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怀民和李日编著的《蹈海志士杨毓麟传》内容介绍：今年是伟大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杨毓麟蹈海殉国100周年。我们将杨毓麟的生平事功进行整体研究和评价，力求脉络清晰，有理有据，充分展现他作为革命先驱者的苦心孤诣和丰功伟绩，我们认为，这是对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也是对烈士的最好纪念。

饶怀民和李日编著的《蹈海志士杨毓麟传》内容介绍：需要指出的是，杨毓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之一，毋庸置疑。但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七尺男儿，为了革命，他长年奔走在外，无暇侍奉年迈高堂，无暇顾及病妻弱子，只能以书信通联，在现存的杨毓麟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舍家为国的孤苦心境，也能了解他作为儿子、父亲和丈夫的一往情深。因此，本书也尽量多地援引烈士遗书，对其孝敬老人、教育子女、爱护妻子的一些做法和思想进行挖掘和整理，尤其是他的教育子女的做法，定会给当代父母以深刻的启迪。一起来翻阅《蹈海志士杨毓麟传》吧！

前言

第一章 长沙杨氏 名门望族

 第一节 杨姓探源

 第二节 搬迁轨迹

 第三节 迁长始祖

 第四节 高桥分支

 第五节 名门望族

第二章 城南携手 岳麓纵谈

 第一节 家庭教育

 第二节 同学少年

 第三节 丁酉优贡

第三章 志在维新 首重育才

 第一节 充任教习

 第二节 《湘学新报》撰述

 第三节 庚子勤王

 第四节 人“自立军”辨

第四章 探寻真理 三渡扶桑

 第一节 三渡扶桑

 第二节 参与创办《游学译编》

 第三节 著《新湖南》

 第四节 《史学原论》

 第五节 《政治学大纲》

 第六节 其他著述

第五章 参与起义 厉行暗杀

 第一节 华兴会员

 第二节 参与长沙起义

 第三节 策动鄂、宁起义

 第四节 暗杀团长

 第五节 入同盟会

第六章 回沪办报 召唤国魂

 第一节 主编《神州日报》

 第二节 召唤国魂

 第三节 发起南社

第七章 留学英伦 心系家国

 第一节 欧洲之旅

 第二节 会晤孙文

 第三节 在阿伯丁大学

 第四节 家书传情

第八章 志士蹈海 壮志难酬

 第一节 蹈海动因

 第二节 碧海丹心

 第三节 身后哀荣

 第四节 一门忠烈

 第五节 侠骨余香

附录：杨毓麟年表

后记

第一，全国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严重的民族危机，已经把中国推到了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通过维新变法以达到救亡图存、保同保种，已经成为时代主题。

先是甲午战争，清廷惨败，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梁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鼓吹变法。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二是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

甲午新败，列强环伺，严重的民族危机，在清廷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维新变法的风气逐渐形成。

第二，湖湘文化的近代崛起。在漫长的中国占代历史长河中，湖南以远离统治中心，境内多山，交通不便，加上又是历代王朝流放异己者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是“迁客骚人”的“伤心之所”，所以历来人才寥落，默默无闻。但是从明未清初开始，特别是到了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近代时期，湖南的知名人物不断涌现，他们不断建立赫赫事功，以魏源、陶澍、贺长龄等一批有着全国影响的封疆大吏和思想界名流的出现，使得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经世致用思潮浸淫湖南，风靡全国。这些“前驱先路”声名鹊起，也使湖湘子弟的自信心大为增强。到成同年间，湘军崛起，“中兴将相，九湖南”湖湘子弟由此进发出强烈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心也大为增强。正如杨毓麟所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P48-49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场革命推翻了268年之久的清王朝，从而也就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在这场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他们为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曾经赴汤蹈火、义无返顾，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在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以其人数众多、贡献巨大而名垂青史。现在，随着辛亥革命研究的逐步深人，一批革命英烈的感人事迹在尘封多年之后渐渐被发掘出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更加绚烂多彩的历史画卷。杨毓麟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激进的民主革命家，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激进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宣传家、他一生追随孙中山、黄兴奔走革命，以激进、勤勉、务实而著称于世。他力主“中央革命”，多次图谋打入清廷内部，实行反戈一击；积极参与响应华兴会领导的长沙起义和在上海策动的鄂、宁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亲制炸弹，组织暗杀团，对清廷要员实施暗杀一他还是著名的《新湖南》一书的作者，先后担任过《游学译编》、《神州日报》、《民立报》等多种报刊的总主笔或撰稿人，撰写了大量社论和时评，“皆能言人所不敢言”，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黄兴赞誉他“思想缜密”，“美材也”；孙中山称许他“蹈海以殉”，“亡身报国”。对杨毓麟一生给予了高度的砰价。

