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为叶嘉莹第一本传记，由本人口述，张候萍撰写，讲述其自1924年出生起至近年的人生经历、诗词创作、学术研究和师友交游。全书共九章，前六章按时间顺序分阶段（家世、青少年、大学、台湾时期、北美时期、回国）追述叶氏一生经历，第七章是对其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总结，第八章记述前几章中未能提及的师友交游；最后“结束的话”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并对此前很少提及的婚姻生活作了一些追述。

叶嘉莹一生经历并不复杂，并无太多“故事”可说；但因着她对中国古典诗词之执着热爱，以及时代、环境之机缘巧合，使其经历有了别样色彩。其以八十多岁高龄，在“谈诗忆往”之间，对自己一生的诗词创作、研究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叙述，其一生与古典诗词绵密交会：从幼年时代对古典诗词产生热爱，到把终生都奉献给了古典诗词之研读与教学，她不仅以古典诗词为业，更在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感发生命与人生智慧的支撑下度过了种种忧患与挫折——当其遭遇少年丧母、白色恐怖、晚年丧女三次打击之际，总以诗词之创作、研究来抒发和缓解心中悲苦，藉此走出低谷；到晚年则更进一步以古典文化薪火之传承为使命，而最终达成自我生命之完满。读者当可从其经历中读出传统文化与当下个体生命之间的深层互动——深厚的古典修养塑造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规划其人生轨迹，而个人在大时代中的人生际遇又最终成就了古典文化的推进与传承。

张候萍撰写的《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虽是叶氏个人经历之叙述，所述内容亦多囿于单纯的诗词圈子；但其一生恰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裂变的时期，社会的裂变，必然会产生一些“沟壑”，叶氏一生的诗词创作与教学研究活动，在客观上为弥合某些“沟壑”——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西方之间、大陆与台湾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故本书虽以“谈诗”为名，却亦是诗外之物，可为上个世纪以来国家兴衰，文化变迁、修正之脚注。而因其性别身份，使得《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还可看作是一部新旧时代冲突中的女性奋斗史。此外，因常年穿梭于海峡两岸、香港、澳门、北美等地讲学及参加学术活动，叶嘉莹的交游极广，与顾随、台静农、戴君仁、许世瑛、夏志清、周汝昌、南怀瑾、周策纵、缪钺、金启华、赵朴初、陈省身、杨振宁、程千帆、邓广铭、冯其庸、饶宗颐等大量知名学者、文人之间的唱和往来也大有看头。

《红蕖留梦》解题

和一首诗相遇——《红蕖留梦》代序

读叶嘉莹先生《谈诗忆往》有感而作绝句三章

心灵的飨宴——叶嘉莹先生的诗教

第一章 回溯家世

第二章 少年读书

第三章 恩师顾随

第四章 长路漫漫

第五章 漂泊北美

第六章 结缘南开

第七章 研读治学

第八章 良师益友

结束的话

后记

参考书目

三、渡海到台

这一时期的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11月海军就要撤退了。因为局势很紧，就是海军的眷属也订不到票。我们是跟我先生的姐姐一块儿走的，因为他姐夫包遵彭在海军的政治部工作，地位比较高，弄到了“中兴轮”的统舱票，没有正式的位子，就是打地铺。他姐夫还不能马上跟我们一起走，就让我们跟他姐姐、带着他们的孩子还有姐姐的婆婆先走。  ，

1948年11月我们从上海坐“中兴轮”先到了基隆，到基隆时天还没有亮，又换乘火车从基隆到左营。那时的台湾不像现在，高速公路、快车都有，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到了。那时只有一种慢车，从天没亮就上了车，一站一停整整开了一天，到左营已经黑更半夜十一点多了。左营当时还很荒凉，一天没有吃东西，我们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店，一间竹子搭的棚子，里面卖台湾的炒米粉。一进去就看见墙上爬满了壁虎，我们也顾不上许多，胡乱吃了一些，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海军来了辆车把我们接到海军宿舍，当然也是因为他姐夫的关系才来接我们的。

