的境界，这也是我的“地平线”。

1968年的一次“冲动”，使我终生与新疆结缘。

关于新疆，我即将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到时，读了一本书，那是美国政要的回忆录，名叫《在第七层楼上看世界》。至今，我在面对长安街的中国社科院大楼的第七层楼上学习工作了30年。我面对的是元代文献，还有人文地理调研，我的“世界”主要是北京与新疆。

应该强调的是，在我，新疆并不遥远，北京也从无“象牙之塔”。我是以“发现”为立足点，将古代文学与古代文献研究和新疆人文地理与探险考察联系起来。

无论是小河、老阿不旦、通古孜巴斯特……，还是贯云石、《全元诗》、《元诗史》、双语文学现象……，它们的立足点都是“发现”。而“发现”是以文献(古今中外)与抵达实地的现场感为共同支撑。文献，必不可少的工作离不开推导来源。亲临实地，则是对文献的补充与加深理解。

就写作特点而言，不论什么题材我重视的都是细节。结论当然必不可少，展现细节之后才是结论的位置。

正是这本书的写作，给了我回顾自己几十年间深入生活、反映生活这一漫长过程的机会。没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没有责任编辑梁惠女士，以上内容就不可能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里，感谢不是客气话，而发自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