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所著的《惊艳台湾》语言流畅、诙谐，时杂网络用语，对广大网友具有很强的号召力。纪实与反思并重，温情与谐趣相生，央视百家讲坛《竹林七贤》主讲，人文学者 刘强，华文出版社台湾文化自由行全新读本，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台湾。

刘强所著的《惊艳台湾》由作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两个多月的系列博文组成，这些博文曾引起海峡两岸读者的跟读、热议和好评。豆瓣网上还设有专栏“花莲东华大学客座教授刘强——-台湾交流记”《惊艳台湾》，同步更新。书中敏锐独特的视角、轻松诙谐的笔调，与文化自由行的热点相结合，使作品具有了时尚的热度、学者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

自序

“幸福中转站”

我的时间丢了

天堂图书馆

在天堂转角遇见“爱”

台湾媳妇大陆妹

声音与记忆

转换器与延长线

我们都是一家人

稀奇古怪追梦人

车过南回线

大学与大树

第一堂公民课

马英九，你为什么不生气？

那些陌生的名字

细节与教养

《百年戏楼》：从京剧到京剧

酒干倘卖无？

我和海洋有个约会

福田与乐土——从富源到瑞穗

巨流河与台湾梦

这个大学有点“怪”

缘分天注定——走进纹面部落

一个叫做“慈济”的奇迹

后记

我的时间丢了

记得儿子四五岁的时候，经常念叨那首广告词：“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很奇怪，儿子一脸无邪地格格笑着，周而复始地念叨，就是不说那个产品的名字，以至于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那是一首儿歌。广告词写得这么深入童心，能让孩子念兹在兹，实在不可多得。

这几天，我又想起了那几句话。因为我的睡眠也“丢了”。所不同者，是“晚上睡不着，白天醒得早”，更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醒来，精神还特别好。

是被东太平洋的第一阵海风吹醒的呢？还是被寓所窗外偷袭般集结的鸟鸣吵醒的？或者，是被那早晨耀眼到刺破窗帘的阳光烫醒的？我不得其解。

又想起在花莲的第一个早晨，我正是在那一脉生平仅见的晨曦中起身，洗漱完毕后，走到寓所之外的。刚走出回廊，漫不经心地游目一望，便几乎要惊叫出来！

就在我的右前方，蓦然冒出一座巍峨壮观、高耸人云的大山！刚一愣神，又发现不是一座，而是两座、三座、N座，确切说，那是一列纵队似的向太平洋腾踊而去的庞大的山群！ 再往左看，在林木和建筑掩映之间，也就是在接近海岸线的那一端，还有一群海拔降低但更显秀美的青山。

很快我就知道了这两队狭路相逢的大山的名字：高人云霄的是著名的中央山脉，而秀美婉转的是同样著名的海岸山脉。

我虽非仁者，却生平爱山。桂林的山水曾让我热泪滚滚，不忍相离。然而这是第一次，我领略到了什么叫“开门见山”。

有这些山伴着我，看着我，夫复何求？

差不多就是在那一刻，我爱上了花莲，爱上了东华，因为东大250多公顷的美丽校园，正好夹在那两大山脉之间，所以，昨天晚上，我等于睡在世界上最大最温暖的摇篮里，睡在东太平洋船舷最大的一艘巨轮的甲板上。

那么，我该是被这两队等了我千万年的大山唤醒的？如果台湾是一艘泊在大洋中的海船，那我该是被冲击在船舷的海浪溅湿了眼睑？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解释我的睡眠缺失的问题。此刻，当我和昨晚一样亢奋地写下这些文字，我一直在寻找并且自以为找到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答案。

