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我出生在广东省普宁县里湖镇。
里湖镇在广东潮汕地区算是有点历史．明代时，这里商业比较发达，一直延续到清中期。
里湖商业发达，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颇具地理区位优势，它毗邻榕江，东面和梅塘镇接壤，西面与揭西县坪上、钱坑相连．南临梅林镇，北面是榕江南河，同揭西县金和镇隔河相望。镇内有榕江、火烧溪、西门溪、引榕渠四条水穿流环绕。
明代时，在石牌溪、火烧溪之间修建了一座龙门桥，取“鲤鱼跃龙门”之意，叫“鲤湖镇”，后来简写成了“里湖镇”。
明、清两代，里湖镇的商业情况比较好，区位优势明显，其中有一个大背景不容忽视，就是里湖的商业始终是在农耕社会的框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而一但农耕文明的社会框架遭遇到工业文明的冲击，它就垮了下来。具体地说，就是穷人多了，农耕社会中的商业形态萎缩，大部分人家退守到单纯的农业生产。
我很小的时候，体会最深或者说记忆最深的就是家里穷——大杂院里有一间房子是我们家的，住着父亲、母亲、大姐、大哥、弟弟六七口人。房间里除了床之外，就是一个织布机。我估计这个织布机算是我们家唯一在当时与商业发生关系的纽带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想，妈妈织布除了供家里人穿衣之外，还会将多余的布拿出去卖。
20世纪初，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文明已经进入鼎盛时期，我妈妈织的土布和洋布根本就没法比，无论从生产效率，还是质量，都比不上洋布。
当然，我妈妈不懂这个，她依旧每天晚上织布，点不起煤油灯，我也从来没有在家里见过蜡烛，就点一支香。一支香的亮度怎么能够照明呢？但确实如此，妈妈每天都点一支香织布。
妈妈织布，爸爸从事农耕，父母皆为勤勉辛劳之人，但却始终无法改变家里的经济条件。平常日子，舍不得吃肉，就买二两猪油挂到门口。我小，嘴馋，搬个小板凳，站在上面，仰着脖子舔那个挂着的猪油。弟弟也嘴馋，我干脆给弟弟抠下一块喂到他嘴里。弟弟吃下去，没过多大一会儿，肠胃受不了，吐得一塌糊涂。
我们家这种穷在里湖不是个别现象，大家都穷。穷怎么办？大家都知道山东、河北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穷．很多人闯关东，到东北去谋生。我们那儿的人去哪里呢？去南洋，漂洋过海到南洋讨口饭吃。
久而久之，漂洋过海到南洋找饭吃的人多了，普宁就成了侨乡，大概有一多半的人家会下南洋。就拿普宁的里湖镇来说吧，一共10万人多一点点，就有4万的侨胞，比例很大了。
当时家里穷得没法子，我父亲也下南洋，去现在的马来西亚。
父亲到马来西亚大概是1917年前后，1917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父亲到马来西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密切得很——马来西亚最负盛名的橡胶是热兵器时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战备物资，火得很。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9年世界经济萧条期，这10多年中，南洋出现了一批通过做橡胶生意发了大财的华人，像华侨巨子卢文仪，他的橡胶园里仅雇佣的工人就有几千人之多。
我父亲刚到马来西亚，通过家乡的亲族关系，给一个号称“马来西亚第二大富翁”的人工作，不过不是在橡胶园里，而是在他开的一家杀猪铺子里当伙计，做些杂事，后来管账，每个月挣17块钱，寄回家来10块钱。有了父亲寄回来的10块钱，家里的生活这下子好转了。
后来，父亲成为了杀猪铺子的经理。父亲做事有个特点：勤勉。他把杀猪铺子经营得相当好，大富翁送给他一片橡胶园，父亲挣了钱就往家里寄。
咱们中国人有个习惯，有了钱就要盖房子。父亲经营橡胶园挣了钱，我们家也盖了大房子，从大杂院里搬出来。家乡人把这种大房子叫“四点金”，能盖得起“四点金”可是了不起。 P3－5
我为柯老执笔口述历史《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述怀》缘起子我妈妈的同学王小牛叔叔。
许多年前，小牛叔叔来我家里小聚，我知道他酒喝得了不起，半斤酒下肚都没有醉。
我的外公郭琦去世20周年时，学者张岂之和西安出版社社长张军孝要为外公出版纪念文集。其中有张老照片需要写图注，但在西安却没有人知道照片里的人是谁。
妈妈说也许王小牛能认识。于是我带上这张照片，专程到北京找王小牛叔叔。
王叔叔果然眼力很好，一下子就认出了老照片上的好几个人。
“这是李卓然、我爸、秦川，抱孩子、戴眼镜的是柯华伯伯，我妈……”然后王叔叔把照片放到桌子上，告诉我说，“剩下的两个人。我实在认不出来了。不过我认不出来没关系，有人能认出来。”
我忙问：“谁认识？”
王叔叔说：“柯华伯伯肯定能认出来，他记性好得很昵l”
将近18年前，我听到过一次“柯华”这个名字，是在秦川老人家。
