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编著的《战争与和平》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小说以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的命运为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描绘了当时俄国的社会风尚，展示了广阔的生活画面。作者把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国内与国外、军队与社会、上层与下层联系起来，既全面反映了时代风貌，又为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创造了广阔的典型环境。

本书是《战争与和平》真正的第一版。绝非市面常见的四卷本《战争与和平》。

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托尔斯泰”，而非后来道德色彩浓厚的托尔斯泰。小说缺少的是道德说教或对历史事件的议论，故事性和连贯性更强。作品的多个主人公没死，备受读者喜爱的娜塔莎没变成“雌性动物”，小说以大团圆结局。这是原始版的《战争与和平》，篇幅比之原来的四卷本减少了一倍，而有趣度增加了四倍，读来倍感轻松。本书由列夫·托尔斯泰编著。

“是吧，公爵，热那亚和卢卡①充其量不过是领地，波奥拿巴②家族的领地而已吧。不，我先把话给您放在这儿，如果您不告诉我我们要打仗了，如果您允许自己维护这个反基督(是的，我相信他是个反基督)的所有污浊和可怕之举，那我就再也不认识您了，您不再是我的朋友，您不再像您说的那样是我忠诚的奴仆。好了，您好，您好。我发现我吓着您了，请坐下来，说说看。”

一八。五年七月，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亲信，著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在迎接第一个赴约来参加晚会的重臣瓦西里公爵时说了这些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好几天，就像她说的，她得了流感(流感当时是个很少用的新词)，因此她没去当班，也没出过家门。清晨由红衣仆役送达的字条上千篇一律地写着：

如果您家有伯爵(或公爵)，无任何更好消遣，并且如果一个可怜病人的晚会不使您过于恐惧，那么我将十分高兴在七点至十点之间于家里见到您。

安娜·舍列尔

“啊，多么残酷的攻击！”走进来的公爵回答，丝毫不因这样的会见感到窘迫，微微笑着，狡狯的脸上表情愉快。他穿着朝臣的制服、长袜、高跟鞋，佩戴着各种星章。

他说的是那种我们祖辈不仅说而且用来思考的优雅法语，用的是那种在上流社会和宫廷如鱼得水的显要人物所固有的安静的、庇护人的腔调。他走近安娜-帕夫洛夫娜，向她俯下自己香喷喷的、华发之间甚至闪着白光的秃顶，吻了一下她的手，然后安然地在沙发上落座。

“首先说说您的健康情况如何，可爱的朋友？好让朋友安心。”他说道，声音没变，语调里由于彬彬有礼和同情的缘故透出一种冷漠甚至嘲讽的意味。

“当一个人精神上承受着苦难时，您怎么能指望他健康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一个人有感情时，难道有可能安之若素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您整晚都会留在我这里，是吧？”

“英国使臣的纪念活动怎么办呢？今天礼拜三。我应当在那边露面，”公爵说，“女儿会来接我，载我过去。”

“我以为今天的纪念活动取消了。我说实话，所有这些纪念活动和焰火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假如他们知道您有此心愿，纪念会就会被取消了。”公爵依着惯性说道，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说出的事情他自己也不希望有人会相信。

“不要折磨我。好了，有关诺沃西利采夫①紧急报告的事是怎么决定的？您全都知道。”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用一种冰冷、倦怠的语气说道，“怎么决定的？决定是：波奥拿巴破釜沉舟了，那我们似乎也准备破釜沉舟。”

瓦西里公爵不管说聪明的话或是蠢话、动人的话还是冷漠的话，使用的都是那样一种语气，似乎他重复说了一千遍，如同一个演员在演一出老剧中的角色，似乎话语没有经过他的大脑，似乎他不是用头脑、不是用心在说，而是凭着记忆，只是嘴唇在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正相反，尽管四十岁了，但她充满活力和激情，多年的经验使她勉强把活力和激情抑制在宫廷近侍多虑、礼仪和节制的框架范围内。她好像每一分钟都要说出什么多余的话来，尽管距此仅差毫厘，但这多余的话还是没有破口而出。她说不上好看，但看得出来，她本人意识到自己目光中的热情和微笑中的活力——这目光和微笑表达的是对最高趣味的迷醉——使她拥有被称作趣味的东西。瓦西里公爵的话和表情说明，在他们二人周旋的那个圈子里大家早就形成了安娜·帕夫洛夫娜是一个可爱善良的热心人和爱国者的共识，她有点多管闲事，常常陷于极端，但因其情感真诚和热烈而可爱。做一个热心人成为她的社会状态。因此有的时候，就算她不想那样，为了不使认识她的人期待落空，她也会成为一个热心人。常常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演戏的克制微笑——尽管那微笑不适合她上了年纪的面部线条——表明，如同被惯坏的孩子，她常常能意识到自己的可爱毛病，而对这个毛病她不想、不能、也不认为有必要去改正。

