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郭敬明
2008年5月,郭敬明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的确,按照“一切向钱看”的衡量标准来计算,郭敬明获得这一桂冠实至名归,他的确是当代中国商业上最为成功的作家,他已经连续两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首位。但无论是从本质、表现还是从个人意愿来看,郭敬明都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而已。郭敬明本人也不屑“作家”很久了,他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坦言,“企业家、商人都是我努力的方向”。“人不可貌相”,身材精干面容娇美的郭敬明其实有着雄伟的志向,他不仅要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他还要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商人”甚至“中国最成功的人”。郭敬明实乃郭精明是也。
我曾经在前文《“先锋”韩寒》中写过,80后的第三大特点就是比较功利、“物质”。追物逐利本无可厚非,但如果非常功利、“物质”就过犹不及啦,既危害自己又殃及社会。这其实不能完全怪80后自己,这是时代所赐。他们生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生活在消费社会的汪洋中,怎么可能“出淤泥而不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唯有物质才是客观实在的,“拜金主义”成了很多人唯一的信仰。
“商人”的看家功夫便是“商功”,我们且看郭敬明的绝世商功是如何练成的。练就绝世商功的首要条件是天资非凡。郭敬明自己说过,“因为母亲在当地银行工作的缘故,自己很小就对钱很有概念,从小家里人就希望他能够经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便充分证明了郭敬明的商业天赋。郭敬明当时的语文老师陈泽林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奔着这奖去的”。初赛投稿,别人一般只写一两篇,但郭敬明写了五六篇,只要觉得完成的作品还不错,就投过去,一直持续到截稿。投稿前,他会把每篇文章拿给语文老师陈泽林批改,陈老师则帮他把前两届作文的题目进行仔细分析,告诉郭敬明“所谓新概念,就是千万不要用传统的方法来写作,一定要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方法”。陈老师还和郭敬明商讨构思和选材,仔细修改郭敬明参赛的每一篇文章。
可既使郭敬明获得了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既使他在获奖后马上推出了散文集,但都不幸“石沉大海”了,郭敬明没有立马获得他想要的名声,他只能在“爱与痛的边缘”继续徘徊,只能像我辈一样“呕心沥血”准备高考。直到他《幻城》的出版。成功总是来得太过突然,郭敬明凭借《幻城》之热一飞冲天,和韩寒并驾齐驱,成为80后的又一风向标。
在其他80后作家还陶醉于名气的“美轮美奂”中时,郭敬明又一次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商业头脑,他另一只脚踏上了创业之路,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推出了《岛》系列图书。化虚名为实利,独立门户“自成一家”,这是郭敬明练就绝世商功的第一步。
练就绝世商功的第二大条件是脸皮要厚。郭敬明出版的第三本书《梦里花落知多少》在销量猛于虎的同时碰上了“拦路虎”。该书涉嫌抄袭作家庄羽的《圈里圈外》,被庄羽告上了法庭。白纸黑字,一看便知,虽然郭敬明及其众粉丝“熟视无睹”,但法律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后,法庭判决郭敬明赔偿庄羽损失21万元及要求郭敬明向庄羽道歉。郭敬明虽然赔了钱却拒不道歉,他公然声称“不会道歉!金钱、名声,这些东西,真不是那么重要,我都可以给予,唯独道歉,哪怕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也决不会迫于压力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放弃了曾经创作时的辛苦,放弃了所有依然喜欢着我的文字的人的希望”。这下可闹腾大了,全国上下立马分裂出了两个阵营展开了持久的混战,一边鄙视痛斥郭敬明的不道德不要脸,另一边便是他的粉丝誓死效忠捍卫“小四”(郭敬明的网名是“第四维”,因此他被称为“四维”或“小四”),公然宣称“读书人的事情,能算偷吗”,“就算抄袭是真的,也要四有才华才行啊!”“大家为什么不想象如果是抄袭的话,原著怎么会没红呢?”……郭敬明的脸皮为何如此之厚,冒天下之大不韪连法律之剑都敢碰呢?这无非是郭敬明的商业本性使然,他很清楚经此一战,他将名扬天下妇孺皆知,他的商业价值将更大,这其实是一场免费的效果绝佳的广告,何乐不为也。名不在好,响亮就行,管它黑名声白名声,只要逮住眼球就是好名声。果不其然,此后他“芳名远播”“教威大增”,浑身上下都是名牌的他自身也成了名牌。把牌子竖起来打出去,这是郭敬明练就绝世商功的第二步。