那时候．我刚刚从部队回来，一天到晚没有什么事情做．一位做摄影师的朋友说要拍摄延安时期老新闻工作者的专题，要我陪他到北京找老同志。这位朋友的岳父曾经和秦川在保卫延安的时候一起在西北野战军前委工作过，所以我们一到北京，便直奔秦川老人家。
我们给秦老拍完照片后，请秦老再介绍几位健在的延安时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
秦老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串名字，后面还写了电话号码。写完后．他突然笑着说：“我怎么把‘柯华’写成‘高华’了。明天你们先去找柯华。他可比我有派头，外交官，那个风度……你们去，肯定能拍出好照片。”
秦老还详细地给我们讲了去柯老家怎么走，井说：“明天一大罩．我就给他打电话。”
第二天，我和朋友起了个大早，按照秦老画的路线图去柯老家。走了好长时间，却迷了路，到中午也没有找到。 我们看见公共电话亭，连忙给柯老家打电话。
家里人说：“柯华不在。去钓鱼了。”
我心里纳闷，忙问朋友：“柯华算起来80岁了，还钓鱼？”
后来。我和朋友就去别的老人家里拍照了。
再后来，我先回了西安。也不知道我的朋友是不是去给柯老拍了照片。
这么多年过去了，秦老，还有当时我朋友拍的那一批延安时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人陆陆续续地去世了，只是我一直记得秦老说柯华的那句话：“他可比我有派头，外交官，那个风度……”
现在王叔叔又提起了柯华，我算了一下，他该有90多岁了。让一个90多岁的老人去辨识将近70年前的老照片，我觉得有点悬。但看王叔叔那表情，那说话的语气，却不像是开玩笑，而是把握大得很。
王叔叔见我有些迟疑，就说：“没问题，柯华伯伯记性好得很，他正在搞传记呢。”
我也没细问搞什么传记，心里还是揣摩着柯老真的能认出照片上的人吗？
后来，当我把照片递给柯华，看着老人坐在沙发上，拿着照片仔细端详的时候，我觉得“精神矍铄”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可真够贴切的。
“这是聂景德，边上是赵守一，抱孩子的是我，中间这个人是李卓然．这是秦川，旁边的是周盼、王顺桐、郭琦、杨静仁，都是宣传部的人。怎么杨静仁也在这里？”
我真的折服了，感慨地说：“柯爷爷，您的记性这么好，都认识！”
柯老笑了，“记性不行了。这个照片，我想想……是，想起来了，是（19）47年2月底3月初照的，我们撤离延安前几天，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照的。就是想不起来杨静仁怎么和我们在一起照相？他在统战部当科长……想起来了，他好像有个兼职——西北局机关游击队队长。当时撤离延安的时候，我埋完李卓然的日记，机关的人都走了，我跑到山坡上。也没有看见人。我到处转，后来碰到了杨静仁，他一个人拿条破步枪，见到我就喊：‘胡宗南的部队来了，就在llJ下！’我俩结伴在山沟里转，到安塞才找着机关…’“”
柯老讲起70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我顺便问柯老：“您的传记什么时候出版？出版后一定要送给我一本。”
老人家说：“好！”
半年之后，外公的纪念文集出版了，我寄给王叔叔一本。
王叔叔收到书后，打电话给我：“如果有时间，希望你来北京一趟，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恰好这时候我和妻子的表哥齐欣正谋划蓿一个项目，要去北京。
我在北京一见到王叔叔，他就说：“我正为柯老的传记头疼。”
接着王叔叔大致给我讲了对柯老进行采访、准备出版传记的经过，并表示希望我能来写这个传记。
我问了一些具体采访柯老的事情，知道都录了音，材料很充分，就说：“我回去准备准备。”
几个月之后，我叉到了北京，和王叔叔见面，他再次提到柯老的传记。
当时他坐在沙发上，侧身看着我，一缕午后的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他说：“我答应柯伯伯了。”然后看着我。
这时候，我实在有些慌乱．冒失地说了一句：“那我来写吧。”
我的话音甫落，王叔叔立即给柯老打电话，然后让我马上去柯老家详谈。
这次见到柯老，他的精神头很好。他谈了这部传记应该是怎样一个结构，希望通过这部传记写出外交部的几个人：周总理、陈老总、张闻天、龚澎、姬鹏飞……写延安时期的李卓然，写他的好朋友王顺桐、秦川。写他的三支枪的故事……最后，我和柯老约好把采访的录音材料都给我。几个月过去了，可那些录音材料却没有从北京寄给我。柯老和我通过几次电话，希望我尽快进入写作阶段。我没有任何材料，如何动笔呢？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叔叔．他答应催一下。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录音采访的资料依然没有结果。无奈之下，齐欣出了个主意：重新采访！这时候，我手里正有两部书稿需要完成，一部是《钟明善评传》。已经是第二稿了；一部是写外公郭琦的传记《千帆过尽一书生》，完成了十八九万字，正在做最后的冲刺。另外，我住到北京来，重新进行采访，也有诸多不便，我的女儿卷卷正要“小升初”，妻子在电台的工作也很忙。并且我手头还主编着一本书法杂志，千头万绪。实在抽不出时间去采访。还是齐欣想了个办法，他让妻子郭弘代替我去采访柯老。
