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国民党三十余万军队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鄂豫皖红军英勇应战，揭开第四次反“围剿”的序幕。一时间，大别山枪林弹雨，血流成河，天地变色……《血战大别山》由马德俊著。作者在写作中既有着对“正史”的突破和补充，又有着对“历史”客观性、复杂性、丰富性的“还原”与挖掘，力争使之成为包孕巨大的历史、现实和情感内涵的作品。

《血战大别山》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原创长篇小说系列之一。

大别山脉绵亘数百里，历来是兵家征战、中原屯兵之地。中国工农红军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围剿”与反“围剿”经历中发展壮大。在大别山区，红军将士忠勇奋战，他们在反“围剿”的战斗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深，惊天地，泣鬼神，谱写了一部撼人心魄的革命史诗。《血战大别山》由马德俊著。

第一章 决策夏店镇／001

第二章 受挫皖西北／047

第三章 主力围麻城／076

第四章 初战冯寿二／099

第五章 决战七里坪／162

第六章 新集保卫战／224

第七章 挥师豫皖界／265

第八章 会师金家寨／298

第九章 燕子河会议／333

第十章 重回老苏区／376

第十一章 收兵鄂东北／417

尾声 大军西去／451

参考文献／456

后记／458

随军作战和从后方赶来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候补委员、军委委员和总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如此大范围地相聚，在最近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他们的脸上都露出欣慰的笑容，屋子里一片说笑声。但当张国焘走进来后，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说话，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会议室里的空气紧张起来。

张国焘坐在上手位置一张太师椅上。沈泽民坐在他的身边，旁边依次是陈昌浩、徐向前、蔡申熙、刘士奇。红4军的高级将领10师师长王宏坤、师政委甘济时，11师师长倪志亮、师政委李先念，12师师长陈赓、师政委甘元景，红25军73师师长王树声、师政委张广才，红安独立师师长曾中生、师政委焦福兴等人，都散坐在四周。红25军军长邝继勋率74师、75师在皖西北苏区作战，没有参加会议。

身材高大的张国焘体形比半个月前从光山离开部队时显得稍微胖了一些，面部表情更高傲了。他用一种若有所思的目光，端详着众多的红军将领。

徐向前、蔡申熙、陈昌浩、刘士奇，他们分别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鄂豫皖军委会参谋长、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鄂豫皖红军的大脑和意志。

徐向前态度严肃，思想敏捷，指挥果断。在黄埔一期受训、东征北伐和红军岁月中，勇敢成了徐向前个性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种勇敢由于它富有思想内容，因而使他才华出众，意志坚强，目的明确。

陈昌浩到了鄂豫皖以后勇敢地踏上了进步成长的道路，他没有辜负张国焘的厚望。一个25岁的小伙子当了方面军的总政委，经历了多次战斗的考验，在工作和学习中，掌握了军队战斗和思想政治工作使用的艺术，包括由无数个部队结合为一体的整个方面军战斗的使用艺术，还把政治工作搞得井井有条。

26岁的蔡申熙，是鄂豫皖军委会参谋长、彭扬军校校长、鄂豫皖监察委员会主席。他是湖南醴陵县人，十几岁投身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时就结识张国焘。1924年春考入孙中山建国陆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后转入黄埔l期学习，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军委书记、中共中央武汉办事处军委书记、红15军军长、红4军第10师师长。他是一个性格安静的人，处事稳重，精细周到，精通军事理论，而且具有实际指挥经验。张国焘对他是言听计从。这在张国焘一生中是十分罕见的。

张国焘以习惯性的动作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一口，一团奇形怪状的烟云便缓缓飘浮起来。他的全部神态都表示出他是红军中至高无上的和说一不二的权力的化身。

沈泽民则把烟草装进烟斗里，连连吸了几下，突然呛得咳起来，便把它搁在漆得红得发亮的八仙桌上。

沈泽民看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金壳怀表：还有10分钟就到8点了，很快就要开会了。听着金壳怀表清脆的滴答声，他心中升起一股使命感的庄严和沉重。这是他临来鄂豫皖苏区前瞿秋白送给他的。这块表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去苏维埃俄国采访时，俄国同志对他捐款的回赠。瞿秋白说：“你去苏区指挥红军作战，这块表给你更管用。”俩人分手时相约，等革命胜利后，各带一支红军在上海见面。他要为革命胜利而努力。面前放着昨晚通宵苦战写成的即将拿到分局、军委联席会议上发言的提纲，看着一行行娟秀整齐的提纲，他思绪万千。在这个提纲里，他倾注全部感情，试图尽可能想象出胜利的每一段路程，胸中萌发了一股久已期待的激情。他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似乎看到眼前反“围剿”战争的迷雾已经消失。

