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红墙女作家、中南海红色摄影师，带你走入红墙内外，重温共和国风云岁月，探秘领袖内心世界。

顾保孜编著的《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从领袖们衣食住行的平凡琐事到关乎民生大计的重大决策；从温馨一刻的点点滴滴到生死关头的分分秒秒，将人们似乎熟悉又觉陌生的中南海往事与领袖故事通过镜头还以原貌。有人说，中南海里无小事，高层人物无平淡。一个特殊年代往往决定人物的特殊命运。这部书通过中南海摄影师的镜头，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描写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政治人物的命运故事。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可以真实记录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地建党、建国的心灵历程，也能近距离地感受他们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同时也用独特视角记录了一批风云人物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顾保孜编著的《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通过中南海摄影师的镜头，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描写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命运故事。《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真实记录了他们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地建党、建国的心灵历程，从他们衣食住行的平凡琐事到关乎民生大计的重大决策；从温馨一刻的点点滴滴到生死关头的分分秒秒，不仅将我们似乎熟悉又觉陌生的红墙往事与领袖故事通过镜头还以原貌，而且能近距离地感受他们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此外还用独特视角记录了当时一批风云人物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引言 杜修贤：著名的“红墙”摄影师

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

第二章 第一次随总理出访东南亚

第三章 三年自然灾害

第四章 跟随总理出访亚非欧14国

第五章 60年代几次重要的拍摄活动

第六章 风云突变，洒向人间都是怨

第七章 走近“文革”中的毛泽东

第八章 庐山云雾第九章 惊心动魄的1971

第十章 改变世界的握手

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

第十二章 毛泽东真的老了

第十三章 江青的红都女皇梦

第十四章 再次复出的邓小平

第十五章 “样板式”之戏外戏

第十六章 荣辱不惊叶剑英

第十七章 空寂的中南海

第十八章 伟人的最后瞬间

第十九章 大寨的落日余晖

第二十章 周恩来与世长辞

第二十一章 乔冠华的沉浮人生

第二十二章 玉字澄清万里埃

第二十三章 胡耀邦的最后绝照

后记

1960年元月，我正式担任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记者。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

北京的冬季寒冷异常。风很硬，像刀在脸上刮，连胡茬儿根都在颤抖。可是在这个不受欢迎的季节里，我们摄影记者还要去冰天雪地拍火热沸腾的场景。幸好那时人年轻，耐寒，不大把天气放在眼里，干得挺欢，照片发稿也多。

1960年元月，我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我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我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瞩目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海和南海的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我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我们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心里绷得紧紧的。我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逝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特别笨重。

一会儿，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我正站在客厅的一边。我看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总理走过来和我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哎……哎，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我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总理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

我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总理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前，我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总理和我单独握手后，看看我，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我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我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我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就像有人睡不着怪床歪那样，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我差点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竟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我手里一生都黯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我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我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地记住了我，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总理盯了我一眼，那眼神叫我吃不准他是不是要责备我，心里不觉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总理叫我老杜我就不自在了半天，他多大我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我说完，总理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我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我背着的充电器，说：“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犯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总理不无同情地望着我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我们告诉总理，习惯了，一点儿也不累。他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我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权，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时，我见到了邓大姐。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我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中，我拍过不少总理、邓大姐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我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大姐嘱咐我：“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P15-21

杜修贤：著名的“红墙”摄影师

见过杜修贤的人都会说他是条汉子！

是的，一米八的个头，宽阔的背脊，古铜色的脸膛，还有岁月的风霜染白的平顶“刷子”短发……构成了陕北汉子犹似黄土高坡那般浑厚雄壮、坚韧倔犟的独特气质。

一旦和他相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独特气质”中隐藏着许多精彩的细节。

比如，他从不给我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稳稳托住按动1/4秒的快门。他只是用手夹着一根燃烧的香烟，烟已快燃到烟蒂，2寸多长的灰白烟灰虽弧形状弯曲着，随着他摆动的指尖一会儿举向嘴边，一会儿落于膝盖，烟灰却垂而不落，直到这根香烟吸尽丢在烟缸里，烟灰这才粉身碎骨。这是一种罕见的平衡之功，令我目瞪口呆……

再比如，他没有过多的语言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也从不去评论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而是带我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瞬间里。那哪是什么瞬间啊，而是一条由千万个瞬间汇集而成的历史长河，河宽而深。上面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卷动着激腾的浪花，也旋转着湍急的水涡……伟人领袖也好，风云人物也好，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挥展身手，表现才略。他们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构成一个永恒的主题。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10多年。然而，离开中南海20年后，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看上去有点威严冷峻，回避着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杜修贤的政坛镜头和红墙故事就能给人们带来亲切、真实，也带来沉思和震撼。

