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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是《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作者、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人类大历史三部曲”序曲！本书是作者第一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书中的一些重要论点，在其后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以及《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

《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著，王道还译，主要内容是：

人不同于禽兽，毋庸置疑；人是一种大型哺乳类动物，亦毋庸置疑。根据现代遗传学研究，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是相同的。若有从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归类成“第三种黑猩猩”。我们对人类并不陌生，但是，人类是怎样演化成今天的模样的？人之所以为人，又是哪些关键因素的杰作？

对于人类的兴亡史，我会分成五个部分讨论。第一部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直到一万年前农业兴起前夕打住。第二部则讨论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变化，那些变化与骨架的变化一样，对语言和艺术的发展，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在聚焦于我们文化表现的生物基础之后，第三部接着讨论那些我们认为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语言、艺术、农业这些引以为豪的文明标识。不过，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也包括我总结为人类自然史记录上的污点，例如吸毒。

除了吸毒，我们的阴暗特征中，还有两个可能引领我们走上毁灭的道路。第四部讨论其中的一个：我们仇杀外族的潜能。另一个人类的阴暗特征是：对环境日渐加速地破坏。这个行为其实也有不折不扣的动物原型，不幸的是，许多人仍然怀抱卢梭式的幻想，以为我们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新鲜事。在第五部，我会细说人类经营环境失当的历史，以戳穿那个幻象。

人类从动物界兴起，同时，我们自毁的能力也加速成长。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确发轫于动物根源。那些问题跟随着我们，与逐渐增长的力量和人口一起成长，现在更是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得厉害。

要不是我感到迫切的危机，是不会写这本《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的；如果我相信我们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也不会写这本书。其实，我们缺的就是必要的政治意志。我在本书追溯人类的物种史，就是为了协助凝聚那个意志。

译者序 究天人之际

绪论

第一部 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

 第一章 三种黑猩猩

 第二章 大跃进

第二部 奇异的生命循环

 第三章 人类性行为的演化

 第四章 婚外情的逻辑

 第五章 择偶的逻辑

 第六章 性的选择与人类起源

 第七章 死亡与老化的奥秘

第三部 人为万物之灵

 第八章 语言的演化

 第九章 艺术的自然史

 第十章 农业：福兮祸之倚

 第十一章 为什么麻醉自己——烟、酒与毒品

 第十二章 深邃的寂寞

第四部 世界征服者

 第十三章 人类史的新面貌：世界村

 第十四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

 第十五章 印欧语系扩张的故事

 第十六章 “原住民”问题：族群冲突

第五部 日中则仄

 第十七章 天人合一的迷思与理念

 第十八章 哺乳类大灭绝：新世界的故事

 第十九章 更大的危机：生态

跋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扩充阅读

贾雷德·戴蒙德：从一名野鸟观察者成长为一位出色的生物地理学家

大跃进

我们与黑猩猩弟兄分家之后，足足有几百万年，不过是一种经营特殊生计的黑猩猩罢了。直到4万年前，西欧仍住着尼安德特人，他们是原始人群，对艺术与进步没什么概念。然后变化发生了，急遽而突兀——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的现代人在欧洲出现，艺术、乐器、灯具、贸易与进步随之而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尼安德特人就消失了。

欧洲发生的那场“大跃进”，也许是前几万年中东与非洲发生的类似事件的结果。不过，即使几万年，在我们的独立演化史上，也微不足道，连1%都不到。可是如果要我回答“我们是什么时候变成人的？”我的答案是：从大跃进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人了。那一刻之后，不出几万年，我们便驯化动物，发展农业与冶金技术，并发明了文字。那时只消再进一小步，人类便创造出了一连串代表文明高峰的里程碑，拉开了其他动物与人类之间本来就像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德国达豪集中营的犹太人焚化炉、盟军轰炸德雷斯顿。

本章的主题是：我们急遽而突兀地拥有了“人性”这个事实。怎么可能？为何那么迅速？尼安德特人最后的命运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没能跨出那一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相会过吗？果然如此的话，他们如何相处？