作为分管党和苏维埃工作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副书记、省委书记，沈泽民对纯军事问题的思考并未减少。他一直关注鄂豫皖红军的反“围剿”战局，他今天必须提出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军事决策，并要在会议上得到通过。

他忆起了1931年3月，他在担任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宣传部长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他来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主持全面工作。为了指挥战争，他也做了准备，抢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如《野战案例》、《战斗条例》、《步兵教程》、《工兵作业》等，可是在他千辛万苦到达苏区之后，中央又派张国焘来接替他，他成了副手，分管党和苏维埃工作，组织纪律性极强的沈泽民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不能指挥军队！”他常常带着一股莫名的怒气在想，像是在责备自己，“我毕竟还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鄂豫皖军委委员、军委政治部主任！”

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似的，他忆起了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讲演集中的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就是根据军事领域中的问题提出来的。列宁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当时是怎样确定每一时期最关键的战略的呢？当时，红军的基本作战方式就是坚决的战略进攻！列宁和斯大林为了使每一次战略进攻以一个或两个方面军完成快速而连续的大规模突击，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就是连续作战、不停顿地进攻啊！这和红四方面军当前面临的形势何其相似啊！

自从1931年11月黄安战役开始至1932年6月潢(川)光(山)战役结束，张国焘随主力在前线作战，出尽了风头。而在后方主持工作的沈泽民也显得格外繁忙，为前线筹备军粮、安置伤兵、编写战报，有那么多文件要起草，要接待党和苏维埃干部、红军战士、中央交通和中央新派来的工作人员……但一切与第四次反“围剿”有关的最新军事理论和共产国际及中央文件，沈泽民都钻了个透。在后方，他不止一次和主持军委会工作的参谋长蔡申熙及省委成员讨论反“围剿”的战法，搜寻对自己有用的情报和信息，并不断致信在前方作战的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今年2月2日，他在致中央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几个人虽写了好几封信去叫前方开会讨论方针，并提议红军主力应当向南方开动，又得不到任何答复。这种情形，真是使我们焦急万分。”可见他南下的决心早定。刚刚当选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用他从事过文学的想象向中央写道：“鄂豫皖苏区自从夺取商城打成一片以来，最近得到了东征的伟大胜利，苏区不断地巩固并扩大起来。国民党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第三次‘围剿’已经受到相当打击。这使得国民党洛阳政府和背后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在红军东征的时候，格外积极向我们西部的苏区进攻和种种新的动员部署，时机成熟时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企图挽回局面，阻止他‘围剿’计划的第四次惨败。最近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联席会议、帝国主义在汉口搜集苏区材料，就是最鲜明的表现。但是，他们的布置至今还未就绪，我们鄂豫皖苏区的工农为了保障已经得到的利益，为了完成土地革命和实现中国的独立解放，更要乘此时机对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积极进攻策略！”这就是他沈泽民第四次反“围剿”战略思想的精髓。

P14-16

从开始搜集资料写下《血战大别山》这个标题，到今天正式出版这本书，时间已过去20多年了。白驹过隙，20多年间，《血战大别山》这个书名和书稿犹如一块沉石压在我的心头。当年的黑发青年如今已两鬓斑斑了，可是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悲壮的征程仍让我寝食难安。在工作之余，我是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有时间就把它改一改，串一串，尽可能更好地对隐蔽的“历史”细节和“历史”缝隙进行挖掘，使这部书所展现的历史越来越感性和丰满。初稿完成之后，其中有的章节被河南《名人传记》选用过；2002年安徽党史工委研究室《党史纵览》杂志选载过十几万字。今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这本凝聚着我20多年心血的作品终于出版了。

