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编著的《别给环保一点机会——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汇编了对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的一群普通人所采写的报道文章，将他们誉为青草，希望读者通过这些文章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他们身体里奔流的血液，他们血液里融化的思想，他们思想所转化出来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美化、进化、暖化和良化。在每篇故事之后，都追加了一篇短文。

《别给环保一点机会——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汇编了关于致力环境保护工作的一群普通人的报道文章。作者冯永锋将他们誉为青草，希望读者通过这些文章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他们身体里奔流的血液，他们血液里融化的思想，他们思想所转化出来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美化、进化、暖化和良化。

《别给环保一点机会——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读者对象：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的广大社会公众。

出版前记

代前言一：悼念梁从诫，悼念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代前言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自闭症”

苗玉坤：“中国第一男人”的治沙故事

欧阳荣宗和扎巴多杰：梦断可可西里

宝音达来、毕力格图、周维：三个人孤独的草原

沈尤：接连“打酱油”的鸟专家

李鹏：护树英雄的“地方保护情结”

哈希·扎西多杰：从家乡寻找“环保灵感”

章志标：农民是更坚定的环保者

张峻峰：化“苦水”为“乐水”

杨勇：为谁找水为谁忙

刘德天：环保老树要发新枝

任增颖：黄河口的“神仙姐姐”

刘福堂：谁破坏海南我跟谁急

柴尔红：“藏水思想家”的小试验

吴柱：可可西里记录者

马天南：不符合标准的环保领袖

李理：保护给了我创作灵感，反之亦然

毛达：环保处处是空白

李庆禄、杨有宽：两个狭路相逢的“环保探秘者”

后记一：“社会组织”的敌人不是政府

后记二：环保组织的想象力与胆识

他总是以最简陋但却最锐利明快的方式完成最不可能完成的野外考察

刚刚认识杨勇的人，总以为他是个探险家，因此预期中的见面，总是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是一副野外的装备派头。

然而人们总是失望的，杨勇对装备没有任何的期待，他倒不是不太相信这些装备有无作用，而是因为他要出发的时候，要么是那些承诺资助的钱总是迟迟不到账，要么是承诺配给的装备永远未见收货单。在考察第一的情况下，他只能以最简陋的方式出行。

1985年，杨勇准备长江漂流时，为了省钱，就到废品公司，去找废布，请缝纫师傅，缝成三角型，做成了帐篷。2009年，由于资金严重匮乏，帐篷也是在玉树的一个市场里，买最便宜的那一种，那样的帐篷，才需要花80块钱。在西藏阿里，由于没有费用，问了好多家旅馆，最后决定全体队员一起住到羊圈里，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嘴里啃的面包，已经过期发霉。

然而杨勇认为一切物质都不必在意，需要在意的是你要做什么，既然你想做某件事，你就要用最明快、最锐利的方式去完成：

很多人在等待中消耗了生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待。简陋有简陋的好处。你可以向当地入学习，你可以向自然界学习。在中国已经没有所谓的无人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人烟密布。无论是藏北地区还是青海可可西里、唐古拉山乡，这些地方近年来人口增长非常快。他们在当地可以生活得很好，那么，当地人穿着的那些东西，就是最好的户外服装；当地人使用的那些器材，就是最好的户外装备。他们能够在当地生活，你当然也可以用他们的方式在当地生活。他们的生活经验是几千年来积累出来的，一定最科学最简易。比如帐篷，牧民搭帐篷只需要两根木棍，非常容易就搭好了，我们搭个帐篷，非常费劲，但却很不实用。

另外，你可以去除很多不必要的羁绊。真的，我们的野外考察的时候，很多入由于想得太多，准备得太充分，反而把你最需要做的业务给淹没了。比如我们考察长江源头时，有一段要漂流，其实这时候装些大米、肉、蔬菜，再有炉子，就够做饭了，可大家装了好几箱子的压缩饼干啊、能量棒啊这样的东西，结果，橡皮艇太沉，加上没想到河源由于干旱，水越来越浅，人们不得不随时下来拖着艇走。这种装备过度的心理，在我看来就是自找麻烦。在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其实是最有效的方式。