我觉得，不是睡眠丢了，而是——我的时间丢了。

不是生理问题，而是诉诸生理的心理问题。

我只能用一个很物理的词来表达，那就是——时差。

抽象一点说，所有的时间无不以空间来表示，钟表上的刻度如此，甚至是通常所说的“倒时差”也是如此——“倒时差”其实也可以说是“倒空差”。

试想，我们哪一次“赶时间”最终不是“赶空间”——赶在某一时间刻度到来之前赶到某一空间刻度呢？

你会问：台湾与大陆，如此接近，竟然也会存在“时差”问题？

我的答案是：真的存在。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乘坐的班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航班播音员说出当地时间14点时，我看了一下表，表上的时间刻度是13：55分。为了人乡随俗，我把手表拨快了5分钟。但是我的手机时间至今还是原来的标准。这是一个物理的时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很难想象一个人的生物钟会因此紊乱，以至于患上失眠。

其实，我根本不是失眠，而是不想睡，就像古诗中所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我现在挑灯夜战绝非生理上的症状，而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先生语）被打乱的表征。P10-12

2011年2月底至5月中旬，我应邀到台湾东华大学做短期讲学访问。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如果你对台湾感兴趣，对海峡两岸的未来感兴趣，对我们所处的文化生态与自身的心灵成长感兴趣，这本书或许值得一看。书里留下了我——一个大陆学人——对台湾的最初、也是最鲜活的印象：有见闻，有遐想，有反思，有惊叹，当然，更多的是，感动和祝福。

我待的那个地方叫花莲。一个如莲花一般静美祥和的地方。作为美丽的代价，花莲地震频发，几乎每年都有上千次轻微地震，一到夏天，各种名号的台风还会不时光顾。我在花莲就遇到过两次震感强烈的地震，其中一次，竟将我从卧榻上粗暴地摇醒，时在凌晨一点左右，我于月光中坐起来，四顾无人，恍若梦境，于是倒头又睡，一觉天明。 这还不算。3月11日下午，举世震惊的日本大地震爆发，花莲方面警报频传，宣称地震引发的大海啸，将于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登陆花莲。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天花莲港风声鹤唳，市区交通严重堵塞，电讯系统濒临瘫痪，校园里的孩子甚至相拥而泣，念念有词地互道“来世再见”。然而，就是这次几乎造成“末日恐慌”的海啸警报，却并未引起我内心的惊恐甚至不安。那一晚，最终被证明有惊无险。也难陉，据说花莲的外海有一条极深的海沟，再大的海啸恐怕也要在这道天堑面前低头折腰，更遑论日本海距离这里，尚有上千海里之遥。

还有更“雷人”的。在我即将离台的最后几天，整个台湾突然被一位“预测大师”的魔咒所袭击，不少人竟惶惶然躲到了山上。那位I隹恐天下不乱的“大师”说：5月11日（正是四川汶川地震纪念日的前一天），台湾会发生里氏14级的特大地震，将导致数百万人丧生，本就不大的台湾岛，将被震为削匕两段！

我预定好的机票正在5月13日。也就是说，如果我不能在空间上逃离，那就只能等待着在时间上被这次耸人听闻的地震伏击。奇怪的是，当我从一位出租司机口中听到这一消息时，竟然出奇地平静。不是我不怕死，而是因为我待在花莲。花莲是个能让人宠辱不惊、临危不惧的地方。我当时想，真的发生地震的话，那就听天由命。反正，让我去做改签机票那么可耻的事，没门儿！

5月11日那天一早，我不仅没有噤若寒蝉，反而坐上花莲到北部的火车，到新竹教育大学讲了一次“竹林七贤”。下午又从台湾的北部穿行到南部，一路上顺风顺水，安然无恙。经过台湾中部的时候，并无一个什么14级的地震从地壳内部钻出来，把我乘坐的列车斩为两段。