敏锐准确的判断力是练就绝世商功的第三大条件。郭敬明对于把握商机对于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向“胜券在握”了如指掌。就在郭敬明名震天下的时候,他迈出了第三大步,“机不可失”地成立了文化公司,“趁热打铁”地连推“自己”的作品,“火上浇油”地出版了杂志《最小说》,将目标读者锁定于那些懵懂热情且出手大方的青少年,将文学生产的“单兵作战”升级为“流水线作业”,将满足作者自己表达需求的作品转化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并利用自身这个品牌利用美丽的包装、到位的宣传来吸引读者。郭敬明认为写书的意义就在于销量,而写作正类似于一种工业生产,当写作成为事业,就务必努力经营。
但仅有技巧是不够的,练商功和练其他功夫一样最根本的还在于你付出的心血、汗水有多少。郭敬明也许不是最精明的,但一定是最勤奋的,这一点不得不让我们佩服和赞赏。郭敬明在接受《青年周末》采访时说自己是工作狂。“比如,礼拜五,我飞出去,礼拜六在北京,做三个活动,礼拜天在保定,下午到晚上再回北京开一个会,开完会回到上海9点多,也没有回家,我是直接来公司加班加到12点,然后把工作带回家做,做到4点睡觉,早晨8点多起来,到外面跟别人去谈合作,前后谈了两拨人,回来之后又接受媒体采访。专访做完,我有一个全公司一起开的会,开完之后还约了另外一个人谈事情,这差不多就是我平时的状态。记得有一个星期,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郭敬明的小说每本都登上畅销榜首位,杂志《最小说》销量超过50万册,他的公司已签下40多个文学写手并发行了十多部作品。经过华丽的三级跳,郭敬明一跃登上富豪榜首位。“80后最成功者,舍我其谁,他韩寒有啥好狂的,一年收入不顶我一个月的。”
“利无止境”,追逐更大的利润永远是商人的本性。郭敬明没有“善罢甘休”贪图享乐,而是不断进军多个领域,不断开疆拓土,大有“一统江湖”之势。他“领衔”天娱公司的文学总监和影视制作部创作总监,挂职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率先加入作协,举办文学大赛,还要拍《流行花园》……郭敬明充分利用了自己“教主”的资源,将“郭敬明”这个品牌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大限度地扩张着自己的消费符号价值,不断实现着自身利益最大化。
为什么郭敬明如此急功近利非“最成功不可”?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郭敬明内心深处的自卑作崇。身高一米五出头的郭敬明要想出人头地被人瞧得起,只能像拿破仑一样通过其他方式来“提高”自己证明自己。而在如今这个镀金时代,最有效的方式便是用“钱”来说话,有钱就是老大,有钱才叫成功。郭敬明的成功是80后一代的成功,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功。其实,这种对成功的理解是狭隘的。成功的含义并非是赚多少钱、获多大名、成就多大功业,而是仅指实现目标。当你实现了目标,你就成功了,无论这个目标是腰缠万贯权倾天下还是腰缠书袋桃李天下,抑或腰缠饭碗乞遍天下。且成功不是万能的,那些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是你想要的成功能给你带来快乐、幸福吗?人生本身是段旅程,成功不过是一个个目的地,如果你只一味地赶路,那很有可能就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和路上的收获,赶到路的尽头,你会发现那里只是万劫不复的悬崖。再多的名和钱,你都带不走;再多的成功,也救不了你。
为什么郭敬明粉丝如云人气冲天?据调查,郭敬明读者群中青少年占到了80%,郭敬明的作品的确击中了我们青少年“明媚而忧伤”的青春,“郭敬明的书讲的就是青少年的事情,他书中的语言又正好是青少年喜欢的在青春、叛逆、忧伤中又带一点点阳光的色彩。这种东西是其他作家不具备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说。我向来45度仰望郭敬明,相信他会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勤奋,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商人”乃至“最成功的人”。“小四小四,我爱你,就像大米爱老鼠。”“你是最美的,我永远支持你,咩咩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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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周六的一个上午,在温暖的阳光下,我品着清茶阅读着一本杂志。忽然,我“醒悟”到,我已经有一年半多的时间没有享受过这般清闲了。自2009年5月以来,上班之外,我一直在闷头写着这本书。
