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来自民间，都出于自愿自发。他们有的与国际环保界的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在中国率先打起了保护被污染，与被伤害的群体的大旗；有的从教育入手，以学者的思维，志愿者的胸怀把自己“流放”在大山中，感悟自然，感悟民情，让环境教育植根于民间；有的从保护大熊猫开始，到用藏传文化以神山圣湖的名义宣扬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的在青藏铁路上为迁栖中的藏羚羊拦车，为退缩的冰川打桩标记，让后人知道冰川曾经在哪里；……本书为我们讲述的就这些中国民间环保大使们的公益故事。

这是一部中国民间环保“史记”，讲述了作者的一些有“野性”生活的朋友所经历的环保故事。

全书正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环保的领军人物；第二部分是中国西部江河的守护者；第三部分是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人；第四部分是他们关爱的是自然；第五部分为“我”的记者同行。

志愿的快乐

 快乐来自走进大自然

 快乐来自于志同道合者的组合

 快乐来自于自我价值的体现

环保领军人物

为“表亲”奔走——梁从诫

 遥想当年，舟上有人难眠

 拉钩拉出来的民间环保组织

 对“豪”字的解释

 不当绿色“救世主”

我眼中的廖晓义

 发生在我俩之间的事

 年度人物实录

 让女儿休学的妈妈

 她要举起绿色的大旗

能说、能文、能行——唐锡阳

 做事，做人，都较真

 七十五岁这样走过

 大学生绿色营

 错！错！错

 一段始于大自然的爱情

官司缠身——王灿发

 200万诉讼费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官司从争夺媒体开始

 法律为谁做主

追求把建议变成行动——吕植

 “你的大熊猫在我那儿”

 还野生动物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科学家要有勇气和骨气面对自己的良心

用自己的方式服务社会——梁晓燕

 NGO如何始终保持自身目标的清晰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乡村图书馆的首席推销员

 哀莫大于善心无法表达，哀莫大于能力无法施展

 她一定是我一生都认的朋友

江河的守护者

长江源——杨欣

 藏羚羊迎着列车

 藏羚羊的经历

 一条江和一个人独走苍茫

 江源的民间保护站

 杨欣的自述

 富有的民间环保人——于晓刚

 黄车已过

 博士论文和戈德曼环保大奖

 NGO应该参与到决策中去

我叫她运大姐——运建立

 岁末年初汉江行

 60岁的生日礼物

 1+1>2

 第一次经历没有黑夜的“一天”

 牵挂南水北调

 “绿色汉江号”启航

 为五斗米折腰

他在乎尊严——马军

 相同与不同

 江河的尊严

 法律的尊严

 中国水污染地图的尊严

 公众的尊严

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人

为猴子请命——奚志农

 它是只疯了的金丝猴

 面对三堆藏羚羊的尸体

 为了野生动物的家

蝗虫亘古不变的“秘密”——走近解密蝗虫的陈永林

 蚂蚱与蝗虫

 没有护照的国际“游客

 蝗虫亘古不变的“秘密”

 蝗虫与气候变化

漫漫“驼生”——袁国映

 野骆驼的母爱

 野骆驼和家驼的区别

 荒漠戈壁上的流浪汉

 野骆驼的家园

 救救野骆驼

黑颈鹤的守护神——孙德辉

“候鸟”的我歌我泣——周海翔

 为黑脸琵鹭设的帐号

 V字不仅仅代表着胜利

 镜头下的阳光与罪恶

他们关爱的是自然

从未得过奖的环保官员——牟广丰

 给民间环保组织以合法身分

 向影视明星们鞠躬

 请留下最后的生态江河

 环保最能体现“三个代表”

