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晓群的《蓬蒿人书语》是书房一角些列丛书中的一本优秀的散文著作。“书房一角丛书：这套丛书 装帧之美，藏书票之雅，用纸之精，均属上乘，是不多见的好书。

在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走进蓬蒿人书语，抛开白天尘世里喧嚣，找回小城里春秋，校园的徘徊，感受文字间流逝岁月里的宁静。

《蓬蒿人书语》是作者俞晓群一部关于书的文集。

《蓬蒿人书语》一书，如同在黑夜里开放的禁地，书中所收文字，长短不一，连载着一篇随笔体的今天和明天情节互不连贯的故事。它更像一个舞台，很多时候都是上演夜场戏，戏中的角色和传奇五花八门，里面不仅记载着作者本人从事出版的心得体会，也有对于现今图书出版的个人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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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袭来时

我的阅读，我的生活

谁是我们的导师？

论策划

永远的追随者

出版十一家

后记

我一直觉得，作为从事外宣工作的政府官员，吴伟女士是一位极为个性化的人物。现在，当我读到她的新著《有朋·有书》的时候，更加强化了我的感觉。

我说她“个性”，不单是指她的性格、风度和言谈举止，在这些方面，她当然称得上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更多引起我关注的，却是她的学识与文章。在学识方面，她对于藏学的研究，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专家级的学者，因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就已经有专著《格萨尔王全传》出版了。在文章方面，我们知道，身处繁忙的政府部门，大多数官员都被每天的工作纠缠得筋疲力尽；但吴伟还能坚持写文章，在《出版广角》等刊物上开专栏。我问过她： “你这样做，时间从何而来呢?”她说：“十几年来，坚持每天早晨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这是最好的渎书和写作时间。”而且，她的文章写得真好，我为她总结出三个特点：一是文笔好，这当然得益于她的天赋与学者背景。二是说真话，她谈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现状，谈西方文化传播的经验，剖析一本本图书个案的情况，从不说假话、大话、空话。三是有原则，我说的是工作中的政治原则、国家原则。她坚持原则，不是被动地顺从，而是基于她的文化自觉，基于她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了真挚的热爱。

言归正传。《有朋·有书》是吴伟女士的一本工作文集，其中的内容，与她从事的外宣工作密切相关。通读全书，有纪实、有感言、有访谈、有演讲、有序跋等等。但是，它们大不同于一般官员的文集。其一，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你能够清楚地看到她行文的条理性，这大概与她本科毕业于化学专业有关。她本来是化学高才生，只是因为患鼻炎，无法嗅到化学物品的气味，才放弃她心爱的专业，转而专攻文学硕士学位。这种“由理转文”的人，写起文章来，大多比较注重方法论，逻辑性强。其二，在文章的字里行问，你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她运用自如的学术笔力，她毕竟经历过严格的科班训练，做过藏学的专题研究，有多部学术专著出版。其三，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你还能够欣赏到一种文字奇观，那就是她能够把自己“为官”的种种体验写出来，化成一篇篇优美的散文随笔，使她的工作文集，更像是一部地道的文学作品。因为她写过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所以文字水准的超群之处，既是天工巧成，也是一种才情并聚的必然产物。

不过，上述的令人惊奇之处，与本书的主旨比较，都显得次要的了。作为一位重要的文化官员，无论是吴伟女士独特的工作性质，还是她个性鲜明的工作风格，都使她的经历与体验，充满了值得借鉴的故事，也充满了人生的情趣。我觉得，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这样的文章不但好看，还有用。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外国人对于我们的文化了解实在有限。比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不用害怕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都不会给世界贡献思想。而我们的记者在对美国人的一次随机采访中发现，美国人对中国印象最深的东西：第一是熊猫，第二是长城，第三是春卷。显然，这些认识的偏颇程度极其严重。美国有一家“知识增补公司”，它把中华文明归结为“十大发明”与“九大工程”，他们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翻译的排行榜上，翻译与被翻译的前十位中，都没有汉语。企鹅出版社的经典“黑皮书”系列，已经出版了一千多种，其中只有中国七本。在二零零四年，阎连科先生的《受活》就签了日、法、意、英四种语言的版权，但由于难度大，直到现在还没翻译出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哈伯·科林斯曾经签署过一个五年翻译出版五十本中国小说的计划，结果只出了二三本，因为卖得不好，就停止了合作。目前版权卖得最好的中文书是《狼图腾》（企鹅，十万美金）、 《兄弟》 （兰登，十五万美金）、《于丹（论语）心得》 （麦克米伦，十万英镑）。P193—197