为了此书,我付出了很多,也获得了很多。晚上我常常“忍”着白天工作的劳累准备资料至九十点,周末我往往写作起来就是一整天。写作期间,我光阅读的相关书籍就达一百多本,书中每位名家的代表作几乎都拜读过。因此,也和很多朋友少了联系,耽误了不少其他事情。但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我收获的更多。这次写作是一场满载而归并精彩难忘的旅程。我“结识”了那么多名人,了解了他们的真正“面目”,并走进他们内心世界。他们每个人(无论是我批评的还是赞扬的)都是我的老师,都让我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世、治学等方面的道理,丰富了学识,锻炼了思考,又好又快地认识了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的精神、品格、志向等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让我逐渐成熟,我已经不再是一年半前那个“单纯”的年轻人了。最重要的是,在这次旅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即心系自己、胸怀天下,既拥抱生活又高于生活,既享受权利又要尽责任,做一个“学贯中西古今、理通文史哲政、具有公共情怀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我很庆幸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人生道路,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写作的过程中,自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有位朋友好心地对我说:“你写的这些,没有人会看的,这个年代谁还关心文化?”中途我也曾想放弃,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如自序中所言,这本书的初衷是为自己写的,不管有没有别人看,我要对得起自己。在我28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我终于把这本“处女作”写完了,就算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吧,祝福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未来都更加美好。
当然,这本书的“大功告成”绝非我一人之力,有很多很多人需要感谢。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父母。他们辛辛苦苦养育了我,当知道我在写书时,他们一再劝我不要太过辛苦,“不要累着脑子”,要“多吃点好的,休息好”。我想通过此书证明我已长大,没有辜负他们的培养。还要郑重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没有他三年的言传身教以及其他许多帮助,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他的思想、学问、风范等都已内化为我的一部分,本书有些章节更是直接引用了他的著作《现代性的谱系》。当然,我没有“吸收”到的东西还有更多,我会更加努力的。还须特别感谢我的女朋友和我妹妹,这一年半正是我和女朋友恋爱、妹妹来我身边上学的时间,我却忙于写作而没有怎么照顾、陪伴她们,她们不但没有抱怨,反而给了我不少支持。在我最灰心沮丧的时候,是我女朋友的安慰、鼓励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力量。她对我说:“这些‘旗手’以前也都曾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顺,甚至被生活逼到背水一战的境地。还望你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能量,坚持不懈,总有双手在背后支持你。”
也要感谢周国平、茅于轼、许知远、熊培云等“主人公”,我将有关文章发给他们请教,得到他们不吝赐教,让我备受感动和鼓励。还非常感谢王实先生、容敬先生以及上海贝贝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阎海文、魏东等编辑,没有你们的辛勤工作,就不会有本书的完善及出版。另外,还要感谢邱方明、何晓进、李艳辉、金马洛、丁俊峰、孙钦浩等朋友,他们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其他方面也给予了我不少帮助。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致谢,谢谢你们,这本书献给所有关心、帮助过我以及我所敬仰的人。当然,还要谢谢读者您,但愿拙作没有让您失望。
2011年5月15日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难免感到迷茫、困惑。究竟何去何从,路似乎很多,但都不清楚。而找到自己道路的最“佳”方法莫过于跟对“旗帜”,跟着“旗帜”走既不会迷路,也不会孤独。这便是本书写作的初衷,寻找属于我的“旗帜”,从而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那我的“旗帜”何在?因为我本“百无一用”书生也,又比较“爱国”、“实际”,所以决定拿我所熟悉的当下中国内地的文化名人“开刀是问”。这既容易出成果,也比较安全。于是,从同龄的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到熊培云、许知远等兄长,再到父辈的张艺谋、秦晖等,最后到爷爷辈的吴敬琏、茅于轼,我试图把我所了解的老中青少各代的文化名人都“一网打尽”,从中“筛选”出我的“旗帜”。