了解“大跃进”并不容易，讨论也难。直接证据是化石骨骼与石器的技术细节。考古学家的报告充满了外行人不易理解的词汇，例如“枕骨横结节”、“退缩的颧弓”以及“夏特贝红式厚背刀”。我们真正想了解的，是各种形态祖先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人性”，反而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只能从骨骼与石器的技术细节推断。大部分证据都已经散失了，考古学家对出土的证物也有不同的解读。由于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已出版了许多专著，讨论骨骼与石器的细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参考。笔者强调的是从骨骼与石器所作的推论。

讨论人类演化，得先对地球生命史的轮廓，有正确的认识。生命在地球上，几十亿年前就出现了；恐龙大约在6500万年前灭绝。我们的祖先，大约在600万年到1000万年之间才与黑猩猩、大猩猩分家，走上独立的演化道路。因此，人类的自然史只是地球生命史上的一小节，微不足道。科幻影片有时出现史前人类逃避恐龙的情节，那是地道的科幻，根本与事实不符。

人类、黑猩猩、大猩猩的共祖，生活在非洲，直到现在，黑猩猩与大猩猩仍然还是非洲的“土著”。我们也在非洲生活过几百万年。起初我们的祖先也只不过是一种猿，但是一连串变化，使我们的祖先朝现代人类的方向演化。第一个变化大抵发生在400万年前，根据化石，那时人类祖先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以直立的姿态行走。相对地，大猩猩与黑猩猩只是偶尔直立行走，平常四肢齐用。直立姿势让双手解放出来，可以做其他的事，结果双手制作出工具为人类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300万年前，人类家族分化成两个支系。为了理解这个变化的意义，我们得知道：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两个动物种，必须扮演不同的生态角色，而且通常不杂交。举例来说，在北美洲，郊狼与狼很明显是亲缘密切的物种，生活在同样的地区(后来美国的狼几乎灭绝了，这是后话)。可是狼体型较大，以猎杀大型哺乳类维生。如鹿与驼鹿，而且往往成群出没。郊狼体型较小，猎杀对象是兔子、老鼠之类的小型哺乳类，通常成对或小群体行动。一般而言，郊狼只与郊狼交配，狼只与狼交配。相对地，今天每一个人类族群，只要与另一个族群有广泛地接触，就会通婚。现代人类的生态分化，是幼年教育的产品：没有哪一群人天生就尖牙利齿擅长猎鹿的，也没有一群人天生一副适于嚼食植物纤维的牙口，以草莓维生，拒绝与猎鹿人婚配的。因此所有现代人类都属于同一个物种。

不过，人类在演化史上，也许有两次分裂成不同的物种，像郊狼与狼一样。最近的一段，也许发生在大跃进的时候，我后面会讨论。比较早的那次，大约发生在300万年前，当时人类家族分化为两个支系：一个支系是头骨粗壮、颊齿巨大的粗壮南猿；另一个支系，是头骨纤细一点、牙齿也较小的非洲南猿。非洲南猿后来演化出脑容量较大的“巧手人”。不过，代表“巧手人”的化石，无论脑容量还是牙齿尺寸，内部的歧异都很大，因此有些专家主张“巧手人”化石中有两个物种的标本。也就是说“巧手人”有两种，一种是“巧手人”，另一种是神秘的“第三种”。这么一来，到了200万年前，世上至少已有两个甚至三个“原人”种。

使我们祖先越来越人模人样的第三个大变化(也是最后一个)，就是使用石器的习惯。这是人类主要的特征，可是在动物界已有原型(先例)：啄木鸟、埃及秃鹰与海水獭，分别演化出使用工具捕捉或处理食物的能力，不过它们不像人类那么依赖工具。珍妮·古道尔是第一个发现黑猩猩会使用工具的学者，它们有时使用石头，但还不到搞得环境中遍地都是石器的地步。但是250万年之前，东非的“原人”栖息地已出现大量粗糙的石器。当时有几个“原人”种，制造石器的是哪一种？也许是头骨构造比较纤细的物种，因为它们的演化史从未中断，而石器也继续演化。P36-38

