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会怎样？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假如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会怎样？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以严谨逻辑推演20世纪转折性事件，想象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虚拟的历史》首次以新颖的反事实假设深入人类历程，带领读者正视偶然因素的影响，重新思考历史决定论！

著名专家何帆、张颐武、北村、吴稼祥、江晓原倾情推荐！

美国独立战争、纳粹德国的兴衰、“二战”爆发、苏联成立和解体，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可循，还是完全的偶然？《虚拟的历史》首次以新颖的反事实假设深入人类历程，带领读者重新思考历史决定论。

《虚拟的历史》中以严谨的逻辑，对一系列主要发生在20世纪的转折性事件进行了推演，想象这些事件的另一种可能，引导读者去探究：假如重大事件发生了变化，历史又会是什么模样。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会怎样？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假如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会怎样？一些历史事件其实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其中当事人主观的错误或局限、客观条件等很多偶然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尼尔·弗格森透彻清晰又通俗易懂地对未曾发生的历史构思出了一整套情节，即使是对历史并没有了解的读者，也能在本书中得到全新的启示。

导言

 虚拟历史：有关过去的一种“混沌”理论 尼尔·弗格森

第一章 没有克伦威尔的英国

 假如查理一世避免了内战会怎样？ 约翰·亚当森

 1639年的苏格兰：被放弃的胜利

 清教的命运：衰弱和颓败？

 英国司法部的重建

 斯图亚特王朝：英国的重塑

第二章 英国的北美

 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会怎样？ 乔纳森·克拉克

 英美历史的必然性

 斯图亚特王朝的选择

 1688年和1776年：两种类型的悲剧？

 “外部原因”论与目的论的不足

 战略上的反事实假设

 北美内部的反事实假设：殖民地联盟、征税和民主政治

 殖民地的反叛

 对北美殖民地反事实假设的反驳

 被边缘化的、被剥夺的和被压迫的

 大西洋两岸的反事实假设

第三章 英国的爱尔兰

 假如1912年爱尔兰自治议案得到通过会怎样？ 阿尔文·杰克逊

 自治想法的由来

 解决问题的前景

 对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的解读

 地方组织下的爱尔兰

 和谐的乐土？

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欧洲联盟

 假如1914年8月英国“置身事外”会怎样？ 尼尔·弗格森

 反事实设想：英德协约

 英国的战争幻想

 德国的要求：建立欧盟

 大陆问题上的“不承诺”

 与托利党的斗争

 假如英国没有派出远征军

第五章 希特勒统治下的英国

 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 安德鲁·罗伯茨

 一个早先的反事实假设：非绥靖政策

 和平共处：查姆莱的反事实假设

 更糟的想象：攻占英国

 关于合作的反事实假设

 绝不投降？

第六章 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

 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 迈克尔·伯利

 罗森伯格的反事实假设

 希特勒勾画的图景

 查姆莱的反事实假设

 明天的世界会怎样？

第七章 斯大林：战争还是和平

 假如冷战被避免会怎样？ 乔纳森·哈斯拉姆

 假如美国没有原子弹会怎样？

 假如西方情报机构没有被渗透会怎样？

 假如斯大林接受了西方关于“势力范围”的定义会怎样？

第八章 “卡梅洛特”的继续

 假如约翰·F·肯尼迪还活着会怎样？ 黛安娜·孔兹

 肯尼迪神话的起源

第二次解放

 美国最漫长的战争

 假如肯尼迪还活着会怎样？

第九章 没有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

 假如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会怎样？ 马克·阿尔蒙德

 意识形态(及其理论专家)的末路

 经济危机的政治

 西方对苏联瓦解的反应

 最后的石油危机

后记

致谢

撰稿人简介

假设那些“有识之士”对于1639年夏天的判断是对的，国王也与誓约派“叛军”交战并击败了他们——或者干脆稳稳当当地等苏格兰人自行瓦解宣告战争的胜利。查理一世政权有没有可能因为1639年这场胜利延续至40年代乃至更久？对于这个假设会有一些反对。即使不提辉格党原则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仍然会有人反驳说思考一个政权是否能长期存在时，引入对历史偶然性的考虑会产生误导作用。假设查理在1639年的战争中获胜，也只能让其政权得以暂时喘息，而无法保证它能长期延续下去。即使苏格兰人当时没有添乱，反对派难道也无法推翻它吗？