花莲，一个美丽而又危险的地方。仿佛带刺的玫瑰，一亲芳泽的代价就是你身体或心灵的某一处，会被她那无言的美丽所刺，所灼，未来的某一刻，会变成一道温馨而怀旧的伤痕。然而，真正爱美的人，一定会爱上花莲。花莲人说起花莲来，幸福感是洋溢在脸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花莲遇到地震、海啸之类的险情，我竟能风雨不动安如山韵缘故——或许幸福就像酒，麻醉了身心之后，就会失去痛感？ 在花莲，我交到很多朋友，他们的神态，仿佛在花莲已经住了一百年，而且还要再住一百年似的。就连不少住在台北的教授，也把花莲当作自己的后花园，宁愿每周乘火车来这里，不辞辛苦地唱一出现代版的“双城记”。与其说他们是来上课，不如说是来花莲做“逍遥游”，赴一场和山海溪流的甜蜜约会。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在台湾，我走过的地方不算多，但也不算少。我一边看风景，一边在数着，自己到底能穿过几座山，涉过几条河，遇到多少心地善良、知书达理的“台湾好人”。值得庆幸的是，我几乎是满载而归。

这本书是由我在台湾两个多月的系列博文组成，成书时为保留原貌，只做了细微的文字推敲，基本上一仍其旧。这些博文曾引起海峡两岸读者的跟读、热议和好评，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豆瓣网上专门有一个网页，题为“花莲东华大学大陆客座教授刘强台湾交流记”，我每写一篇博文，这个网页的版主马伯乐先生便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推荐给网友阅读评论。浏览网友们当初的评论，看到他们的共鸣、赞美还有质疑，仿佛昨日重现，那些为我所独有的经历和见闻，又如老照片一样在眼前滚动，特别是，有的网友听说我即将离台回沪的消息后，竟有不舍惜别之意，更让我感动莫名。

谁能想得到，我第一次乘飞机去台湾，就吃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而后来，两个多月的台湾生活，让我从台北桃园机场人境处的惊愕中抬起头来，仔细打量、体昧、享受着这座美丽的宝岛，体昧着这里的风土人情，于是，惊愕便为惊艳所代替，未知便被幸福所充满。

台湾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能告诉读者的是，在台湾，我看见了一大片、一大片别人没注意的风景，我整个的生命被注入一股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份难得的经历和缘分，让我倍感珍惜。

钱钟书先生在散文《窗》里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

然而我想的不一样。我希望这本书就是一扇春天的小窗，它除了想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台湾，还想逗引你，走出去，走到风和阳光里，寻找属于你自己的春天。

感恩花莲，祝福台湾。

2011年11月10日写于有竹居

尽管有些不情愿，这本书还是到了尾声部分。

计划中要写的还有好几篇。譬如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台北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东吴大学校内的钱穆故居“素书楼”，台北市中心的“二二八纪念馆”，以及我在台湾有幸邂逅的那些谦谦君子，世外高人。甚至连题目都已想好了，在电脑的文件夹里，一个个文档排列有序，如港口的渔船，整装待发。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回到上海就忙碌起来，曾经缓慢的时间又快了起来，花莲山脚下、海滩上的那份闲情逸致，竟然遍寻不见。原来世上不仅有“时差”，也有“空差”，甚至还有“心差”（心理落差）。回到大陆，整个人，像被拧上发条的闹钟，很难有片刻松懈。

于是，这部书，不得不在这里画上一个休止符。

然而，还是心有不甘。我的思绪似乎仍停留在海峡的那一边，我的目光依然像探照灯一样到处乱转。

记得2011年5月13日下午，当我顺利地通过台北桃园中正机场的出境安检，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在候机厅，我碰到一拨又一拨来自大陆的游客，这些游客，让我既觉得亲切，又感到陌生。亲切的是，他们来自和我同样的文化生态，差不多属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光景；陌生的是，大厅里那些无所顾忌的喧哗和吵闹，大部分是他们“制造”的。这让我尴尬地想到，他们仿佛是一些还没有长大、还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孩子。他们一律戴着同一个旅游团队的帽子或标志，一律被一位大陆导游指挥着，被另一位台湾导游呵护着，一队一队地离开机场，飞上蓝天，然后降落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我想他们不如我幸运——当时的台湾自助游一般只有8天，走马观花地“环岛一周”，享受这里的山光海色之后，不管你多么意犹未尽，都必须打道回府。而我，却把“人台证”的权限用到最大，76天的有效期，我足足用到了75天！