究天人之际

早在1863年，比较解剖学家赫胥黎(1825—1895)就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指出猿类的解剖构造，与人类比较相似，与猴类的差异较大。现代遗传研究，也发现人类与非洲大猿(大猩猩、黑猩猩与波诺波猿)非常类似。尤其是两种黑猩猩(过去波诺波猿叫做“倭黑猩猩”)基因组与人类的差异不过1.6％。因此，人类便是“第三种黑猩猩”。三种黑猩猩的遗传差异那么小，表示各自独立后的演化史非常“浅薄”，据估计，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才分化出来，走上独立演化的道路。

但是，人类演化史的大关大节，只有“化石证据”能够透露。

根据19世纪前半叶得到的一个“定律”，与现生物种有关的化石种——也就是现生物种的祖先——通常在现生物种出没的地区出现，达尔文推测非洲可能是人类进化的摇篮。果不其然，这个预言被证实了，考古人类化石在南非与东非纷纷出土，令人眼花缭乱。现在学者反而“抱怨”：上课讲义与教科书得经常更新才成。

人类的演化史，分好几个特色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猿类是在中新世(2400万年前到500万年前)演化出来的。大约到了中新世晚期开始的时候(约1000万年前)，猿类已经是灵长类中十分兴旺的一个家族，种类繁盛，分布广泛，欧亚非各地都有它们的踪迹。可是好景不长，自800万年前起，猿类大量灭绝，留下的化石也极为稀少。现代猿类像是个破败家族的孑遗子孙。人类祖先就是在这个猿类衰亡史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类似乎是猿类演化的新出路。目前我们对于最早的人类祖先，所知有限，一方面由于化石稀少，另一方面由于人和猿的相似程度太高了，即使发现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化石，学者也不见得能分辨出来。

我们知道得最清楚的早期人类祖先，是著名的阿法南猿“露西”，大约生活在350万年前的东非。他们的脑容量与黑猩猩差不多，体型比黑猩猩稍小，能够直立行动，但是手脚的解剖构造，仍呈现树栖的特色。南猿这群“人科”动物，展现了旺盛的模化活力。他们在东非与南非，演化出许多种类。30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之间，非洲至少有两种以上的“人”同时生存，包括“南猿属”与“人属”，他们的栖境可能有重叠之处。现在我们是地球上惟一的“人”，在一起生活。现生大猿的栖境，彼此隔绝，从来没有做邻居的经验。

人类为何能从猿类中脱颖而出？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即使人类已经独立演化了几百万年，从“露西”身上我们也很难侦查到什么“人性”；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制作工具，从他们的两性解剖学判断，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会与大猿相差太多。所以有学者提议：他们只不过是“直立猿”，因为他们与大猿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直立行动的姿态与生活栖境。在学术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觉悟”，因为直到20世纪之初，对人类演化有兴趣的学者仍以为，人类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物种，凭着优越的大脑，斗智而不斗力，才能成为万物之灵。

因此他们期盼的人类祖先化石，是一种脑子大得异常的动物。难怪所有今天有名的人类祖先类型，当初多数学者都认为他们充其量只是人类系谱上的“非主流”，只因为南猿的脑量与大猿差不多(400CC)，而北京人(一种直立人)的脑量，平均1043CC左右(现代人平均1500CC)。

其实直立猿(人类祖先)所以能够“走出去”，脱离传统的大猿栖境，别开生面，另创新局，全仗直立的姿态。今日世界上只有4种大猿，非洲3种，亚洲1种(红毛猩猩)，全都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红毛猩猩几乎可以终日待在树上而不下地。大猩猩因为体重的缘故，无法在树上活动，仍然居住在丛林中。中新世晚期以来，地球温度长期趋冷，热带雨林面积缩减，猿类的生活空间缩小了。学者推测这是猿类失落的主因。