杨毓麟又是一位颇具特色的民主革命家。他的人生经历颇为曲折。1897年，他以二等优贡被确定为候选知县，但是他却跑到时务学堂去当教习，极力鼓吹维新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他被清政府通缉。为了避难，他先后到江苏等地做幕僚，1902年春，他负笈东渡，与同乡黄兴、杨度、陈天华等人在日本创办了《游学译编》，并开始著书立说，宣传民主革命，从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除了1906年因姐姐病故，回湖南老家奔丧，住了数日之外，再也没有回到他生于斯长于斯深深热爱的三湘故土。1907年主编《神州日报》时差一点葬身火海，研制炸弹时，曾经被炸伤双眼，几近失明。为进行“中央革命”，他厕身政界，希冀从内部攻破。他的思想充满矛盾，既不乏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又不时流露出挫折之后的消极与茫然；他激扬地呼唤革命，但是在具体革命方式和手段的选择上，在肯定和参与武装起义的同时，更青昧于带有“浪漫”色彩的暗杀活动；他最早探索了以批判封建纲常为核心的思想革命，但是终生注重“实行”；受湖湘文化的熏陶，他脚踏实地从事革命活动，但在思想中又不能完全驱除早年“黄老”观念的影响，表现出极端的积极和极端积极之后的极端消极。

杨毓麟同时与许多近代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有着深厚的友谊，如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于右任、杨昌济等；与许多革命精英交往频繁，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吴樾、沈荩、赵声、苏鹏、吴稚晖、石瑛、邱丕振、王慕陶、钟宪鬯等。

可以说，杨毓麟是他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研究杨毓麟，不仅能够清楚地了解他自身的思想发展脉络及其革命实践活动，客观地评价他本人的革命功绩和历史地位，而且可以加深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困惑。

作为一个革命的先驱者，杨毓麟在生前身后都得到了社会--一致公认的高度评价。然而，以往我们只是注重其政治上的贡献，却很少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位博学多才且情感十分丰富的人，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十余年，但很少回家；在日本、英国，以中年孱弱之躯，克服语言障碍、弥补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孜孜以求。身为人子却不能在父母膝前尽孝；身为人夫，妻子重病却不能照料；身为人父，对子女只能言传而不能身教。可以说，杨毓麟绝对不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家书中足以证明他是孝顺的儿子、贤能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杨毓麟是一位以革命而著称的蹈海烈士，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思维缜密的思想家。他最早提出“革命文学”的概念和理念，发新文化运动之先声。在长期进行革命实践活动的同时，他一直没有中断过对、f中国革命方略、进程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他与时俱进，完成了从维新中坚向革命志士的思想转变；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执着追求和深刻反省，最典型地代表了二十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的创作富于文采，凡小说、诗词，虽传世数量不多，但语语珠玑，堪称精品，是标本式文武兼资的近代知识分子。

杨毓麟还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先驱者之一，在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理论的同时，他又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深入地研究了近代新闻业务和新闻理论，虽然没有最后形成专业的著述，但是散见于报刊的新闻类论文，以其数量大、见解深而为时人所倚重。

由于年代久远、史迹湮没，史学界对于杨毓麟这一重要人物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98年，我们主持的《（杨毓麟集）整理与研究》被确立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重点研究项目，并获出版资助。自此，对杨毓麟的系统研究才算正式开始，杨毓麟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开始引起史学界的关注。迄至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杨毓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

一、文献整理

由我们整理、岳麓书社于2001年9月出版的《杨毓麟集》，全书凡42万字，收集了杨毓麟从1897年到1911年的绝大部分论著，其中许多文章都是第一次面世。该书是1998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重点项目的成果之一。它的出版，为杨毓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2008年，湖湘文库编辑委员会又将《杨毓麟集》纳入“湖湘文库”出版（甲编，第249本），此次重新出版时，我们又增添了一些重要文献，诸如杨毓麟的《政治学大纲》和致龙萸溪的信件等，这是研究杨毓麟早期思想的重要依据。