台湾的风土人情跟北方大不一样。我们住的海军宿舍是日式的房子，房前有一种树，上边结了一些绿色的瓜，我们也不敢吃，后来才知道那是木瓜。到了晚上你坐在屋里，就听见房顶上有叽叽咕咕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是鸟叫，是一种很稀奇古怪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壁虎在叫。以前在北京，偶尔也看见过壁虎，但是在左营小饭馆竹棚里满墙的壁虎是没见过的，尤其是壁虎的叫声更是从来没有听到过。后来听说在台湾嘉义以北的壁虎不叫，嘉义以南的壁虎就叫。我在台湾居住多年后，证明果然是如此的，左营的壁虎叫，台北的壁虎就不叫。这时已经11月下旬了。当时真可以说是身无长物，而且所有的书籍也都在辗转的长途邮运中全部遗失了，既无事可做，也无书可读，直到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49年，当年我北平老家的邻居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在台大教书，听说我到了台湾，就介绍我到台湾中部的彰化女中教国文。

彰化女中的单身女老师，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跟另外一个名叫张荣荪的教国文的女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隔壁住的是彰化女中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和她的同乡教国文的杨菁，我就跟她们住在单身宿舍里，渐渐地熟悉起来。在白色恐怖时期，杨菁是第一个被抓起来的，后来关了很多年。那时我已经怀孕了，怀的就是我的大女儿。

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人很好，她的先生在台北师范大学做教务主任，她自己带着儿子住在校长官舍里。我暑假中在左营生下了大女儿，开学以后，校长就让我带着吃奶的女儿住进校长官舍。还有一个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是校长当年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同学，她丈夫留在大陆，她一个人带着女儿，也住在校长官舍里，那时这种两地分开的很多。这样我们三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一起。194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我先生来彰化女中看望我们，大女儿刚刚四个月大。那天我们三家一起吃的晚饭，吃完饭我先生还跟他们下了一盘跳棋。次日凌晨天没亮，有人敲门，进来就把我先生抓走了。事实上，他们在来之前，就把我们左营的家给抄了，伯父给我写的诗就是那时被抄走的。顾先生给我写的诗，我已经裱成了条幅，所以没被拿走，原件现在已经交给了顾之京。还有我老师写给我的两封信，当时也因已装裱，未被抄走。

到了第二年夏天就是1950年6月底7月初，彰化女中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们彰化女中连校长在内共有六个老师都被抓起来了，我当然也在其中。一起被抓的除了校长、我，还有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教国文的苏镛老师，另外还有一对夫妇，先生是教物理的刘春恒老师，他的夫人是教化学的王秋玲老师。那时是白色恐怖时期，国民政府很害怕共产党，他们觉得每个人思想都有问题。不知是什么人告发了我们的女校长。有什么可告发的呢？当然有。首先是跟训导主任吴学琼住同屋的杨菁已经被关起来了；后来我先生也出了问题，而且是从彰化女中抓走的，是校长请我来教书的；还有校长的叔叔本来也在这个学校教国文，后来回了大陆——这些都是使她有嫌疑的原因。我们都被关在彰化警察局，让我们写自传、自白书，我们都写了。后来他们要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去，我就抱着吃奶的孩子找到彰化警察局局长。这个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跟他说我先生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在台湾无亲无友的，把我送到台北，举目无亲，万一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在这里起码还有我的同事和我教过的学生，有什么事还有他们照顾着，你就把我还关在彰化警察局吧，反正我也跑不了。

过了不久彰化警察局把我先放了出来，校长她们就都被送到了台北。后来听说这个警察局局长是辅仁的校友，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出来以后，有人就劝我，彰化女中你是不能再待了，这里出了这么多事，你先生还没有被放出来，万一过两天再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呢！不如离开吧。我想也是，就辞掉彰化女中的工作，带着女儿离开了彰化。因为我在学校工作都是住在宿舍里，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住处。最近两年（已是时隔五十年）我又去过彰化女中，我当时住的校长官舍还在，现在彰化女中的校长还热情地欢迎我，还请来了当时跟我同时在校担任家事课的一位女老师来相见叙旧。