 与诗为伴的环保官员

相信大自然永远是正确的——沈孝辉

 女儿眼睛里的爸爸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人祸”二十年祭

 人参、神山与江河

 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

 寻找长白山神秘花园

“感谢”沙尘暴——刘书润

 生态学与人情味

 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地球是五颜六色的

我的记者同行

思考总理正在思考的问题——苏京平

 无颜面对完达山

 来自360度全景的震撼

 170盘录音带

 不是我比别人更聪明，只因为我比别人离炮火更近

我，不能沉默——熊志宏

 她笔下的中国环保历程

 一个生命决定了她的人生

 促成开创杜邦环境新闻奖

 同事眼里的熊志宏

张可佳和她的绿岛

 我俩儿

 媒体里的NGO

 绿岛译丛

 追求独家新闻

新闻维护公众利益才有生命力——刘鉴强

 三峡的疑问

 虎跳峡的牵挂

没有河流的故乡——我与绿家园

 媒体与环境保护

 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

 从关注江河到推动公众参与影响公共决策

后记——记录“野人”的足迹

1994年春天我在美国旧金山采访时，一位朋友托我打听一个叫“梁孔捷”的人。我的朋友当时在美国一家民间组织工作。她说在《世界日报》上看到“梁孔捷”等四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环保组织叫自然之友，他们希望和这个组织建立联系。

回到北京后我四处打听，1994年环保民间组织不像现在这么家喻户晓。直到1994年秋天在一次中华环保基会的采访活动中我才知道“梁孔捷”应该是梁从诫。因为《世界日报》上那条消息是从英文翻译过去的，“梁孔捷”是梁从诫的译音。

从1994年至今，我和梁先生在“一个战壕”里已经打了12年的交道。

这12年里，站在梁先生的旁边，我一次次分享着梁先生得到各种奖项和荣誉时的喜悦。也分担着周围的生态、环境一次次告急的惆怅。

梁先生得的奖有人一一列出：1995年获日本和韩国媒体授予的“亚洲环境奖”。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2000年6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使者”称号；同年，被北京市奥申委聘请为环境顾问。2000年8月，获菲律宾麦格赛“公众服务奖”。2000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2003年获第二届“母亲河奖”表彰他在保护母亲河、保护生态环境做出的卓越贡献。2003年12月获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法治人物”。2004年9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2005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特别是有了互联网，如果“百度”一下，提示你的是，有50，700条与梁从诫这个名字相关的内容任你认识梁从诫。

在见谁都叫老师的年头，我叫梁从诫：梁先生，似乎这样称呼才符合我内心对他的认知和尊重。我对生态问题关注的程度，曾让梁先生一认识我就把我拉进了自然之友。也是因为梁先生，没多久我又离开了，拉起了绿家园志愿者的旗帜。

当时我和梁先生的分歧发生在一次领养树的活动上。活动前我想通过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让更多的人参加。梁先生却认为不管做什么活动，组织化程度应该更高些，以免出问题。所以只能是会员参加。

在那时，不知这算不算是一个记者和一个民间组织的领导在工作方式上的区别。不过，这也就是今天自然之友越来越多地找来资金做起了各种环保项目之根本。而绿家园志愿者还在一个劲地搞着各种环保活动，沉浸在不花钱也办事的“育教于乐”中，并试图用民间的声音影响公共决策，推动环境保护公共参与。在民间环保领域，怎样充分发挥自己所长，我虽没再和梁先生讨论过，但12年来我把我们之间的关系称为是一个“战壕”里的，可见我们之间在保护环境、关爱自然上达到的默契。

作为国家环保局的“环境使者”，我们曾一起去过三峡，当时长江汛期已过，可是黄褐色的江水在舷外波涛不兴。梁先生回忆着抗战时期在扬子江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每当秋季来临，江水已是青绿色了。