二、相关著述

1911年杨毓麟蹈海牺牲以后，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曾经连续一个多月发表文章，对于杨毓麟的革命贡献、思想品格给予了高度评价，杨毓麟的同事、师友也纷纷发表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回忆和论述了杨毓麟的丰功伟绩，这对于《民立报》而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此后，每逢烈士祭日或重要纪念日，总有革命党人或亲朋戚友发表文章作为纪念、最重要的文献，莫过于烈士的叔祖杨昌济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的杨毓麟遗稿了。这些遗稿乃烈士手迹，包括诗词、书信等，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烈士牺牲前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此外，烈上的弟弟杨殿麟撰写的回忆录，收在《武昌革命真史》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烈士的生平。迄今为止，各类相关辞书和专业著述都收入了杨毓麟烈士的词条和简介。改革开放以来，烈士友人和亲人保存的烈士遗书也不断面世，这为杨毓麟研究提供了资料。  三、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杨毓麟研究也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开展起来。最早的学术论文是王维江于1985年发表在《安徽史学》上的《杨毓麟略论》。，该文对于烈士一生主要活动和主要思想进行了概述，引起了学术界对于杨毓麟研究的兴趣。其后，1987年，熊罗生在《历史教学》上发表《杨毓麟》，这对于普及杨毓麟烈士的相关历史知识具有一定的作用。1991年，杨东梁在《湖南城市学院学报》上发表《杨毓麟与（新湖南）》，该文以杨毓麟烈士最著名的《新湖南》为中心，采用文本解读的方式，对烈士的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颇能得《新湖南》旨趣，杨毓麟研究开始逐步展开。

对于杨毓麟的系统研究则始于岳麓书社出版《杨毓麟集》之后，我们先后撰写或发表了10多篇文章，主要有《中华著名英烈杨毓麟传》、《三湘英烈杨毓麟传》、《杨毓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杨毓麟名号考释》、《杨毓麟与辛亥革命》、《杨毓麟与（神州日报）》、《杨毓麟家世源流考》、《论辛亥革命时期杨毓麟的民族主义思想》、《杨毓麟与近代暗杀活动》、《从（杨毓麟家书）看其教子观》、《谁是“蹈海子”》等等，杨毓麟研究开始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随着研究的深入，专门研究杨毓麟某个方面思想的成果开始出现，苏全有发表《杨毓麟经济思想探析》、《杨毓麟的交通思想述评》，使杨毓麟研究更为具体和全面。上述研究也曾引起过争论，先后有陈希亮、侯宜杰等学者对于杨毓麟的一些史料进行考证，对一些观点提出商榷。

以上研究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湮没，有关杨毓麟生平活动的具体情况还存在争议，有些争议还比较大。如杨毓麟出生日期、科举功名、首次留日时间、是否参加过自立军起事、加入同盟会时间等。再如杨毓麟思想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转变原因等，尚需进一步研究。

二是杨毓麟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还有许多重要的领域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现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数以《新湖南》为研究对象，而对于杨毓麟的其他贡献却鲜有关注，如杨毓麟的文学创作问题（包括诗、词、赋、小说等），还没有专门成果；杨毓麟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杨毓麟与清末官场的关系；杨毓麟第一次留日期间的活动；留英期间思想的变化；杨毓麟与各方人物的关系；杨毓麟的新闻思想；杨毓麟之兄杨德麟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杨毓麟烈士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期世人对于杨毓麟烈士这位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革命先烈及其所处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和把握。

本书在借鉴和参考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埘杨毓麟烈士的生平的介绍和研究更加完整和丰富，，历史研究需要充足的历史资料作支撑，缺乏史料或史料不足，往往导致不稳固的甚至完伞错误的结论。应该说，从1997年以来，我们一直敛力于有关杨毓麟的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2001年，《杨毓麟集》由岳麓书社出版之后，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但当时由于经费不足，对文集的篇幅和印量有所压缩，国外及港台地区的许多学者苫觅不得，一书难求。现在，文集出版已经十年，十年间，我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史料，例如杨毓麟译著的《政治学大纲》、杨毓麟为《通雅斋丛稿》撰写的序言、杨毓麟与南社成立等，近三万言这对研究他戊戌变法前后的思想活动、对于他1902年赴日留学后在日本的思想活动，提供了重要证据。这也使以前的许多误解和猜测不攻自破。此外，杨毓麟的学生龙毓峻的《鳞爪集》对我们也有诸多启发和帮助。众所周知，杨毓麟1902—1903年在日本留学的一年之中，撰写了《新湖南》，翻译了《史学原论》、《政治学大纲》，其实还有一本《迷津宝筏》。

