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竖是水可以相通》由书屋编辑部编著，胡适的那一代的矛盾还在于一面是反孔非儒，一面是“整理国故”，又恂恂有礼，终其一生仍是儒生本色，“大胆”之后，行为上还是“小心”翼翼，不敢逾矩。在“大胆”与“小心”之间，在“怎么”与“那么”之间始终徘徊。

书屋文丛创刊十多年来，共发表三千多篇美文，记录了中国知识界在世纪之交开拓前行的足迹。又一轮睁眼看世界，《横竖是水可以相通》由书屋编辑部编著，《横竖是水可以相通》的内容包括：前度李郎今安在；梦里寻他千百度；隔岸犹叹前尘事；多情未必真豪杰。

第一辑 前度刘郎今安在？

 横竖是水 可以相通——胡适的交游之道

 关于胡适致陈监先的三通书信

 愧对胡适

 王实味与胡适

 怎样理解胡适

 胡适春秋里的公羊谷梁

 ——读《胡适口述自传》中的“唐注”

 胡适的书生气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第二辑 梦里寻他千百度

 从胡适与梁启超论战中学点什么

 在“民主与独裁”中的胡适

 也谈胡适的身份意识——致邓晓芒先生

 何谓自由知识分子？一答胡胜华先生

 横竖是水，为何不通？

 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

 胡适为何屡救陈独秀

第三辑 隔岸犹叹前尘事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挟洋自重”

 “善后会议”中的胡适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责任观”

 且当一部《论语》看

 胡适与齐白石

 胡适“第一次访女生宿舍”

 郭沫若亲吻胡适前后——从“旧友”到“论敌”

第四辑 多情未必真豪杰

 纽约，胡适张爱玲相逢l955

 雨中的普林斯顿

 费城一晚

 橡园深深

编后记

近来不少人物传记，对传主的交游，都不约而同地注重起来，更有专从交游人手探索一时代“文人集团”的著作。这至少对一般读者很有用处，交游讲清楚了，便可见出传主当时的作用、影响，他发挥这作用影响的方式与渠道，更能折射其为人。没有交游，就没有人物活动的完整历史。王元化先生曾经感叹鲁迅传难写，交游方面不易详明，也是原因之一。以鲁迅的重要，逝世不过六十年，有些交游情况就已经颇感渺茫了。许多“回忆录”，事后还须“正误”，说明是误传，误记，甚或虚构。研究者轻视交游，一至于斯。有些传记干脆抓住传主内心世界，拣出几个大关节，深文周纳地演述开来，这种写法固然凝炼，可以腾出许多篇幅来剖析人物内心，但未能正面接触复杂的交游圈子，失之于偏，也是很明显的。

交游给胡适传作者带来的挑战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胡适乐观、开朗，朋友遍天下，叙述他的交游，选择编排材料，应该绰有余地。但朋友圈子太大，他在其中的位置，也容易看偏。何况胡适多朋友，并不说明他多知音。胡适主观与客观、内与外，处处都是矛盾，温源宁描写的坦荡清浅，只是一面。他多朋友，很可能就因为实际上少朋友；他清浅易懂，也很可能是因为另一种隐晦难懂，这才努力用直白如话的语言诉说自己，求其友声。胡适“著名的微笑”背后，也隐藏着一面捉摸不透的深的湖。

这种“捉摸不透”，鲁迅刻画得很精彩：“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杆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倘若敢于触及胡适密如蛛网的交游圈子，又愿意这样“侧着头想一想”，所以往往能够——尽管不必尽与鲁迅相同——从这“捉摸不透”里(例如至今还有点模糊的胡鲁交往)看出一些有趣的事情来。

P1-2

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中写道：“笔者这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受大中学教育时，震于胡适之、蒋廷黻诸先生的盛名，总以为他们对中西语文的运用都是得心应口，白璧无瑕的。及长亲炙教诲，才知道幼年时代的幻觉与真实相去甚远。我第一次听到蒋先生在联合国大会讲演，他那一口的宝庆英语，殊出我意料之外。胡先生英语的发音远在蒋氏之上，但是胡先生英语讲演时的中国‘腔’(intonation)，也是相当的重。他二人都是十八九岁以后才正式运用英语会话的，因而英语也就始终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说起来总归不像早期留学的‘幼童’们，或现在进美国学校的孩子们说得那么自然。”这条注释提供两条信息，一是“幻觉与真实相去甚远”，二是胡、蒋两位先生说英文的中国“腔”。其实，蒋先生更早地在长沙、湘潭两地接受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按理说口语应在胡先生之上。至于唐德刚说蒋“一口的宝庆英语”则未免贬损了，他姑妄言之，我们则姑妄听之。换而言之，唐德刚亦是说英文中国“腔”之一人，拿他的标准去衡量胡、蒋两位先生难得要领，更无法分出高下的。退一步，唐是皖人，非湘人，又何以识得“一口的宝庆英语”呢？这就是评价的“诡异性”。