当年离开彰化女中，我真的无家可归了。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女儿投奔了左营我先生的姐姐，住在她家。姐夫在海军工作，我先生是被左营的海军抓走的，这样也可以顺便打听我先生的消息。我先生的姐姐家也很挤，是那种日式的房子，只有两个小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她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住一问，我带着女儿就睡在走廊里。走廊也很窄，没有床铺，白天当然不能睡，到中午吃过午饭，人家都要休息睡午觉了，小孩子睡觉不一定是那么准时，我怕吵了人家，就抱着女儿到远处的树下去转。你要知道那是台湾的南部，是高雄、左营的夏天，而且是七八月，炎热的程度可想而知。有的时候我抱着女儿在大太阳底下走好远，到军营办公室去打听我先生的消息。到了晚上，小孩子可以随便放一个地方先睡，我一个年轻的女子，只有等人家都睡了，我才在走廊铺一个毯子，打一个地铺睡下。早上很早我就起来，把东西收拾干净，因为等一下大家都起来了，不能把地铺留在走廊上。

中国航空公司是1949年初开始撤退的。我父亲是人事科长，他是带着第一批工作人员先撤退到了台南，为在台湾重新组建“中国航空公司”做准备。1949年11月，发生了著名的“两航”起义，台湾当局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十二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回到了大陆。我父亲本来也想回上海看看，走到基隆，人家不让他上船，他就回来了。他们这些已经到台湾的“中航”工作人员领了一笔遣散费，就被遣散了。因为我父亲是航空公司的科长，他们就给我父亲临时安排了在物资调节委员会工作。物资调节委员会在台北，他们就让我父亲跟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住到一个宿舍里。这样他在台南的那个临时宿舍就空了下来。父亲知道我在我先生的姐姐家住在走廊上，就说他在台南的宿舍暂时也不住，让我先到台南住到他的宿舍里。这样我就离开了我先生的姐姐家，一个人带着女儿到了台南。那时我还没有工作，有一次我生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父亲在台北，我先生被关着，真是没有一个人管我。那时女儿还在吃我的奶，我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吃饭，我们母女就躺在床上磨了好几天，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P117-120

和一首诗相遇——《红蕖留梦》代序

沈秉和

1970年代某日午后，我，一个家住澳门的诗词自学者，走进一问书店，在一本香港学术刊物《抖擞》上看到了叶嘉莹先生的论文《<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我站定读了一个多小时。不是“打书钉”，而是放不下两个新鲜字：“感发”。我把那段论述玩索多遍之后，乃恍惚间见到了一条通向诗心的幽径。

2000年，国际词学研讨会在澳门大学举行，我是赞助者之一，经主人施议对教授之介，认识了叶先生。商人和诗词大家，举杯互祝之后，能有多少话呢？于今十年点检，不期鸿雁成桥，若串合其走过的路程，可以往返月亮几遭了。叶先生又时有诗词创作寄示。诗者，透明无渣滓，人心恣去来；其意或在看诗词如何能在一个俗子心中呈现吧。

迦陵说诗，以诗心之体验为本，蔚成一家；迦陵其人，外柔内方，自成一派。周济评稼轩：“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我以为，“情至”亦迦陵先生的气质结穴处，更自有其境。

先生荷月出生而小字日荷，彼得之于荷者是十六岁时的《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她还之于荷者是六十四岁时写下的“犹存翠盖”（《瑶华》），是八旬之后的“莲实有心应不死”（《浣溪沙》）。借用缪钺先生“层层脱换”之评，彼由花而叶而果，情往思返，蜂绝蝶来，耐人寻味。细按迦陵之情至，似分两个层面。情，多得之于天，乃如其所自言：“只有有情之人才有敏锐的心灵和感受，才有觉悟的灵性”；至，多由自身而来，是总不为自身的磨难或普世的精神沉沦而降低标准，始终对心中服膺的某种崇高理念持守追寻是也。