关于查理一世政权是否能延续的任何判断，都必须考虑它是否有能力抵挡住，或至少是抵消潜在的政治压力。英格兰是查理一世的三个王国中最富庶、也是人口最密集的，不太可能对他产生政治上的压力。贵族的“去军事化”在1625年查理即位时就已经全部完成，他由此受益颇多。16世纪武器装备、作战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使得旧式的贵族军械库变得多余。用康拉德·拉塞尔的话来说，1601年埃塞克斯郡的叛乱，标志着“军事威胁不再是英国政治中的重要武器”。如果说17世纪30年代仍然还有一些人想要胁迫查理一世，他们不得不接受以下事实：查理一世的英格兰臣民不可能协助他们——不管这个政权多么不得民心。

如果查理一世不仅受到质疑和批评，还遭到胁迫，那胁迫只可能是来自英格兰以外的地方。从1633年开始就处于温特沃斯勋爵(未来的斯特拉福德伯爵)苛政统治下的爱尔兰，就不时会出点乱子，但对王室的统治还没有形成直接的武力反抗。只有尚未进行“军事改革”的苏格兰还保留有大量私有的军械库，那里的人们有可能建立一支反对国王的军事力量。如果誓约派1639年、1640年在军事上没有取得成功，如果胜利的苏格兰人和查理一世政权的英格兰反对者没有相互勾结串通，那么长期议会就会和之前的议会一样无法让国王低头。如果1639年国王打败了苏格兰人，那他几乎不可能受到臣民的威胁。

但是，即使1639年国王获胜后不可能再发生武装叛乱，查理一世政权也还是要面对一些更为隐匿的挑战。如通常所提出的，英国政治文化中的两种发展构成了个人统治不可逾越的障碍：首先，革命性的新教崛起并在17世纪40年代发展到顶峰；其次，立法派、宪政派反对“独裁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从造船税到森林罚款等一切未诉诸议会的强行征税，以及星室法院和特权法庭的权力、国王对于臣民自由权利和普通法传统的专横漠视等。

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一股力量或许比其他因素更有力地动摇了英国社会：人们担忧英国政府和教会将屈从于天主教的某种阴谋。就在个人统治的最后几年，英国天主教对1639年战备的资助以及国王接见罗马教廷的使者，都助长了关于天主教渗透的谣言——在流传过程中更是被添油加醋。如果1639～1640年没有出现一连串反天主教的恐慌和谣言，威斯敏斯特乃至其他地区的政治气氛不可能会如此紧张，以致内战成为可能。

不过，这种天主教威胁论的看似有理及广泛的传播，不仅源于英国国内对查理一世政权和枢密院的猜测，也与当时欧洲的大环境有关。关于三十年战争中新教徒所遭遇的灾难的报道，不可避免地从负面影响了英国人对本土天主教的判断，添加了与其实际威胁并不吻合的恐怖色彩。照这种威胁论的逻辑，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及其西班牙盟军在欧洲获胜，英国新教就会岌岌可危。对英国很多虔诚的新教徒来说，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天启式的斗争，是反基督者和正义者之间的斗争，是《启示录》中预言的圣米迦勒与反基督者间的战斗的历史再现——这不仅是宗教狂热分子的看法，连艾伯特大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的前任)这样的英国“主流”新教徒也这么认为。1639～1640年的苏格兰危机(以及促成的议会)发生之时，恰逢三十年战争的顶峰时期，此时英国人对欧洲天主教好战的担忧，也许不亚于曾经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担忧。

不过，如果说英国上层社会对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哈布斯堡王朝的好战极为紧张，对国内天主教第五纵队的流言极为敏感，到40年代初时，这些情绪已有明显的减退，直至50年代：一度最有威胁性的天主教力量——西班牙在1640年困扰于国内的叛乱；1643年，哈布斯堡军队在罗克鲁瓦被孔代击垮(这支号称所向无敌的军队瞬间威名扫地)；40年代中期，天主教试图在欧洲重振雄风的运动终于大势已去。1648年，战争结束。

