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忆宁等编著的《中国入世大角力（新型超级大国的拐点）》要讨论的不仅仅是中国复关人世决策目的、目标以及预测结果的一般意义，更是希望通过上述问题的讨论还原或者理解最高决策者的选择：15年前中国政府决定申请复关以及后来的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这项决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行动吗?中国加入世贸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坚决，还是依据“要价价码”的高低而变动?最高决策者是如何判断人世的利与弊，以及判断利弊的依据是什么?决策前期是否做了量化的损益分析?

《中国入世大角力（新型超级大国的拐点）》是《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赵忆宁撰写的关于中国入世内幕的回顾性的报道。在书中，作者与石广生、龙永图、巴尔舍夫斯基等中美谈判的一线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揭开了中国入世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中国入世大角力（新型超级大国的拐点）》由赵忆宁等编著。

引言 中国扮演全球经济的领导角色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

第一部分 曲折廿七载：艰难的复关与入世决策

从复关到人世：决策原则与简要历程

三次大战略决策的表现与得失

外部冲击与不确定性的考验

中国人世的双重决策

链接一 专访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

链接二 专访原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

链接三 专访第十二任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链接四 专访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李侃如

第二部分 利大于弊：中国入世的风险测定

中美双方“误判”中国人世利弊

中国估价人世风险与利弊

经验估测人世风险

链接一 专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

链接二 专访原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徐秉金

链接三 专访原信息产业部法规司司长刘彩

链接四 专访原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

第三部分 自上而下：中国入世的决策机制

顶层决策者的参与和决策信息的来源

多部门协调合力的决策机制变革

谈判代表团的职能与授权

信息披露与民众参与的缺失

链接一 专访第十三任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

链接二 专访第十任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

链接三 专访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尼古拉斯·拉迪

结语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后记 只有镶嵌在历史中的报道才有价值

从复关到入世：决策原则与简要历程

一个决策者或者决策群体做决策的起点，首先是要面对做出什么样决策的选择。面对中国复关或者人世，最高决策者们首先要回答：复关人世是必要的吗？中国复关人世的收益与损失各是什么？人世后将能解决什么问题？选择不仅仅和提出问题的具体情况联系在一起，选择的属性本能地要将自我置于对象关系中的地位。

长达27年的复关人世决策过程是从目标设定开始的，只有在目标设定后才构成之后方案制订的链条。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最后是否谈成的结果，所以整个决策过程实际上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加入还是不加入，都是从“对我有利”或者“满意原则”出发，而绝不是教科书上以“绝对的理性”为指导的“最优化”准则。

在中国复关人世议题上前后曾做出过三次重大的决策。第一次是在1972年，第二次是1986年，第三次是1999年，时间跨度为27年。第一次因“利弊”判断模糊自己放弃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第二次做出正确的判断提出复关申请；而第三次面对“让步底线”的挑战果断做出加人世贸组织的决策。

大多数人已经淡忘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握有的那次机遇。1971年底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随后又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所有国际经济机构的合法地位，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按照当时关贸总协定不成文的规定，关贸总协定在政治层面上应服从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关贸总协定遵循了联大的这个重大的政治决定，也取消了台湾当局的观察员资格，并正式邀请中国加人。

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外交部和外贸部，请他们研究一下“对关贸总协定的看法，对这个组织我们抱什么态度及如何表态”。由于当时我们对关贸总协定了解不深，所以对参加关贸总协定产生了一些疑义，包括政治与经济层面，原因有三：

首先是经济分析。李岚清在他出版的《突围》一书中写道，背后的原因是“对利弊看得不很清楚”。1971年中国整个进出口总额只有120．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48．4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7％；1972年有所提高，也就146．9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63亿美元，仍然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O．7％。因为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量很小，仅具备调剂余缺和换取外汇的基本功能，所以经研究后得出结论：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开放市场对我们不利。这种认识在当时不难理解。

