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作家大荣大辱、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一个知识女性敢爱敢为、敢做敢当的人生写照；一个“右派”坎坷磨难、无怨无悔的心路历程；一对患难夫妻胼手胝足、相濡以沫的人生岁月！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丁玲来到北大荒，作为当时名气最大、在北大荒改造时间最长的文化名人，丁玲在北大荒的12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在北大荒流传着她的许多故事。赵国春编著的《风雪人间北大荒：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力图还原一段真实而丰富的历史。

《风雪人间北大荒：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是一部纪实作品。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丁玲来到北大荒，作为当时名气最大、在北大荒改造时间最长的文化名人，丁玲在北大荒的12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在北大荒流传着她的许多故事。作者赵国春历时数年实地采访，深入发掘，多次修改，完成《风雪人间北大荒：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力图还原一段真实而丰富的历史。

引言

到延安

毛泽东赠词《临江仙》

头戴两顶“帽子”

第一章 到北大荒去

突如其来的通知

陈明来信

下榻“马迭尔”

初到密山

晋见王震将军

与陈明相会

患难与共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第二章 奔赴汤原

鸡舍安新家

学养鸡

行善事、当红娘

总理和将军的关怀

扫盲教员

黑板报“总编”

远方来信

陈明帮助排演《刘三姐》

走访农场

第三章 转赴宝泉岭

结识“杜晚香”

“文革”中的遭遇

丁玲失踪

陈明三访汤原

“地下黑俱乐部”

蹲“牛棚”

寻找丁玲

进“老虎队”

双双入狱

第四章 重返北大荒

“回来就是探亲”

看望普阳

回访宝泉岭

汤原寻访

北大荒人不会忘记她

第五章 永远是北大荒人

与病魔作斗争

“丁玲不死”

“丁玲生平事迹陈列室”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

丁玲、陈明在北大荒大事记

北京各界隆重举行丁玲遗体告别仪式

丁玲同志生平

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丁玲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一封信

初到密山

杜晚香

关于《杜晚香》

在宝泉岭农场

创业精神在普阳发扬光大

人民哺育了我

也说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丁玲写给北大荒人的两封信

北大荒人写丁玲的文章目录

北大荒作家作品荣获丁玲文学奖名单

后记

7月初，正是北大荒很热的季节，丁玲和陈明去“安家落户”的汤原农场，正是当年从上甘岭下来的十五军转业军官“初战荒原”的地方。1956年由铁道兵驻汤8509部队为主体创建的，归密山铁道兵农垦局，命名为859农场。1958年归属合江农垦局，改名汤原农场。农场位于松花江下游北岸之汤原县境内，南临松花江，西傍香兰河，北面群山环抱，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是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

鸡舍安新家

汤原农场场部区住的房子，是当时在北大荒还很少见的砖瓦结构有电力照明的营房。营房是王震将军任铁道兵司令员时兴建的，离佳木斯近，靠铁路线方便。

丁玲两口到了汤原农场，立时成了全场的特大新闻。消息不胫而走。每天都有一批好奇的人守在畜牧队的大门外等着“看”她，有的还从生产队二三十里地来“看”她。因为1200名转业军官和农场原来的干部、职工中不乏文艺爱好者。有一次，在场部不大的俱乐部里放电影，开演了，不知谁说了一句：“快看，丁玲来了！”全场的人立时站了起来，“刷”的一声回过头来，一齐望着正走来的丁玲。带着奇异的目光，朝她指手画脚，搞得丁作人员常常为此而整顿秩序。有的怀疑，有的同情，也有的把她看作洪水猛兽、妖魔鬼怪，更多的人却敬鬼神而远之。