如同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任何评价都难得直透本质，若符合节的。所以，若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唐德刚“大胆”倒是有了，恐难“求证”到透底的真、无可辨驳的实，怕是应了胡先生的另一句话“要怎么种，就那么栽”了。我在乡下种田的时候，记得大家只能怎么种就怎么栽，若真的怎么种，却那么栽，恐怕会出问题的，这可以替评价的“诡异性”作个旁证的。有的文章考证说，胡适先生的原话是：“要怎么种，就怎么栽。”那是另一回事了。而我所见的胡适题词则是：“要怎么种，就那么栽。”

胡适先生所遭遇到评价的“诡异性”应是最可以理解的，那么厚实的人生阅历和思想的宽度，且跨中西文化，历上世纪所有的动荡岁月，在新与旧之间游离，难得笃定，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这正是他人生丰富性的表现，这也是他个人的命运。而对一个人的命运去说些什么，包括真实的什么，后来者总有一种隔的，唐德刚也不例外。可是，要评价总得“命名”，所谓名正而言顺，这样，肯定会是一种“删削”和缩减，说些“什么”与真实的“什么”差别太大，抑或大相径庭，这些都不足为怪的，关键是后人是否还能保持内在的严肃与真诚。胡适的思想前后矛盾，言语上振振有辞，而行动上又未必那么回事，事功与学术都未能尽兴，所谓半部哲学史开张，勉而强之的中研院院长收尾；所谓白话文倡导打头，半文半白、徒改其形、不脱其核而落幕，说句良心话，两岸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批胡”若抛开政治的因素，主要是对其前后矛盾的“修正”。

说胡适、鲁迅、陈独秀三位是现代思想家实不过份，他们应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三种思想资源。他们是同代人，风云际会，路径不一，思想各异，恰是现代中国思想界纷繁芜杂的表征，思想的丰富性在这里远比人生的丰富性更精彩，影响要深且巨。只是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我们这些后来者没有耐心也来不及整理、疏导，转化为真正的力量，以致那代人启了蒙，后来者还要去启蒙，结果是在原地转圈，到现在则不知所谓，措施无力，“怎么”也不行，“那么”也不对，“大胆”得倒是超过了，“小心”却远远不够。固有的价值体系崩溃之后，新的又没有建设好，思想滑坡，敬畏全无，我们在这些思想家面前该惭愧的，今不如昔呢。

包括胡适在内的那代人骨子里还是传统“士”的风节，纯粹而绵长的儒者的血气造就了他们的精魂，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即中即西，亦西亦中，他们用一生真正在实践着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神，却仍在被他们批判的“窠臼”中不能自拔，因为传统人文精神如血液一样流淌，塑造他们的性格，锻造他们的品质，并不是喝几滴洋墨水就能够改变的，这才是他们的精神实质，不能以他们的言语来论，也不能以他们某个时期的行为而论，而是要通观他们的一生的作为再论。就是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得时势所助，领风气之先，实际上这个“先”字不仅仅是指此时的“先进”，当时的时评说胡适“但为风气不为师”，此点精当，后来也为胡适认可，应该说胡适还是有自知之名的。这个“先”字更应指向他们之前的“先进”——前贤们的功绩。过高地评价胡适、鲁迅的功劳，是漠视前辈先贤的思想沉淀和潮流的暗涌，则有截断众流之嫌。任何事情都有来龙去脉，思想潮流更应探本溯源，不然，就无法正确地评价胡适们。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两岸开始用心去瞧胡适这个人了，着力去“还原”其人生场景。更多地不是去探寻胡适思想脉络，而是去追溯胡适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以现代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做法未必合乎正统，既不是高头讲章，也不是鸿篇巨制，或许不讨好，但真正要研究好胡适，这不妨是一种好途径。单就我个人而言，正儿八百的批评就不如“笺注”，这次辑录的《书屋》杂志之前所有评胡的文章，都只是“笺注”而已。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横竖是水，可以相通”作为书名，一为“还原”，二为新解、旧注可以“相通”；三为话题的完整性，这样庶几可以真正走近胡适先生。

胡适的那一代的矛盾还在于一面是反孔非儒，一面是“整理国故”，又恂恂有礼，终其一生仍是儒生本色，“大胆”之后，行为上还是“小心”翼翼，不敢逾矩。在“大胆”与“小心”之间，在“怎么”与“那么”之间始终徘徊。乃至“自由主义者”，又不得彻底，前后悬殊，难断时续，潜伏在心，内则“儒家主义者”，真是左右不如法，这才是那代人的悲痛。胡适之后，我们都“大胆”了，却忘记了要“小心”；有“那么”的痛快，却忽视了“怎么”的沉重，呼啸而来，落荒而去，将来恐怕会更悲更痛。面对如今，只能哀叹地说一声：胡适往矣。

刘文华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