只要你到了野外，你就肯定会遇上困难，在这时候，除了经验，最重要的是冷静。

2009年6月13日，四辆越野吉普车，由杨勇带队从成都启程出发。考察的路线贯穿四川、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及自治区，包括昆仑、祁连两大山脉，主要考察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冰川面貌及演变趋势、西北地区冰川总储量及消融状态、冰川径流水文情势及蒸发规律、冰川径流利用现状等目标。

11月6日晚，经过半年多的艰辛考察，科考队才回到成都。这是耗时142天，行程四万三千多公里的考察。杨勇颇多感慨：“一是要胆识，二是要运气。”

在考察黄河源区时，科考队进入黄河上游的第一个沙漠——雅娘沙漠，没想到四辆吉普车全部陷入泥潭，无法动弹。直到第二天才有转场的牧民经过，于是请求其用摩托车拉一名队员出去，“跑了100多公里，找个有信号的地方求救。过了一天，救援车带着器材赶来……带来的几块木板救了我们。”

进入阿尔金山考察后，由于淡水缺乏，杨勇不得不将所有水进行集中管理，“由于一些队员有其他安排离开，当时队里只剩8个人，我们规定3人每天共饮一瓶水。”

翻越祁连山时，由于遇上大雨天气，科考队四次寻找山口翻越均失败，“五冲祁连山啊！”杨勇说，这样的事在野外考察中很普通，汽车从10多年未用的木桥上冒死开过去，桥架在车轮下咔咔直响，而桥下是奔涌的河流，随时可能丢掉性命。

2010年8月份的一天，考察队在西藏北部的色林错，遭遇了一次生死考验。

考察队当时的队友、北京生态工程研究院的研究员王方辰，打开电脑，向我重播了当时的视频。这视频，是杨勇的儿子杨帆拍摄的。2005年起，杨勇就有意识地把儿子，带入了他的探险生涯。

8月9日这一天，他们一直走在坚硬的湖床盐碱地上，这时候，一湾湖水挡住了去路。像往常一样，杨勇选择最窄的水面冲过去。车子刚一进去，水就淹没了车头。没有像往常那样前后挣扎，而是静静地在水面漂浮，接着就开始下沉。湖水深达数米，车很快就没顶了。杨勇打开门，先漂到了水面上。王方辰说：“他一打开车门，水就进来了，留给我的时间，就几十秒钟。”

杨勇来不及脱衣服，马上潜入水中，与王方辰一起砸碎车窗。王方辰凭生存的本能，从窗口里爬出窗外。出来后正好有个睡袋也漂出，他下意识地抱着睡袋，其他队友赶紧过来扶住，才慢慢地缓过劲来。“要是再延迟10秒，我就没机会坐在这里给你讲这个故事了。”

派两个人去求援，留守的人熬过了冰冷的一夜，第二天才开始打捞行李。几乎所有的装备、仪器、资料标本以及补给，全都湿透了，不少都泡坏了。

这样的经历，其实每天都可能发生。

有时候杨勇是故意往险处走，有时候在主干道上走得好好的，走不上10公里，杨勇就会向“无路之路”开去。有时候这样走起来会近一些，有时候则会冒很大的险。这就是杨勇异于常人的地方。他需要追根溯源，他必须到达现场，在别人给不了答案的时候，他选择自己去获取。哪怕这个答案在常态无法到达的地方，哪怕为了得到这个答案需要填补空白，而全部过程将很可能没有后援，没有保障。进入高原之后，他全部的心思就只有高原，只有自然界，只有那里的湖泊、山脉、冰川和河流，以及养育这一切的一切。

