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教授家的书迅猛地膨胀。当我来到他那显得窒息的书房的时候，不由得笑了起来。向来号称整齐的谢冕连过道里都堆着高及胸口的杂志，而他那书房则成了书堆的峡谷，我只能像海底的鱼一样侧着身子进去。
就在前不久，我听说，他宣布拒绝买书了。这究竟是幽默还是愤激，我没有细想。倒是想起来他在香港的报纸上的文章，说是他需要一个书斋。当时我正在香港，觉得很是奇怪。内地的教授固然比较贫寒，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多多少少有一点例外。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地可以轮流到日本或者澳门大学讲学。只要出去一两年，就有足够钱买下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又听说，有一次，北大中文系已经安排他去澳门大学当系主任了。可是人们说，谢冕觉得这么长的时间，离开内地的诗坛，是不负责任的。那时，正好他的弟子张颐武先生在我那里，我就对他说，这个人真是个书呆子。一边叫着要一个书斋，一边又不肯出访。张颐武先生说：“为这个事，谢老师还认真考虑了两天两夜。”我说：“活该，谁让他傻乎乎！”
这次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博士论文的答辩会，顺便就去谢冕家里去玩玩。看到他那越发变得狭小的书房，不由得嘲笑他的糊涂。既然要书房，就该去日本或者澳门一行。考虑什么在国内的影响，又不是毛泽东，当年他组织别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自己却不去，说是中国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暂时不去外国。
他哈哈大笑，说：“谢冕真是太重要了，中国简直一天都离不开他。”听这口气我才感到传言有误。便把张颐武先生如何说的，告诉了他。他更是大笑不已，说：“这简直是一个童话，绝妙的童话。”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不说，就是年青的副教授都已经有百分之七八十都去过日本、澳门等地，有的已经去了两次。从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和他商量过出访。谢冕夫人是我们当年的同学，她也笑着说，前几天倒是有一个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向系里领导打了个电话，说是除了他和谢冕以外大都出去当过教授了。我听了不由得愤慨起来，谢冕却哈哈大笑。对于这件谁也说不清的事，当中的阴差阳错，他显得相当超然。看他的神态，好像说的完全不是他的事，而是别人的事。
他似乎并不为空间的狭窄而过分烦恼，也许那些书们，都是他亲密的朋友或者臣民，早已和他一样乐天知命了。这使他引以为自豪，但是他最为自豪的倒并不是他相依为命的书而是他养在三只笼子中的六只小鸟。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每一只小鸟都有一个“故事”。我知道他不管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永远都是兴致勃勃，永远着迷，完全不像个六十多岁的权威教授。我顾不上去听他的“鸟故事”。那些被他当做珍禽的鸟们，虽然羽毛上有颇为可观的花纹，我却一眼看出来，不过是花鸟市场上，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只的虎皮鹦鹉。其叫声以粗粝为特点，却一个个不识相，聒噪不已。我故意扫他的兴，说，这些虽然好看的鸟说起话来，老是像你一样兴奋，令我想起来阁下年青时那个雅号——鸭子。他就跑到鸟笼面前对着那些鸟们大声呵斥：“你看看，客人都怪罪了，你们还吵个没完！”说着把其中吵得最凶的一只轻轻地捉起来，抚弄一番，还一定要我也摸摸它的头。我不好扫他的兴，只好照他的吩咐敷衍一番。
他越发兴奋地说起鸟的故事来：其中一只是个花花公子，硬是把一只路过的妙龄小鸟勾引了进来。他说了那只鸟的样子和颜色，我只好装着记住了的样子。另一只鸟的传奇是，有一点特异功能，能把门栅用嘴巴提起来。有一次就这么自由散漫地溜掉了，停在门前的树上，他用笼子去引，它岿然不动。等到他靠近一点时，它就飞得更高。这时，黄昏降临，谢冕的心都碎了，这只负心的鸟却绝情地飞走了。谢冕知道，它这一飞，就意味着死亡。因为家养的鸟是没有觅食的能力的，用不了多久，就会饿死。望着那消失的鸟影，谢冕体验到了一场真正的生离死别。当夜风雨大作，为失去的鸟的忧伤之情，使得他和夫人一夜无话可说。第二天，夫人仍然不死心，说是出去看看，谢冕反正不抱希望，也就由她去了。
没想到不久以后，夫人惊喜地大叫而回。手中捧着的正是那只丢失的小冤家。原来夫人走出去以后不久就听到一声熟悉的鸟叫。循声找寻了一番，在一株小树底下，正是他们家丢失的那个冤家。
我说这是因为它的羽毛淋湿了，不能飞了，而谢冕却说，鸟的羽毛是不会淋湿的，是它调皮地在等待夫人去找它。
这可真是童话了。