再有就是政治原因。关贸总协定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组成，当时有一种说法：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此外，它所宣称的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而中国当时搞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没有共同语言。  最后是有关部门对关贸总协定条款的理解上受到局限。比如，当时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当中，有南非、韩国、以色列，这些国家曾是我们所谓的“死敌”。我们片面理解了关贸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以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南非、韩国、以色列这些国家发生经济贸易关系。对于那个时代中国的经济贸易政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上述原因，我国决定暂不加入关贸总协定，公开的说法是：待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规模再定。

外贸部和外交部向国务院报告：“从长远来看，参加关贸总协定在政治、经济上对我国是有利的。但是关贸总协定实行的是最惠国待遇，妨碍我国根据不同类型的国家所采取的国别政策，而且参加了总协定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对协定及其活动进行深入了解，因此建议目前暂缓参加。”

从时间上看，这项“初步的研究”仅仅用了不到半个月，而且是由两个部门的技术官员们提交的方案，在此基础上最后由国务院做出决策，中国自己放弃了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机会。有人认为，当时的分析是“基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大气候，是符合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对此我不敢苟同。中国遗憾地与一次历史性的机会擦肩而过所消耗的收益与成本，不是这样一句话就能定论的。

这一“暂缓”一直到1986年我国正式递交了“复关”申请以及2001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才结束。首先是外界环境早已今非昔比，其次是“门票”越来越贵。借用世贸组织总干事长拉米劝说越南尽快加入世贸的话，“加人世贸组织人门费提高，是因为你如果不加人世贸组织的成本则会更高”。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也许就不会有后来中国复关人世长达15年的谈判之路。因此，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世贸历史上谈判时间第二长的国家，排在俄罗斯（18年）之后。

1982年9月，中国开始启动申请在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地位。同年12月25日，由国家经委、外经贸部、外交部、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请示》，建议中国参加关贸总协定。1982年12月31日，时任分管对外贸易工作的副总理陈慕华批示：拟请万里、劲夫、鹏飞同志批示。这些领导同志均同意，之后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国务院明确提出复关的三项原则与三点要求。

1986年7月10日，我国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要求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由于复关涉及多部门的利益，国务院于1986年8月5日成立了关贸总协定谈判部际协调小组，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任组长。P7－9

本书是基于2011年11月22日发表在《2l世纪经济报道》“全球化3。0：繁荣与不满——世贸组织专刊”我所撰写的报道文章汇集。但又不完全，因为在新闻报道之外，我撰写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一文，应该说，这才为这组报道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我记得当我拿到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时，还是抑制不住阵阵从手指尖到手臂再到内心传来的震颤。专刊出版的第二天，我和王云帆在MsN有一段对话：

王云帆：照片上（龙永图）黑着脸的疑问，是你10年前就留下的？

赵忆宁：是的。

王云帆：颠覆一切谎言和贴金。

赵忆宁：是的。当时不懂是为什么。

王云帆：这个细节是你的个人观察还是当时国际媒体曾有发问？

赵忆宁：应该是都看到了，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问过他。

王云帆：但记住，放在心里10年，并最终解答的，也就是您了。

对话结束，为这组稿件曾经的坐卧不安、奔波，乃至纠结的眼泪瞬间烟消云散，还有什么比同事或者同行的评价更重要呢？在那段时间里，生活中所有的内容都被我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屏蔽了，乃至为了赶时效临时插入《倾听巴西》专题写作时，我给自己下命令：你必须先放下！

每当完成一组报道后，我会从读者反响与选题、采访、写作诸多环节做个总结，以期积累和进步。受到与王云帆对话的启迪，我提炼了对世贸组织专题总结的线索：第一，对话选择——参与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第二，还原历史——获得双边信息的对冲；第三，忠诚誓言——记者的使命是记录大历史。这三个问题涵盖了世贸组织整个采访的主线：讲述历史故事，还原历史原貌，作出历史评价。

向窗外张望总比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多

这是个非典型的一天，在最后审稿时期的一个清晨，我连续接到三个部长的电话，包括石广生部长打来的电话，约我到他办公室商谈采访稿件的修改，没有多久，又接到戴相龙理事长的电话，之后是徐秉金部长助理的电话。从早晨8点半出门，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钟结束，从北京城的最北边跑到最东边再到西边。为了这组采访稿，我专程到美国华盛顿采访三任美国贸易代表，并与几位中国部长们多次见面，算下来与戴相龙有四次见面，石广生三次，龙永图、徐秉金各两次，可见他们对这组采访报道的重视程度和认真态度。