丁玲来到汤原农场就了解到：这个农场的转业官兵，都是参加过著名的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的英雄将士。有亲自指挥攻打上甘岭391高地、目睹邱少云英勇牺牲的营参谋长吴品庆，黄继光连的指导员郝信友，坚守上甘岭坑道的连长丁殿臣等著名的英雄人物，都在这里当农工。这使丁玲很受感动，她能来到汤原农场，和英雄们并肩向荒原进军，太幸福了。她要“从英雄们的身上吸取营养”。来汤原的第三天，她和陈明就提出，要下去劳动。

7月12日，丁玲从汤原农场向作协党组发出第一封信，介绍自己住在养鸡场，在孵化室丁作。信中写道：“我要极力在这生活的熔炉里，彻底地改造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改造。”

合江农垦局遵照王震的指示，决定丁玲在畜牧队体验生活，并参加一定的田间劳动。到了畜牧队后，并没有分配一定的工作，让丁玲自动参加劳动，形式可以自由，累了就休息，不一定同年轻人一样作息。一开始定下丁玲的丁资待遇为一月三十元，丁玲找到政治部副主任，表示领取农工的工资光荣，但自己的经济情况可以不拿农场的工资。陈明到农场时，还有不到三万元的历年稿费存款。

陈明被分配在场部的第二生产队的菜排种菜。分配丁玲的任务时，畜牧队的党支部书记为难了。他拿着丁玲的介绍信，翻过来，看过去，皱着眉头说：“我再三看上级开来的介绍信，没说叫你劳动呀？再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支部书记想了想：“这样吧，你就在鸡排和这院内四个姑娘养鸡吧，不算劳力，能干多少干多少。”

丁玲就这样被分在一分场畜牧队养鸡。养鸡队的党支部书记姓姜，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出身好，在连队当兵，没参加过什么大的战役，就随部队集体转业了。他有初中文化程度，待人有年轻人的热情、随便，对丁玲主动提出要参加鸡队劳动很表示好感。他再三对丁玲说，杜场长嘱咐过，说丁玲过去做文化工作，没有劳动习惯，现在年龄54岁，介绍信上说是来“体验生活”，没有说要劳动。因此，他对丁玲的劳动，不做硬性规定。如果力所能及，自己要参加一点劳动，也是可以的。姜支书不知道该怎样具体安排丁玲，便先把鸡队的工作仔细地向她介绍，把队长、排长、班长、饲养员的情况都告诉了丁玲，态度非常友好。  姜支书说： ”鸡场的大院里还有几问空房，你们就住那里吧，上班也方便，不要多走路。”说完，他又叫了两个人，扛起行李包，领着丁玲、陈明去看他们的新“家”。

一进鸡场的院子，就听到“咯咯嘎嘎”的鸡叫声。推开大门，满院子的鸡，足有2000多只，都趴在阴凉地上，有的刨土，有的在啄食吃。有几只样子很凶的大公鸡，看见来了生人，竟昂着头，涨红着脸，气汹汹地扑了上来。丁玲心里害怕，直往后躲，她越躲，那鸡越扑得凶，飞着、跳着，嘴里还“咯咯”地叫着。走在前头的姜书记一边用脚踢着鸡，一边冲丁玲说：“这些鸡也欺生，你跟它们熟了，就好了。”

他们的新“家”是间20多平方米的新粉刷的空屋子，只有两张木板床，地上、窗台上，到处落满了灰尘和鸡粪，弥漫着一种刺鼻的霉味。姜支书他们放下行李就走了，丁玲跟陈明又是扫又是擦，忙活了半天，总算安顿下来了。

“这一夜，丁玲没有睡好，她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就要在这间屋子里度过后半生吗？明天陈明就要去上工了，剩我一人在家，出去打水、上厕所，院子里的鸡还要欺负吧？真让人犯愁。这里到底是我的家，还是鸡的家？鸡且如此，这里的人又怎样呢？像我这样报纸点名批判的大右派，人家要像防老虎一样防着我们吧？唉，下来之前有人劝我改个名字，我说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看来真不如当初……她这样胡乱想着，鸡都叫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王增如：《剪柳春风》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