以此自有肝肠的眼目说诗，每能于常人漠视的地方发现美。

小词，在一些人眼中早已成为“退化的大脑残迹”，但叶先生以理解的同情、精细的语言研究把词区别于诗的审美特质剔出：那些“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的句子脱却了锦袍，竟自有忧时伤国、拍遍栏干之志意可味。值得玩索的是，在反复考研之后，近年叶先生进一步在小词特质的成因处升华出“弱德之美”这一概念。叶先生发现，不仅是唐五代小词，豪放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涵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雄”中所蕴涵的沉郁悲凉之概，究其实，也同属于在外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由此俯瞰，小词乃跃出原有的语境，有效地同化、结合到更大的文化活流之中——现代人久已被不断向外界索取、征服以满足各种欲望的观念所浸渍，“强就是美”；且不论其中道理何在，词中呈现的“弱德之美”至少提供了另一种又传统又能应对时代挑战的美学景观——人能超越动物性只因为人究竟活在真实的感情和感情的真实中；人要远望天空，也要足踏地上；一座朽弱的老木头房子的温煦，足可卸却许多钢筋水泥的空冷；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领悟当下的和艺术中的真情，把握内心的持守与精进仍然是自由可为之事。“小窗横幅有余春”，小词因叶迦陵之手眼而从被认定的某种公式中逾越与脱离出来，释放出新的、既感性又有哲学意味的愉悦能量，成功了一种“越界”’的奇观。诗可以令人心不死，任何时代皆有的弱势群体或可由此而亲炙得另一种在苦难中生存的美学。叶先生的崭新词论所掀动的是一场词体重生的变革。作为一种文本，小词确是早已写出，但它尚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说者不断“完成”；因为只有被呈现出来的艺术才能感动人，才会被承认。“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两旬杜诗其实传达出一个信息：“谁解释得清楚，谁就是经典。”叶先生的“弱德之美”新说，为小词在现代所能有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卓越的诠释，词不可说乃颠覆为词必经说，衍之则为旧词经叶说而成为有时代气息的新词。可以说，小词因叶迦陵“弱德之美”之说而凌波信步，踏上了多姿多彩的第二旅程。

细观叶先生这个发现之旅，她似乎是走了一个圆弧之后重新回到一个已经被不一样眼光观照的原点。在多年学术生涯中，叶先生既紧紧拥抱着传统，强调诗心体验为本；另_方面，又由叶观脉，挑选了“双性人格”、“符示理论”等等西方文论工具作逻辑思辨的分析，得出许多至今为学界所称道的创获。词，由叶嘉莹之眼目而盛妆重返，真个是“曲比珠明字字圆”。我曾不恰当地比喻这个过程为令人惊艳的一次“说出”。但是，当大家都以为美尽于斯的时候，叶先生又漂亮地做了一个转身，持犀探海，孑然独往，提出了词的本体是“弱德之美”这一崭新之说——我想，那已经不是“说出”，而是“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是结合自己人生经历在内的消融。它回归到中国古典的以简驭繁的美学，回归到最古典地道的传统诗教。这个绝美的圆场是叶嘉莹先生对小词不离不弃的必然归结。老抱住一个东西才能有新的体会。昆曲大家俞振飞在八十四岁那年唱完《惊梦》，在卸装时对弟子岳美缇说：“我唱戏唱到今天，越来越觉得‘圆’的重要。”月落人归，歌场散罢，但票友们未尽呢喃，台上一方水袖仍在飞舞，满台气动的“圆”劲是能把人一直扶托到梦有之乡的。

这种圆融之悟不仅体现在叶先生的说，也体现在她自己作的诗。迦陵词屡言“伶伦吹竹自成痴”、“皎洁煎熬枉自痴”、“梧桐已分经霜死”，但恰恰在种种苦和乐、寂寞和自得的极端交集之时，绝美翩然而返：“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即是也。诗人不争于现世之一时，而委心结晶于超绝时空的创新意象——蓝鲸独语一“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这才是逍遥的壮丽与永恒之游。你不是给了我料峭春寒吗，但我翦雪成诗，还你一个第二自然，现实世界因此而得到了另一种活灵活现的艺术价值转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兴来如答，于是明白她恒常所谓“遗憾还诸天地”之说不是空寂，而是用诗消融了遗憾，用揉春为酒这个方式安顿了自己、完成了自己，走了一个由“能感之”到“能写之”的绝美“圆场”，成功地作了一场“弱德之美”的演出。