一九八六年我从三联书店退休，先到美国住了，一阵，带回来很多文化资源。我说过我做出版编辑工作喜欢自己做选题，什么都自己做。现在正好，也没老板也没伙计了，只有我一个人。以前我跟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关系很好。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先生，我不认识他，也不了解这家出版社。这位俞先生是赵丽雅的朋友。他在三联书店出过一本书，我知道，但更主要的是我知道他是《读书》杂志的广告客户，仅此而已。我退休之后才跟俞晓群认识，我们谈得很投机。因而知道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利润多得不得了。于是我跟他们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润多了全部上缴，好是好，可是非常麻烦的是，你这个一来灾难也来了：你计划利润五千万，最后你赚一亿，明后年上面就要你赚一亿五，这样你就被套上了。我有一个鬼招：尽量少赚，多的钱怎么办呢?发展文化，创造声誉，建立品牌。俞晓群非常赞成。他本身是作家，文化水平比我高许多多。他是大学数学系出身，专门研究过中国文化中的数术。我的这类“鬼点子”，他当然一听就懂的，而且说不定就是他的夙愿，只是不好直说而已。

这样我们就谈得很投机，并且进行操作了。开头还零敲碎打，无非出些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的中译本。例如《欧洲风化史》。顺便说一句，这“风化”两个字是我改的，原来叫《欧洲爱情史》。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给中央反修小组跑腿，特别喜欢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的异端思想和人物，就是跟马恩列斯正统思想不一样的理念和代表人物。研究过一种异端的恋爱观念，叫“杯水主义”。后来我就比较注意了解现代爱情观的变迁。这本德国人写的书在当年俄国很受注意，我老看见俄国文人引用，但在北京没找到俄文译本，后来在纽约发现了俄文译本，赶紧复印带回。以后请我的老同学、俄语专家侯焕闳老兄译出，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时候俞晓群有一个创造发明，我起初很犹豫，后来完全支持。他提出来的是要向王云五学习，学习他主编的《万有文库》。他希望编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分古典、近代跟外国二三个部分。当时吓了我一跳。因为像我这样一几四几年以后习艺的出版人，非常怕同王云五这个名字挂钩，更不敢去“继承”这位老先生的事业。好像在我的前辈直到我这一辈眼里，商务印书馆可学，而王云五绝不可学。岂止不可学，简直不能提。大家只要回想一下当年改写“四角号码歌”的故事就得了。我小的时候学的四角号码歌第一句是“一横二垂三点捺”，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为王云五的关系，非得改成“横一垂二点捺三”。我知道这是政治纪律，所以记得很牢。但俞兄的识见打破了我的迷障。我由此觉得他在文化出版上确有大魄力大手笔。《新世纪万有文库》后来找了三个人来编，古代找吕叔湘先生的弟子杨成凯先生，近代找了上海的陆灏先生，我做外国部分。这套书的价钱便宜，每本八元、十元。

陆灏那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出来的。我的同学后来有在那里当领导的，那么陆小弟要小我一辈了。可我发现，这位年轻朋友对书真在行。从结识开始，我就以他为师。《新世纪万有文库》中，说实话，他编的近代部分最耐读。结识了他以后，我就一直存着一个念头：此人必须好好“开发”。

以后，有机会在上海同陆灏、陈子善等人在一起。陈子善带了几本旧杂志，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老《万象》。我在做工人时见过这杂志，那时读不懂。以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些，喜欢得不得了。于是我想，我们何不承继前贤，老店新张?于是，在俞晓群支持下，一行人去拜访当年老《万象》后期的主编柯灵老先生。我同柯灵老人是老交情，自然一谈即合。接着四处奔走，一跑几年，才有了辽宁教育版的新《万象》。