如何“筛选”呢?开始的“研究”思路比较模糊,几乎是顺着感觉走。但渐渐地,我发现这些文化名人和时代的关系甚大。时代造就了他们,他们也反作用于时代。于是,后来我注重把握他们与时代的关系,时代是如何成就他们的,他们又如何影响时代,具备怎样的时代品质,富有哪些时代价值。我“悟到”他们之所以成名成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都站在时代前列,都顺应时代潮流,都是时代之子。但在这个共同点后,他们的分野也很明显,一部分人在完全迎合时代“满足”时代,另一部分人则在“激浊扬清”引领时代。我把后一种人称为“文化旗手”,是他们在张扬旗帜,引领一种文化潮流。而前一部分人只能算是文化“棋手”,以文化为棋追名逐利,他们的“旗帜”只会随风飘摇,他们空有知识而非“分子”。
因此,我的探寻之旅其实也就是验明这些文化名人“正身”的过程,把握他们的“本质面貌”,“检索”究竟谁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化旗手,以找到旗帜确定道路。同时,揭露那些“棋手”的真面目,防止大家“上错花轿嫁错郎”。另外,我试图不止于仅仅就人论人,而是更想挖掘出人物背后的时代真相、时代精神,进而更好地认识我们这个时代,探寻社会发展的道路。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意图和“亮点”,希望读者朋友能够“明察”。
在写作风格上,我对自己文章向来的要求是“有思想、有学理、有文采、有感情、有幽默”,因为本书内容和时代密切相关,所以我又加了一项要求“有时代气息”。
当然,除了本书所“快照”出来的文化“旗手”外,限于个人阅历被“过滤”掉的文化“旗手”其实还有很多,如陈丹青、王克勤、于建嵘、沙叶新、林贤治等等。事实上,正如傅国涌先生所指出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已在稳步成长当中。“一个精神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渐渐浮现出来,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物质的喧嚣完全淹没,只是需要人们仔细地去聆听、去鉴别,与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壮怀激烈、满腔热忱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变得冷静多了,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一些,思考的问题也更为深入、更为清晰了,他们中许多人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知道自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的位置,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型的艰难,不再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夸张和豪情,不再有包打天下、担当救世主角色的幻觉,他们深知自己‘生活在此处’,不逃避,不苟且,直面现实,从容笃定地向前迈进,进得一步就是一步,不指望一步登天,不幻想天上掉个大馅饼,不怀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图大愿。”知识分子的队伍在壮大,作为他们领头羊的文化“旗手”自然也水涨船高地声名鹊起。当然,所谓的真伪,所作的评论,都不过是我的一家之言而已,我只是找到了自己的“旗帜”而已。在如今这个年代,每个人选择的旗帜都可能不同,只要不逆势而动都无可厚非。但我相信,我所做的选择,至少也能给您一些启迪。因为,我们的困惑与迷茫,我们的爱与恨很多是相同的。
我始终坚信爱因斯坦所言的:“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最后,我想借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的最后一段话来结束本次“探寻”,来与读者朋友共勉:“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需的。人性并不要顺从历史,而要创造历史。通过这道人性之门,选择的权利进入了历史的大厦。”
张守涛编著的《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着力评述了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化界的20多位文化名人,如韩寒、郭敬明、余秋雨、张艺谋、赵本山、许知远、胡舒立、方舟子、于丹、秦晖、茅于轼,介绍了其主要经历、成就、个性和各方评议等,重点分析了他们的“本质面目”及其时代价值,借此略窥我们的时代真相、时代精神,探寻我们个人、社会的发展道路。在写作风格上,《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力求做到“有思想、有学理、有文采、有感情、有幽默及有时代气息”。
《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是一个年轻人对各类知识分子或意见领袖的打量,借以认识我们的时代,探寻我们的道路。
作者张守涛文笔率真,有见地,显示了新一代青年的承担意识和人文情怀。不止于仅仅就人论人,而是更想挖掘出人物背后的时代真相、时代精神,进而更好地认识我们这个时代,探寻社会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