更重要的是，直立姿态几乎全面地牵扯了猿类身体的基本结构，骨盘、脊椎不用说了，连胎儿的发育模式都受影响。因为直立的姿态使得女性的骨盆腔缩小，所以胎儿也许不足月就必须提前出世；提前出世的胎儿，由于不再受子宫环境的束缚，也许反而能“自在”地发育。人类大脑发育的特色，就是出生后还能继续以同样的速率增长，而猿类出生时大脑几乎已经发育完成。换言之，人猿脑量的差异，不过是发育历程的差异决定的。

因此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人类祖先“出走”的肇因，直立的“结果”却是深远的，例如人类自豪的大脑，就是直立姿态的“副产品”。但是，人类演化史上，大脑、文化业绩与物种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什么“逻辑”可言。首先，大脑的确有逐渐增大的事实，但是却没有在文化史上激起相应的发展。例如旧石器时代“早期”分前后两期，分别持续了100万年。前期从250万年前开始，石器制作的技术、形制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50万年前，新的石器类型才出现，即“手斧”，于是“旧石器时代早期”进入了后期。可是这150万年间，人类体质却经历了好几个“物种”层次的演化(南猿——巧手人——直立人)。也就是说，新的体质类型出现的时候，并非总是伴随着新的文化类型。似乎文化发展总是慢半拍，落后于体质类型的演化。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关系，由于考古资料丰富，更凸显了这个现象。尼安德特人化石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他与现代人的关系一直是古人类学争论不休的焦点。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生活于12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欧洲与西亚。他们比现代人身材稍矮，体格粗壮魁梧，脑容量已达到现代人的标准，但是头和大脑形态与现代人稍有不同。尼安德特人的前额低矮，脑颅的前后轴线较长。比较起来，现代人天庭饱满，额叶比较发达，颅顶较高，前后轴线较短。从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来看，额叶涉及高等心智功能，是认知系统中组织、综合、判断的中枢。看起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应有神经心理学的差异。(这不只是作者强调的：尼安德特人也许没有现代人的说话能力。)但是十几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刚在非洲出现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奇的文化创作，即使有也是零星地在中东地中海海岸地区，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曾经生活在同一地区，共享同样的文化。直到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前夕，现代人似乎才发展出新奇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晚期文化)。也许，因为现代人发展出了新奇的文化，所以有能力驱使尼安德特人走上灭绝之路。

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体质演化似乎与文化创作没有关系？作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作者不是“正统的”人类学家。在精神意趣上，作者可说是“今之古人”，以传统“自然史”发展之路透显人性的根源——这才是本书的特色。20世纪初学院派人类学正式在学术社群中生根，可是传统的“人类自然史”(“人类学”的本义)架构却解组了：生物的归生物，文化的归文化，好端端一个人类学搞出了“两个文化”，不仅不通音讯，甚至分庭抗礼、对立攻击。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确是自然孕育的“怪胎”，我们从自然来，可是又与其他动物有别。人类自然史一定是一门“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必须解答“人性”起源的问题。在人类500万年以上的演化史上，我们认得出的“人性”最近几万年才出现，而我们现在对“人性”的理想与期望，是这1万年才发展出来的。因此，不仅深入人类的生物学背景，是理解与凸显“人性”特征的重要钥匙，人性“发展”的秘密也不可轻易放过。否则，有的社群几千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的社群到了19世纪仍处在石器时代，如何解释？  本书对于当前的重大议题，如两性关系、族群关系、生态问题，都有重要的睿见，关键在此。人类的“性行为”决定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人类是惟一遍布全球的物种，一方面获得了充分的“人性”实验空间，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问题”。人类近1万年的历史，以族群扩张与冲突为基调，可是充满血泪的历史剧，进一步分析后，反映的竟然只是“生物地理”的宿命。族群扩张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面相，塑造了人文世界的荣耀与隐忧：发展普遍人伦理想以及恣意剥削自然。

