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深入分析了胡适所提出的“苦撑待变”、“和比战难”抗战思想对国民政府确立抗战方针所具有的启发意义，细致挖掘了国民政府让胡适出使美国的现实考量以及对胡适自身的影响，详尽复述了胡适出使美国利用公共外交手段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朝野理解支持中国抗战；担任大使后与陈光甫、宋子文等人相互配合，争取中立法的修改，争取美国开始对中国抗战给予实质性援助；力抗美国对日本妥协终于激发太平洋战争，从而改变了中国抗战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与军事格局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胡适议政但一直抗拒着直接从政，为了抗战，胡适放下了“诺言”，而且本着“做了过河卒子，只许拼命向前”的精神，从事着这个对于他来讲全新且涉及到全民族命运的事业，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义情怀。

——从“和比战难"到积极抗战，从不愿入仕到担任大使，胡适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利用自身影响进行广泛演说，动员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抗战，力促美国对日宣战，一位远涉重洋的博士大使，为中国抗战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本书首次对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经历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梳理，选取这一特定历史时段，专门介绍胡适不为人们熟知的“另一面”。

胡适研究专家、著名杂文作家李传玺数载研读、披沙沥金,为您揭秘——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学者大使之人生传奇。

引子

第一章 接受使命

 一、慷慨陈词促蒋抗战

 二、出乎意料蒋委使命

 三、“苦撑待变”引蒋欣赏

 四、蒋强美外交的理性尽

 五、使美对胡适的影响

第二章 赴美途中

 一、从南京到香港

 二、从香港到旧金山

 三、初见王正廷

第三章 万里巡游演讲

 一、初次拜会罗斯福

 二、美、加大演讲

 三、大演讲的收获

 四、出席世界史学大会

第四章 出任大使

 一、蒋电令出任大使

 二、“群小”阻拦任命受阻

 三、正式出任大使

第五章 中美战时第一次借款

 一、顾、摩会谈促陈光甫赴美

 二、广州、武汉失守使借款出现

 三、自作主张坚定罗斯福信心

第六章 口误、传言引来的批评

 一、承认“满洲国”的口误

 二、关于“中国政府和议”的误传

 三、参与汪精卫出逃阴谋的误传

第七章 力促修改中立法

 一、累犯心脏病自费诊治

 二、病中坚持外交工作

 三、力促修改中立法

 四、美国宣布废止《美日通商条约》

第八章第二次借款

 一、自作主张阻断欲“和”声气

 二、致信罗斯福否定和议

 三、顺利推动第二次借款

 四、波澜不断的借款过程

 五、孔祥熙变卦让胡、陈费尽心力

第九章 人事困扰

 一、陈光甫黯然离去

 二、颜惠庆自言将取代胡适

 三、宋子文来了

 四、办事风格不同导致互相不满

第十章 皖南事变前后的审慎

 一、审慎对待皖南事变

 二、与中共派驻人员交往

 三、为林可胜力辩

 四、协助郭泰祺废除不平等条约

第十一章 胡、宋共事时的外交

 一、大借款下胡、宋矛盾滋生

 二、大借款的必要基础

 三、在其他外交工作上的努力

第十二章 激发太平洋战争

 一、帮助驻德、意大使馆人员撤回

 二、美国对日关系的演变

 三、忠告赫尔对日强硬

 四、美对日准备妥协

 五、胡、宋联手遏制美国的妥协

 六、罗斯福告诉胡适太平洋战争

第十三章 结束大使使命

 一、宋子文对胡适的排挤

 二、再度巡美大演说

 三、处理贝尔宣传费案

 四、帮助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运美

 五、交卸大使使命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1926年12月，有位女士写信给胡适：“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先生，武英雄就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

应该说，这两位“英雄”一开始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胡适在1932年底与蒋介石第一次会面前，对国民党以及蒋本人一直持批判态度。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办。此刊在刊登大量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刊登了胡适以及“三个火枪手”罗隆基、王造时、梁实秋所写的大量有关人权与约法的政论文章。为此，胡适遭到国民党党务系统的声讨，并于1930年初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11月底，举家北上。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此时的胡适是一个反“党”的形象。这一年中原大战期间，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问题引发学潮。战事结束后，清华师生希望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中挑选一位出任校长。国民政府借口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周贻春又“坚辞不就”，否决了大家的意见。清华大学师生很是不满。1931年3月17日，清华大学派三位学生代表就此事赴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表示：“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消息见报后，胡适在日记中只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