我认为，这组专题报道之所以在业内和社会上产生反响，最大贡献者是人物要素的聚集，即叙述10多年前那场中美之间的关键性谈判，借曾经参与谈判重要人物之口，讲述没有完结的历史故事。这种重要人物的聚集效应产生了巨大的视觉冲击，以对当事者访谈的自然方式，带给读者对那场跨世纪谈判的记忆。这基于事前精心的谋划和设计。

2011年初，我把一份长长的名单写在一张纸上，我曾写下经过筛选后近20位重要人物的名字，中方包括朱镕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等，美方包括克林顿总统、鲁宾、基辛格等，与中国人世谈判的有关重要人物被揽人视野。虽然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但是在最后的报道中上述人物都没有出场。令人唏嘘！

接受结果要有承受力。当6月份起身前往美国工作的前夕，我甚至因为沮丧想过放弃。非常巧合，就在那一刻，传来佐利克接受采访的回复，佐利克平复了我一颗受伤的心，得以最后成行。事实是，邀约采访成功率只有50％，做到百分之百犹如天方夜谭。

为联系这些重要人物，撰写的采访提纲就有一大摞，而每一次撰写提纲之前，都是以大量获取的信息为铺垫，阅读近50本相关书籍，查找大量相关的文献，之后是设计问题，最长的一份采访提纲有3000多字。虽然10年前我参与过中国人世谈判的报道，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次才是一个真正全面学习世贸组织的过程。“用足够的时间抓住一个专题，成为这个专题的专家”是我的座右铭。

我体会到，采访高端人物成功的秘诀有两个。首先是能否对特定采访对象提出适合的话题，给予他们外部刺激。比如佐利克，毋庸置疑，作为世界银行行长的他非常忙，为什么他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他是中国人世第四乐章终曲的演奏者，在中国人世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有谁愿意掩饰自己的贡献呢？这需要记者对整个事物有充分的理解和把握。虽然美国人不关心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但我们中国人却不同。

其次，能够获得采访者认可，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是记者在这一领域的专业化程度与做人做事的可信度。在这些被采访者中，他们的助手事前对我均做过考察，因为他们从不缺少采访者。而信任则是一个长久的积累，我第一次采访戴相龙在16年前，其中在2007年应他的要求放弃刊登一组近4万字的专题报道，如果没有这些铺垫，我不认为会建立一个长久的信任关系。当然，这其中不排除联系人的信用担保，因为记者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人，受托联系人同样会审视其专业化程度与可信度。

除了对整个事件关键点的了解之外，如何与高端人士对话也很关键，应该说，没有任何报道像这种探索那样激动人心和需要技能。我肯定，像你一样，我被训练成只相信能被观察到和可定量的东西，但是我不喜欢死缠烂打连珠炮似的提问，而倾心于在一个自然的氛围以对方愿意接受的方式交谈，大多时候是以直觉来切人问题。比如对龙永图的采访，我的本意不是想要揭露秘密，而只是想了解他的所为以还原事件本来面目与展现他的性格。但有的时候也温柔地坚持着，比如对巴尔舍夫斯基的采访。但无论如何都是要有备而来。

我想说的是，听别人谈话总比自己自言自语学到的东西多，作为新闻记者，向窗外张望总比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多。

从双边获得“信息对冲”给历史以完整

世贸组织专刊以我署名发表的1l位人物专访，实际上端出来的仅仅是头盘，而主菜是这本书的框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一直以来，我倾心撰写决策过程，曾围绕决策的主线在10年后分别撰写了专题报道《分税制决策背景回放》和《1993：宏观调控决策回放》。尽管事件发生的时间离我们渐行渐远，作为记者在当时参与报道或者现场见证，但是，我们只能获得事件的结果，只能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却无法了解事件背后的纷纭复杂。

这次感到写作有些痛苦，此文直到2013年新年钟声敲响时才最终收笔。在此之前总是不能满意，反复修改多次。面对重大事件以及如何叙述这个事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痛苦之处在于信息不完全。探索决策过程不是依靠想象力，而是面对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如何才能寻找到隐藏的事物本质。在深层意义上，我们从未把握过，这次也不例外。

