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文丛创刊十多年来，共发表三千多篇美文，记录了中国知识界在世纪之交开拓前行的足迹。传统国学沉思录，《传统国学沉思录》由书屋编辑部编著。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的文明，几千年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类繁多，雅俗共存，内容极为丰富和驳杂。

《传统国学沉思录》由书屋编辑部编著，从1840年以来，中国被卷入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有眼光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外围世界，以作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借鉴。

《传统国学沉思录》是作者勤奋耕耘，精益求精的产物，呈现出鲜明的专题性和个人风格，既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又有强大的思想冲击力。

第一章 自将磨洗认前朝

变与不变：中国历史之宿命

——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一种思路

《告别五千年》的五身段说

传统文化的“三大谜团”

第二章 君君臣臣论到今

流氓与皇帝

“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哀——读史杂感

庙堂与江湖间的大悲剧

——读长篇历史小说《刘伯温》

也谈关羽——评李存葆的《东方之神》

第三章 文化魔方面面观

话说八股文

“厚黑”是非论到今——《厚黑学》及其“读法”

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

游民文化与太平军

明朝色情文学流行泛想

第四章 忧心忡忡话母语

语文忧思录

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

母语的陷落

关于汉字文化的对话

第五章 怅望千秋一涕然

在现代性迷失中反思“封建主义”

沉重的“锦灰”

批判传统文化仍是当务之急

一种历史的观念——传统与现代化及其他

纵观中国三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中国历史是沿着变与不变这样两个轨迹展开的。变与不变，蛇走蛇路，龟走龟路，各行其道，形成了举世不可匹敌的中国历史一身而兼两种相反性格的奇迹。中国人好变而又好不变，常常在变中保守着什么，同时在不变中丢失着什么；常常在该变的场合不变，在不该变的场合变。说中国人爱变的与说中国人不爱变的几乎可以形成同样强大的两个阵营，并且难分伯仲。中国历史的这一宿命把现代化大潮引入到了“单行道”上，——现代化只是激扬了中国固有的“变”的性格，几乎丝毫没有触及“不变”的性格，并且不变的性格因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洗礼而变得更加固执了。

放眼寰宇，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鲜明性格：英国人保守，法国人激进，日本以善于吸收外来文明著称，美国以善于创新发展出奇，德国人崇尚哲学理性，印度人敬畏神灵……凡此种种，都是其来有自，一以贯之。意大利人喜欢古代建筑的传统，连法西斯墨索里尼也未能改变之。反观中国却不然。漫长的历史似乎梳理不出一条主线，人们不能像梳理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德国、印度历史那样，简练概括出中国历史以及由其所产生的中国人的性格。每一代人，不是毫不吝惜地解构前人创造的文明，就是随前人而俯仰，把变易的可能性压缩至零。

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灿烂文明，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遗泽后人。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迅速地把其前一千多年的有明确记载的文明狠狠地甩出了历史的战车，只残留下一些玄妙高雅的文字。秦皇赢政书写了新的历史篇章，中国同时也陷人了无穷尽的乏味的怪圈循环之中。汉朝真正奠定了中国人的性格，把中国人称作“汉人”倒是名至实归。自汉起，江山姓氏之变成为百变之首。这个“变”虽然被罩上了“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光环，但却以千百万人的牺牲为代价。一次“变”即一场灾难，大兵如市，人死如林，白骨露野，血流漂杵，每次都要形成“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的惨状。成功的“王”与失败的“贼”，哪一个不是杀人不眨眼？项羽坑降卒数十万而脸不变色(对项羽的全面评价是另一个问题)；黄巢不问青红皂白逢人便杀，见人便砍；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把功臣一网打尽；张献忠杀人塞河，血染江水；洪秀全为杀东王杨秀清一人而让两万人血染萧墙……中国人一茬茬被灭绝着，又一茬茬再生着。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中国人口约五千万，经过近百年战争，到司马炎建晋时只剩下了约九百万。太平天国运动致使大清人口减少近一亿，差不多为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哪一次争夺江山不是让百姓“析骨为爨，易子为食”？谁曾过问：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战祸连战祸，何年是终时？谁曾认真思考过：改变江山姓氏之举，除了为一个人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学者文人都在进行“天有耳乎？”“天有姓乎？”“人性恶乎？”“人性善乎？”“生而知之乎？”“习而知之乎？”之类的无谓争论，却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如何能让战争少些(只有杨朱、墨子等少数人研究过，但并未引起后人足够重视)。战争还不过是皮相。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走马灯似的江山易主的表象背后，蹲踞着一个“虽千军万马吾往矣”的不变之理。这个不变就是治国的道统与治人的礼教。千百万人头在天平的一端，“不变”则在天平的另一端，人头一端被高高地翘在了空中，向人昭示着它们对历史走向与格局的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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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的文明，几千年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门类繁多，雅俗共存，内容极为丰富和驳杂。面对祖先留下的巨大遗产，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态度各异，有的视为累赘和包袱，认为它阻碍了民族的进步和新生；有的视为珍宝和骄傲，一说到汉唐盛世、中原文献便眉飞色舞，大有祖宗阔过，将来必会再阔的自信；更多的则是喜忧参半，爱恨交加，主张一方面输入新知，一方面整理国故，以期在中西交流、古今融合中再造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并积淀于农业文明时期，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一批极富原则性的思想和学术作品。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民族文化的创造性受到抑制，但古老学术在流变中仍有所创获，相继出现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门类，特别是东汉以后佛教的引入，对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审美趣味等都发挥过重要影响。近代以后，中国国力衰微，饱遭列强欺凌，传统文化于是屡遭诟病，甚至被当作一切苦难和屈辱的渊薮，激烈者恨不得焚之毁之而后快。