那天在长江上，梁先生还无法从刚刚路过的一个县看到长江边上一条像酱油一样的黑汤沿着江水往下流，黑水足足有半里路宽的情景中恢复过来。在那个县里，梁先生亮出了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为的是他要问问县长，这条江是不是他们污染的？县长说是一个造纸厂的问题。为什么不装处理污水的装置？梁先生接着发问。县长说这个造纸厂是1958年大跃进时靠两口大锅起家的，当时叫“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现在要装一台废水处理装置，投资要超过那个厂的全部固定资产。再说三峡水库修好后，这个厂子在淹没线以下，就几年了，污水处理装置就是装好了，也又要被水淹了，就没去治理。那为什么不停产？你看看把长江污染成这个样子。梁先生不依不挠。厂长说2000名工人，如果算上三口之家就是6000人，一个小县城只有几万人，这6000人谁给我养活啊？

事后粱先生承认，自己当时被问得是哑口无言。这种事情光高唱：“还我蓝天、还我青山、还我绿水”是唱不出来的。

关于长江水变黄，我知道在我们的长江行之前梁先生认真地搜集了资料：解放初，四川的森林覆盖率是22％，而80年代已下降为11％左右，其中有的沿江县甚至不到1％！

一个县对长江的污染，整个长江流域森林的覆盖率，三峡工程总指挥贺恭在听梁先生诚恳地说着这些时，建议我们再去一下宜昌市夷陵区(原宜昌县)考察黄柏河口污染治理的状况。

黄柏河是宜昌以上长江左岸的一条小支流，注入电站以上的葛洲坝库区。是一条发源于湖北北部山区的原本清澈的小河，夷陵区河段水质曾为二类，是夷陵区居民的唯一水源，现已受到污染。三峡水库蓄水后，原来注入库区的众多支流显然将产生比黄柏河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库区水位大幅度抬高，尾水将深入各支流，使其下游河段成为水库的一部分。由于远离长江主流，这些枝蔓出来的港汊状水库的水体与外界交流一次的时间将变得非常之长，基本上都将成为像黄柏河口那样的静水。加之水库建成后流速减缓，支流泥沙沉降增加，从而壅高河口河床，乃致形成“拦门沙”，使内水与外水更难交换。而这些支流源远流长，流域都有大量人口聚集的城镇和村落，除夏季暴雨时上游受灾面积可能扩大外，随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对工农业及生活排放物(包括污水)不能及时安全处理，若干年后，其水污染状况必将比目前更加严重。百姓很可能会面临如今日武汉、广州那样的困境——守着河边却无净水可用。黄柏河的悲剧会不会以更大的规模，更严重的程度在这些地方重演呢？而众多支流水质的恶化，又怎能不影响主库区的水质？

当我们站在黄柏河边时，当地人认为治理得不错的河水虽不像前面那个县边的长江都成了酱油色，但作家徐刚蹲在江边捞起一把水草，再站起来时，眉头皱起来，鼻子和嘴也都挤在了一起。梁先生没有客气地对陪着我们的环保局的干部说：人的认识当然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二十年前，在黄柏河还能见底的那个时代，要人们认识到水库将对邻近水域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后果，也许不够现实。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末，在黄柏河已经开始由绿变黑的时候，在论证中还把“对水污染的影响”列为“影响较小，采取有效措施后可减小危害”的一类，甚至时至今日，还在说三峡水库污染“问题不大”，就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了。

我和梁先生在一个“战壕”里打的“战役”还有一次，那次他老人家真急了。

那是2001年的春天。我，梁先生还有北京地球村的廖晓义我们共同发起并组织了一次有关北京昆玉河河底硬衬的对话会。当时我们都天真地认为那是中国民间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听证会。因为那是中国第一次由民间组织让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项目工程人员和媒体坐在了一起，讨论一个和都市生态及百姓生活有关的话题。

会前我们才知道听证会只能由政府部门召开，民间组织没有这个权利。那次会上，梁先生发了脾气。当时梁先生生气的不是因为一定要给民间组织的会正名，而是到会的北京市领导不承认当时正在拆北京一个名人家的四合院。气急之下，快70岁的老人把自己的老伴都供出来了。因为老房子上写着大大的拆字的照片是老伴方晶老师到现场拍到的。他认为这难道还不算是铁证如山吗？可中国有多少铁证如山的事不被承认。善良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

