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根据“Irish Sagas and Folk-tales”翻译选编的。“Irish Sagas and Folk-tales”直译为《爱尔兰英雄传奇故事和民间故事》，但本书主要收录发生在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之前的一些英雄传奇故事，所以缩译为《爱尔兰民间故事选编》。主要选了远古时代、库赫林时代、芬恩和芬安纳勇士团时代、炉边故事四块。丁振祺编译的《爱尔兰民间故事选编》把流传了千百年的爱尔兰英雄传奇、炉边故事集中展示给读者，为我们理解爱尔兰文学特有的精神和独特的魅力提供了最可靠的原始素材，也是绚丽多姿的爱尔兰文学得以繁盛的深厚土壤。

丁振祺编译的《爱尔兰民间故事选编》把流传了千百年的爱尔兰英雄传奇、炉边故事集中展示给读者，为我们理解爱尔兰文学特有的精神和独特的魅力提供了最可靠的原始素材，也是绚丽多姿的爱尔兰文学得以繁盛的深厚土壤。

爱尔兰早期的叙事文学都披上了神话色彩。如远古时代和库赫林时代的故事，都具有神话色彩。其中，最有名的是《库尔尼夺牛战记》。故事讲述公元前500年爱尔兰几个王国间的战斗故事，曾对西欧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原著用凯尔特语写成。除了歌颂阿尔斯特的英雄库哈伦之外，还刻画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女性，她们聪明、果敢、独立、反叛，体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芬恩和芬安纳勇士团时代”包含六个故事，故事之间没有一个中心故事，各篇之间彼此不联系。比如较早推出的《年轻的芬恩》如果要研究芬恩传奇故事中的神话色彩的起源，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参考篇目。（丁振祺编译，《爱尔兰民间故事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炉边故事”收录了七篇故事，第一篇是一个故事组“黑帽侠盗”包含5个小故事。这组故事主要讲了后母王后为铲除国王前妻的3个王子，设法让他们去另一个世界的国王那找三匹神马，正当他们牵马准备逃回时，不幸被捕，在黑帽侠盗的帮助下才顺利返回，而阴险的回母则摔死。《古冢的穹殿》讲述了蔑视神灵的人会得到神灵的惩罚。《安托埃王的三个儿子》歌颂了不畏艰难的大王子科德。《骄傲的公主》讲述了公主令人发笑的种种故事……

远古时代

杜伦三兄弟寻宝还债记（第一个悲剧故事）

米迪尔和伊泰娜

利尔的子女（第二个悲剧故事）

库赫林时代

康诺尔·麦克·内萨怎样当上乌尔斯特国王的《库尔尼夺牛战记》的前事

库尔尼夺牛战记

 1．枕边战

 2．库赫林坚守北谷孤军御敌

 3．库赫林和玛伊芙的战地谈判

 4．与费迪亚的搏斗

 5．乌尔斯特觉醒了

 6．公牛之战

乌斯那契三兄弟的命运（第三个悲剧故事）

库赫林之死

国王弗格斯·麦克·利德和小小人

芬恩和芬安纳勇士团时代

年轻的芬恩

芬恩怎样成为芬安纳勇士团的首领的

芬恩和芬安纳勇士团

奥依辛的母亲

追捕特莫德和格拉尼娅

奥依辛到了长生不老的乐土

炉边故事

黑帽侠盗

 1．国王柯那尔的马群

 2．三个中了邪术的少女

 3．十三只凶残的野猫

 4．奸诈的徒弟

 5．三个巨妖

古冢的穹殿

安托埃王的三个儿子

骄傲的公主

金国之鸟

杰拉德伯爵的邪术

巨人和小人

译后记

杜伦三兄弟寻宝还债记

(第一个悲剧故事)

两千年以前，爱尔兰岛上居住着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是神和神的子孙，面庞上容光焕发，举止洒脱，秀丽无比。他们酷爱诗歌、音乐和人的体态美。这些优美的佳人都是达娜女神的后代，所以史称达娜人。

在那时候，爱尔兰屡屡受到一股叫做福莫林人的凶残的海盗的侵袭。这股海盗，从北方浓雾缭绕的国土上越海而来，赶走牛羊，蹂躏家园，还把沉重的赋税强加在达娜人身上。用来把小麦磨成面粉的每一块石磨，揉生面团的每一只木盆，烤面包的每一块石板，年年都要纳税，不得有误。除此以外，福莫林人还要征收人头税，每人每年得交纳一盎司的金子。如果有人胆大妄为不予理睬，那他的鼻子就会被毫不怜惜地从脸上割下来。