第二，对以往研究中的误解和争论，进行缜密的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由于史料的匮乏，许多学者的研究，往往援引二手或三手资料，不仅不能发现真相，反而以讹传讹。本书着重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了严谨的辨析。例如以往学界通常认为，杨毓麟曾著有《汉族光复史》，但据我们查到的该书原版，断定此书非杨毓麟所著。再如，杨毓麟的《政治学大纲》和《史学原论》，有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竟不知杨毓麟为何人。实际上，从两书的成书时间上看，它们都是最早的译本，同样书名的译本，有的迟于杨毓麟译本近十年。因此，研究中国近代新史学的产生和中国近代政治学的产生，应该追溯到杨毓麟，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源头。冉如，有学者张冠李戴，将杨毓麟与同期的革命宣传家混淆，竟未审文献作者为谁而以杨毓麟的作品为资料证明他人的文学贡献，是十分荒谬的。本书对杨毓麟的笔名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考证，从而使一些误解、误传得到澄清和消除。

第三，对以往研究中忽视或根本未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初步探讨。应该说，以往的研究由于众多学者的努力，呈现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结论，但是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研究清楚，或者根本不知其存在，遑论研究。例如，杨毓麟1902年赴日留学的具体情形、杨毓麟在1908年赴欧洲以后的思想和活动、杨毓麟与远东通信社的建立、杨毓麟蹈海前后的思想活动以及杨毓麟之兄杨德麟的情况等，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得到了初步解决。单是远东通信社一事，此前相关的研究中，根本不知道该通信社是杨毓麟建议孙中山创办的，实际上，杨毓麟是担心国外舆论阵地被西方列强或清廷垄断，他在与孙中山会晤时，向孙中山提出建立远东通信社以打破垄断，孙中山采纳了他的建议，令王慕陶协助杨毓麟创办了该通信社。因此，一些研究者不知道这些历史事实，为远东通信社接受清廷大员资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能得出正确、公允的结论，竟认为它是清廷所有、为政府服务的工具。而这些资助，只是杨毓麟和王慕陶等筹集建立通信社经费的一部分，出资赞助的清廷要员不能遥控该社，该社一直掌控在革命党人手中，从《远东通信社丛录》中可以看出，该社在武昌首义前后，对于革命宣传、对于西方偏见的批评、对于国内进步舆论的引导，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再如，杨毓麟之兄杨德麟，亦是坚定笃实的革命家，武昌首义前在东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参与滦州事变，武昌首义后在湖南积极从事反袁活动，终为袁世凯爪牙汤芗铭所害，事功却罕见于史乘。实际上，作为兄长，杨德麟对其弟杨毓麟多有引导和帮助，亦是文韬武略，贡献卓著。因此，本书首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第四，杨毓麟作为著名的蹈海志士，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其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而忽略了杨毓麟的文学成就和新闻思想。实际上，杨毓麟幼承湘学，师从王闿运，骈文、诗词和小说成就颇孚众望。他的文学思想对新文化运动多所启迪。作为《神州日报》等大报主笔，他对于新闻事业的理解和思考，深于侪辈。而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书初步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希冀收抛砖引玉之效。此外，杨毓麟蹈海以后，当时的社会政治舆沦对其有很高的评价，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连续发文进行评价和哀悼，这在辛亥革命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孙中山、黄兴、杨昌济、吴稚晖、于右任、徐血儿（天复）、陈独秀、胡适、章十钊、金松岑等一大批革命领袖和社会名流均有痛切反应。本书比较全面、客观地披露了这些史料。

需要指出的是，杨毓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之一，毋庸置疑。但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七尺男儿，为了革命，他长年奔走在外，无暇侍奉年迈高堂，无暇顾及病妻弱子，只能以书信通联，在现存的杨毓麟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舍家为国的孤苦心境，也能了解他作为儿子、父亲和丈夫的一往情深。因此，本书也尽量多地援引烈士遗书，对其孝敬老人、教育子女、爱护妻子的一些做法和思想进行挖掘和整理，尤其是他的教育子女的做法，定会给当代父母以深刻的启迪。