归根结底，我以为“弱德之美”这一新说道出了诗与人的深层互动。在诗艺，那是由唐宋而上溯汉魏、由诗而哲的归结；在思想，那是叶嘉莹人生舞台的归结。绿满珠圆，在中国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满”，一种完整而自然的人诗俱老的丰盈。

我曾面询迦陵先生有无信仰，答日：“有，常感到自己能和某种宇宙神秘的意境相通，却并不属于世间的任何一种宗教。”“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我猜大抵便同是这种由超越、净化而移向时空跨越的神圣的瞬间，亦是由美的观照升华上去的艺术精神的神圣瞬间。常人烟波三宿之后，一回首，了沧桑，知东篱之悠闲可亲，与菊花之坚贞共秀，已经是不低的持守。但是，叶先生更独出阳关，走到无拘限的至境“悠然见南山”。她形容那是一种“忽然之间就跳出去了”的超越，她找到了一种从容自得、不受限制的精神归宿。以叶先生自己的体悟说，这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叶先生说，这虽然是庄子的话，但孟子、孔子也说过意思相近的话，那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诗意地说，这就是陶渊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另一维度的人间世。杨振宁先生也曾受询有无宗教信仰，答以当一个科学家发现宇宙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美丽的自然的结构时，会有一个触及灵魂的震动，那和最真诚的宗教信仰是很接近的。叶先生之悟与此殊途同归。我由此相信，科学和艺术的极致都能达到与造物者游，“觉得满饰星辰的无穷，是属于我的东西”。

迦陵先生毕生所致力的，是重寻一种艺术精神在人生中呈现的情境，亦是以重建一种最高的人格为标的之美的历程。方今中国经济重建已见规模，但文化重建似仍是漫漫长路。陶渊明怀抱空负但播种了“志意”，迦陵先生步武前修，回大陆三十年的工作就是以生命激发生命，为新一代人的顺利演化而不断释放、‘播下种种文化的“暗物质”。借用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来寻找光明”。叶先生一生都在桃花源之旁守候。渡引问津者。她的志愿是“觉有情”，让有情有敏锐心灵的人再进一阶，得到觉悟。与物为春的结果是真正的融入自然，达入天籁。这种无声而独特的美和志意相胶合的绚丽生成历程必将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闪灿的一章。

人的一生，是演化的一生。演化的情形虽然不能完全观察，但仍然能个体主义地逻辑再建。叶先生这首“诗”，是从个体的某种特性或倾向出发，诉诸个体的某种自发的努力或活动而展开某种演化过程的。顾随先生当日之寄语“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除取径于蟹形文字外，无他途”等等，令人惊叹真若符契之为今日立。叶先生由去国而返国，清心如昨，但其学果真别有开发，有质的反差在；正是这种反差表明了演化的作用。人的思考能力不只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先天禀赋，而且是一项文化遗产，是一种复杂的因果结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本书即是诗外之物。今日叶嘉莹这首“诗”之被观照，乃可让人深入这复杂的因果结构，会心者或可收获得另一种原作者未必有、历史地看则不可无的消息，例如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文化如何变化和如何修正的记录，其影响力也许并不下于一部经典吧。