就这样，郭弘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后，从海淀区历时一个多小时去城里柯老家采访。采访完，郭弘把录音传给我，我在家把录音整理成文字。
郭弘前前后后给我传了18次，整理出来有十几万字。我一段一段地读下去，凌乱得很，几乎找不到有什么关联的地方。
我先后和郭弘、王叔叔通了电话，说了采访录音凌乱的问题，这才知道郭弘搞的这些采访录音大部分是柯老认为应该为原来的采访进行补充的内容，所以没有什么关联。但我只是拥有这些散乱的材料。实在不知道怎么去动笔。
当我再次见到王叔叔的时候，他被诊断出得了癌症，正在医院化疗。
我坐在病床边，王叔叔还是说起柯老传记的事：“彤彤，你一定得尽快写出来，柯伯伯年纪大了，我答应他了。”
鉴于王叔叔的身体状况，我只得骗他说：“我已经动笔了，写完就先给您看。”
离开医院时已是深夜，齐欣开着车，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闷头抽烟。当时正是寒冬，我觉得王叔叔真是个一诺千金的人，我应该赶快动笔去写。但我怎么写昵？
我推掉了好些事情，停止了《钟明善评传》和《千帆过尽一书生》的写作，对钟伯伯，还有我的外婆萧枫，内心里很是愧疚。我唯一能宽慰自己的就是钟伯伯比起柯老也还年轻，才70余岁，外婆也不过93岁，比柯老小四五岁，况且外公去世20年了，晚一些写完外公的传记，外婆不会怪罪我，钟伯伯也会原谅我，其实我是有些耍赖了。
这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既然答应了罹患癌症的王叔叔，一写完就给他看。
半年的时间里，我反反复复去北京采访柯老有21次。但还未来得及动笔，噩耗传来，王叔叔不幸病逝了。
惊闻噩耗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亏欠了王叔叔好多好多。
正在这个时候，柯老来电话说以前采访他的录音材料给了录音公司，已打成了文字。
我飞奔到北京。拿到最原始的材料，立即折回西安。
看过这些材料后，我头大如斗。因为录音公司整理的文字，初看简直就看不懂。比如说把“西北局”写成“冼背聚”，“英国”写成“应果”、“武汉”写成“无憾”。还有很多人名的错误，不胜枚举，疑似天书。
等我把这些文字一一校订出来，四个月过去了，已经是2012年的初夏。
这时候，柯老已经97岁了，他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打电话询问写作的进展情况，但我实在不知道该对他老人家怎么说。写成传记文学，我算了算时间，最少要大半年才能完成。
怎么才能加快速度呢？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西安一家报社工作时做社会调查版，经常一天要赶丽个整版的文字。都写成口述调查实录。我认为这样写很快，就决定把柯老的传记改为口述历史。但把传记改成口述历史并没有提高速度。这与我10多年前在报社工作时写口述调查实录完全是两回事，录音的原始材料中的几乎每句话都需要去核实、论证。跑档案馆、图书馆，到朋友处借阅资料，仅仅把录音资料里的人名订正过来就花了20多天的时间。至于涉及的具体时间及历史背景的框定。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做成一段一段的笔记，方才动笔。到写完书稿并修订完毕已经是2012年12月了。
2013年正月＋五过后．我们和本书责任编辑一起去医院见柯老，并对书稿中的存疑之处逐一与柯老进行了沟通和确认。
柯老说：“我已经98岁了，身体不如前一段时间了，希望能很快看到该书出版。”
当天中午，我们从医院赶到柯老家，在其孩子的帮助下，从珍藏的20多本相册及家中摆放的相框中挑选了90多张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与文字一起向读者展示了柯老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回顾了新中国外交的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政府在与非洲友好国家建交、与英国政府谈判香港回归中国的过程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柯老在本书的《结语》中说：“虽说我不是大时代的大人物，但我毕竟见证过一个伟大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经历的时代正渐行渐远．可是我明白关于我所处的时代的记忆只会愈来愈清晰，而我的叙述也就是对一个伟大时代记忆的一次私人化标注。”
此书的出版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感谢！同时也祝愿柯老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