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围棋传统布局方式注重“优先占据实地”,因此特别重视小目和小目的小飞或大飞缔角,均视小目为最高价值,自江户时代以来400年间,这种布局传统在代表日本棋界最高水平的本因坊家,被视为最高准则、代代秉承,如有人对此产生怀疑,即视为对先人的不忠,甚至被赶出坊门。由此可知,本因坊家深受江户时代的封建体制影响。
日本棋院实行的制度改革,为打破这一传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吴清源与木谷实二人有幸加入开放的日本棋院,同时他们从小就未接触坊门权威,生活在自由空气之中,且他们都具备特异的围棋天赋,令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创造出围棋新布局。新布局强调布局速度和利用外势,打破传统布局注重以小目占据实地的策略。
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感悟日本。
日本围棋讲究棋型,注重围棋的“美感”,如果你想领略之美,就请翻开顾申主编的《棋道》吧。
公元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吴清源凭借十番棋大战,先后与日本一流棋手进行10次十局升降棋比赛,应战者包括木谷实、雁金准一、藤泽库之助、桥本宇太郎、岩本章、坂田荣男、高川格等人。吴清源凭借举世无双的高超棋艺,在比赛中所向披靡,如同旋风一般,横扫整个日本围棋界,与其对局的选手都遭受重创、折戟沉沙。他也因此被称为当时棋界的第一人。历史上,将这段吴清源称霸日本棋坛的阶段成为“吴清源时代”。
顾申主编的《棋道》起源于中国是无可争议的,但对现代围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本、虽然在近些年的世界围棋大赛上,韩国和中国的成绩要好于日本,但谁也不能否认,两国在现代围棋上都深受日本的影响日本围棋讲究棋型,注重围棋的“美感”;韩国围棋讲究搏杀,强调围棋的“胜负”:中国围棋吸收了日韩两国的特点,再一次体现出了“中庸”那么,如果你想领略围棋之美,就去翻开《棋道》吧。
空海与辨正
“吉备真备将围棋传入日本”纯属民间传说,事实表明,在吉备由唐归国之前,围棋已经进入日本。中国史书《隋书·东夷传》中所述“(倭人)好棋博”,表明最迟至公元7世纪初,日本人已经有下围棋这一活动。至公元8世纪初,在很多日本书籍中记载有“围棋”,这也证明公元7世纪至公元8世纪初,围棋已经在日本僧侣和上层社会中流行。《大宝律令》修订于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是日本最早的律令法典,其中《僧尼令》规定如下:
凡僧尼,作音乐及博戏者,处百日苦役。但棋琴不受限制。
这里“博戏”即指赌博。赌博以聚敛钱财为首要目的,僧尼禁赌,与“僧尼不许蓄财”这条戒律有密切关系。民众告发僧尼参赌,将受到奖励,而僧尼间的相互揭发,则不会得到物质奖赏,原因也在于此。虽然围棋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作为赌博游戏,但它又包含于“琴棋书画”,为文人及上流社会视为必备教养之一。那么,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与贵族、官吏具有同等等级的僧尼来说,书画兼善自不待言,不限琴棋也就不难理解。以上种种规定只针对僧尼,一般民众则不受此严格限制。但在一些古代书籍中,也可找到取缔并禁止任何人参加“双六游戏”的规定。围棋虽最终可分出胜负,也可用于赌博,但从古至今,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它都被视为高雅游戏,并不在被禁止之列。这一记载同时也透露出,公元7世纪的日本,围棋流行于僧侣之间。
当时,日本佛教戒律森严,严加禁止食荤饮酒、沾染女色,其中也包括音乐、武术、赌博、蓄财等,这与今天日本佛教宗旨有很大差异。僧尼们每天都拜佛诵经。除研究学问,吟诗作画外,他们主要的消遣就是下围棋和弹奏五弦琴。围棋在古代日本的僧众中广为流行,根源也许大体如此。但随着围棋的流行,它对僧人的修行难免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亲睹这一情况,日本真言宗开山祖师、弘法大师空海,在临终前不得不留下遗言,规劝众弟子能停止围棋和双六游戏,可见其良苦用心。在他遗言中这样写道,“虽然《僧尼令》中有“棋琴不受限制”之规定,但我宗门弟子应停止围棋和双六,并持之以恒地戒酒”。留下此遗言6日后,大师悄然圆寂。
空海(774—835),谥号为弘法大师,日本平安初期的名僧。公元804年,他曾与最澄一起随遣唐使来到大唐,师从长安青龙寺慧果法师,公元806年学成归国。后创立日本真言宗,同最澄创立的日本天台宗共同祈求国家平安,成为平安时代最重要的两大宗派,史称“平安二宗”。空海通晓诗文、擅长书法,与同时代的大书法家嵯峨天皇、橘逸势合称“三笔”。日本谚语“弘法之笔误”,相当于汉语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可见空海书法水平的高超。
在平安时代,上讫宫廷贵族,下到黎民百姓,赌棋之风甚为盛行。醍醐天皇曾以黄金枕为赌注,与奕圣宽莲博弈围棋,就是典型例证。本应是清净无欲之地的寺院也被这一习气波及。《僧尼令》虽规定“棋琴不受限制”,但赌博是以搜刮钱财为目的,空海禁止僧尼下棋,也与“僧尼不许蓄财”这一戒律有关。更何况,佛家子弟本应以修行求法为本,将精力过分倾注在围棋等游戏之上,实则玩物丧志。
公元751年(日本天平胜宝三年)编辑完成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收录日本高僧辨正的小传,提及围棋。将其摘录如下:
