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我们的诗文》，是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纪念图书之一，书中精选了中文系师生的精彩诗文若干篇，呈现了各人除为师为学之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的一面，以图说的方式呈现了百年北大中文系的人文景观。

从马神庙到红楼再到如今的五院，北大中文系贯穿了中国学术百年，除了学者，中文系还出作家、诗人、政治家、企业家……我们梳理部分中文系人，用图说的方式呈现百年北大中文系的人文景观。

“北大中文百年纪念”丛书，包括《我们的师长》、《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学友》、《我们的诗文》、《我们的五院》和《我们的园地》等6册。本书为《我们的诗文》，文集中的文字，都是中文系友的真情流露，每个从五院走出来的人，都对这片园地有着无尽的留恋。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诗词四首

王力先生1982年西安之行

圆梦——老年学画记

永恒的真诚——难忘废名先生

楹联长系中华风——澳门一感

一百年的青春

诗十四首

一段难忘的时光——创业在烟台

旧体小诗一束

一个初冬夜晚的经历

大学生活三部曲

林青小诗五首

浪淘沙·沿河城颂

令人怀念的十九斋——追念徐通锵先生

翠禽无语向黄昏——十三公寓编写文学史生活及后续漫忆

《民本中学52届初中、55届高中同学纪念册》序

融进一滴水

我和语文的几件事

我和庚父朱老

季羡林先生领奖记

听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创造—个完美的燕园——关于校园建设的建议与思考

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致谢辞

杨俊才著《南宋诗人姜特立研究》序

1975年冬天纪事：“文革”溃败前夕的小故事

山居琐忆

衣带渐宽终不悔——《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纂始末

走近未名湖

《文学理论学》后记

北大中文系诞生一百年摭谈

从入句碑文谈起——追忆李珍华先生

夜观昙花

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序

《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

的出版研究》序

未名湖博雅塔之歌

湛庐诗选

域外零拾

诗词四首

结缘梁启超

斯人已去春恒住——访德富芦花故居

背景

即将消逝的风景

方尖碑下的温州青年

“读”武侯祠

巴黎笑谈——要饭与文学

我看日本文化精神

书名后面的意义

述书赋

北京杂咏·旅日诗稿

绿涛室诗词

“不惑”四题

士林脞语(节选)

炎热·1980

革命时代的春节印象

为什么《再解读》？

失去的乌托邦——《海上钢琴师》随想

搏微斋词选

未名湖

北京的沙尘暴

回忆我的老师阴少曾(法鲁)先生

那传递千百年的芬芳记忆

川行纪

诗心接千载

春天的思念

《紫石斋说瓠》序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修订版跋

我们在田野里看到了什么？

五院紫藤赋

在历史中漂泊的“老北京”

十年师生缘——纪念给我学问和快乐的一新师

指间的岁月

听吴小如先生谈戏

在那吉祥如意的地方——西藏行印象

辩护之外

增广闲文三则

历史终止的地方，小说开始了

新新大师行

旧居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送毛静归丰城序

灶君传说与打灶进谗

编后记

一

我自幼喜欢画画。

抗战前，我在家乡江苏无锡上幼儿园，生活丰富多彩。老师教唱歌、画画、认字、背唐诗，我都喜欢，但是我最喜欢画画。有一天，老师让我和另两个娃娃走到矮矮的黑板前面，拿彩色粉笔画画。老师说，你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没有多想，画了一朵花，花上有一只蝴蝶，旁边站着一个女娃娃，她可能就是我吧。老师夸我画得快、画得好，让小朋友给我鼓掌，说我是第一名。当时我大概是五岁，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这时起，我想，长大了要学画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和弟弟妹妹随着父母逃离了家乡，辗转湖南、云南、四川，最后到重庆。颠沛流离的几年中，我只断断续续地上过两年多小学，其他时间全靠妈妈拿着自己买来的课本给我们姐弟三人补习。

1942年春天，我在重庆沙坪坝幸运地考上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一年级，和久违的美术课重逢了。特别幸运的是我还遇上了一位我终生难忘的好老师。当时教我们美术的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助教、著名美术家徐悲鸿的弟子谭勇先生。他按照大学艺术系那套正规的教学法教我们，让我们先好好打基础：画素描，画人物，然后出去写生。记得有一次，他让一位男同学穿上童子军装，当模特儿给我们画。最后，画得最好的两位同学中又有我一个。

事情还这么巧，我们的同学很多是中大老师的子弟，徐悲鸿先生的女儿徐丽丽也和我同班。有时，徐先生来学校看望女儿，我也看到了他。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更增加了对绘画艺术的崇敬。

