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时代文丛”自2012年陆续推出以来，受到中国各界知识分子和众多读者的青睐和好评。继《直面转型时代》《回到启蒙》《常识的立场》之后，编者又推出《思想操练》《顾准寻思录》《没有安排好的道路》，旨在突出思想性、人文性之外，寻觅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思想启蒙，为每位中国人铺陈做好中国梦的基石和信念。没有安排好的道路，而在今天，是否真的已经安排好了呢？引人期待！

这本《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作者谢泳)是其中一册。

《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作者谢泳一直从三个独特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一个人(胡适)、一本周刊(《观察》)和一所大学(清华大学)。《没有安排好的道路》除了探讨作为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的学术贡献、政治倾向、处世态度和心路历程之外，还比较了40年代末胡适的学生辈们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结果。最终是想勾勒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心灵世界，并且通过对“道路为什么没有安排好”这个问题的探讨，发掘出可以让今天的文化人汲取的思想财富。

第一辑 历史记忆

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

再说自由主义的传统

胡适的一些旧事

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

杨联陞为什么生气

由顾准的一封信想到王芸生

胡适与《大公报》

胡政之和《大公报》

怎样理解胡适

胡适为什么要批评资源委员会

自由知识分子的品质

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陈寅恪当学部委员

胡先骕为什么没成为学部委员

王力先生的屈辱

梁思成百年祭

遥想清华当年——三个清华同学的人生

“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周一良2世纪5年代的思想倾向

第二辑 文化批评

回到傅斯年

鲁迅研究是一个学术问题

对“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的理解

换个角度看余秋雨

如何理解张平

青春写作

为什么不要爱情

《收租院》是侵犯人权的证据

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从《他们的岁月》到《我家》

为什么总不要最好的

最好的出局

如何培养现代政治精神

刊名中的文化精神

学术著作的文风

学者的评价问题

学者的气度

教育的失误

从院系调整到大学合并

梅贻琦的高明之处

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最是文人不自由——中国文学五十年

“汉阳事件”与现代新闻制度

读《杨尚昆日记》

尊重常识

好文章都在网上

流行歌曲的意义

和解

青年与中年

进步

大学扩招好

门当户对

剽窃是如何发生的

手边的几本文学辞典

赵俪生在美国遇到困难时，想到了他在清华的同学杨联陛。赵俪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当时负责接待赵俪生的美方人员，在赵俪生困难的时候，就问他在美国还有什么认识的人。便中就问起了他和杨联陛的关系。赵俪生说：“是大学同学，他高我一级，他九级，我十级，在学校住一栋宿舍，见面打招呼。”那位美方人员告诉他，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他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美方人员听了赵俪生的介绍，就给杨联□家里打了电话。他和杨说明情况后，就把电话递给了赵俪生，说杨要和他直接说话。赵俪生在他的日记中说．

杨用中国话说：“我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都要到波士顿来，都要来看我，我老了，接待不动，所以一律挡驾。我挡了他们的驾，怎么能单独应酬你呢？”

我告诉他，我并不要他到旅馆来看我，也不要他请我吃饭，只希望在Kuhm先生这里打开僵局。中关交流协会指定的是Kuhm，可是Kuhm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又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所以情况很困难，所以希望有所解救。

杨发话了：“Kuhm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他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简直是五雷轰顶！Frye在电话机旁也惊呆了。我冷静了一会儿，-开始给杨回话：

“杨联□同学，‘丢人’二字是您先出了口的，那么底下，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新斋)门口碰见还说了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您呢？您却在中关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我也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电话那边没有回响，但明显也没有挂上。可能，对方也会受到些震动吧。

客人走后，赵俪生一个人躺在床上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气粗？他的解释是，“这些人在大学里受的殖民主义者的教育，先人为主的就是崇拜西方，而西方又是在悠久的传统里崇尚‘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利为己’的，所以这些人从来不是理想主义者。什么是理想主义者？理想是什么？我想，我们理想主义者首先瞅着的就是贫富不均。”赵俪生接着还说：“而这些在美国的人不是这样，他们追求的是高薪资，一处小楼带草地，汽车房里四部小汽车，先生一部，太太一部，儿子一部，外小货车一部。至于现实社会上那些贫富不均，他们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而放口咒骂一切激进主义者都没有好下场。用中国老话说，这些人是些‘全无心肝，之辈，跟他们有什么样道理可讲呢？他骂你‘丢人’，你就‘丢人’就是了。”

这是赵俪生在美国受挫后发出的感慨，可以说，和他早年的思想是一致的。赵、杨同出于清华，赵是外语系，杨是经济系。杨长赵三岁，赵是山东人，杨是河北人，虽然在清华时交情不深，但他们总是清华校友，而且同是北方人。按清华习惯，不论前后，凡在世界各地的清华同学，都有相互关照的情谊，特别在他乡别处，清华校友更应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而在这两位清华校友之间，却没有表现出通常清华人那样的感情。赵俪生在美国的遭遇，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偶然中，实际隐含着他们早年在清华时就埋下的思想冲突。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特别留意赵、杨冲突的由来。

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在当年清华学生中，早有左中右三种倾向。这虽然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但却是容易理解的说法，我现在也沿用了它。那些左的学生，大体上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参加者，可以蒋南翔为代表。而中间偏左的，就是赵俪生和王瑶那样的学生，中间偏右的学生，就是杨联陛、何柄棣这样的，像徐高阮，是先左后右。熟悉清华校史的人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前后同学。这样概括，未必准确，但为了方便，我们权且这样来评价他们。

“一二·九”运动的主要人物，后来差不多都成了1949年后中共接管高等院校的第一批领导者。杨联□、何柄棣、徐高阮他们，先后去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生活。赵俪生和王瑶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但他们又不同于蒋南翔那样的参加者。他们在骨子里还都有着自由主义的天性，在学生时代，他们对于革命的热情，现在看来，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赵俪生在回忆录中就说过，“一二·九”后期，蒋南翔曾想让他参加中共，而赵俪生却说：“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王瑶在回忆他早年在清华学习生活时，也说过几乎相同意思的话。1948年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底色，赵俪生和王瑶后来才从革命道路上脱离出来，而成为了学者，特别是他们到了晚年，思想姿态大体都回到了他们早年的自由主义基点上，特别明显的，就是晚年写了《思痛录》的韦君宜。P25-27

这是2002年在云南出版的一册小书。在我已出的书中，此册较少为人所知。此书印出，主要是祝勇兄的鼓励，我们交往并不密切，但他编书时能想起老朋友，让我感觉温暖。

1997年，我第一册小书《旧人旧事》是陈思和先生主编一套丛书中的一种。当时我以民国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写作，还不自觉，只是看到一些材料，结合当下现实，发一点议论。想不到这册小书还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本来书有可能多印一些，但当时上海一位出版社负责人，感觉此书味道不对，有点惶恐，此书也就没有再印的机会了。

写此小册的时候，我比较有意识走掌故笔记的路，但还不清晰。写作《杂书过眼录》时，我大体清晰我是在写一种类似于读书笔记的东西，对材料的判断比较自觉，就是一定要新材料。当然，材料的新旧是个相对问题，但我粗浅的理解是一般人都知道的材料就不是新材料，网络上能找到的材料也不是新材料，所以总需要读书，需要一些读书笔记类的写作。

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和编辑王毅。他们在十多年后能想起一册早年的旧书，并决定重印出来，这让我非常感激。一册极普通的小书，十多年后还有人想起再印，也让我对以往的工作更加有信心。

作者

2013年4月30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