今年是伟大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杨毓麟蹈海殉国100周年。我们将杨毓麟的生平事功进行整体研究和评价，力求脉络清晰，有理有据，充分展现他作为革命先驱者的苦心孤诣和丰功伟绩，我们认为，这是对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也是对烈士的最好纪念。

早在1998年春天，我向湖南省教委和全园高等院校占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报了《（杨毓麟集）整理与研究》的课题，并吸收我所带的97级硕十研究生李日参加这一课题的研究，他以《论辛亥革命时期杨毓麟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1999年6月24日，我收到由湖南省教委转发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通知，批准此课题立项，并下达项目经费予以资助，这给我以极大的鼓励！于是，我便开始着手搜集、整理《杨毓麟集》。李日协助我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并誊出了全部书稿，2001年9月，《杨毓麟集》由岳麓书社出版，该文集可以视为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亦可视为我们第一次成功的合作！

在搜集、整理《杨毓麟集》的过程中，我撰写了《杨毓麟与辛亥革命》的学术论文，该文曾提交给巾中困史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单位在武昌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收入《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论文集，于2002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激发了我研究杨毓麟的浓厚兴趣，从而撰写了研究杨毓麟的系列论文，主要有《中华著名英烈杨毓麟传》（2001年）、《三湘英烈杨毓麟传》（2001年）、《杨毓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02年）、《杨毓麟名号考释》（2002年）、《杨毓麟与（神州日报）》（2003年）、《杨毓麟家世源流考》（2011年）等。幸运的是，李日又于2001年考取辛亥革命史方向的博士生，跟随我研究章十钊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章士钏与杨毓麟同为湖南省长沙县人，两人又先后留学日本，他们共同参与了黄兴、刘揆一领导的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杨毓麟与章士钊交往十分频繁，关系相当密切，并同在英罔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留学因此，李日在研究章十钊的同时，又继续搜集有关杨毓麟的资料，并陆续发表了研究杨毓麟的系列论文，主要有《论辛亥革命时期杨毓麟的民族主义思想》（2001年）、《杨毓麟与近代暗杀活动》（2002年）、《杨毓麟的敦子观》（2003年）、《谁是“蹈海子”》（2008年）等。2004年，李日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北京的两年时间里，他依然初衷不改，执着追求，又搜集到不少有关杨毓麟的资料。2008年，《杨毓麟集》被列入“湖湘文库”甲编第249本，增补了部分文章，并经我修订，由岳麓书社再版。这就为杨毓麟研究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从2009年初春开始，我便萌生了为杨毓麟立传的想法，我的这一想法与李日博士不谋而合，于是，我们便进行了分工，《蹈海志士杨毓麟传》的撰写工作正式启动，通过将近三年的努力，终于得以竣事。因此，本书可以视为我们共同进行的《（杨毓麟集）整理与研究》的后续成果，是我们10多年来共同研究杨毓麟成果的结晶，亦可视为我们第二次成功的合作！

李日博士是一个极富智慧而又善于思考的学者，他在充分吸收我们共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本书提供了大部分章节的初稿，倾注了大量心血；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撰写了部分章节，并对全部初稿进行了修改和统稿，书中如有疏漏之处，理应由我负责。中共湖南省委党校霍修勇教授协助我打印了部分章节，并核对了部分章节的引文；原长沙市教委主任、市政府顾问、杨毓麟胞弟杨殿麟之孙杨道正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版本的《杨氏族谱》；杨毓麟侄外孙女、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兆安教授为我们提供了杨毓麟子女及其后代的有关情况和照片，使我们理清了杨毓麟的家世源流；原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杨毓麟孙女杨亦王子女士之子张立刚、儿媳陈曦、女儿张立湘、女婿吴建华，杨毓麟侄孙、杨德麟之孙杨道隆，杨毓麟曾外孙张崇实等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于资料和照片，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本书要在短期内出版简直足不可能的。同时，本书还得到了岳麓书社领导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管巧灵和王文西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当此本书付梓之际，一并鸣谢！谨以此书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杨毓麟烈士殉难一百周年！

饶怀民

201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