杨勇不是个迷信运气的人，但他知道，在野外，你越冷静，越淡然，越可能在绝望时找到希望，越可能抓住一点点机会找到转机。

虽然，杨勇每一次考察几乎都不知道是否能活着回来。在野外的代价很大，他早就忘记了什么叫恐惧。

“每个人从生理上就会恐惧某种状况，比如我，天生不恐惧高山和悬崖，但天生恐惧水。但综合来看，这些探险对我都有吸引力，尤其是要考察，这些都必须要过去，否则你就不能考察。”要长距离长时间深入无人区，风险是巨大的，翻车、陷车、断油、断粮、团队内部的分歧等等，一个细节可能就会决定生死。

“很多次能死里逃生就是靠运气，上天在盯着我们，很多次我们都是面临绝境，最后，总有一个偶然因素让我们绝处逢生。这很奇怪，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这种事例实在是太多了。”

在“为中国找水”的一次考察中，遭遇的一次险情就是如此。“我们开着吉普车逆流过河。过河前我观察了下，根据经验，估计是可以过去的。但由于是汛期，水实在太深，大浪一个接一个打过来，河水已经淹没到了吉普车的窗户，吉普车的发动机忽然之间熄火了，顶不住大浪的吉普车摇摇欲坠就要被浪冲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完了，车很可能就没法再打着了，而且车就要漂走了，就是有人来救援都没办法救了。而且，即使你打着了车也基本没用了，因为河底都是很软的淤泥，车已经陷住了。这种情况下，一瞬间的反应就是连看都不想看，就那么随水漂下去了。但我没有放弃，还是在使劲打火，过了几分钟发动机居然又被打着了，一般而言，车即使被打着了也走不动，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头在水流的冲击下居然摆正了车身，小心翼翼地把车慢慢开到了河岸。”

在二十多年考察经历中，无论身陷何种险境，杨勇坚持从不呼救。杨勇的朋友、中国荒漠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张世君，送了一部军用海事卫星电话给他。可杨勇不敢用，怕电话费太贵。“救援太复杂了，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救援者可能还不如我们熟悉道路，救援的人可能比我们更危险，代价太高。我相信自己的处置能力，在我的方案里就没有救援这个词。”

“我的考察，只关注自然生态和社会问题。这方面愿意做的人太少，主流科学家也不愿意做。而我想做，那就得我自己去开始，你不能又想了解情况，又只知道给别人增加负担。我太太从反对到没反应，现在已经很习惯了。”

P150-153

为什么要写这些草

每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想写些什么。

每当我写些什么的时候，我所有的欲望都会消失净尽，我的面前只有即将出生入死的那些文字。

我有时候会开玩笑地和朋友们说，我只会写东西。这话的意思是，我想把我此生能够想到的所有文字，都凝聚成形，提炼出来。

这世界上值得做的事非常多，而我很奇怪地撞入了民间环境保护领域。我心里很清楚，中国环境保护的唯一希望，就是民众的参与。没有民众的参与，一切都是假戏。

这世界上值得写的人非常多，而我总是一选再选，选择了浑身上下都是草的那些人。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无论你俯视平视正视斜视仰视，也无论你忽视蔑视鄙视歧视珍视重视礼视迷视，这些人都不是树。他们脚踩大地，头顶阳光，在风雨中飘摇，拼命地集聚着所有的水分，就为了能够抓住一切生长的机会，让这个世界看上去美貌一些。一切生命力在草根，一切英雄都出在民间。

2008年到2010年，我写了大约30棵这样的青草，先是在《北京青年报》上逐月陆续刊发，后来结为一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取名叫《教你如何做环保——中国民间环保传奇》。2010年3月之后，我又陆续写了将近20棵青草，还是在《北京青年报》上逐月首发，又准备结为一集，取名叫《别给环保一点机会——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麻烦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他们，这一次，我在每篇故事之后，都追加了一篇短文。这些小文章或者是由我所写的这些青草自己写就，或者是其他人的辅佐之作。其目的，就是想让看到这些青草的人，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它们身体里奔流的血液，它们血液里融化的思想，它们思想所转化出来的行动，它们的行动所带来的美化、进化、暖化和良化。