当时老师看我有绘画的天分，就建议介绍我去读设在璧山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艺专是由抗战前的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合并而成。我要是有机会到这样一个著名的美术学校读书，那该是多么幸运。但是父母不同意。那时我年纪还小，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离家独自在外读书，更重要的是他们怕我学了美术将来没有出路。我的二舅就毕业于杭州艺专，一直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1947年，我高中毕业，遵照父亲的旨意，我进了无锡江南大学中文系。文学也是我的所爱，但是学画画的梦想并没有熄灭。1949年，我转学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我提出想转到艺术系，被拒绝了。著名画家钱松目是我的同乡，我们两家还是世交。她的大女儿钱紫筠也喜爱美术，当时她就在南大艺术系。她建议我抽时间去艺术系听课，速写课都排在晚上，和我的课不冲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这么做了。

当时艺术系主任是傅抱石先生，他常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来看我们画画。看了几次，他注意上了我。忽然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艺术系同意我转系。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它来得晚了一些。在中文系读了几个月之后，我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尤其是路翎先生给我们讲授“小说习作”课，经常夸我诗歌、小说写得不错。这样，我的画家梦就转向了作家梦。不过，画家梦并没有消失，只是在我的心灵深处埋藏了起来……

二

这一藏就是四十年。

1988年末，有一天，我到黄庄买东西，碰见我的一位老邻居，好久没见了，谈起近况，她说：

“我退休了，现在是在老龄大学学国画。”

“老龄大学”！“国画”！这两个词，一下就吸引了我。最后，我弄明白了。就在海淀镇上，有一所老龄大学，已经办了四年了，离退休的老人都可以报名入学，学国画，学写字。当时已经快放寒假了，寒假以后就招新生。

我一听乐坏了。我也是老人啊！过年就59岁，奔60的人了，眼看就该退休。我也去上“大学”。  1989年春天，我就进了海淀老龄大学花鸟班，老师是郑宏涛先生。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那个高兴啊，很多同学头发已经斑白，还像小学生那样兴奋和专注。许多同学都来得很早，好抢个前面靠讲台的地方，更清楚地看老师画范画。

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先是讲怎么画梅花。他一面讲，一面在讲台上摊开一张宣纸，用墨和曙红画了一支梅花，然后又画了一只喜鹊落在花枝上。课后，我仿照郑先生的构思，画了一幅画，题字是《喜上眉梢》。下一节课，我带到课堂上(每个同学都把自己的作业挂在墙壁的四周，让大家评论观赏)。很多同学都认为我这幅画画得不错，值得装裱起来(其实我是画了七八张才有了这张较好的)。这幅画装裱后就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二十年了，仍然很耐看。

我画画已经中断了几十年，重拾起来一下就上了瘾。可是当时我的教学任务很重，带第二届硕士研究生，本科还有几门课。我主要是教戏剧，为了扩大领域，我试着加进电影的内容。但苦于看不到好的电影，就到电影学院去听课，上午上课，下午可以看一场当时在国内其他地方绝对看不到的新电影。这样做，每周就要花～天的时间。我是民盟盟员，还有一些民盟的工作要做。时间不够用，我很苦恼。

说来也巧，这时候，我听说学校积压的副教授太多，出台了鼓励提前退休的政策。我想，我已经工作了快四十年了，应该给自己留下一点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

退休以后，我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中国画的学习，圆我儿时的梦。

三

我在老龄大学最初是学写意花鸟，我最喜欢画牡丹。现在我还保存着很多那时候的牡丹画稿，多到连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一张张，一卷卷，左一朵，右一朵，全是牡丹。是啊，要画好一幅牡丹，首先要画好每朵牡丹。为此，我不知道画过多少个“花头”。怎样画花瓣？怎样画花蕊？怎样掌握花色的浓淡？一枝花中的几朵该怎样布局？为此，我不知道绞了多少脑汁，画秃了多少支笔。慢慢地，从生到熟，心中有数了，手也听话了。

同学们看我写意花鸟画得不错，又拉我学工笔花鸟。当时是著名的工笔画家田世光先生的公子田镛任我们的老师。他不但功底深，还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画的因素，画得更加活泛、生动。我一下又被迷住了。

从此，我的“圆梦之旅”就像洪水冲破了闸一样，一泻不可阻挡。海淀老龄大学的国画教学门类非常丰富。按大类，有写意，有工笔；按内容，有花鸟，有人物，有山水；同样是花鸟，又有不同风格的老师教授，任你挑选；与画有关的，还有书法、装裱。大多数课都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有的半年，有的一年，三个班结业以后，有兴趣还可以上研究班。一切非常正规，每读完一个班的课程，都发给结业证书。每当开学我拿到教学计划的时候，真是心花怒放，什么都想学。1994年老龄大学建校十周年纪念册中的学员名录上，有三个班都有我的名字：山水中级班，齐派花鸟专修班，工笔花鸟研究班。最多的时候，我同时读五个班，差不多每天都有课。