当然，他们也完全可以嘲笑我：你在台湾75天，居然没到过日月潭和阿里山，没到过垦丁和鹿港，没到过台东的绿岛和兰屿，没到过这里那里，岂不是白来一遭？

是啊，我在台湾，大部分时间待在一个叫花莲的地方，看山，看海，看云，看人。但我要说，旅游不一定要靠飞机，靠车轮，靠脚步，更要靠心灵。老子所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正此意也。我当然没有老子的智慧，但我待在花莲，的确有“视接千里，心游万仞”之感。我似乎在用“第三只眼”和“第六感”观察台湾，感知台湾，触摸台湾，亲近台湾，而且，收获多多，行囊满满。那些我没去过的地方，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憧憬，也成了再来台湾的坚强理由。

所以，当我要从那个曾经拒绝过我的机场离开台湾之时，竞颇有些“相见时难别亦难”的味道了。

在熙熙攘攘的候机大厅，我座位的旁边有一队来自青岛的旅游团，成员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当我问他们对台湾的印象如何时，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台湾的印象与我有惊人的相似，老头老太们甚至展开了对大陆某些方面的批判。有位八十多岁的离休老干部说，台湾给他的印象，比香港和澳门还要好。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赞叹起来。

能够让短期旅游者一见倾心，又能让我这个扎扎实实待了75天的人，没有产生“审美疲劳”，这就是台湾。

然而，在候机大厅里碰到的另几个大陆游客，却让我备感羞愧。那是在登机口的地毯上，几个男女围坐在那里“斗地主”，吆五喝六不说，打到兴头上或大爆粗口，或哄堂大笑，气焰嚣张，旁若无人。我观察了一下，几位台湾的乘客不时皱眉，侧目，却也不置可否。大陆游客则见怪不怪，听之任之。更有趣的是，有位机场工作人员走过来，看到这场景，也没有任何制止的表示，只是微微一笑，礼貌地走开了。我注意到，在台湾，工作人员一般不会干涉私人的哪怕是不够文明的举动。

我想，这也许就是公民和非公民的差别。一般来讲，在公共空间，公民总是把自己“缩得”很小，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到他人为羞耻；而非公民则相反，总是要把自己“胀得”很大，以自己的行为被他人注意为荣，甚至以自己的“横”“酷”“蛮”“刁”为生存发展之道。

说得难听点，公民一般既要面子也要脸，而非公民呢，却是只要面子不要脸。

为什么？因为公民是社会的主人，主人有权利，故而有尊严，有尊严的人不可能不自爱，不自重；而非公民呢？即使不算奴才，也终究无权利，故而难有真正的尊严感。没有尊严感的人要么是顺民，臣民，要么是刁民，暴民，就是很难成为公民。

那一刻，面对大陆同胞的粗鄙行为，我虽然有点忍无可忍，可还是忍住了。第一，我无权制止他们，制止他们除了获得廉价的优越感之外，终究于事无补——我无法通过制止他们而改变他们；第二，也未必制止得了，甚至会走向我的初衷的反面，比如，他们完全有可能与我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那样岂不是更丢人？

我这样说，不是我缺乏同情之了解。如果是在春运高峰的火车站候车室，见到辛苦了一年的农民工们这样“苦中作乐”，我绝无任何不满，甚至还会分享他们那难得的快乐。但是，就我的观察，他们不是农民工——农民工兄弟目前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台湾——他们很可能是内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甚至可能是某些地方的企业家和小干部，他们也许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甚至知道“八荣八耻”，但他们就是要在台北国际机场的地毯上席地而坐，吵吵嚷嚷，肆无忌惮。

孔子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我多少有些悲哀地发现，在台湾，尽管同文同种同文化，一个大陆人几乎不用说话，仅凭举手投足便可以轻易被“发现”，被“识别”。无他，气质不同之故也。