总之，作者的关怀与结论固然动人有力，他讨论问题的路数(自然史)，更值得欣赏。作者的多重身份，更令人玩味。戴蒙德受过生理学博士的训练，专业领域为肠道的吸收机制，在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理学，并以生理学研究的成绩，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可是他也是一位田野生物学家，精心研究了新几内亚以及热带太平洋各岛屿的鸟类生态与演化。他的丰富调查经验，又让他涉足环保事务。

戴蒙德呈现在本书的观点与希望中，新几内亚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是他第一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1992年出版了本书中的重要论点，又在1997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现在，我要将本书的几个主题综合一番，凸显它们的有机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回顾人类在过去300万年的兴盛史，是方便的法门——最近人类历史发生逆转的迹象我们也会注意。

我们的祖先在动物界第一次显得有点卓尔不群，是在250万年前，因为那时他们开始制作石器——尽管极为粗糙——学者在非洲已经发现了许多标本。从发现的石器数量看来，当时石器已经是人类日常生活用品，扮演重要的角色。非洲大猿——我们最亲近的亲戚一中，波诺波猿与大猩猩不使用工具，黑猩猩偶尔制造一些极为原始的工具，但是从来不依赖那些工具生活。

可是，人类制造的那些粗糙工具，并没有使人类一步登天，成为动物界的“万物之灵”。即使人类已经会制作石器，仍然继续在非洲生活了15()万年。150万年前，人类“走出去”，进入欧亚大陆比较温暖的地带，成为三种黑猩猩中，分布范围最广泛的一种——不过比狮子仍差得远。人类的工具，进步的速率只能以蜗牛形容，从“极为粗糙”演变成

“非常粗糙”。到了10万年前，至少欧洲与西亚的人群——尼安德特人——常规性地使用火。可是在其他方面，那时的人类仍然不过是—种大型哺乳类罢了。什么艺术、农业，以及高级技术，影子都没有。那时人会不会说话？不知道。会不会吸毒？不知道。现代人类的奇异性行为(性习惯与生命循环)已经出现了吗？不知道。但是尼安德特人很少活过40岁，因此女性也许还没有演化出“停经”。

人类行为的“大跃进”，最明确的证据大约在40000年前突然出现在欧洲，正巧那时与我们形态完全一样的现代人也出现了——他们在非洲演化出来，经过中东，进入西欧。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展现艺术创作、以专门化工具为基础的技术、地域性的文化差异，以及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这个“大跃进”无疑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发展出来的，但是那必然是个快速的过程，因为10万年前现代人已在南非出现，从他们遗留的洞穴遗址看来，他们仍然是“很有潜力的黑猩猩”罢了。无论肇因是什么，“大跃进”必然只涉及我们基因组中的一小撮基因，因为我们与黑猩猩的遗传差异，只有1.6％，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早就演化出来了。如果硬要我猜测人类行为“大跃进”的肇因，我会认为“语言”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剂——我指的是现代人的语言能力。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克罗马侬人是第一种配得上“万物之灵”头衔的人，他们也展现了两种特征——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种下人类当前处境的祸根。即使在克罗马侬人演化出来之前，人类头骨化石已经可以鉴定出尖器刺穿的痕迹，或打破颅底摘取脑子的迹象——谋杀、食人的证据。克罗马侬人出现不久，尼安德特人便突然消失(约3万年前)，意味着“灭族屠杀”当时已经极有效率。我们摧毁自己的生存资源，也有极高的几率，例如5万年前人类进入澳大利亚，结果几乎所有大型动物都灭绝，而旧世界(非洲与欧亚大陆)一些大型哺乳类也因为人类日益精良的狩猎技术，分别遭到赶尽杀绝的命运。如果在其他的太阳系，自毁的种子与先进文明的兴起也有那么密切的关联，那么我们与飞碟的“第三类接触”至今仍是好莱坞梦工厂的题材，就容易理解了。