我只愿意以所有笔墨去绘写这些青草，我尽量把它们还原，使它们逼真，把我所收受到的触动、激发、美好如实地传递下去。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这样忠实地写。只为了更好地记录它们的存在，只为了想表白一表白，当人们摆脱成为大树的虚妄，都把自己当成一棵草时，这个世界可能还有希望。至于何时会再结为一集，至于结成的集子会取什么样的名号，我现在不得而知。就像我不知道，要描述的下一丛青草是谁一样——我永远只知道，我写的这些青草，属于哪一片生态群落。

（2012.02.11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社会组织”的敌人不是政府

这几个月，环保组织的市场似乎传出了利好的消息，先是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的一些办法。虽然说从字面上，看不出这办法是为了促进而设计的优惠还是为了控制而设计的夹板。因此，当河南省的著名环保组织“淮河卫士”到当地环保局探听消息时，当地环保局的第一反应是不知道这个政策。

接着又听到北京市民政局传出民政系统将放宽对四大类公益组织注册入口的消息，但有意思的是，我跑去一核实，发现环保不属于四大类公益组织序列，除非环保组织把自己打扮成工商经济类、科学技术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这样的面相。确实，环保可以成为工商经济，也可以成为科学技术，也可以成为公益慈善，也可以成为社会服务，尤其是最后一个，环保组织的确是一个面向公众环保需求的社会服务类组织。

无论是社会生态系统还是自然生态系统，里面的每一个物种都既在这个系统内又在这个系统之外。比如一株草，它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是某个昆虫的食物，它借助阳光的土壤、水分得以生长，它繁殖的方式深深在受着当地气候条件的控制，它散发的味道可能让人难受也可能让人愉快。从这些纯粹功能性意义上说，这株草无论如何逃脱不了被定位在生态链某个环节的宿命。但这株草又在很多时候，可以谁都不属于，它可以只属于它自己，它可以只做它喜欢做的事，也可能去做原本规定它不该做的事，它能够拿自己的生命为这些漫无目的的探索付出代价。谁也不能对它的探索说三道四，因为，其他的物种也同样有这样的冲动和可能。

一个人也是这样。当他诞生时，由于社会生态系统已经非常的缜密，因此，他经常会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只是社会生态网络中的某个节点，就像某个螺丝会误以为自己生来只属于一台电视机的某个螺帽。他会是某人的儿子，某人的父亲，某人的同事，某人的朋友；他是政府的公民，占据着单位的某个职位，遵守着法律，延续着道德，吃人类可以吃的东西，想人类可以想的事；他擅长的业务只在某个狭小的领域内得到识别和尊重；他无论睡觉还是清醒都在为完成在社会生态系统里的角色而拼命支付心血。他无论有多大的才华，似乎都是在按照规定的轨迹生存，这轨迹不是他人给他安排的，是他自己认命并绘制的。

但一个人也可以谁都不属于，他只属于他自己。他出生时政府已存在，但不等于他一定要为这个政府服务，甚至不等于他要认同这个政府的安排。他出生时血缘关豕、地缘关系、诸多社会关系都已经织造好，但也不等于他要在里面沉溺得不可逃脱。他工作可以是为了获得薪水，但也可以是只为了获得内心的安宁。他读书可以是为了追求社会阶梯的投资，但也可以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欣赏。他的想象力可以为某个战役服务，但也可以是完全没有边际的胡思乱想。他的勇气可以用来催促别人奋起，但也可以只用来在暗夜里沉沦。

由此想到社会各种组织类型的特点。任何事务，一旦需要组织化运行，从外形上看会非常的相似，从逻辑安排上也会经常表现得惊人的雷同。一个公益组织的内部秩序可能与一支军队没什么两样，一个企业的董事会与一个公益组织的理事会可能一样备受独裁者的困扰。一家基金会有时候可能比一个政府机关还要官僚、无情和冷漠。

