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19日，乡下人沈从文几乎乘坐完了当时所能有的所有交通工具，也还要靠步行，花了整整十九天的时间，完成了2328公里的长途旅行，间或在那辆老式火车烦人的“哐当哐当”的呐喊声停止了之后，终于来到了北京城。
历史永远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离乡漂泊的原因或许各不相同，但换个环境发展自我的目的，应该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伴随着人类文明而诞生的城市，越来越无情地垄断了单个人发展和升迁的诸多可能。一些个不甘于命运摆布又还有些自信的乡下人，就像沈从文这样，抱了个天真而又执著的梦想，大胆地离开故乡，千里迢迢地奔大都市而来了。
沈从文是直接从湘西极偏僻的保靖小城奔北京来的。在小城时，作为陈渠珍身边的一个书记员，他替“湘西王”保管着一大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书籍、古画、古瓷和铜器，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
正邪相兼连跨三个朝代的湘西山大王陈渠珍与当过袁世凯第一任总理的熊希龄，以及后来成为文学巨匠的沈从文，一起被后人称为“凤凰三杰”。这位乱世中拼杀出来的一枭雄，不仅是擅长山区作战的高手，而且对于诗书古玩也情有独钟。因为这方面的兴趣和雅好，陈渠珍对当时已然初小文化且读过《辞源》《史记》《汉书》和一些西方小说、一些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又听过一个进士谈“宋元哲学”、“大乘”与“进化论”的沈从文，便很是喜欢和器重。
如果沈从文就这么跟着陈渠珍干下去，结果很可能就如他1931年动笔在《从文自传》里写的那样：“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有些财产的商人女，我一定做过两任县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这里，沈从文所说的“命运的折磨”，是指他生活的理想与他的军人生活之间发生了矛盾，产生了距离，而这矛盾与距离的产生，又全因为他从军以后养成的嗜书如命的习惯所致。
《围城》说婚姻中人，进去了想出来；外面的又想进去。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围城”现象实在太多。
沈从文在学校读书的十一年(五至十六岁)里，就从来不曾认真地读过书。
五岁时，他就上了私塾。由于年纪最小，总是“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间少，坐在女先生膝上玩的时间多”。而后转到管教更严的私塾，一颗心也“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不断地逃学去享受这些新鲜玩意儿。
十三岁时，沈从文插班进了新式的文昌阁小学就读。新式学校不用背诵经书，老师也不随便体罚学生，同时也不必成天坐在书桌边，每星期还放假一天。这一时期，沈从文虽不再逃学，可他还是感到“在那学校照例也就什么都不曾学到”，每天上课时照例去上，放学时常常绕很远的路，去看城里城外的许多新鲜有趣的人和事。
作为沈从文的邻居又曾是同他一样天天走着同样路程去上同一所小学的作者，在这事上可以做些说明——
文昌阁小学，坐落在镇竿城南面南华山的山脚下。沈从文的家，正好在学校对面的南门沱，中间隔着一道用糯米拌着石灰砌成的红石块城墙，一条小河及河两旁的两条小街，然后再是一段不太长的坡路。
要经过的这些，都非常的小巧精致，实际路程也就三百米远。可因为这一路都是处在城里城外的交通要道上，沿途自然十分热闹，除了一路上两旁各色的商铺，还有卖“百糖饺”“云片糕”“灯盏窝”及“小糖人”“葵花子”“酸萝卜”等等的各类小贩，再加上一场木偶戏几个逗蟋蟀逗鸡的擂台，一些拉二胡唱苗歌的快乐人和一些在门前下棋看棋摆龙门阵的闲汉，确确实实又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到处都透着一个“趣”字。
如果沿直线走看得腻了，往西可从西门进城，往东可从东门进城，城中东西和南北两条直街，无论从哪儿走回沈从文的家，都只有几十户人家的路程。抄远路之后，沿途的人文景物虽然大同小异，但其中还是各有侧重，一个“趣”字，却总是牢牢地镶嵌在其中。
也正因为如此，对这一段时光里的生活，沈从文后来在自传中说：“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玩地方尽我捡选一种，直到如今还觉得不必看这本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
这样的日子于沈从文其实只有两年多，到他十五岁时，刚升入高小的沈从文，在继续读书的同时，征得母亲的同意，参加了当地开办的一个预备兵技术班。
这次预备兵技术班的训练历时八个月，其间沈从文参加了三次补当地守军缺额的考试，均未被选拔上，直到第二年——1918年8月21日；预备兵技术训练班结束，家里又因父亲逃亡已完全衰落，加之母亲认为沈从文不易管教，就让他辍学参加一支由亲戚杨再春带领的土著军队，开始了十六岁小青年的军旅生涯。
人的兴趣就是这么奇怪，命运安排他专心读书时，沈从文不爱读书；当命运让他去腥风血雨中讨生活时，他却又变得嗜书如命，成了书迷——从《秋水轩尺牍》《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昭明文选》到《辞源》《史记》《汉书》以及一些西方小说一些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沈从文见到就看。
总之，沈从文步入军营之后不久，就从一个厌烦读书的人变成了一个见书就想读的人。这事看起来有些奇隆，其实世上的事情大都这样。结果，嗜书如命的沈从文慢慢地成了一个方面的人才。
20世纪初的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有识之人”一致认为是武人造成的。结果，武人遭到贬斥形象每况愈下。于是乎，武人专政乱政的说法被普遍认同，“去兵”“废兵”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文人自然被抬举起来。在当时民众的眼里，学生自然要比大兵强出一百倍。这是当时社会对读书人的一种普遍认同，已然成为书迷的沈从文，对此当然更是心向往之。在面对学生时，他从内心感到艳羡和羞惭。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