红日东升，朝霞满天，住在隔壁屋子里的几个养鸡姑娘趴在门口告诉他们：食堂开早饭了！丁玲微笑着冲她们点点头，算是感谢她们的提醒。陈明洗好了脸，说：“走吧，我们也吃饭去！”

丁玲疲惫地坐在床上说：“不是还有点饼干吗？对付点算了，我不大想吃东西。”她为了避开农场人们对他们的“参观”，连去食堂打饭都打怵。报到的第一天，他们只马马虎虎打了一点开水，就着几片饼干，对付过去了。一顿两顿还可以，但总不能老是这样对付呀，食堂迟早总是要去的。

食堂离他们的住处有一段距离，要横穿马路，走过场部办公室的一排房子，再走进一个同他们住的一样的大院。第二天中午，丁玲硬着头皮，跟陈明一同去吃饭。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一进食堂，大厅里立刻掀起了一阵风浪。正在吃饭的人都端着饭碗，忽地从四面八方拥过来，有的人还喊着： ‘来了来了，他们来了！’丁玲的心猛地一沉，好像又回到北京的批斗会场，她低着头，什么也不敢看，紧跟着陈明往前走。她觉得自己就像旧社会游街示众的犯人，被人围观着，指点着，议论着，评说着……陈明倒很坦然，他买好了饭菜，两个人端着，选了墙角落一张没有人的桌子。丁玲埋着头，一口紧接一口地扒饭吃，她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吃完，好躲回宿舍去！陈明倒若无其事，跟她讲着上午的见闻，可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过了一会儿，她觉得耳边嗡嗡议论声音渐渐小了，没有了，丁玲大着胆子，把头抬起来望了望。她的目光，正好遇上邻桌几位转业军人的目光。他们的目光都很和善，很友好，有的目光带着几分好奇，有的带着几分怜悯，丝毫找不出鄙夷、敌对、仇视的影子。他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丁玲悄悄嘘了一口气，她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她觉得食堂的菜做得很好吃。”（王增如：《剪柳春风》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年版）

快吃完饭的时候，有几个年轻的姑娘推推搡搡地走到他们的饭桌旁边，很有兴趣地围着饭桌走了一圈，一直看着他们。其中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憨憨地对他们傻笑。陈明跟她们开起玩笑来：“看什么，是我们狼吞虎咽地吃饭吧？你们这里的饭做得好吃，我们又是大肚皮，哪像你们，麻雀啄食似的，吃上一点点就饱了。”

P39-42

丁玲，姓蒋，名伟，字冰之，乳名小菡。1904年10月12日生在湖南临澧一个官僚地主家庭，4岁丧父，跟随坚持走自立道路的寡母在常德长大。“五四”运动中，她毅然地剪掉辫子，参加辩论会，慷慨激昂地为如何避免当亡国奴、妇女求解放等课题陈词。1923年夏天，丁玲结识共产党人瞿秋白，在瞿秋白的劝说下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肄业后，开始发表作品。1925年4月，第一次以“丁玲”为名给鲁迅先生写信，既诉说苦闷，又请求指导和帮助。不料，先生在别人的提示下怀疑此信为“孥孥阿文”即沈从文所写，竟没有回信。丁玲在苦闷中随王剑虹之父王勃山先生回湘。不久，在北京萍水相逢的胡也频竞也追到常德。秋天，胡也频返京，在香山角下租房同居，涉猎了不少西方文学名著。1927年秋天，丁玲悄悄地试写小说《梦珂》。写完之后不在北京投稿，更不愿意利用胡也频和沈从文在京城文艺界的熟人关系，而寄给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叶圣陶和徐调孚从自发来稿中发现了《梦珂》，以头条位置刊登于1927年12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1928年2月10日，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以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丁玲的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立即轰动了文坛。有评论家称：丁玲此作就好像一颗炸弹，炸响了沉寂一时的文坛。读过《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人们都称赞丁玲的创作才华。从此，丁玲成为著名作家。1929年1月，丁玲、胡也频及沈从文举债创办“红黑”出版社，年底因经济困难而倒闭。1930年2月，胡也频为偿还“红黑”出版社的债务，到济南去教书，丁玲留在上海继续创作。后来，丁玲赶到济南。在济南一所中学，胡也频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组织学生进行文艺活动。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胡也频。5月，丁玲与他匆匆逃离济南，经青岛回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夫妻一道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1年1月17日，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也频被选为代表，去江西中央苏区参加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开会时，胡也频等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和也频一道被捕的有二十多名同志，其中有左翼作家柔石、殷夫、李伟森以及冯铿（女）。2月7日深夜，反动当局把他们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院子里。当时，丁玲与胡也频生的儿子刚满一百天。4月间，她由沈从文先生护送，把儿子送到常德，请母亲代为抚养。她在家只住了三天，向母亲隐瞒了胡也频牺牲的消息。她准备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实现胡也频的遗愿，党组织却把她留在了上海，让她创办和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以团结党内外的作家，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