但区别确实是存在的，正是这些区别让各类型组织从里到外有了可识别的气质。为了厘清这些区别，我耗费了很长的研磨时间，虽然我想清这些问题不是为了撰写任何的科研论文。为了说清这些区别，我早早写下了这个题目，并决心在今天把它写成初稿，以安抚我那躁动不安的心。

首先说说政府。政府是一类什么样的组织呢？政府貌似最早的公益组织，因为它的使命是建立一套完整而强大的功能体系为社会生态系统提供服务。但服务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社会得把大量的权力和资源移交给它们。服务同样是有领域的，只对那些已经被社会长期共识所公认的业务尤其是法律规定的业务开展服务。社会共识本来就只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交集，而由社会共识再结晶出来的可执行的服务菜单，更只是社会共识的一小部分。正是因为这样，政府的外形一定是强大的，它可以把触角伸到任何可能生长到的社会基层细胞内，你可以在任何一条胡同、任何一个小村子里看到政府这根大树的根须和枝叶。政府由于又掌握着军队、警察、监狱甚至司法这些暴力机器，因此，政府在执行服务时，经常会以专制、蛮横的面目出现。但政府能够提供的服务确实是有限的，因为它确实不可能超越于社会共识之外去进行自由服务，否则，即使服务提供得非常完美，也会被社会生态系统指责是在越权行事。一个卖包子的店卖起了馒头，馒头做得再好，也会被视为是不务正业，得接受“规定”的批评，并立即校正之。

因此，总结起来，政府一定是缓慢的，因为它需要对是否需要提供一项服务进行很长时间的评估和观察，等结论已下时，社会事件的轻舟已越过了千万重高山。因此，政府一定是无情的，因为任何让人百感交集、热血沸腾的事，都只能发生在个体身上，无法让一个组织机构成为有感情的动物。换句话说，政府组织存在的价值，就是让热血尽快降为冷血，就是让感动尽快降为标准运动。因此，政府一定是有限的，它永远无法突破社会给定的那些业务范围，它的业务范围当然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给定这个范围的责任不是政府自己。它只有“盲目的执行权”，而探索这些职责并重新给定的责任，恰恰落在了“民间组织”身上。因此，政府一定是滞后的，一切尚未成为社会共识的理念都无法成为政府的运行内容。当前环境保护之所以如此艰难，就是因为全社会仍旧觉得生态环境的价值远不如人类贪欲的释放来得重要，也正因为如此，环保组织就有了肥厚的探索空间。

再说说企业。企业确实是人类组织机构中比较自由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无孔不入，无所不为”可以用来形容一个组织机构的特点的话，那么企业就是这样的组织类型。企业与政府有相似之处，比如企业的内部结构秩序与政府类似，都是高度模仿军事化，在企业和政府内部，不可能讲民主，只可能讲执行和遵从。因为在这两个视野都局限在人类本身的机构里，遵从法律就意味着遵从上级。企业的业务方式也来自于社会共识，社会相信通过生产与经营的积极调动，可以让社会获得产品，积累财富，满足各种胃口的扩张。

但企业和政府确实有不少不同，这不同就表现在企业有创新的一面。所谓的创新，就是回到无规定的状态进行自由联想，重新设计一套运行规则后，拿到社会生态系统上进行尝试。如果尝试碰巧过关，那么这个创新就可能是成功的；如果尝试失败，那么这个创新至少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允许的，只能等待将来。由于创新一定要“无原则，无控制”，因此，企业在创新的时候，难免会有诸多超越于当前社会共识的行为，其结果有可能会对社会形成伤害，也可能给社会提供意料之外的福祉。