由于蒋介石政权此时立足未稳，接连受到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文武夹攻。1930年4月爆发的中原大战到11月4日才宣告结束；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仍然同蒋对立。蒋介石看到了胡适的可利用价值，特别是随着胡适后来态度的变化，议论重心的转移，蒋介石对胡适愈益重视起来。“以胡适、罗隆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中间派发起了一甚有声势的‘人权运动’，要求国民党当局制定约法，保障人权。这一切使当时的国民党中‘多数领袖深觉约法为时势之要求’，在此情况下，为了稳固统治，争取主动，蒋介石集团决心要抢回约法这面旗帜。”据说就在国民党党务系统要求严惩胡适的呼声中，蒋介石对胡适采取了“优容”的态度，还“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后因胡汉民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由于日寇的步步紧逼，胡适在《独立评论》中发表一系列文章分析中日关系，认为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虽然他仍然呼吁民主、自由、宪政，但把领导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1932年11月27日，胡适应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邀请，赴武大讲学。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碰面。28日上午参观武大后，“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这第一次相见，应是蒋介石主动邀请胡适的，仅两三个客人相陪，说明蒋介石对这次会见相当慎重。大概这次会见给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天下午，蒋再次请胡适前去晚餐，“六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馀(顾孟馀)、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为什么要送此书给蒋介石？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无为”政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颇含有民治的意味。”相反，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那就是老百姓的灾难。这正是胡适送此书给蒋介石的用意所在。

由于此次会见“无谈话机会”，在临告辞时，蒋介石似乎看出了胡适的遗憾，对他说，12月2日可否再见一次。大概蒋介石此前也读过胡适的文章，诸如《知难，行亦不易》以及胡适送他的《新月》等，便对胡适说还可以谈谈哲学，并把自己刚出的《力行丛书》送了一本给胡适。胡适答应了。2日下午胡适担心蒋介石事多忘了，托王世杰带信说自己将会如约前来。而蒋介石听到口信后，也回复说前日之约没忘。胡适认为这次会见可能“是此行的最后一次机会”，又加之读了蒋的书后，觉得“他解释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要人服从领袖，此说似是采用我的解释。”所以非常认真非常慎重，提前做了准备，“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六点下山，过江，蒋先生的秘书黎琬君来迎，到蒋宅吃饭。”没想到这次会见最后竟让胡适很生气。因为“入门即见昨见的雷孟疆先生(本书作者注：雷为老革命党，曾任湖南省议会副议长，曾办湘省公路，甚有成绩。曾鼓动支持唐生智加入北伐，现时他是湖南省政府委员)，后来吃饭时杨永泰先生又来了。二客皆不走，主人亦无法辞客。所以我也不预备深谈了，只随便谈了一会；十点即辞出。”既然约来谈，而且一直到下午回信时仍如此说，场面却是这样，于是胡适在日记中说：“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于是席上蒋介石请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1)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2)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胡适接过蒋介石的话头，很不客气地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于学生。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

这就是胡适与蒋介石的见面，虽然不太和谐，但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胡适还是比较信任与欣赏的，而胡适也像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一样试图向最高统治者提出谏言以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这里胡适有着对自己思想的坚守与执著。

自此至抗战爆发，两人又有几次接触和交往。胡适给蒋介石留下了一个越来越标准的诤臣印象。

蒋介石派胡适作为民间使者赴美，与胡适的影响有关，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美国又有那么多老师、同学、朋友，对美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很有影响。将胡适委以重任，可以使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暂时放下批评，并由抗战集合到政府周围。胡适特别善于演说，在他理性而又通俗的演讲中，自有一种逻辑的力量折服听众，完全可以利用他的演讲在美国各界掀起对中国抗战理解和支持的热潮。P13-15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喜欢上胡适的。本人性格急躁，写杂文自然需要冲动，而胡适却要求别人写文章切忌正义的火气。我怎么会喜欢上胡适呢？

确实当年在读书时，我不太喜欢胡适。但又由于那种“冲动”的“火气”，使我与老先生有了一次“交往”。当年的文学史在说到他那篇永载史册的《文学改良刍议》时，在承认了其“发轫”“滥觞”之功后，不忘从意识形态立场来那么一句，改良气味太重。可当我看了夏志清的文学史相关部分，再找来当年论争的大量文章阅读后，对这句话非常反感。于是利用一整个寒假，在老家昏黄的煤油灯下，用稿纸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反驳，不等到开学就寄给了系主任，想请他转给学院学报。

自然没有下文。自然不久后我也忘了。

但人生有时就像下围棋。你不经意布下的一子，走到一定时候，它会突然跳出来，担纲了你人生一段旅程的意义。

对“胡适”我大概就是这样。读研究生时，方向定在现代散文，到单位后，想结合本单位工作便利，研究台湾皖籍作家，可因为“业余”了，在持续一段时间后，都渐渐衰减。就在此时“胡适”浮了出来。

安徽教育出版社这些年出版了很多胡适的书，包括其全集。这些年，我常说我算半个教育社的人，因为他们常让我帮忙校一些审一些书，还替他们写了些书评。自然“胡适”包括在内。一枚当年看似偶然闲放的棋子就这样被激活了。