大约10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速率增加了。我们占领了美洲，正巧发生了一场大型哺乳类大灭绝——我们也许是元凶。不久，农业兴起了。再过几千年，第一份书写文件出现了，人类进入“历史时期”，于是我们技术发明的步伐，开始有记录了。同时，历史文件也显示：我们早已习惯于吸毒，攻城灭国，杀人盈野成为常态，甚至受到钦羡、歌颂。栖境破坏开始导致许多社会倾颓，最早的波利尼西亚人与马尔加什人在大洋海岛上造成物种大灭绝。自公元1492年起，会认字写作的欧洲人纵横四海，寻幽探胜，足迹遍布全球，留下了详尽记录，我们得以追溯人类的兴亡。

最近几百年间，我们发明各种技术，将无线电讯号送人太空，也能让全人类一夜间粉身碎骨。即使我们能够自制，不按下那“要命的电钮”，我们攫取地球生产力、消灭物种、破坏环境的速度已经加快，而那种速率不可能维持到另一世纪。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抗议，因为环顾四周，的确看不见什么迹象，显示人类历史已经濒临“亢龙有悔”。事实上，见微知著，只要你仔细看，迹象就会跃然眼前。饥馑、污染，与破坏性的技术都增加了；可耕农地、海洋食物资源、其他自然产物、环境消纳人类废弃物的能力，都在下降。更多的人掌握着更强大的技术，竞争越来越少的资源，得有一方让步。

那么，会发生什么？

悲观的理由不少。即使地球上所有人类现在就消失了，我们对环境已经造成的破坏，会让环境品质继续恶化下去，至少几十年。无数物种濒临绝种，因为他们的族群数量已下降到难以恢复的地步。尽管历史上有许多人类族群自毁的案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宝贵的教训，许多人仍然独持偏见，反对控制人口数量，反对保护环境。其他人加入破坏环境的行列，不是为了私利，就是无知。甚至有更多的人，每天糊1：1都有困难，保护环境云云，无异天方夜谭。这些事实加起来，等于告诉我们：毁灭列车的动量，已达威猛难挡的地步。换言之，我们人类也已濒临绝种。虽然一息尚存，但与“活死人”无异，我们的前途，与另外两种黑猩猩一样黯淡。

这个悲观的前景，维希曼(Arthur Wichmann)以一个讥讽的句子，捕捉到了其中的精义——那是1912年，不过是在另一个脉络中。维希曼是荷兰探险家、大学教授，他花了10年写了一部——三巨册(1198页)——《新几内亚探险史》。他搜罗了所有关于新几内亚的文献，从早期通过印尼传出的消息，到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的西方探险记录与报告，凡是他找得到的，都仔细整理过。他逐渐明白：尽管探险家前仆后继，可是他们却一再重复前人的愚蠢错误：以夸张不实的成就傲人，拒绝承认酿成灾难的疏忽，无视前辈的经验(以致重蹈覆辙)，结果是一连串不必要的折磨与死亡。维希曼非常失望，于是预测：未来的探险家会继续重复前人的错误。他用以总结全书的最后一句，充满激愤：“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忘掉。”(Nothing learned，and everything forgotten！)

我提到过许多理由，足以让人对人类前途持同样嘲讽、激愤的态度。但是我却认为：我们的处境，并不是毫无希望。我们的问题，全是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因此解决那些问题，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管我们的语言、艺术、农业并不独特，我们能从前人(时间)与别人(空间)的经验中学习教训，这个本领使我们成为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物种。让人心怀希望的迹象中，有许多实际广受讨论的政策，只要实行就能避免灾难，例如：限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以及许多其他的环保措施。许多政府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已经依据这些明白可行的政策草拟对策。