上个世纪是风起云涌的时代。由国共合作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分道扬镳，来到农村，通过武装起义独立创建众多革命根据地和多支红军军事力量，最后，百川归流，形成三大块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3支主力红军。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加关注的是位于中原地带的大别山鄂豫皖苏区和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红四方面军。这不仅因为我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红军的故事耳濡目染地影响了我，让我有了红色情结，而且是因为这支队伍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历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于其他苏区和红军的感人的历史细节，更能把中国革命这一悲壮的征程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

大别山脉绵亘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处，高峰耸立，雄伟多姿，山山相连，天台山、木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和古角、桐山诸峰及金刚台、白马尖、天堂寨等拥抱着大别山主峰，历来是兵家征战中原屯兵之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大别山与井冈山、洪湖等齐名。在80多年前，大别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地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先后成功地举行了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产生了一代革命先辈和英雄的红四方面军，为后代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业绩。这块土地上先后诞生了红11军、红1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和红28军，为中国革命培养、锻炼了大批的骨干。建国初期，人们曾做过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师以上干部，有70％来自大别山。大别山在中国红军革命史上写下众多独特的篇章。“列宁号”飞机，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中国共产党的空军便从此诞生。苏家埠大战，是10年内战史上空前的辉煌战例。鄂豫皖苏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苏区，有地理上、幅员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是长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之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当时中央苏区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曾瞩目过这块苏区，中华苏维埃曾赞扬过这块苏区。从这块土地上率先长征的红25军孤军北上做先锋，不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北做了向导，而且还和陕北红军一道完成直罗镇战斗，为中央把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3年游击战争时期，这里一直有着红28军的旗号。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是许多杰出领导人物和成千上万的优秀共产党员及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鲜血谱写而成的。大别山的党组织、红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可是，这样一块苏区，这样一支红军，建国后在文学界和党史学界一直处于沉寂状态，连诞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红军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也变成了“江西民歌”。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灾难，均来自张国焘等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徐向前、郑位三深有体会地说，大别山是个好地方，但是领导方面没有一个毛泽东，这个地方领导差。在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排斥更是到了顶峰，致使很多党史学家和文学工作者不敢肯定甚至否定大别山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作用，鄂豫皖根据地的题材更是成为无人涉足的禁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光荣斗争史、红四方面军的征战历程，多少年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成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将军和老区人民心中的隐痛。

我开始接触大别山红军题材时，这些都不是问题了。在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10多年的拨乱反正之后，在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已经不是有争议的敏感的历史事件，而是应该大力恢复其真实面貌并广为宣传的革命历史题材了。近年来人们更加实事求是地评价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在红军革命岁月中的作用、在长征中的作用、在中国革命胜利中的作用，历史老人终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了！

中国工农红军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围剿”与反“围剿”的经历中发展壮大。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值得写的内容是太多了，胜仗也多，我却选择以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作为切入口，来全方位展示这块苏区悲壮的征程。由于鄂豫皖苏区地处长江北岸，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在第四次“围剿”中他们受到蒋介石精锐部队的重点进攻。敌强我弱，张国焘的瞎指挥，使徐向前失去了战场主动权而导致失败。他们不得不在全国各路红军中最先转移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长征”。

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是国共两党10年内战时期在大别山的一次激烈的较量，规模宏大、激烈，情况复杂、尖锐，在10年内战史上并不多见。由于国共双方兵力的不对称，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红军将士忠勇奋战、慷慨赴死，苏区人民热烈支前，及无数红军先辈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红军将士用鲜血写下一部血染泪浸掀不动的历史。红四方面军从局部战斗来说，打的是胜仗，可是从总体战略上来说却是失败了。这是一场悲剧，本身就是一部壮美的史诗。它使得这个苏区的每一个红军将士都有了传奇性的魅力，都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悲剧内涵和命运内涵。被毁坏的东西是美好的东西，它才引起人们的赞美、同情、伤悼、怀念、感叹，为之痛哭落泪，才称得上感人至深。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红军战士和大别山人民在生与死面前保持的高尚道德本性，人的伟大、尊严、大智、大勇、无私、无畏等崇高品格无不体现在巨大、宏伟、深刻、严酷的生死搏斗之中，是中国革命中一出最令人震惊的悲剧。这次反“围剿”失败了，他们被逼率先开始转移苏区，经过3000里小长征，战胜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又在川陕开辟了新的苏区，使红四方面军发展到10万余人，配合南中国的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作战，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分别接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川陕甘宁，成为红军长征胜利铺路的石子，最后血战河西走廊，为结束10年内战，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作了一系列有力的战略支援。