中国人世的决策过程与以往我所涉及的重大决策报道的不同之处是获取信息的难度。在以往的重大决策中，获取信息仅仅限于国内，决策相关方仅限于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内相关各省部委；而中国人世涉及国际组织与他国，特别是美国，谈判也不再仅仅是各部门、各个省与中央的博弈，而是涉及双边或者多边的国与国谈判。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年后，当我们回溯这一重大决策的决策过程，从博弈的双方获取信息列人日程，这是以往新闻报道被忽视或者所缺失的。

为此，我制订了双边作战的方案，并得到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cEO沈颢的支持，无论是去访美还是版面。以我的体会，《2l世纪经济报道》是一个能使新闻记者的好奇心与梦想得到极大满足的新闻机构，只要你的雄心和渴望符合市场的需要。2011年6月中旬赴美国采访，应该说是不虚此行，对美国方面每一个人的采访都使我兴致盎然。我从中美双方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人世10年后的评价，评价的过程是一个对评价对象的判断过程。例如，前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李侃如的直言不讳——“世贸组织10年：中国是更大的赢家，美国没有抓住机遇”；原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我们需要与世界分享中国经验”，这些评价者身份特殊，过去和如今分别是我们的谈判对手和竞争者，且他们的评价远远高于我们对自己的评价，这本身就说明一定的问题，不能武断地认为他们是“捧杀中国”阴谋论的参与者。  第二是历史事件相关方的“信息对冲”。这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的意图，中国为什么希望加入？美国为什么也希望中国加人？其次是双边谈判制定的谈判策略，中方的谈判策略是什么？美国的又是什么？最后是历史事件的众多细节，在没有公布历史文档之前，要从双边获得对重要细节的信息对冲，对冲来自各方提供细节的不完整性或错误的信息。比如最后一场中美双边谈判到底有几个议题，等等。

第三是还原历史故事。就目前来讲，世贸组织谈判的未解之谜有两个：第一，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克林顿为何没有签署协议？李侃如没有避讳地告知，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问签署双边协议的阻力来自总统内阁三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珀林、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我们是以中文发表的文章，但我相信，这个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也是新闻，因为就这个问题的“嘴仗”一直在打，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也是在这次的访问中，巴尔舍夫斯基首次披露是她决定把美方的“要价清单”放到白宫网站上。第二个未解之谜就是朱镕基总理为何在谈判的最后一刻亲自到谈判现场？龙永图正是从大局出发，目前他还不愿意让我写出真相。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得到授权还原历史的原貌，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留下真实可信的素材。

只有镶嵌在历史中的报道才有价值

2011年11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出版的世贸组织专刊，刊登了我访问ll位人物24个版面的稿件。正如2l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刘洲伟在他的新浪微博上说的，“这组访谈是《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赵忆宁花了半年时间做的。首席只有一个，厚积薄发。只可惜现在用心做新闻的记者少了”。依赖洲伟的影响力，顿时引来很多参与者，都是对这组报道的褒奖。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作为成功的报道“镶嵌”是重要的路径之一，把记者的报道嵌入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非常重要，这是选题或者写作价值判断的关键。因为报道是从决定选题开始的。

2011年3月，《21世纪经济报道》在杭州开过一次选题会，世贸组织10周年报道选题是其中议题之一。正是在那次会上，沈颢、刘晖初步决定拿出较大的篇幅做这组重大报道。恰好，10年前我参与过中美双边谈判的报道，而且在参加杭州会议之前，我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世10周年的情况，认为此事重大。

何以见得？纵观中国的对外开放，共有四次重大的战略机遇：第一次是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着两个大国世纪的握手，从此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窗口。第二次是邓小平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外交上做出两个重要决策，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妥善处理好与这两个经济大国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局。第三次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邓小平做出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最后是10多年前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决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中国从半开放走向全面开放、从半融人世界走向全面融入世界，这一次敞开的门最大，情况也最为复杂。