那一刻，我再次感到，气质是个很要命的东西。而“变化气质”，真的任重道远。

回到大陆，我的安全感马上“缩水”。别的不说，在火车站的喇叭里，经常听到的就是“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类的“忠告”。正是这样的忠告，“污染”了我们的心灵，造成一种“他人即地狱”的氛围。这是一种瘟疫一般可怕的信任危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样的老话之所以盛行，恰恰说明我们今天仍徘徊在“中世纪”的阴影中，未能进入真正的公民社会。

我发现，在大陆，最有尊严感的空间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在航空旅行中，你基本能够享受到与世界接轨的礼貌和服务，尊严而又舒适，而一旦飞机落地，便仿佛从“理想”回到“现实”，不仅安全感在“缩水”，幸福指数也在“下降”。

即使上海这样一个在中国最具文明度的城市，依然未尽人意。在医院和邮局，无论工作人员和顾客，你很少听到有人使用礼貌用语。在马路上，驾车者互不相让，争先恐后；斑马线上，很多人突然成了“色盲”，红灯闪烁时照样奋勇前行，甚至连金发碧眼的老外都人乡随俗，闯起红灯来大刀阔斧，训练有素。这，也许就是所谓环境习染吧。

每当这时，我便开始想念台湾，想念面对陌生人的那种亲切感。那些喜乐友善的面孑L其实是充满天真的，仿佛他们才是一些长不大的孩子，而我们，早已老于世故，城府森严。

这就是差距。差距，就摆在那里，立竿见影，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有趣的是，当我还沉浸在台湾的想象和回忆中的时候，媒体开始披露台湾食品行业的“塑化剂”事件。这一事件足以说明，世上没有所谓天堂，任何一个社会总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满足于“天下乌鸦一般黑”之类的俗话，放弃了自省和自讼，甚至幸灾乐祸地以为“你也有今天”，则恐怕难免小人之讥。至少在我看来，台湾当局对塑化剂丑闻的反应速度、惩治程度和罪己态度，恰恰说明，这个社会还有一种可贵的耻感。相比之下，倒是我们的脸皮太厚了，君不见黑砖窑、毒奶粉、瘦肉精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还是会有动车追尾、彭宇案、小悦悦事件等纷至沓来，走马灯似的似乎没个了局。稍有良知的人恐怕都该问一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孟子所说的“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于今安在？

在中华文明史上，割据分治的历史并不比大一统的时间更短。两岸阻隔六十余年，同文同种同文化的两岸民众，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中，各自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这样的状况求诸历史，也并非特例。让人牵肠挂肚的是，未来，这两条轨道能否出现交集，对接，甚至并轨？对此一问题的圆满回答，还有赖于两岸民众的真诚交流与互动，疑义与析，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特别是“自由行”开通之后，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可以带着精神和物质的“行李”到“彼岸”走一走，看一看。相信互通有元，切磋砥砺，总比以海峡为鸿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或者彼此仇视，眈眈相向，互斥对方为“水深火热”要好得多吧。

顺便说一句，回到大陆，我就开始寻找慈济，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在上海，在苏州，在厦门，在四川，在江西，在河南……慈济人慈善的脚印早已遍布大江南北。我曾四次到苏州静思书轩，多次赴上海长风会所，参加慈济的助学、冬令物品发放、志工和联谊活动。对我而言，这是在大陆感受台湾，也是在把握继续成长的机会。求之于人，不如反求诸己。看到那些背负使命、心怀感恩的台湾人，穿行在大陆的都市和乡村，把一份来自台湾的爱，传递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大陆同胞，我总是告诉自己：只要有这样一股愿力，有这样一种良知和良能，一切都还有希望，一切都还不晚。

最后，请允许我向本书的读者朋友们致敬，感谢您的支持和陪伴，无论你是来自大陆，还是台湾。

刘强

2011年11月15日写于有竹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