那次的会，最后被领导定为无政府组织有组织的活动，一律不许报道。这条禁令是不是和梁先生的急有关，没有人去追究，但他的率直和天真，却是在场的上百号记者和我切身感受到的。用现在的话讲，当时我们民间组织呼吁的就是环保保护公共参与。城市一条河的命运，关系着生活在河边的每一个百姓。她的命运不能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如果说那次我们的行动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四年以后，2005年4月，北京圆明园湖底硬衬时召开的听证会，NGO代表被请到了会上并做了专题发言。四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瞬间，但在中国。NGO发展史上，却走得一步一个脚印。

我和梁先生还一起去过一个农村小学。那所江苏省瞧宁县叫做大余小学的学生和老师们爱小鸟，爱到了痴的程度。不管是不是鸟痴吧，在小学参加农村孩子的爱鸟活动，梁先生的欢喜劲和孩子们不分上下。至今我的脑子里还有着返朴归真的梁先生，如同孩子般在农村小学的操场上和孩子们一起跑跑跳跳的情形。

P9-11

对“野人”的评价

我认为：环境保护是一个社会公益性非常强的事业，它不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像交通行业、铁道行业、建筑行业，它不是一个行业。它关系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要喘气，都要喝水，都要睡觉，都要吃饭。喘气能不能喘清洁的空气，喝水能不能喝洁净的水，吃饭能不能吃到洁净的食品，睡觉能不能不被噪声骚扰？它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它是社会公益性最强的事业，光凭一个国家环保部，用政府的行政行为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环境问题的。

我和永晨说：我们不能老凭一种朴素的感情，一种义愤，一种感情，做一个愤青。我们要站得住，从国家法律的角度，从环保科技，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参与程度要纵深提高。

牟广丰

(国家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

记录“野人”的足迹

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把它抄录下来，因为这段话比我自己的语言更能说出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公益行动者在我们身边慢慢地多起来了。每一个这样的人周围，都有一个小小的磁场，无声地吸引着那些心性相近、情怀相依、理念相似的“同道”们。他们是一道道精神的清流，缓缓然而韧性地渗进在犬儒和物欲的生存状态中日益板结的心田。这些公益行动者与众不同之处，也许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但有那么几条，仿佛与生俱来，融汇在他们的血液之中。“相较其他人，他们确实更为留意自己的直觉，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并有极为进取的行动能力，去追求自己的抱负，哪怕，这个抱负不被天下人认同。”——一个考察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民间公益行动者的研究者告诉我，在他或深或浅地接触过的这类人士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点。

我认识的，并写出来的这些有“野性”生活的朋友，绝对是一个个留意自己的直觉，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并有极为进取的行动能力，去追求自己的抱负，哪怕这个抱负不被天下人认同的人。我确信。

让我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的另一内心冲动是，他们所经历的事加起来，我认为就是中国民间环保“史记”。说得不知天高地厚一点，我这辈子想写两部“史记”，一部是2006年到2016年这十年中国西部的江河“史记”；一部，就是中国环保的领军人物。当然，我或许截取的只是片断，不能和司马迂的史记相提并论。但我认为，这些片断的代表性应该让今天的人知道，也应该留给后人。

梁从诫先生是创办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领军人物。从1994年到我写完这部书稿，自然之友是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的地位没有改变。

廖晓义和她的地球村，与国际环保界的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使她具有了引领中国民间和国际民间环保沟通与合作的可能。她提出的用中国传统文化关爱自然，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手段，对世界的影响在未来我想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魅力。

唐锡阳和绿色大学生营的故事是一个古稀之年人的年轻，他和马霞的故事则是他生命中的浪漫。二者的结合，让他的人生像火焰，燃烧着自己，照耀在一条条坎坷的小路上。在他用笔书写着小路的延伸时，还在招呼后来者跟上。

