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灵隐寺是中国佛教名刹。有关开国总理周恩来生前对灵隐寺的重视和保护，已有不少记述和回忆。《周恩来总理与杭州灵隐寺》作者之一的杨鉴非同志是宗教管理部门的老同志，早年在浙江省委统战部从事宗教管理工作，曾经见证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的修复工程；“文革”后到杭州市委统战部宗教处工作，一直到离休，对灵隐寺在“文革”中的境遇亦多有听闻。1988年离休以后，他很想写一点有关灵隐寺的文字，以期在保存灵隐寺历史真实的工作中，发挥绵薄的作用。这就是滕建明和他撰写并于1992年出版的《周恩来总理与杭州灵隐寺》一书的缘由。不曾想到的是，因为书中写到了“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一事，而引来一场关于此事真实性的大争论。为了查实求证此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取得了包括当时浙江省委领导、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在内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终于使周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的历史真实得以还原。

滕建明、杨鉴非著的《周恩来总理与杭州灵隐寺》根据有关史实，全面论述了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佛教名刹灵隐寺的重视和保护。特别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一事作了调查和考证，从而还原了这一段历史真相，并进而让读者对周总理的思想高度、文化涵养和崇高人格有更深的理解，对我们党的宗教政策也会有更全面的认识。

叙言

周恩来总理与灵隐寺的重修

 一、灵隐寺与杭州

 二、重修大雄宝殿

 三、几段插曲

 四、古刹焕发青春

 五、国际友好往来

 六、发挥佛教名人的作用

周恩来总理与“文革”初期的“灵隐寺事件”

 一、周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史实查证始末

 (一)《灵隐轶话》的写作

 (二)周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一说遭到质疑

 (三)寻访历史真相

 (四)真情的回忆

 (五)周总理给红卫兵组织的电报

 (六)还历史真相

 (七)极其精彩的补充

 (八)几个细节的甄别

 (九)伟大的理性之光

 二、周总理保护灵隐寺指示下达的时段问题

 三、灵隐寺事件叙略

影印附页

 一、时任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萧贻同志的回忆资料

 二、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薛驹同志的回忆资料

 三、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陈冰同志的回忆资料

 四、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同志的回忆资料

 五、时任周总理值班室负责人周家鼎同志的回忆资料

 六、杭州市电信局退休职工袁镜泉的回忆文章

 七、杭州市电信局退休职工韩学林的证明资料

周恩来总理与灵隐寺的重修

一、灵隐寺与杭州

灵隐寺是杭州市最大的佛教丛林，我国江南地区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也是著名的杭州西湖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7月的一天，一声轰隆巨响，灵隐寺的大雄宝殿倒塌了。

此前，灵隐寺大殿最后一次整修是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人杭州，灵隐寺大多寺宇被毁。法镜寺僧贯通住持灵隐寺，开始重修联灯阁、大寮、库房。贯通圆寂后，继任住持昔征和尚在大实业家盛宣怀的护持下，于宣统二年重修灵隐寺大雄宝殿和大悲阁。大殿高十三丈五尺，所用木料是清廷为整修颐和园而专门从美洲购买的，因革命浪潮涌动，时局动荡，颐和园整修无法按计划进行，于是将木料运到杭州，用于修建灵隐寺大殿。却非住持时，又重修了翠微亭、春淙亭和天王殿，灵隐寺一度展换新颜。1936年，灵隐寺失火，烧毁木质罗汉堂。第二年日本侵略军进杭州，难民涌入灵隐寺，红十字会在灵隐寺设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五六百人，管理不易。难民夜半用火不慎，失火致寺内客堂、伽蓝殿、焚香阁和东山门被毁。解放前夕，灵隐寺一片冷落。到1949年，在1910年整修后历经了39年的大雄宝殿，由于年久失修，受潮腐朽，白蚁蛀吃。梁柱已无力支撑，被蛀空的长达28公尺的大梁终于折断倒塌下来，砸毁了三座佛像，灵隐寺至此基本残破。为防止殿塌伤人，灵隐寺关闭了大雄宝殿。