最后说一说“社会组织”。这个词在中国变化了不少身份，一会儿是民间组织，一会儿是草根组织，一会儿是公益组织，一会儿是社会组织。身份的不确定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生态系统对其认知不清，也意味着这类组织深身上下都带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恰恰是这类组织最诱人的地方，如果一个社会组织丧失了不确定性，那么这个社会组织一定已经异化为政府机关或者企业团体。

为什么说不确定性是最重要的？前面说了，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其实都是在社会共识给定的范围内行事。政府是完全只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运营，企业可以在为人类提供服务方面适度创新，但创新的过程和结果经常遭到人类社会的反弹。而社会生态系统永远是动态的，身体内部潜藏着无数的隐秘，大量的隐秘会在人类随时间向前翻滚的过程中沸腾出来，给社会制造持续的拷问和逼迫。而发现这些不知道何时出现，不知道如何应对的“自然或者人类隐秘”，就是社会组织的天赋任务之一。因此，社会组织的功能，就是替社会发现“问题和困难”，并通过自身的持续挖掘和提炼，把这些困难投入到社会生态系统中，逼迫社会的生理和心理讨论和接应，最终给出一些共识性的应对方案，慢慢地沉淀为人类共识的一部分，为政府和企业所遵守的标准。

由于问题和困难是不确定的，那么解决问题和困难的方法也必然是不确定的，社会组织就是在好几重不确定性之下，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个人历险和组织历险。因此，总结起来说，社会组织是替社会进行创新和探险的组织，它们遭遇的问题永远是不确定的、未曾预料或者不愿意主动面对的。它们在参与揭示的过程中，由于资源和能量本身供给的不确定性，导致这类型组织永远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当然，我们的社会绝对不仅仅只存在这三个类型的生态系统群落。如果我们的社会只有三四类生态群落，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太悲哀了。我这里罗列三大类型，只是为了说清事理已满足我自己写这篇文章的要求。

在社会生态系统的三大生态群落中，每个群落都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其完成社会功能的原初动力。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自由地投身于三大社会生态群落中的任一群落，但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投身于其中的任何两个群落。因为每个群落的生长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体二用的结果必然是内心的分裂，同时给两个群落都制造了不必要的混乱。

从业务方向来说，社会组织确实有其批量出现的“敌人”，正是这敌人永远以不确定的状态出现，刺激了社会组织的创新力和突破力，而正是这些敌人频繁地鼓励和突破，社会组织群落替人类社会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历险，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跃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这三大群落永远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三方各自独立但中间有许多交接和沟通的生态廊道，以方便内部的能量可以适当地交流和沟通。这三方永远不可能成为敌人的关系，三方即使无法成为战友，也至少可以成为相互支持的“同情兄”和“理解弟”。社会组织的创新过程有助于政府拓展其业务领域，社会组织的道德追求有利于避免企业沦落到无道德感的泥潭，社会组织持续的业务追逐有利于社会组织自身永远处在社会的边缘并保持高度的清醒和敏感。反过来说，政府经常可以在给定的业务范围内释放能量协助社会组织完成一些创新和探险，企业也可以在给定的范围内把积累的能量用来资助社会组织的创新，社会组织更可能频繁地从社会生态中吸收活跃分子进入营地以共同渡过艰难的充满挑战和困难的生命历险。

我们的社会几乎已经进入了没有敌人的时代。我们确实会遭遇困难，但那些困难如果不是天灾就是人类自身的尚未克服的缺陷，而发现这些缺陷并引导社会共同克服之，正是社会组织存在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组织应当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业务的钻研上，与政府和企业一起在各自的群落里过上美好而幸福的生活。

多情、敏感、随时行走在社会边缘的社会组织，其实没有敌人，只有每天遭遇的挑战和困难。它的敌人不是政府，它也不是政府的缝补匠。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各个生态群落不是靠体量来比拼相互之间的关系，每个生态群落只要有强大的表达能量的才艺，那么这些生态群落之间就永远是平等的、互助的、共享的。

（2011.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