1932年，丁玲由阳翰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秘密的宣誓仪式上，瞿秋白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很快，她便担任“左联”的党团（相当于今天的党组）书记。8月，《北斗》被反动当局查封。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法租界内四川路昆山花园家中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绑架，很快押往南京。鲁迅、宋庆龄、蔡元培和柳亚子以及“左联”的同志大力援救。国际友人、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古久里等也大力声援，使得反动当局不敢杀害丁玲。他们威逼利诱，妄图利用丁玲的声望为反动政权服务。丁玲坚持斗争，努力寻求党组织的帮助以逃离特务机关的幽禁。终于在1936年秋天，冯雪峰指派张天翼，让丁玲化装到了上海。

……

头戴两顶“帽子”

全国解放以后，丁玲本来决定留在东北从事写作，她感到解放战争已经胜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但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来到北京，参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

从建国前夕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丁玲投入了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党政工作。她先后五次赴苏联、东欧参加国际会议。1949年开始，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她把5万卢布的奖金，全部捐给中国儿童福利委员会。正当丁玲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兴奋中时，一场令她始料不及的政治风暴向她袭来。

1955年底，丁玲就戴上了“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头目”的两顶大帽子。她为此受到了残酷的斗争，后来不了了之。谁料1957年旧账新算，8月7日《人民日报》以显赫的题目刊登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8月11日，《文艺报》在头版大字标题刊登《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的长篇报道。不久，又将她作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又一主要成员，进行批判斗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丁玲和陈企霞是在延安认识的。1940年春天，陈企霞开始在青委宣传部工作，丁玲负责《解放日报》文艺栏。陈企霞让李又然问丁玲，是否愿意让陈企霞去帮忙。丁玲爽快地同意了。相识40多年后，陈企霞回忆起丁玲时说：

“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坦白真诚。坦白真诚之于人，如同清辉之于月，温暖之于春，是最能给人以亲切感的了。她是名人，长我几岁，待我却很平等，从不盛气凌人。工作中，她很尊重我的意见。副刊初办时，由于我们互相配合，通力合作，工作还是有成绩的。相处久了，我发现丁玲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总是直率地发表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她举止很大方，和人们很容易谈得来。因此，她交了许多朋友，其中多数是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她住的窑洞里经常是高朋满座……”

进京以后，想不到陈企霞又和丁玲二度共事。1949年，文联决定办《文艺报》，丁玲和陈企霞一起被调去筹办，分任正副主编。“相互了解的人在生活的道路上再次相逢，本是人生幸事，岂料却成了我们厄运的开端。”