灵隐寺与杭州市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

公元3世纪前后的两晋时期，佛教在中国获得极大发展，官方和民间的佛教信仰日趋普及，来自印度区域的僧人传教活动也逐渐增多。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西印度僧人慧理来中国，初驻杭州，见城西山岩秀丽，赞叹道：“此天竺灵鹫峰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灵隐和飞来峰因而得名。慧理在此先后建寺五座，因毁废或者更迭，其他四寺已不存，一直传承至今的就是灵隐寺。

灵隐寺从开创到声誉日隆，其所处地理环境是一个重要条件。灵隐寺坐落在杭州西湖西端的群山中，此地旧时统称虎林山(唐时避讳而改称武林山)，以海拔300余米的北高峰为群峰之首，峰峦连绵，古木参天，泉流交错，气象幽深。灵隐寺背倚伟岸雄峻，树林茂密的北高峰为座山，面对被徐霞客描绘为“峰尽露骨，石皆嵌空玲珑”的飞来峰为案山，中夹一道淙淙流淌的冷泉溪水，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这样的环境，不仅是佛教徒避世修行的极好选择，也是普通游客难得的旅游佳境。诚如白居易在《冷泉亭记》中所言：“东南山水，余杭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最。”自古以来，众多的文人墨客为灵隐山水留下过无数的赞叹：“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宋之问《灵隐寺》)，“古松攀龙蛇，怪石坐牛羊”(苏轼《北高峰》)，“泓澄冷泉色，写我清旷心。飘遥白猿声，答我雅正吟”(林逋《灵隐寺》)，“小桥不断横溪路，古寺又闻隔树钟”(张瀚《灵隐寺》)等，都是其中的名篇华章。就与城市的距离而言，灵隐寺与杭州市区仅有一个西湖之隔，而西湖本身就是绝佳的旅游景点，与灵隐山水相得益彰。在杭州一地逐渐成为我国东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区域以后，灵隐寺这种礼佛、旅游兼宜的地理条件优越性，就日益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初慧理选择此处开山建寺，的确有独到的眼光。

寺院的繁盛，有赖于其在佛教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慧理初创灵隐寺后，规制初具，僧众无多。随着寺院的发展和地位的彰显，灵隐寺高僧迭出：永明大师延寿，“律虎”赞宁，“明教大师”契嵩，“明觉大师”重显，“佛海禅师”慧远，临济宗师具德，直至近、当代的巨赞、大悲等等，均为一代名僧大德。他们都曾住持灵隐寺，为灵隐寺的道业和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中著名如法眼宗大师延寿(904—975年)，俗姓王，余杭人，七岁诵《法华经》，年三十四舍俗出家，苦行自律，到天台山静修禅定，参谒法眼宗高僧德韶。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吴越忠懿王钱弘俶请他住持灵隐寺。他费尽心血，新建僧舍五百余间，石幢两座，又建百尺弥勒阁。延寿自我修行非常严格，世人视其为弥勒再世，上座弟子达两千余人。后住持净慈寺。对佛教各宗派教义集中梳理。他极力主张禅教并重，性相融合，征引大乘佛经120种，祖师语录120种，圣贤集60种，编成长达百卷的《宗镜录》。甫一面世，天下传诵，声播海内外。当时高丽国王读了《宗镜录》大为倾慕，特派遣僧人到净慈寺向延寿学习佛法，代以国王身份行弟子之礼，并赠送金线袈裟等法器。