如果查理一世政权经受了17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考验，就很可能大大受益于欧洲教派政治状况的改善——40年代中期(17世纪后25年里第一次)，新教似乎真正站住了脚。正如赫斯特教授所说的，对天主教好战性的担忧是17世纪中期英国新教保持好战性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天主教威胁的减退，“对反基督者的恐惧也减弱了”，“反天主教情绪的减弱……也消减了宗教改革者的热情”。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声称新教会被天主教这个庞然大物吞并听上去已经十分无力——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50年代“虔诚统治的失败”。查理一世政权如果延续至四五十年代，在没有长期议会和克伦威尔政权的热情支持下，新教的“失败”很可能会来得更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查理一世的反对力量还会因其他因素而削弱。到40年代，政权的主要批评者中许多人都已迈入老年。当然也不都是像马尔格雷夫伯爵那样的老古董。马尔格雷夫伯爵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遗老，1640年要求查理一世召开长期议会的12位请愿贵族之一，他让人代投的票促成了1645年新模范军的建立。他还在1588年亲自指挥一支舰队参与对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但查理一世的反对者中大多数有影响力的人都出生于16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英国新教面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胁是迫近而现实的。他们的宗教观早在16世纪90年代到1620年期间就已经形成，此间正是加尔文教对英国教会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但到1640年，他们中最能言善辩的(在查理一世看来是最勇猛的)有些人已经死去：约翰·艾略特爵士，1629年议会解散后入狱，死于1632年(监禁生活无疑加速了他的死亡)；爱德华·柯克爵士(生于1552年)，17世纪20年代这位法律大师在议会中给国王添了不少的麻烦，死于1634年；纳撒尼尔·里奇，查理一世的尖锐反对者，“原本很可能成为议会派的领导”，死于1636年。其他人也都在17世纪40年代相继死去：贝德福德(生于1593年)，1640年反对国王贵族联盟的核心人物，死于1641年；约翰·皮姆死于1643年；威廉·斯特罗德死于1645年；埃塞克斯(生于1591年)，内战早期议会的总指挥，死于1646年。实际上，1640年的12位请愿贵族、恢复议会斗争的先驱者中，到1646年已经有一半多死去——除一人外均为自然死亡。1639年，国王查理一世正30来岁，而岁月正在消减他的主要反对者阵营。正如基思·费林曾说的，“有死亡的地方，就有希望”。从这一点来说，查理一世政权如果成功渡过苏格兰危机，还是很有希望继续存在的。P89-92

本书各位作者的致谢已在注释中有所表达。编者则有权在这里向以下各位表示感谢：牛津大学现代历史学系，牛津耶稣学院的代理院长及研究员们，我的代理人、辛普森·福克斯公司的乔治娜·卡佩尔；麦克米伦出版社的编辑彼得·施特劳斯和丹耶·斯托布斯；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格伦·欧哈拉，我在撰写导言与第四章时得到他的重要协助；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维维安·鲍耶。以下各位均对本书中我撰写的部分提出了意见和批评，我要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剑桥圣体学院的安德鲁·克里斯托弗博士、堪萨斯大学的乔纳森·克拉克教授、牛津大学的罗伊·福斯特、剑桥三一学院的乔纳森·斯坦伯格博士，牛津沃塞斯特学院的约翰·史蒂文森博士、牛津大学的诺曼·斯通教授。还有众多在喝咖啡、吃饭时聊天交谈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对反事实历史的理论与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也给了我很大帮助，这里难以尽数，就不一一感谢了。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苏珊，是她给了我无尽的灵感。

本书写作如行云流水，趣味十足。

──《泰晤士报》

一个才华横溢、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团队运用反事实假设，对一系列以20世纪历史为主的转折性事件作了思考与解释。《虚拟的历史》的意义值得每个历史学家思考。

──《每日电讯报》

这本书是一道令人大快朵颐的学术大餐。

──《星期日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