跟小学生一样，每次上课，老师总要布置作业，留下几份范画，让大家临摹。范画数量有限，一个小组一份，只能大家轮着画。一个人画完，送到另一个人家里。你拿到范画就要尽快画，画完了再送给另一个同学。一个学期上几门课，就要同时完成几门课的作业。

我除了在老龄大学学画之外，还参加了北大老年书画协会的一些活动。我还利用一切机会丰富自己，多方面吸取营养：看画展、阅读美术书刊、到风景名胜旅游、收集各种美术资料。

那些年，我是中国美术馆的忠实观众。可是每次参观都是匆匆忙忙。我的老母亲那时快九十岁了，我得给她做中饭。当时交通又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来回要花两个多钟头。所以留给我看展览的时间就很有限了。每次总是尽量早早地出门，带一个照相机。看哪张画我喜欢，对我有参考价值，我就拍下来。常常是看得兴头正足，一看表，10点多了，连忙往回赶。十多年，我看了多少次展览我也记不清了，现在还保存的门票就有一大包。

那时候，挂历非常盛行，有很多挂历都是印的古代的名画，山水、人物、花鸟都有，我经常拿来临摹。于是挂历又成了我收集的重点之一。朋友们知道了，到年末也都把过期的挂历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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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掀、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之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却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2010年5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中文系的教师，应该“能诗善文”，这恐怕是全社会公认的吧。然而事实却总与人们善良的推测不符。正像数学系的教授未必会“算计”，政治系的专家未必会“弄权”，经济学博士炒股，会赔得底朝天，教育学权威的孩子高考，也会名落孙山一样，中文系的学者，写诗弄文，并非他们的本行也。其实我们社会的大多数公民，并不知道中文系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中文系对于中华民族的存亡兴废，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很多人天真地以为，中文系的工作就是白天给学生讲讲故事，晚上回家写点风花雪月。所以他们拼了老命，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报考中文系。君不见这样的见解愈普及，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就每况愈下吗？当然这已经属于题外话，我们要说的实际就一句：中文系非“作家诗人系”也，吾等另有天职在身，无须张扬于稠人广众之间，亦不足为外人道也。

因此中文系百年系庆丛书中，要编一本《我们的诗文》，从09年9月开始，广邀同仁赐稿，实属勒令“客串”。我们相信其他院系编纂一本同名之作，其“文学性”未遑多让，如果校对严谨，连错字病句也不一定比我们多也。所以一套丛书中，唯本册最难杀青。“春日迟迟”，已过限期，却不见“采蘩祁祁”，稿件依稀。搞得三位编者“女心伤悲”，丹心欲灰。最后还是陈主任平原君亲自督阵点将，方汇集诗文近百篇，作者数仅占全系在岗和离退休人员约一半，故不敢僭称能够代表“我们”也。编者深知，未赐稿者，多有文坛巨擘；已赐稿者，所出未必掌珠。若按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之论，本书二者俱匮，实非“吟风弄月”之样板，深负“文学爱好者”之雅望也。

然则本书另有价值所在。第一可见中文系学者之性情，姚黄魏紫，皆出天性，“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第二可见中文系学者之风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绝不成帮结伙，并肩群殴。第三可见中文系学者之雅好，虽然文学创作并非我等专业，但客串一把，也挺唬人。现代文学研究者能写《世说新语》，唐诗研究权威能赏析贝多芬，搞语言学的偏来点诗词歌赋，搞古文献玩惯了竹简的，偏要点评一下现代诗作。其实，北大中文系的某种奥秘，不也就蕴含在此中了吗？初看似乎杂乱无章，如同夜浴银河，摇碎一天星斗；细看却是家法严谨，仿佛早朝金阙，放平万里山河。

一编在手，首先要感谢向仍旦、唐作藩、陆颖华几位年过八旬的老宗师，宝刀不老，慨然赐稿。我们几位“60后”编者还有幸听过他们的课，现在的年青教师恐怕都不认识他们了。年过七旬、六旬者亦众，恕不一一列名致谢。其次要感谢最早赐稿的刘东、张兴根、费振刚等老师，宛如几束曙光，为本书投射下最早的轮廓。特别是本书尚未编讫，刘东老师已然调离，但我们还是决定收录其大作，以此代表我们对所有曾为北大中文系作过贡献者的敬意。最后要感谢系里的周燕老师、北大出版社的责编艾英，还有党政领导，为此书操心出力，颇熬了几盏灯油。全书由王岚、叶文曦、孔庆东分别收稿，孔庆东初步统稿，叶文曦核查校对。王岚所费心血最多，“披阅数旬，增删几次”，临去学习，还谆谆嘱咐诸多细节。孔庆东为之感动，毅然承包了炮制编后记之任务。诗人萧三云：“不以诗篇作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幸读者明鉴，这本((我们的诗文》，不过是北大中文系生命风采之一角，我们真正的“诗文”，都在《我们的诗文》之外也。

孔庆东

2010年8月酷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