传统文化当然并非一无是处。平心而论，中国轴心时代百家争鸣的气氛，以及几千年中形成的灿烂多姿的诗词歌赋、文物古迹、绘画书法乃至民乐茶道、武术杂技等，都足以被后人引为骄傲，“二十四史”中的丰富内容亦可用来充谈资，助余兴，察品类之盛大、发思古之幽情。但也必须承认，传统文化中确有野蛮落后、远不适应人类社会发展之潮流的内容。世界上以民主、自由、宪政和法治为主流的价值体系，都产生于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它与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化形态发生某些扦格和冲突乃属必然。

传统文化中最不适应现代世界的是其政治文化。儒家、法家乃至老子的《道德经》，都属于为君主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而非与世俗权力相对立的价值体系。中国古代主要的统治形态，无论是“阳儒阴法”还是“外道内法”，其实质都为帝王术，即帝王统御民众的方法和技巧。表面上的道德治国、无为而治不过是油彩，借以迷惑民众，在被统治者中的经验中投下道德的影像，给他们以幻想与期待，其内核则是法家的凌厉峻急。君主手握“刑赏”二柄，信奉刑要足惩、赏要足劝的原则，通过威慑和利诱的两手政策驯服民众。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绵延两千多年，在民众中造成普遍的臣民心理和可怜虫意识。因为民众直接面对的往往是酷史和无休止的盘剥，所以一个王朝总有走向没落之时。但统治形态却具有高度的复制性，通过反抗和政变而登台的统治者，仍沿用过去君主的统御之策，在治国理念上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进步。专制独裁统治的优势与邪恶在于，被统治者既要被迫接受其奴役，还要歌颂主人的统治。

传统政治文化中也有某些监督机制，如设立御史台和专门的言官，儒生亦可上书陈事，以“道统”制衡“法统”，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因为“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规矩一旦形成，谏言是否起作用全依凭君主的好恶和喜乐为定。唐太宗算是一代明君，对魏征的反复谏言也颇为厌烦，甚至想杀掉此“田舍翁”。其他昏庸君主的作为便可想而知。不过，由于社会结构、交通、信息等因素的限制，古代帝王的统治仍有某些缝隙，不可能做到铁盘一块。乡绅文化、隐士文化还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文化的创新与守旧在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创新恰恰是守旧的前提，只有在政治文化上实现向公民社会、向民主法制的转型，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东西才能得以很好地保存和发扬。否则，守旧便会不得要领，守住的可能是极需变革的东西，而大量优秀的东西反而会被埋没抛弃，如花果飘零一般。现今中国人世俗生活中的一些表现，如追捧洋节日而忽视传统节日，毁坏大量真实的文物古迹以开发房地产等，便是典型的表征。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但两者之间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流变与整合的关系。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亦暴露出明显的缺失，如过度消费、环境污染等等。所以，一个国家在融人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同时，也应当吸取农业文明中一切有关的因素，如克制节俭、沉思冥想、重现家庭、善待自然等等，以平衡现代人日益奢侈、浮躁和冷漠的心态，避免走向疯狂和毁灭。

胡长明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