和他熟了，开始窥视到他那似乎严厉的外表下善良温和的心灵，他走上摄影路之前的穷困与艰辛。

故事滔滔不绝流出他的心窝，故事也滔滔不绝流过我的笔端……

为了让镜头内外的故事叙述得亲切自然，故采用第一人称，让红墙摄影师走近您的身边，走进您的回忆中……

1926年11月，我出生在陕北米脂县城。母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盘膝坐在炕头的背影，手里是我们儿女身上永远缝补不完的破衣烂衫。父亲在当时小小的米脂城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他打得一手好算盘，祖上曾是个大户人家，不知在哪一脉蔫了香火，渐渐地败落了下来，到父亲这一辈除穷得只剩下认识几个字外，几乎一无所有。

我们一家租住在破烂不堪、极便宜的土垒房里，父亲的算盘已系不住我们兄弟姐妹不断增长的嘴。哥哥姐姐五六岁就上街拾菜叶和瓜皮，充填家里煮饭锅里的容量。盐水煮菜叶，盐水煮瓜皮，我们天天吃这些，我几乎记不起来白面馒头的模样，更不要说回味它的滋味了。

母亲也常出门，她做有一手好针线，常到有钱人家做针线活，得来一点工钱，筹划全家人的油盐酱醋和针线布头。

贫穷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家。小小的我用稚弱的肩头，挑起了沉重的生活重担，并开始试图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在我有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后，更是家徒四壁，最后只好住到山梁高处的窑洞里，因为窑洞愈高租价越便宜。

我提着哥哥姐姐曾提过的篮子，走上街头。

西瓜堆旁，我汗流满面立在灼人的阳光之下，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每一张瓜汁四溢的大嘴，极有耐心地等待瓜客们啃完最后一口。就在他们放弃瓜皮的刹那间，我的篮子便准确无误地接住那片甩落的瓜皮。几十年后，我细细回想当时的情景，专注等待瞬间的耐性和对瞬间的准确反应，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已开始磨就？

1937年，我11岁。穷山恶水的土坳里几乎与世隔绝，好像战争与这个世界相隔很远。但自从我的哥哥被征兵去了南方的抗日前线，我们家就开始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终于有一天，一封来自长沙的“光荣信”——我的哥哥在长沙会战中战死，母亲几乎塌了精神支柱。她整夜整夜地哭啼，把眼睛都哭坏了……

春耕在即，有田地的庄稼汉站在地边，似乎看见了金黄季节，憋着劲地朝手心吐唾沫，心焦地等着开犁。没田地的汉子们只好排在大户人家的门外，指望用廉价的劳动力换取昂贵的生存资格。

米脂高府是这远近闻名的富贵大户。门口排了打工的长队，我也在其中。

春寒刺骨。一批批汉子刷了下来，哭丧着脸走了。我却留了下来，因为我告诉高府女主人，我会洗碗扫地干一切家务活。

整整一年，从日出干到日落，我是一个不知疲劳的佣人，终日忙碌。可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想起满脸辛苦的母亲，未尽的男儿责任强烈地咬着我的心。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穷人的路？

我离开了高府，自谋生路。

14岁的我，走上一条不知漂泊何处的路，那心情那痛楚那苦涩那孤独根本无法用白纸黑字表达清楚。

那一夜，我行走在漆黑的山道上，暗夜隐没了山梁和山坳，只能隐约地勾画出轮廓。寒冷侵遍了全身。黄土坡的怀抱里有人可以在安逸中睡觉，白天也不用劳动。而我的母亲、父亲整日操劳，全家却要挨饿……

我痛苦不堪地想着，脚下的路离故土越来越远。

天放亮了，晨霭里，我看见远方有城墙的影子。走近一打听，是绥德县，和米脂邻近的一个县。这一夜我竟然赤脚走了40多里地。

又饥又渴，双脚火辣辣地痛。

我忽然惊奇地看见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走了过来。咦？什么兵？是不是红军？我曾在米脂城里见过红军，听说是穷人的军队，我走上去向他们打听“你们是什么兵？”

“八路军，共产党的军队。”

“八路军和红军一样吗？”

“一样，以前是红军，现在打日本鬼子，改成八路军。”

一个念头在心里猛然腾升，我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能当红军吗？”

“那你到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试试，那里正在报名呢。”

只要有饭吃，去哪儿都行。当时我不懂得革命道理，只要有饭吃不饿肚子就是最大的满足。

我随着教员的指头在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看着自己歪斜的笔画，心里就有一种好梦难圆的惴惴不安。

教员的指头又指着下一栏，叫填写父母的姓名。我僵然，赧颜不语。

“不识字？……小兄弟！你不够学校招生的标准，过几年再来，好吗？”