去巴黎和谈的诺沃西利采夫紧急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

到了柏林以后诺沃西利采夫得知，波拿巴在表达通过俄罗斯斡旋与英国和解这个意愿的同时颁布了把热那亚共和国归人法兰西帝国的法令。诺沃西利采夫在柏林停下来，认为波拿巴的如许强人所难之举可能会改变皇帝的意图，他垂询陛下的恩准，是去巴黎还是返国。给诺沃西利采夫的答复已经拟就，明日就该发出。占领热那亚是宣战的好借口，朝臣们比军队更主张打仗。答复是这样写的：“我们不想与在表明和解意愿的同时继续入侵的人谈判。”

这一切是当天最新的消息。看来，公爵通过可靠渠道得知了这一切细节并戏谑地把它们转述给了宫廷女官。

“看吧，这些谈判把我们引向了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就像整个谈话一样用法语说道，“看哪，所有这些谈判导致了什么？要的不是谈判，受难者的死要用恶棍的死来偿还。”她说，鼻翼张开，在沙发上扭动着身体，随后就报以了微笑。

“您多么嗜血，亲爱的！政治上发生的一切与客厅里不一样。有防范措施。”瓦西里公爵面带忧郁的微笑说道，这微笑不自然，但因为重复了三十年，因此它长到了公爵衰老的脸上，看起来又不自然，又习以为常。“您家人来信了吗？”他补充了一句，看来他认为宫廷女官不配进行严肃的政谈，因此努力去转移话题。P3-5

迄今为止我只书写公爵、伯爵、部长、参议员及其后代，恐怕以后在我的历史中亦将不会有别的人。

或许，这不好，公众会不喜欢；或许，对于公众来说农夫、商人、粗人的历史更有趣些，更有教育意义一些，尽管我全部的愿望是拥有尽量多的读者，但我不能迎合这样的趣味，原因有很多。

其一，因为我写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仅只保留在高层有学识的人的通信和笔记之中；我甚至仅只从这个圈子里的人那里才得以听到有趣的、有智慧的叙述。

其二，因为商人、马车夫、粗人、流放犯和农夫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单调、枯燥，在我看来，这些人的种种行为大部分源于同样的动机：对更幸运的阶层的嫉妒、自私和物欲。纵使这些人的行为并非全部源于这些动机，但他们的行为却被这些动机包裹得如此之严实，以至于难以弄懂他们，因此难以描写他们。

其三，因为这些人(低级阶层的人)自身中少有时代的印记。

其四，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不漂亮。

其五。因为我从来都弄不懂站在岗哨边的岗警心里在想什么，吆喝着叫卖吊裤带、领带的商贩心里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当粗人第一百次被带去用树条抽打的时候他心里想什么……我弄不懂这些，就像我弄不懂给母牛挤奶的时候它在想什么、驮着木桶的马在想什么一样。

其六，这也是最后一个原因(而这，我知道，是最好的原因)，因为我本人属于高级阶层、上流社会并且我爱这个阶层和社会。

我不像普希金骄傲地说过的那样是一个小市民，并且我大胆地说，我是贵族，就出身、习惯和地位来说我都是贵族。我是贵族，因为回忆祖先——我的父辈、祖辈和曾祖辈，我不唯不感到惭愧，而且感到尤为高兴。我是贵族，因为从童年起我受到的教育就是爱和尊敬不仅表现在荷马、巴赫和拉斐尔作品中而且反映在生活所有琐碎细节中的优雅：爱干净的手，爱华丽的衣服、雅致的桌子和马车。我是贵族，因为不论是我、我的父亲还是我的祖父都未尝贫窘，未曾经历过良心与贫窘之间的搏斗，从来都不必嫉妒任何人，不必奴颜婢膝，不知道需要为了钱和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而让自己变得更懂事一些，没有经历过处于穷苦中的人遭受到的类似的种种考验，这让我感到如此幸福。我认为这是巨大的幸福并为此感谢上帝，但如果这种幸福不属于所有的人，那我也不认为因此就有理由摈弃它，不去享受它。

我是贵族，因为我不相信一个用手指挖鼻孔、不断打嗝的人会拥有崇高的智慧，拥有细腻的品味和伟大的荣誉感。

这一切很愚蠢，或许，它是犯罪，是放肆，但这是实情。因此我预先向读者声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从我这里可以期待到的是什么。还来得及合上书并且谴责我是白痴，是一个复古分子，是我要借此机会赶紧宣布我对其怀有真诚、深刻、严肃敬意的阿斯科琴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