说实话，我编《读书》多年，其实那不是我的夙愿。我这个上海滩出来的人，不大会做十分严肃的东西。《万象》很适合我的性格，很快就喜欢上了它。现在去找谁来编呢?起初，赵丽雅给我介绍一位在北京媒体工作的吴先生。谈得挺好，可是后来这位先生另有高就。那么再找谁呢?这时想起陆灏。其实重新创办《万象》，源于我对海派文化的认识和留恋。如同研究者所说，所谓海派文化，是在兼收并蓄各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扎下了自己的根。从这意义上讲，陆灏是再合适不过了。

《万象》一出，舆论反心很好。有人说，同那时《读书》的愈来愈深奥庄严相比，“它有点像花边文学，可以让一闲人，身穿家居服，随意躺在沙发上、床榻上展卷阅读”。“这杂志很海派，却是在辽宁出版的。奇怪!”陈乐民先生评论说，在《万象》，“常常读到一些妙不可言的好文章”。他喜欢读尘元(陈原)的“词语密林”，王蒙连载的“玄思小说”，等等。陈先生说：“或许觉得它太休闲，确实这里没有宏大叙事、高头讲章，但却足以在轻松恬淡和谈笑之问，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底蕴，且不乏鲜活灵动之气，可以益人心智，可以发人联想。” “《万象》的妙处全在一个‘趣’字。”

我邀赵复三先生为《万象》陆续写稿多篇。赵老那时已远走海外，但还用“常念斯”这一含意深远的笔名为国内刊物写稿。他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来信说：“四九年前，上海刊物甚多，质量较好的却寥寥可数，《万象》是比较能做到雅俗共赏的。依稀记得，那时的《万象》好像是十六开本，每期篇幅薄得多，纸张只是普通报纸，大概并不准备人保存的。现在手上这本《万象》，内容质量格调当然高得多，能组织到这么多位名作者有质量的稿件，图文并茂，版面设计也很好，纸张也很好，足见不仅大处，连小地方也是用了心的，真是可喜可贺。”“希望《万象》的内容，还可以更宽广。”

陆灏当然还能顺应时代。记得他曾在《万象》连续两期编“同性恋”专栏，十分新潮。他约恺蒂、毛尖、须兰、陈巨来等专栏文章，也都十分引人注目。

所有这些，其实都得归功于后台老板俞晓群。

我是编书的，一直爱读好的书话文章。现在有了财力，自然想起了书话。这事委托吴彬来做。她编了一套《书趣文丛》，把我们想得起来的评书大家的作品，都收进去了，前后出了六十来本。

俞晓群和我都有意思乘这旺劲出一些大家的全集。他瞩意钱钟书。张罗了一下，没成功。我推荐出《吕叔湘全集》。吕老同我谈得来，他对此事大力支持，自然一拍即合。《全集》共出十九卷，上千万字，实在是件大工程。  

其他零星的书就更多了，简直不胜枚举。

例如英若诚的五个剧作的中译本，一九九七年前后宋木文、申辉慧等曾竭力向三联书店推荐，三联书店出于经济原因，不能出版。我得讯后向俞晓群求援，俞立即应允。以后即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知道孟湄女士翻译了昆德拉的作品出版有困难，我就接过来在辽宁出。以后我又去巴黎见了昆德拉。以后辽宁出资由我专程去巴黎洽出昆德拉全集，可惜未成。

我爱听邓丽君，在三联书店岂敢出关于此君的书。现在好歹在辽教出了一本，我自己实在暗暗地高兴。

前面说过，在美国耶鲁大学结识了康正果先生，知道他极富文才，我介绍俞晓群出了他的《风骚和艳情》。以后，又在纽约认识了一位美国史专家尹宣先生。晤谈之问，得知他个人居然把当年美国制宪会议的纪录全文译出，字数极多，而无法出版。我回国后，央诸晓群老兄，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写信给尹先生，他欣然同意。这大概是我当年为辽宁教育出版社做的最后一本书。

要做那么多事，自然要有一个班子。我找了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的同事，同心协力，一起来做。那时我跟人民出版社关系不错，他们给了我一问房子。排校工作也在北京成立一个班子。美术装帧我不懂，委托一位美术家张红女士来管。这一来，我们的小工作室也有不少人了。  我常称同俞晓群合作的这些年是我做出版一辈子的黄金时代。这不假。何以至此?当然首先是俞为人的民主。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就有一种观念：搞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刘杲先生几年后明白说出的主张，其实我们两个部下，特别是俞晓群，早就在实践了。