谢冕又一次把鸟拿出来让我抚摸的时候，显然进入了童话的境界。现实世界的住房的狭窄，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是他的感觉，什么是童话的幻想，早已分不清楚了。
我想起了已故的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鲍昌先生的一句话：“谢冕永远是个儿童团长。”
但是，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他又怀着深深的忧思。他为新诗当前陷入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派的幼稚模仿而感到十分忧虑。他告诉我，他已经写了一篇《新诗已经离我们远去》表达他对于新诗失去了使命感感到忧虑。这一文字将在《诗刊》上发表出来。我说，我早有这种感觉了。我也为《星星》诗刊写了意思差不多同样的一段话。临别时，我们紧紧地握手。
这时，我第一次非常明晰地感到，在他的心灵中跳动着两根弦：一根弹奏着充满了孩子气的童话色彩的变奏，而另一根上奏响着的则是充满了使命感的、成熟的学者的深思熟虑的主题。P25-28
我们这本书其实应该叫做《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所收大多为学生后辈记叙他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受先生教诲的文章。因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办公室和教研室自1978年至今一直在静园五院，幽美、静雅的五院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象征，而且明年中文系即将搬离五院，去一个新建院落，为了纪念我们在五院的成长岁月，为了表达对中文系先生们的敬仰，为了庆祝中文系百周年华诞，我们编选了这本小书。
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师辈出，其人格、风度、学问熏陶、感染了一代代学子，传续着鲜活而悠久的北大中文精神。自去年下半年发出征稿函后，我们得到了系友们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陆续收到不少文章和照片。就文章而言，其中有已发表过的佳作，也有新写就的美文，篇幅有长有短，作者有老有少，作者所毕业班级既有本科班，也有硕士班、博士班，时代有先后，文风各不同，较全面地反映了近三十年来五院先生们的风采和精神。而这些照片，既有珍贵的泛黄了的黑白照，也有新近拍摄的色彩艳丽的数码照，都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文系先生们的风采和真淳、融洽的师生之情。
书中所收文章分为两大类，大多是写离退休先生的，一文写一人，此类文章按所写先生年庚排次；后几篇合写现任老师，文章以作者入学时间为序。征稿时间仓促，且我们经验有限，幸好选编过程中得到陈平原、夏晓虹、张鸣、王风、金锐等老师不少帮助，谨致谢忱。
杜晓勤、邵燕君、柳春蕊
2010年7月于北京大学静园五院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掀、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之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却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2010年5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师辈出，其人格、风度、学问熏陶、感染了一代代学子，传续着鲜活而悠久的北大中文精神。《我们的五院》是一本散文随笔集，所收大多为学生后辈记叙他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受先生教诲的文章。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
我们这本书其实应该叫做《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所收大多为学生后辈记叙他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受先生教诲的文章。因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办公室和教研室自1978年至今一直在静园五院，幽美、静雅的五院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象征，而且明年中文系即将搬离五院，去一个新建院落，为了纪念我们在五院的成长岁月，为了表达对中文系先生们的敬仰，为了庆祝中文系百周年华诞，我们编选了这本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