灵隐寺不仅名僧迭出，而且在教义纷杂中包容兼蓄，不局限于一门一户。禅宗六祖慧能创顿悟之法后，经怀让、马祖传怀海，一花五叶，后续弟子开立了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五大支流，各大寺院难免各有所持。但灵隐寺却不囿于此，“南岳青原以后，五宗迭兴，而灵隐皆得而有之甚矣。……真观之为曹洞也，文喜之为沩仰也，延寿之为法眼也，契嵩之为云门也，瞎堂、佛智、密妮诸人之为临济也。五宗之圣贤，指不能屈，灵隐皆得而有之，则未有如灵隐之盛也。”(孙治《灵隐遍五宗论》)南宋宁宗时品第全国禅院，灵隐寺被评定为禅院五山之二，是有它丰厚的禅学和名师作为基础的。高僧辈出，加之不囿门户，禅门大开，展现了灵隐寺恢弘的……

杭州灵隐寺是中国佛教名刹，有关开国总理周恩来生前对灵隐寺的重视和保护，已有不少记述和回忆。本书作者之一的杨鉴非同志是宗教管理部门的老同志，早年在浙江省委统战部从事宗教管理工作，曾经见证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的修复工程；“文革”后到杭州市委统战部宗教处工作，一直到离休，对灵隐寺在“文革”中的境遇亦多有听闻。1988年离休以后，他很想写一点有关灵隐寺的文字，以期在保存灵隐寺历史真实的工作中，发挥绵薄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撰写并于1992年出版的《灵隐轶话》一书的缘由。不曾想到的是。因为书中写到了“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一事，而引来一场关于此事真实性的大争论。为了查实求证此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取得了包括当时浙江省委领导、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在内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终于使周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的历史真实得以还原。

在整理有关周总理在“文革”初期指示保护灵隐寺的资料时，我们发现：周总理对灵隐寺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他甚至掌握一些一般人都不知道或者不注意的灵隐寺的细节。他一直把灵隐寺作为一个重要的佛教胜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一个展示新中国宗教政策的窗口。联络国际佛教友好国家和团结佛教信徒的纽带。正是基于这样深度的认识，当解放初期灵隐寺大雄宝殿倾毁后，他很快同意拨款修复；在“文革”初期灵隐寺遭到红卫兵冲击时，他及时作出指示予以保护。回头看周总理在“文革”初期指示保护灵隐寺的举动，并不是在下级报告情况时，作为一般上级领导那种公事公办的简单指示，而是源于他对灵隐寺一贯的了解和重视。如果我们能将解放后到“文革”中，周总理一直关注和保护灵隐寺的历史真实互为观照，诉诸于媒体，就能让读者了解到：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是如何认真贯彻着党和国家制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在灵隐寺的修复和存毁关头表现了怎样的睿智和冷静。从而对周总理的思想高度、文化涵养和崇高人格有更深的理解，对我们党的宗教政策也会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此外，关于“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一事的具体过程，当今媒体有杂说纷纭之象。我们觉得有必要将亲历此事的当时浙江省委领导和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资料予以公开，以求得史实的廓清，从而避免在叙述此事时做无为的想象和猜测。

写史难，写现代史更难。除了写现代史会涉及当事人。而容易遭致诘责外，我们在爬梳资料时感到为难的还有：现代历史事件尽管近在咫尺，但因为不同的当事人所处的地位、角度、时段。和对事件本身感知的不同，他们就同一事件的记忆和回顾。很难做到完全准确和吻合。第一手资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更不用说二手或者几手的材料了。因此，比对各种资料，进行一定的分析后对史实作出抉择，是一项相当辛苦且不容易做到完满的工作。严格说来，我们只能逐渐逼近史实本身，而永远无法真切全貌地展现它。

但是这种逼近史实的工作，也相当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我们将《灵隐轶话》以及其后自己一些文章的不甚准确的说法和表述，做了进一步的修订。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不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美。因此，我们的这些文字连缀，有待于专家和事件亲历者更多的补充和完善。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薛驹同志。他在“文革”初期担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是周恩来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全程的亲历者，也是贯彻落实总理指示的执行者之一。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他不顾年迈，仔细阅读了本书，并慎重题写了书名。老同志对历史真实的重视和负责。应当成为我们学习和研究现当代史的楷模。

作者

二O一0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