王灿发，2007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环保英雄。是他在中国率先打起了保护被污染，与被伤害的群体的大旗。

梁晓燕从教育入手，以学者的思维，志愿者的胸怀把自己“流放”在大山中，感悟自然，感悟民情，让环境教育植根于民间。

吕植从保护大熊猫开始，到用藏传文化以神山圣湖的名义宣扬人与自然的关系。她交的朋友中有她的学生，也有穿着袈裟的僧人。

于晓刚，冒着被有关部门盯着“黄车已过”的境遇，发誓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势不可挡时，除了要推动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以外，还要建立社会影响评价。

沈孝辉带着我们在长白山找他的神秘花园，讲着什么是风倒木时，我知道，带着朋友们实现长白山大穿越和寻觅难得一见的长白山野生动物，揭露天池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水怪都是他未来的梦。我愿为他梦想成真加油。

牟广丰被朋友们称为官员里的另类，8小时以内是环保官员，8小时以外是环保志愿者，敢说此话的官员，别说在中国，在世界又能有多少？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的环评，归老牟他们办公室管，他有多忙，有多难，我们一般人不知能不能想象得出来。

杨欣蹲在青藏铁路上为迁栖中的藏羚羊拦车，为退缩的冰川打桩标记，让后人知道冰川曾经在哪里。

奚志农的故事中，那只为昆明世博会做出牺牲的小滇金丝猴，死得如此凄惋。平遥摄影展中他们野性中国展区的那片草地和他火暴的摄影培训课。

运大姐站在中国第一艘民间监测水质的船上那份神情若定。

刘书润，背着小挎包的样子，在草原上，还被人当成坏人吗？他那对沙尘暴特有的“感谢”，沙尘暴领情吗？

马军网上《中国水污染地图》中的黑名单“黑”了多少人；

袁国映看着小野骆驼怎么从妈妈的怀里生出；

周海翔为流泪的天鹅流泪；

给蝗虫立“立户”的陈永林。那一个个故事打动我的，是他们伸向世界的手带着温度；是他们看待人生的眼睛会淌泪的；是他们的心，对贫穷、灾难、不公平，对他人的痛苦和制度的不人道，有着天然的敏感；还着对自然的大爱。

在当今普遍性麻木的日常生活中，在与他人无异的琐碎人生中，他们，可以听到潜藏在自己内心的无声呼唤；而一旦听到，“跃然而起”成了一种生命的选择。

和我一起听着这些故事，记下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这些故事的我的同行们：

苏京平，他的“人生热线”里，有我们一起隔着大山，隔着大海的对话和倾诉。

我和张可佳的交情里，留下了我们一起为江河的不能自然流淌，为让记者们的脑子里多塞点生态常识，多了解自然已遭毁坏如何挽救，这个月的环境记者沙龙我们打什么人，讲什么着的急。

熊志宏，昨天拉着杜邦公司创办了环境新闻奖，今天又在为这个百年老店在中囤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能不能成为又一个警示世人的范例出着主意。

刘鉴强为虎跳峡叫得急，惊动了国家领导，这份惊动能波及到，或者说能影响到决策者们修改他们手中的开发计划和发展势头吗？

在中国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下，感受着_桩桩、一件件发生在我们这代人身边的事儿，在这些事儿中，交织着人与自然，人与人。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即使不夸海口，我写的这本书就是一部中国民间环保史。但我在写的过程中，的确是时时刻刻在告诉自己，应该本着修史的态度记下发生在7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民间环保中的这些普通人做出的与他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的不普通的事。这些人与事的纠缠，这些人与事的“关系”，孕育出的结晶，往大了说，关乎着我们未来的生存环境。往小了说，是我为我的祖国留下的一串被我称为命系自然的“野人”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