我红着眼圈退出了人群，依依不肯离去。

“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扫地打水当勤务员吗？”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注视着我。

“我都会做。”他的问话我并没有听懂。什么叫勤务员？管它三七二十一，先答应了再说。“先生，我给人家扛过活，能做许多许多的活计，先生，留下我吧！”

“叫同志，革命队伍里不叫先生。”

“同……同志，让我留在这……革命队伍里，我会干好勤勤……务员。同志，留下我吧。”我急切地使用刚学来的新词句，结结巴巴地恳求这位教员，这是最后的希望。

我终于留在学校里当勤务员了。

如果那次我被拒之门外，真不知会漂泊到何时何地，我的人生道路会是怎样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有读书识字的一天，能懂得革命道理，懂得知识，懂得许多上辈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被“穷”的苦闷抽打的灵魂，现在豁然开朗了，仿佛打开一扇天窗，灵魂在没有压迫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乐园里徜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也像巨大的支柱耸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如磐石般的支柱虽然经过风蚀雨淋，但，一直耸立着、支撑着，直到今天。

1940年的夏天，学校里的一位教员生了重病，要到延安治疗。病人去延安需要有人护送，学校领导问我。

“200多里的路，靠双脚走，行吗？”  “行！”我的坚强自信和成熟，赢得了学校的信任，终将这副重担搁在我的肩上。

马一前一后担着用席子扎成的“架窝子”，病人躺在上面。我们上路了。

延安革命的圣地，它在向我招手，我感觉到了。

我看见了延河边的宝塔山。激动、兴奋冲击着每一根疲劳的神经，浑身的血呼呼直奔。就连奄奄一息的教员也双目生辉，像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样，病自然也就减退了三分，竟奇迹般地坐了起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将病人送进延安总医院后，我按照学校的吩咐，到中央出版发行部报到，据说他们那里缺人手。

我被分配在中央出版发行部青年队工作，还是勤务员的工作。

不多久，我又调到新华书店当勤务员。日复一日地推移，我头顶上的“员”也随之不停地变动，通讯员、书店店员、书店管理员……

新华书店的对面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电影团，在那儿还开了个小小的摄影室。

我常去玩，渐渐地我迷上了摄影。神奇的照相机好像有着无尽魅力，老是牵着我的腿去和它“相会”。时间一长我萌动着一种愿望，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部照相机，“喀嚓”、“喀嚓”照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愿望在1944年初实现了。

我参军进了八路军电影团，成为一名学摄影的新兵。

吴印咸当时是电影团团长，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有了一部德国“蔡斯”相机，后来又有了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相机。

我痴迷了，从没有什么东西像这样让我着迷过，仿佛每一个画面都有着永不褪色的魅力。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吴印咸和我们学员分别了，他去了东北战场，而我随十八集团军也上了西北战场，也就是后来的第一野战军。

战争锻炼人，也锻炼了我的拍摄技术。

全国解放时，我已是一个熟练的摄影记者了，后来在兰州军区画报社当了摄影组的副组长。我的官当得并不好，但照片还是很有出息的，报刊上常有它醒目的一席之地。

从那时到现在，许多许多岁月在手指间流逝走了，我也经过了很多的大风大浪，但要我忘记初衷是不可能的。

执著在曲折坎坷的道路上得到了收获！如果不是亲身去体会，谁能理解执著中的酸甜苦辣呢？

《红镜头》经过十几年的传播与使用，已成为开国领袖照片的代名词。如今这部《红镜头》再次打开，从领袖们衣食住行的平凡琐事到关乎民生大计的重大决策；从温馨一刻的点点滴滴到生死关头的分分秒秒，将人们似乎熟悉又觉陌生的中南海往事与领袖故事通过镜头还以原貌。有人说，中南海里无小事，高层人物无平淡。一个特殊年代往往决定人物的特殊命运。这部书通过中南海摄影师的镜头，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描写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政治人物的命运故事。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可以真实记录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地建党、建国的心灵历程，也能近距离地感受他们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同时也用独特视角记录了一批风云人物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这次《红镜头》再次出版，从文章内容到历史照片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文章内容经过岁月“检验”，发现有一些不准确的描述，以及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这一次都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指导下加以修改与更正。

照片印刷原来受技术的限制，很多照片无法做到真实再现，这次红旗出版社在照片印制上下了很大工夫，不仅还原了历史照片的原有色彩，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照片的清晰度。让历史照片在今天高科技制作中展现应有的艺术魅力与感染力。

经过数月策划与编辑整理，党史专家、出版社领导与策划编辑万方正先生为《红镜头》顺利面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感谢并致以崇高敬礼！

顾保孜

2013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