1955年后，《文艺报》开始批判《红楼梦研究》后，据说“两位小人物”的文章最早是送到《文艺报》的，《文艺报》的“老爷们”把它退了，文章才通过其他途径被发现。为此，《文艺报》受到了批判。从1953年开始，文联内部就开始批判丁玲和陈企霞，说他俩是个小集团。有的说这个小集团延安时就形成了。其间，陈企霞被关了九个月。丁玲和陈企霞向中央写了申诉信，后来，陆定一在中宣部会上特地说，丁陈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可到了1957年，他们谁也没有逃出这场厄运。

“丁玲是鲁迅旗帜下的一位最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读过丁玲写的文章，可没有见过丁玲，这已成为我人生中的一桩憾事。她来北大荒的前期，我还在九三垦区上学。我参加工作后，丁玲正在秦城监狱，等她回访北大荒时，我还没有到总局工作，补救的办法只有认真读她的书，向她学习了。

但我又感到值得庆幸，因为我从调到总局党委宣传部工作后，又有很多的机会了解丁玲、研究丁玲，直到写丁玲。

1991年8月，第五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北大荒召开。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除了认识了陈明、周而复、牛汉、雷加、庄仲庆等知名作家学者外，还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从陪同走访汤原、宝泉岭、普阳，一直到“丁玲生平事迹陈列室”的剪彩，使我收获最大的是，整理大会的发言录音。北大荒的八月天，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时候，我关在屋里好几天，用录音机反复听。牛汉那浓重的地方口音，虽然给我的整理带来许多不便，可我还是从他们的发言中了解到，丁玲的伟大。那时候我就感到，我作为北大荒的一个后生，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竟对丁玲了解得太少，我暗下决心，有一天我一定好好写一写她。会后，我把大会发的关于丁玲的书籍收集起来，反复地阅读。

20年来，我坚持在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一点成绩。1995年，我的散文集《散逸集》在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第三届丁玲文学奖三等奖，还获得1000元的奖金。我因当时工作太忙，没能参加在湖南常德市举行的颁奖会，可对我的鼓舞却是很大的。后来，我又接到了陈明先生签名的《丁玲文集》，1999年，我还先后被吸收为中国丁玲研究会会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年底，我有幸同郑加真先生一起，去丁玲的故乡湖南省常德市，参加了第五届丁玲文学奖的颁奖仪式，我被聘为丁玲文学创作奖励基金会理事。

我写的《丁玲在北大荒十二年》一文，2000年初，收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个人专著、传记文学《荒野灵音——名人在北大荒》一书。我写的《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发表在《章回小说》上，《农垦日报》也开始连载。

在北大荒流传着一些有关丁玲的故事，我作为北大荒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有责任、有义务把丁玲在北大荒这段生活经历写好，所以，我就一如既往地加班，用了4个月的业余时间，来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困难很多，只要想起丁玲当年遭的那些罪，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这本书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没有离开大家的帮助。我曾得到丁玲的伴侣、北大荒人的老朋友陈明先生的大力支持，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为这本书把关，认真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寄来了有关丁玲的书籍和资料、照片；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郑加真先生，为此书的初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著名的散文作家门瑞瑜在家里帮我找到了15年前关于丁玲的资料；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彭放先生，为我找出了当年关于丁玲回访北大荒的资料和照片；北大荒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丁继松先生，也是帮我积极提供资料；《北大荒文学》退休的编辑杨孟勇，也帮我找来了书籍；原《农垦日报》总编吕正衡，为我寄来了有关丁玲的刊物；所以，我发自内心地说：这本书的成功出版，是集体的智慧结晶，是大家的功劳。

《一个女作家的遭遇——丁玲在北大荒》荣获第六届丁玲文学奖二等奖。后来，我又补充调整了本书的书稿，陈明先生又寄来了部分照片。

这次能够与广大读者见面，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感谢徐秀梅老师。当然，由于资料有限，我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本书存在的毛病一定不会少，请广大读者认真提出批评指正，下次再版时一并修改。

赵国春

2012年初春于哈尔滨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