辨正法师者,俗姓秦氏。性滑稽,善谈论,少年出家,颇洪玄学。大宝年中,遣学唐国。时遇李隆基龙潜之日,以善围棋屡见赏遇。有子朝庆、朝元。法师及庆在唐死,元归本朝仕至大夫。
辨正于公元702年(日本大宝二年)遣学入唐。公元701年(大宝元年)5月,辨正随粟田真人大使率领的第八次遣唐使团(共160人)从筑紫(今九州福冈)出发,但因风暴渡海失败,于第二年6月再次出发,同年10月到达楚州,后又经陆路,历尽艰辛来到长安。
辨正,“俗姓秦氏”,他可能就是所谓的“渡来人”,即由古代中国或朝鲜半岛东渡而来的移民及其后代。渡往日本后,秦氏主要活动在京都盆地——古代以太秦(现京都葛野)为中心的地带,以中国的纺织技术为基础,从事纺织业,对古代京都盆地的开发作出巨大贡献。他少年出家,后以僧籍遣唐,还与唐女结为夫妻,生子朝庆和朝元。
虽然辨正的生卒年不详,但据他入唐时间和之后的经历推断,辨正入唐半个世纪后才问世的《怀风藻》中所载传记,大体上是同时代所作,提供信息基本可信。传记中只用短短一句“以善围棋屡见赏遇”,记述辩正从入唐到去世几十年间的经历,可见与其说他是学问僧或文化人,更不如说他是一位围棋高手,且名声远扬。辨正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对局,一般认为发生在“龙潜之日”,即李隆基还是皇太子的时候。
李隆基不仅善书文、精通音律,且对围棋的浓厚兴趣更是历代君主所无法企及。在他统治期间,宫廷中专设“棋待诏”,隶属翰林院,专司“进宫陪弈”或“受诏竞技”,这一时期棋待诏中的第一名手为王积薪。玄宗皇帝不但招人至宫中,还会时常亲临臣子宅邸,共同享受“黑白世界”的乐趣,甚至在“安史之乱”携杨贵妃出逃之时也带上王积薪,以博弈消解逃难之愁苦。而且,据《三国史记》中所记,公元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突闻新罗王兴光去世,玄宗特命邢涛为正使率团前往吊唁,因新罗人善围棋,便任“善棋人”杨季鹰为副使,以期通过围棋加强与新罗的交往。凡此种种,足以表明唐玄宗李隆基对围棋的热爱,其棋艺也非寻常爱好者所能比拟。
辨正能与这样一位皇太子对局且频频受赏,可见其技艺非凡。如此这般,辨正的棋艺又师承哪里呢?这个问题与围棋传入日本的时间有密切关系。江户时代的《和汉三才图绘》载“辨正从来善棋”,虽为推测,但也有道理。
首先,辨正于公元702年末或公元703年初到达长安,入唐后不到10年的时间就可与皇太子时期的李隆基(710—712)对弈,对于这样一位肩负使命的留学僧,从“棋盲”到声名远扬的高手不过数年时间,似乎超乎寻常,即使他对此天赋异禀,也不可能始终有大量时间去研习。其次,如上所述,公元7世纪的日本,佛教戒律森严,很多娱乐消遣都被禁止,独“琴棋不受限制”,因此围棋在当时很受僧侣欢迎。辨正年少出家,原为大安寺沙门,这为他从小学习围棋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P12-16
日出之国
公元607年,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为使节访问隋朝,从此拉开了中日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序幕。圣德太子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之国天子致日落之国天子。通常认为,这便是日本国名的雏形,直到7世纪后半叶,日本遣唐使将其国名改为“日本”,即“太阳升起的地方”,成为其正式国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日出之国天子致日落之国天子。这个表述不仅让隋炀帝不爽,我堂堂“中央之国”怎么就变成了“日落的地方”?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多少也有些不舒服,毕竟日落虽美,却有几分凄凉。经历了一百多年“日落”历史之后的中国,又多了几分额外的敏感。其实这个表述无外乎是日本追求与中国平等交往的一个夙愿,是否也有淡化“倭国”的意愿,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从中日两国的位置而看,就算日本是“日出之国”,日落也远远不会在中国出现,它应该还要往西,一直到另外一个岛国——大西洋上的不列颠王国。而有趣的是,不列颠王国却称自己为“日不落帝国”。
有人说“日不落帝国”已经是落日了,其实不然,你还要向西看,在美洲大陆,还有着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传人,说着英语的美利坚合众国。或许有人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也要“日落”了,其实还不然,主宰着世界金融体系的“盎格鲁撒克逊家族”,依然掌握着最多的话语权。要看日落,还要向西。在花旗国太平洋的对岸,从上世纪噼代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出之国”正在经历着“失去的20年”。从日出到日落,日本正在经历着一个轮回。
从日出到日落,上面的文字转了地球一圈,牵出了四个国家——中日和英美。如果说世界上的大国,有哪两个结成对子后最相像,恐怕也只有中日和英美了。中美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陆国家,日英都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岛国;中日都写汉字,英美都说英语;中日都是儒学与佛教之国,英美都是基督教国家;中国击退了日本的侵略,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等等。