今日我那为人而活的人生已经差不多抵垒了，第二人生、艺术人生、为自己的人生刚拉开序幕。前程何在？不付文字，也可以有诗吗？人间的波涛随时能淹没人生长河中回忆的岛屿，‘但叶嘉莹先生的工作则如同—枚窄窄的凿子，帮助人们理性地深深地凿开那通向各个不同岛屿的心灵之路，最终让沉没在记忆深渊中的小岛浮现，我甚至已经听到它们快速上升的声音…一“最初是一些隐隐约约的小岛，那是露出于水面之上的几块零星的岩石。接着，又有新的岛屿开始在阳光下闪耀”，这是一幅多么激动人心的图画！我忽然想起，1960年代，我还是澳门一个快将毕业的中学生，在一个太阳由午后一直照射到天黑的西向房子上课。某日早上，班主任——一个双目炯炯、精瘦如铁的潮州汉子吆喝一声：“大个子们随我来！”刨地、种树，不消一个上午，几棵顶着西向阳光的夹竹桃树苗种下了。该不是为我们而种的吧。我今日省悟，这也是一首诗。蝶欤庄欤、永恒或是幻觉都不再重要，认得那个镜中人原来果曾有过某真实的一刻便是。平凡的人同样可以享受其中永恒的深沉的激动和广阔的宁静。陶渊明诗：“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目光不能穿透交感变化而有味的世界，唯有“感”这个活水可以润泽、澄清、穿透万物，引领我们由表而里，在平凡之处发现新的意涵，同时也就发现新的自己。世间原珍藏着一种因“没有”而来的喜悦，也珍藏着一种不以实有获得为目的的幸福。绘事后素。游心于淡，与物为春，心境清平了，由自己去发掘、品味原就藏于生活中的愉悦是惬意不过的事，诗，也就可以由此而起了吧。

我不是叶先生的入室弟子。1979年秋，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历史。那一年春天先生第一次回国讲学，轰动南开园。我当时尚未入学，自然无缘见到先生。1980年，先生第二次回国讲学，我才得以听到先生讲课。课堂上的热烈气氛，我在南开读书四年，不曾多见。先生的教态，历历在目；先生诵词吟诗的声音，二十年萦绕耳畔。这里说的二十年，是到1999年，因为这一年深秋，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楼下的书香缘书店，我遇见了先生和她的秘书安易老师。我又亲耳听到了先生的声音，再一次开始跟随先生学习，至今已逾十年。这十余年随先生学习的收获，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是我人生中之大幸。

2000年有一家刊物向先生索要一篇自述文稿。有一天上课时先生说她准备了一些资料，问大家谁愿意帮她整理。我想了一下就说，我愿意，但是我不是您正式的学生，也不是南开的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先生说，听了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你当然有资格。就这样我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我爱人林雄的帮助下，两个多月后，我完成了《我的自述》这一篇文稿的整理工作。整理撰写《我的自述》使我初步了解了先生，她的人生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革的各个时期，而每一次变革，都对她的个人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既艰难坎坷，又诗情画意。先生以过人的才华以及她对于苦难的担荷能力，支撑着她那柔弱的身躯，一次次从苦难中走出来，为了她所钟爱的中国古典诗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我便萌生了进一步访问先生的愿望，想把她的人生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一年先生回温哥华前夕我向她提出了这个要求。先生没有马上答应，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古典诗词工作者，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什么可写的。

2001年暑假，由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出资，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在天津蓟县静寂山庄开办了一次古典诗词讲习班。期间有一天组织学员参观独乐寺，天津电大的徐晓莉老师对我说，这么灵山秀水的地方，不如我们去找先生聊天，独乐寺以后有机会再去。我当然愿意，便欣然前往。就是在这一次聊天中，我再一次提出访问的要求，并且说明这件事对近代中国文化历史的史学意义。加上徐晓莉老师帮助说服，先生才答应下来。

第一次访问始于2001年9月21日，那时先生还住在专家楼，也不像现在这么忙，每周除了有课以外，晚上的时间几乎都给了我，有时周末还加一次。每次时间在两个小时左右。一直持续到2002年1月17日。先生一向身体很好，但是这年冬天得了感冒，咳嗽一直不好，中间停了几次，让先生休息。有了空余的时间，我就到另一个房间整理先生的照片。每次访问，基本上是按照先生的思路，想到哪就说到哪，中间我很少插话提问。先生说这种方式好，因为以前的一些访问者都有时间限制，还有话题限制，先生常常不能畅所欲言。先生思路非常清楚，语言又极为优美，听她讲述真是一种享受。这个学期我们一共谈了二十一次，是这本口述回忆录撰写整理的主要基础。加上后来不断的补充…总共留下了六十余小时的录音。以前我听别人说撰写口述如何难，要从一大堆口语中扒出一些文字来。但我完全不是那样，除了查阅补充资料、调整章节以外，许多大段的文字几乎都是实录。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先生把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著作集》送给了我，让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作为补充和参考用。