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题材我常常感到志大才疏，力不从心，遇到很多困难，可是革命先辈的牺牲、奉献精神，又使我鼓起勇气接着写下去。我努力提升自己的高度，透过国际、国内形势、全国各苏区战场形势、国共两党战略决策来把握这场战争。于是我就看到中苏、苏共与中共、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共中央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导与反指导的缩影，看到中日、中国与欧美各国在大别山的较量，看到国共两党在这里展示这场战争的规模，双方带着各自的满足和遗憾，带着得意和委屈，带着骄傲和自责，带着欣慰与痛苦，从历史深处走来，向历史深处走去。在写作中，我也是尽可能拓展审美视野，努力向生活的深层穿越，努力向人物的心灵窥探。写出徐向前、李先念等红军将士形象，对体现正确的军事路线，对表现战争的规模，特别是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写出几万人各自不同的命运，特别是要揭示朴实如泥土的大别山先辈，被压迫、欺凌了几千年的人民奋起抗争的那种忠诚质朴、视死如归、排山倒海的力量，更是让人震惊。在写作中，红四方面军征战历程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有时竟然使我激动得掉下泪来。  用沉重的思索和无穷的哲理写出历史的复杂性，才能给人以真理的启迪，不能把历史简化成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的抽象线索，任何过分的赞美和丑化都是对历史的亵渎，都是对后人的欺骗，写真史写信史形成“史诗”是我的风格，也是历史的生命。在总体把握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历史渊源和主客观条件时，我尽可能多地挖掘“历史”缝隙中的真实细节。比如，红四方面军将士一边面对强敌，一面还有内部残酷的“肃反”，谁能想到在“革命”这一庄严的主题下还有血腥、死亡、残暴？中国任何一支红军，都没有它经历过如此悲壮的征程。它是红军革命时期人类激情、行动及其后果的一面放大镜，一切都在其中变得更宏大，成为展现中国工农红军崇高品格的舞台。在对张国焘血腥“肃反”进行叙说的同时，肯定鄂豫皖苏区毕竟是在张国焘等人执政时期达到极盛的。张国焘执行极“左”路线使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可是失败时是否转移苏区又只有他能一锤定音，保存了红军的实力，并对坚守大别山作了有效的安排；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正确路线代表的沈泽民，虽然工作勤奋，可是他的“左”倾错误并不亚于张国焘；国民党将领卫立煌能征善战，率先攻破安徽金家寨及他后期和共产党人的亲近及回归后的忏悔；还有徐向前和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这些人的关系等。再比如这次反“围剿”张国焘指挥的屡出错招和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用命，既有指挥失误，也有敌人兵力强大这一历史必然，搁置不如解决，回避不如说清，所以，我在写作中既有着对“正史”的突破和补充，又有着对“历史”客观性、复杂性、丰富性的“还原”与挖掘，力争使之成为包孕巨大的历史、现实和情感内涵的作品。

先辈浴血奋战的历程，与其说激荡了我的感情，不如说激发了我的想象，丰富了我的生活。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许继慎、蔡申熙、陈赓、张琴秋……还有家谱和徐向前回忆录记载过的马宝山等无数红军战士，他们常常在梦中和我对话，我也想象着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说话的声音。多少次我走过浸透先辈眼泪和血汗的大别山、红军反“围剿”战场，抚摸红军将士的墓碑，注视着这块英勇顽强而多灾多难的土地，我仿佛听到许多地下的英魂在叮嘱：“后辈们，别忘了我们啊！”在多次的修改中，这部作品是增删数次，虽然作品的质量离想象和读者的要求还是差得那么远，但我毕竟轻舒了一口气。雄伟的大别山和威武雄壮的红四方面军又展现在我和读者的面前，历史的尘封似乎覆盖了一切，可是终究不会久久湮没。我怀着由衷的诚敬瞩望着大别山，心胸像受了洗涤，一切疲倦了无踪影。红军的业绩，唤起我生命中无尽的柔情和激情。红军，是我毕生热爱的一个名词，而且我同样热爱组成“红军”这个名词的每个人。也许我终生的命运就是寻找红军1

2010年10月15日

改定于安徽省六安市大别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