退休以后还做那么多事，实在高兴。可是乐极生悲，没多少年就出问题了：上面忽然把俞晓群先生调开，于是所有这些工作都停顿和撤销。上面这种措施，现在叫“改制”。是是非非，我也说不清。总之，对我来说，来得意外，去得突然。好在我也到了“占稀”之年，理该退出是非之地了。让我高兴的是，因辽宁这块宝地的恩赐，我从“耳顺”到“古稀”期间，居然成为了自己一生做出版最顺手的年代。

摘自沈昌文新著《也无风雨也无晴》，台北六块文化即将出版

那天杨小洲先生来见，谈到岳麓书社拟出版一套文化随笔丛书，希望收一本我的文集。小洲兄说，他很喜欢我的那本《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尤其喜欢其中经常谈到的编一本书幕后的故事。他说：“每每读到你在组稿过程中，与沈昌文、陆灏等人密谋的故事时，我都会笑起来，多有意思啊！这样的书，很少有人写。你的手上还有类似的文章么？” 

我是一个以出版为终生职业的人。作为职业特征，我很接受钟叔河先生的观点，那就是“好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朱笔编文，蓝笔自娱。”我的“蓝笔”一直是很坚持的，但写什么？有两条线索。

一是数术研究。这是一个奇怪的领域，我最初是从数人手的，这当然是受我早年数学系毕业的影响。后来学习数学史，发现《汉书·律历志》定义： “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它是说明古人对“数”的功能有两个定义，一是算数，再一是算命。我原本是从研究“算数事物”的数学史人手的，没想到却对后者“顺性命之理”有了兴趣，我的目的当然不在算命，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古代哲学概念加以研究，就是所谓“数术学”了。为此也出过两本书《数术探秘》与《数与数术札记》。

我的“蓝笔”的一条线索是围绕出版工作和文化生活，写一些随笔。最初写此类文章始于一九九五年，那时我在李春林先生的鼓励下，在《光明日报》上开了我人生的第一个专栏“蓬蒿人书语”，从此开始了此类文章的写作。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开过许多专栏，文章更有几百篇不止；已经出了四部集子《人书情未了》、《一面追风，一面追问》、《这一代的书香》和《前辈》。它们的书名大多是栏目的题目，像“人书情未了”是《中国图书商报》上的栏目，“这一代的书香”是《中华读书报》上的栏目等。

总体而言，我还是最喜欢“蓬蒿人书语”这个题目，它是我此类写作的“第一声”就不用说了，关键是这里面还有一段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七四年“文革”期间，我中学毕业，因为父亲是走资派，我是狗崽子，被造反派逼迫到农村所谓“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我离开家的那一天，心情很不好，恰好在读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引其中李白的一句诗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歪歪扭扭地写在一张纸上，随手抛在桌上，便飘然而去了。后来父亲看到了，他很难过，就在纸上批注道：“此儿素有大志！”接着又引一句李白的诗云：“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这本书和这张纸，我一直收藏着。许多年来我们家庭聚会，家人总好讲起这段故事，父亲与哥哥姐姐们总会欣然一笑。

但是，当我写本文时，这样的场景已经永远不会再现了。因为就在前些天：五月二十五日，我的父亲正在他年满一百岁的当口，溘然仙逝！所以现在，当我再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禁不住满眼热泪，奔涌而下！

前些天为父亲出殡，许多人赶来为他老人家送行，表达他们的敬意，也溉沾仙气，保佑生者幸福！许多人安慰我们说，老爸大寿满百，仁者寿，这是家族的骄傲啊！我也为老爸成功的人生而骄傲。但是，当我想起老爸生命的最后十几天，他不肯治疗、不肯吃饭的情景时，当我听到兄长和医生们推测：他是要圆寂么？他是为了保持辞世前的尊严么？我的心底进发出巨大的哀伤。内心里呼唤着：生命的尊严啊！这样的情绪，似要从我的胸膛中喷涌出来，化成千尺白浪，万点冰花，冲天而去，从天而落……

无奈。阴阳两界，事事情情，没人划得清楚。谨以此书告慰老爸高傲的灵魂！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