本来我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这部书稿，但实际上2006年春天才完成初稿，定稿则一直拖至现在。原因很多，人世间的沧桑变故，不断的修订补充，先生近几年越来越繁忙，都是客观上的因素；而我个人的不敏、拖沓则是主观上的因素。

先生天资聪颖，幼承家学，后来在顾随先生的引领下步入了古典诗词的殿堂。而她所经历的时代，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裂变。而社会的裂变，必然会产生一些沟壑。先生在她的诗词道路上，为这些沟壑架起了一座座桥梁，这是历史赋予她的使命。先生不辱使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先生的杰出贡献，我以为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从文化传承来看，先生架起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发生裂变，人们在摒弃封建糟粕的同时，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往往被失落。许多年轻的学生已经读不懂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留下的诗篇。而先生自1945年到现在，六十多年从未间断的教学生涯以及她超人的教学水平，在中国古代诗人和现代青年学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她数十年舌耕不止，笔耕不辍，通过讲解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了再生。这些伟大诗人的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得以浸润后人的心田。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得以传承。为此，先生投入了她的大部分生命。

其二，从东西方文化交流来看，先生架起了东西方学者之间中国古典诗词交流研究的桥梁，从大的方面来看，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和西方世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发生裂变，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世界和中国大陆之间持续几十年的隔绝。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国际关系的情况下，西方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只能到台湾。而这一时期台湾的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古典诗词都是先生在执教，所以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许多都曾经受有先生的影响。例如：德国的马汉茂、法国的侯思孟。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先生先后到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任教，应邀出席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在北美的汉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与哈佛大学汉学家海陶玮先生多年的合作研究，在学术界传为佳话。后来先生常年执教于加拿大U.B.C.大学，更是桃李满天下。这期间，先生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在理论上颇多建树。在那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西方世界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先生的教学研究活动，在那种极不正常的国际关系之中，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其三，从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的文化交流来看，先生架起了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同胞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桥梁。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长时间隔绝。1979年先生回国讲学以来，给大陆带来了台湾学术界的信息，并亲自为同为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学者台静农和李霁野两位先生充当信使，使得这两位数十年不通消息的老友，晚年取得了联系。先生当年在台大、淡江、辅仁教过的学生，许多已经成为港、澳、台学术界的骨干，他们常常邀请先生去讲学、出席学术会议。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开放以后，先生常年往返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之间，联络台湾学者回祖国大陆出席学术会议，促进了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同胞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大约在2002年到2003年，我开始形成上述观点，并随着这部书稿的深入日渐清晰。鉴于篇幅，这里不便展开讨论，我会择机另文述写。

这部书稿初稿完成以后，先生曾转呈澳门的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南开大学文学院陈洪先生和台湾的席慕蓉老师审阅。三位先生逐章阅读，提出了很多详细的、很有见地的修改意见，这是先生和我都十分感激的。

感谢我的母校南开大学，使我有机缘结识先生，随先生学习；感谢先生对我的信任和教导，并且三次审阅修订这部书稿；感谢三联书店汪家明副总编的关怀指导，使得这部书稿得以出版；还要感谢安易、徐晓莉、程滨、可延涛、钟锦、汪梦川、靳欣、熊烨、陆有富诸位同门多年来随时随地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我的同窗孟宪实在这项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正在南开做博士后，他给了我相当的鼓励和支持，那时我连打字都不熟悉，他甚至帮我整理录入了最初的访谈录音。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顾随先生之女顾之京老师亲自从顾随先生书法中为本书辑录了书名用字，蒙此荣幸，深表谢意。

2011年12月于北京张候萍

这本口述自传，因为叶先生的真挚和亲切，阅读之时，就像是有她坐在我们身边，把所思所想和所经历的一切，向我们细细道来。口述的文字、诗词的文字以及讲解的文字三者同时并行，有时彼此重叠，有时各有不同的深浅，真是丰富极了。

——席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