在系统的阅读中，我对胡适的认识深化了。读完他的文章，再看他的照片，你会感到他的目光是那样笃定，沉静，理性，甚至是一片强磁场，吸引你同化你。有一段时间我在写一本关于孔子的书，常常将两人进行时空互换。相隔两千多年的路程，我好像就是将他们联结起来的年轻车夫。

有时读着读着，我就会把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

有时读着读着，我又会犯“火气”式的不平。比如，胡适的各方面研究都很红火，独有他当大使的那段，无论老的小的研究者在其著作中都是轻描淡写地带过。现代史的书中说他似乎功劳不大(十分浮浅的功利原则，按借款的多少来衡量)，研究胡适的人似乎也沾染了此毛病，跟着这么附和。我的疑问是，胡适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曾加入低调俱乐部，为什么蒋介石要派胡适去美国，他去“胡说”怎么办？战时对美外交那么重要，为什么蒋介石要派胡适去，胡适能堪此重任吗？当时国民政府中无论是民初还是蒋介石后来培养的职业外交家比比皆是，为什么独选胡适担任此时的驻美大使，胡适的优势在哪儿？蒋介石不是庸人，他选胡适不是老眼昏花。

胡适早在1935年致王世杰的第一封信中，就曾提出公开交涉解决中日一切悬案包括伪满洲国(胡适此时担心日人趁势提出，在威逼下中国人糊里糊涂接受，不如公开交涉反不易被日人蒙骗)问题，到了低调俱乐部时期，胡适更和陶希圣一起草拟了对日外交方案，其中包括承认伪满问题，现在有些人就是据此批评胡适那时的对日态度，并片面地认为这是那时胡适的唯一对日态度。其实胡适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在对日和战问题上一直按照中国实际和日本的民族性与野心进行追踪研究，而且研究得非常全面透彻，即如给王世杰的三封信，既有这类昏招，又有日本人必不许蒋介石从容整军备战，在外交不能为中国强大争取时间的情况下，只能用整个民族三到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苦斗，来引起国际情势转变包括世界大战，从而赢得民族独立日本“介错”的清醒认识。这种认识胡适后来更是明确精练地提出，并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方针“苦撑待变”的由来，也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思想相通。在“七七”事变后，胡适虽然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但同汪精卫一伙的彻底悲观不一样，毕竟还有不轻易开战，战争一开就要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甚至激励蒋介石抗战的激情与血性。也许蒋介石在批评胡适错误思想的同时，更看中他这么多年研究的深入与其主流的另一面吧。

中国抗战爆发后，受孤立主义的影响，美国此时应该说是坚冰一块。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有心援助中国也无法实现，面对这种情形，急躁行吗？显然不行，老牌外交家王正廷此时就犯了这个毛病，结果受骗上当，也给后任带来了无法推脱的麻烦。也许此时只有慢慢“焐”才行。胡适在美国各界极有人望，对日本对国情对美国都极有研究，再加清醒理性循序渐进的处事风格，也许他才是最佳人选。蒋介石没有把目光仅放在“政客”与所谓外交圈中，而是不按牌理出牌，选中了胡适。蒋介石也催促胡适，但胡适自始至终按照自己的风格行事。终于，胡适“焐”开了民气，“焐”开了舆情，“焐”开了援助的缺口，也“焐”开了太平洋战争的阀门。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获得全局性胜利，从而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翻身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取得的，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将给予它崇高的赞美。出任大使，做了过河卒子，这是胡适“宝库”中的另一面，我们不应该忽略它，而他对抗日战争对民族解放所作出的贡献，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那里同样应该获得认证值得崇敬。

我的不平和不解正是在这里。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

当然也得感谢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吴寿兵、唐元明、张丹飞等，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他们时，获得了赞同与支持。正是他们的支持，使我获得了另一种动力与信心保证。

我开始动手写。难度很大。没有这方面现成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给我提供了空间，但一方面也增加了拓荒的步履维艰。没有去过美国，没有从事过外交工作，没有现在所谓奇货可居的“秘档”，一切只能靠我在胡适留下的日记与文稿中，以及相关资料中寻找“线索”加以理解与连缀。没有整天的时间让我坦然写作，白天我得研究写作其他东西，一切只能利用晚上那点安静的时光去完成，好在有古代与现代两位夫子给予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韧性滋养。我又一次挺过来了。

但也正因此，这本书可能有其先天的不足。全书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但我又不太想做流水账式的平铺直叙，每一章都是集中说一件大事或胡适大使生涯中的某一面。这样可能在说到某些背景时就有点重复。但我好歹写出来了，算是对“胡适”、“胡适研究”、这段时期的外交史以及关注这些的读者有了个交代。

儿子正要参加高考。没有让我太费心，这本书出版了，儿子也肯定上大学了，那就让我同时将这本书献给我的胖儿子吧。

2009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