中国对外开放的四个重大事件，第一次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见没有任何成本，而我们收获的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美国在台湾撤军的承诺。第二次对外谈判做出两次妥协，留下钓鱼岛归属问题与美国对台军售的后患。但是后两次不同，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代价，有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决策，才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融人世界，有的是讨价还价的谈判，而且收益大于成本，也没有留下任何后患。就中国人世而言，是中国自主性的开放，而不是被迫的，是中国的主动参与，根本不同于中国近代史上历次的“丧权辱国”。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有针对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逾10年，但如何评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得失尚有分歧。有两件事情为证：2007年3月应韩国成均馆大学邀请，在参与座谈的时候，我评价中国入世对农业的影响时谈道，并未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近些年农业产出保持了4％的增长率，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量已经居世界第一位。话音未落，一位知名的中国农业专家说道：我没有想到从我们代表团的人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另外是在商务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谈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大的败笔是“做大了国有企业”，这让我想起了克林顿（1999年）在关于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问题致国会的声明中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给千百万中国人以政府不可能控制的方式带来信息革命，这将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瓦解，这一过程就是使政府远离人们的生活，并催发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很奇特，是吧？我一直认为，争辩是毫无意义的，要用专业知识和信仰承担起记者的责任。

一名好的新闻记者是应该具有忠实信念的人，一个记者必须永远对职业、价值观和读者负责，我不怕说把新闻行业当作信念的职业，我也不怕用信念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往我们常说，如果没有激情、好奇心、独立精神就没有报道，其实没有社会使命感才没有更好的报道。

应该庆幸我们不是“巴黎和会”时代的记者，撰写那些强权沆瀣一气、遭到背弃、举国失落的报道。我们恰逢千载难逢的中国复兴时代，真是我们的幸运。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听到、用感官获得的那些东西镶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才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记录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使命。因为“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  记者应该成为伟大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正是有10多年前对世贸组织谈判的采访和积累，才有今天最终解答若干之谜的可能，这需要信念和坚持。坚持是信守热爱新闻的誓言，坚持是摒弃诱惑的专注，坚持自然也是成功的预期。成功当然不是成为一夜明星，而是与中国的发展共生与共行。

算起来，从我2004年加入《2l世纪经济报道》10年时间以来，从以乐汀署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GDP崇拜”的黄昏：新发展观正“孵化”中国》后，共撰写过9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观察，包括印度、越南、朝鲜、韩国、巴西、埃及、日本、美国等；撰写了包括《能源安全中国与世界》、《美国汇率报复案》、《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国企分红的政策辩论》、《重庆科学发展观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在中海油的实践》以及《超级小麦育种专家沈天民》等26个专题报道，一共访问过国内外政要、平民百姓约470人。正是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我时时刻刻感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为此，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愿意管理好我的职业生涯，管理好我的选题和采访，我愿意做一个记者一直写下去……

最后，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要感谢我的老板沈颢以及刘晖，他们慷慨地拿出24个版面刊登一个作者撰写的稿件，在世界新闻史上绝无仅有，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眼光，这组报道就是零；其次是要感谢所有身居要职并接受我采访的人，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则文不成文；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胡鞍钢，长期以来我每做出一项写作选题，他都给予精神上的巨大鼓励，他对我文章的评论常常是那些最重要的启发。我还要感谢我们的朋友李成，因为他的力荐，佐利克同意接受了我的采访。最后感谢我丈夫的学生魏星、王洪川、杨如松以及高险峰女士，他们帮助我做了很多外联以及文字上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加人世贸组织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够加快我国的发展，推动改革和扩大开放，但是我们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开放市场也定会有其弊，权衡其利弊，中国的判断是利。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

你开放一些市场给人家，你就增加了竞争力，你开放了市场之后，你就知道国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很多谈判时的让步，实际上都是一种进步。

——原中国人世首席谈判代表 龙永图

这绝对是双赢。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帮助中国扩大和深化其内部的改革，中国经济以正式的、永久的、持续性的方式融人世界经济中；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开放本身的市场，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

——第十二任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我认力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有责任为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的健康发展负责，我们需要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经验，这在我看来，对中国、对世界、对多边体制都是健康的。

——第十三任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