中日和英美这两对“组合”虽然有很多相同,但却有着致命的不同。英美是世界上最牢固的同盟;他们左右着世界格局,建立着包括金融秩序在内的众多国际秩序;他们是西方的代表。中日虽然“一衣带水”,却纷争不断;他们关系脆弱,相互猜疑;他们的“中日友好’’,听上去很美,看起来遥远,摸起来什么都不是;他们各自代表着东方。
长期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中日为什么不能结束纷争,而像英美那样结成同盟呢?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以及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日的联合不是能给自身甚至整个东方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吗?经过观察,我发现,虽然中日两国的交往有2000年的历史,然而对于现代的中国人与日本人而言,双方的了解却十分有限,彼此都用“过时”、“固有”的眼光看待着对方。“中日友好”大多是官方层面的“秀”,民间了解与沟通的渠道并不畅通。这直接导致了两国官方努力了数十年的“友好成果”,往往因为一些细小的摩擦而灰飞烟灭,毕竟两国政府谁也无法忽视来自民间的怒火,哪怕这些怒火有时候是非理性和不成熟的。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的年轻人提起日本,无外乎“侵略者”、“动漫”、“AV女郎”等等少数几个刻板的印象。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研究以及出版与日本有关的图书,都远远不及对欧美那么热衷。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居,作为一个特点鲜明,并有着巨大成功经验和惨痛失败教训的国家,无论今后是中国的同盟,还是朋友,抑或是对手甚至敌人,都需要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去深入地了解。这也是我们编撰这套丛书的初衷。
本套丛书的整体构思来自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为了管理战后的日本,美国政府委托本尼迪克特做一份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性的调查分析报告。虽然有人对这本书内容的合理性存在质疑,但自1946年正式出版以来,此书便在美国和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先后印了几十次。
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生性好斗又谦恭温和,崇奉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却又同时具有耽美特征,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灵又顺从灵活,忠诚守信时又出尔反尔,勇敢而怯弱,保守而尚新,如此这般。”这段惟妙惟肖的描述,准确地把握了日本人的性格特征。
“菊”代表文,“刀”代表武。本套丛书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尽可能地向读者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的日本。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但也愿意为中日的文化交流做一些微薄之力。在《武士》《忍者》相继出版之后,《艺伎》《浮世绘》和《相扑》也陆续和读者见面了。本次推出的三本书,《棋道》《茶道》与《和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三种文化,都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无可争议的,但对现代围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本。虽然在近些年的世界围棋大赛上,韩国和中国的成绩要好于日本,但谁也不能否认,两国在现代围棋上都深受日本的影响。日本围棋讲究棋型,注重围棋的“美感”;韩国围棋讲究搏杀,强调围棋的“胜负”;中国围棋吸收了日韩两国的特点,再一次体现出了“中庸”。那么,如果你想领略围棋之美,就去翻开《棋道》吧。
茶叶同样源自于中国。虽然有人说,茶叶的最早种植国除了中国,还有印度等,但真正将茶叶推广到全世界的,却非中国莫属。而在茶叶传入日本之后,饮茶演化成日本特有的茶道,并最终成为桑田中亲所说:“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日本式的“极致”,就去打开《茶道》吧。
和服在日本也叫吴服,听到这个名字,中国人就不禁会想到三国时代的吴国。没错,正是当时日本与东吴的商贸往来,将纺织品和制衣经带到了日本。如今,和服作为日本的一个象征,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以至于在中国兴起了“汉服热”。但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不小争议,其中之一就是“汉服的标准”。那么,如果你想了解和服在日本的发展之路,就去阅读《和服》吧。
本套丛书如今已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愿今后能有更多的相关书籍奉献给读者们。
最后,感谢青岛出版集团董事长孟鸣飞先生和责任编辑杨成舜先生,没有他们的鼓励与帮助就没有这套书的问世。
顾申
2012年3月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