举例来说，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已经提高与扩散，环保成为政治议题。开发商不再总是赢家，短视的经济论证，不再总是赢得支持。许多国家最近几十年降低了人口增长率。灭族屠杀虽然没有绝迹，但是通讯技术普及后，至少有消泯传统仇外心态的潜力，因为此后不易再将异域不同种族视为“次人类”。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上空爆炸，那时我7岁，因此对于核毁灭的迫切危机感，记忆犹新。(那种感觉在知识界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核武器没再动用过。核毁灭的风险现在似乎空前的遥远——自1945年8月9日以来。  1979年，我开始担任印尼政府的顾问，负责在印尼属新几内亚(Irian Jaya，伊里安查亚省)规划自然保留地系统。表面看来，印尼似乎不是个有指望的地方，你也许因此会认为：想在那儿保留我们日渐缩减的自然栖境，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不过尽人事罢了。热带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问题，印尼是个范例，不过情况更严重。印尼人口超过1亿8000万，世界排名第五，可是贫穷得很。那里人口不断增长；几乎一半人的年龄在15岁以下。有些省人口密度特别高，于是向人口少的省——如伊里安查亚省——“输出”Xn。那里没有成群的观鸟人，没有广泛串联的地方环保团体。印尼以自然资源赚取外汇，除了石油与天然气，最大宗的出口物品是原木——从原始热带雨林砍伐来的。

为了这些理由，也许你不会期望印尼政府会认真把“保护自然与生物资源”当作国家优先施政的目标。我第一次到伊里安查亚省，十分怀疑能搞出什么有效的保护计划。幸运的是，“维希曼式”的嘲讽证明错了。多亏了一小群印尼环保信徒的领导能力，伊里安查亚省20％的面积现在已划入自然保留地系统。那些自然保留地并不只是纸面上的。我的工作展开后，我很惊讶也很兴奋地发现：有些锯木厂关门了，因为自然保留地禁止伐木——并有公园管理人员巡视，还草拟了管理办法。所有这些措施，并不源自理想主义，而是冷血计算——正确地认识印尼的自然基础。如果印尼做得到。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也能做得到，环保运动发达的富裕国家更能做得到。

解决我们的环保问题，不需要新奇的、还未发明的技术。我已经说过，解决方案都是明白不过的，有些政府已经采用了一些解决某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政府更全面地施行配套方案。许多人认为普通公民无能为力，但是那不是实情。许多造成物种灭绝的因素，近年来公民团体可以缩小它们的危害幅度，例如商业捕鲸，猎杀大型猫科动物(做毛皮大衣)，进口野外抓来的黑猩猩，这只是几个例子。事实上，在这个领域一般公民只要捐献少量金钱就能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所有环保团体目前的预算都不充裕。举例来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支持的所有灵长类保护计划，一年的预算合计不过几十万美金。多1000美元，也许就能多支持一个计划，拯救一种濒临绝种的猴、猿或狐猴，不然它们的命运就给忽略了。

虽然我的确认为我们面临了严重的问题，而且解决方案的效果并不明确，我仍然审慎的乐观。甚至维希曼激愤的“最后一句话”也证明错了。维希曼的书出版了之后，到新几内亚探险的人，都从前人的经验中摄取了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重复前人的愚行。对于未来，更适当的一句格言，不是维希曼的，而出自政治家俾斯麦的回忆录。他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前，沉思身边的世界，的确有理由嘲讽、讥刺。俾斯麦智力超卓，身居欧洲政局核心达几十年，亲眼目睹了许多重蹈覆辙的例子，其不可原谅的程度，以及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比起新几内亚的早期探险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俾斯麦仍然认为写作自传、向历史学习是值得的，他的献辞是：“留给我的子女、儿孙，愿他们了解过去，有备于未来！”

本着此精神，我也将本书献给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世代。我们要是能从我所追述的人类史中学习教训，我们的未来可能会比另外两种黑猩猩光明些，也未可知。

“妙趣横生，风格生动，我们不由得开始思考人类的演化和身世之谜：我们从哪里来？又将走向何处？

——《纽约时报书评》

“《第三种黑猩猩》这本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爱德华·威尔逊(美国国家科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