毒眼巴勒是福莫林人的君主，残暴成性，爱尔兰岛上的人对他万分畏惧。他只有一只眼睛，但是这只眼睛像利剑般十分厉害，只要对敌人瞧一眼，对方就倒下死了，好像被雷电击中一样。如今巴勒老了，那又大又松弛的眼睑皮耷拉着，盖在那只阴森可怕的毒眼上。如果想毁灭对方，他的臣民得用滑车和绳索把眼睑吊起，然后再调节眼光的方向才能行。爱尔兰岛上的居民，在他们的国王银手纽安达统治下，被迫决定每年纳税进贡，换取屈辱和安宁，放弃了反抗这么强大的敌人的念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压迫者的残酷欺榨的愤恨心情，与日俱增，日夜盼望有一位英勇的首领，能率领他们驱走入侵者，赢得自由和独立。

正在这些年月里，爱尔兰出了一个年轻的勇士，名字叫长臂卢夫。虽然他的确由达娜人所生，但却是由费罗人抚养长大的。成年以后，卢夫离开费罗人的国土，带来了两件有魔法的稀世宝物。其中一件叫“扫浪艇”，是海神马纳南的驱驰工具。这艘“扫浪艇”能理解主人的思想和意向，既能航行在海上，也能在陆地上飞越，速度像三月的清风，瞬间即逝。另外一件宝物是一把利剑，取名叫“回答者”。这把剑犀利无比，削铁如泥。正当人们对推翻福莫林人的残暴统治感到绝望的时刻，有些人私下里低声耳语，纷纷议论说，爱尔兰突然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美貌的年轻人。他的脸容像落日的光辉，彩霞满面；他行走庄重而洒脱，像威武的神一样。卢夫的名声迅速传遍四面八方，全国上下的话题全都转到他身上，谈论他英勇的业绩和魁梧健美的体魄。他的名声愈来愈大，甚至到现在彩虹还被称作卢夫的腰带，银河——那是在结着银霜的黑夜越过天空的群星璀璨的小路——也被赐作卢夫的饰链的佳名。

就在卢夫的名字挂在每一个人的嘴唇上时，每年向福莫林人交税纳贡的日子到了。国王纽安达和大臣们像通常一样等候在靠近达拉宫(最高国王的宫殿的乌斯那契山上。他们等候巴勒的收税官来取钱。这些朝廷要人坐着，忽然看见魔法变成的猪。即使我们把这些猪都杀了，我们要的那一只还可能从我们鼻子底下逃了。”

“亏你们说得出这话。”布赖恩接口说。“你们在书院里学的功课真糟，居然不会在一般的自然猪中分辨出一只由魔法变成的猪。”布赖恩拿出一根魔棍，击了他们一下，将他们变成两只敏捷的猎狗，能疾跑如飞。猎狗一显形，立刻扑向由魔法变成的猪，狂吠不停。

那只伪猪向一片小树林奔去，后面两只猎狗紧追不舍。正当伪猪快闪入林中的节骨跟上，布赖恩掷出一支梭标，不偏不倚刺穿伪猪的躯体。受了伤的伪猪用人的声音说话了，乞求饶命。布赖恩拒绝了。

于是，伪猪要求在被杀死之前恢复人形，这一点布赖恩准许了。

凯埃恩现出自己的原形后，说：

“现在，我作为一个人请求赦免一死，大敌当前，赶走福莫林人是头等大事。如果你们杀了我，今后你们要偿还杀了一个人的血债的，而不是杀了一头猪的。还有，我得提醒你们，今后你们因杀了我而得到的惩罚要比以往杀了任何人所得到的惩罚大得多。不管你们用什么刀器杀我，这刀器都会疾呼，告诉我儿子长臂卢夫有关你们的罪孽。”

“我们不用刀杀你，只用路边的石块就行了。”布赖恩说。

就这样，杜伦的三个儿子动手了。他们把石块接二连三地向凯埃恩扔去，一直到对方倒在地上臂断腿折后方才罢休。凯埃恩已经断了气，遍体伤痕，血肉模糊。三兄弟一齐动手，把尸体浅浅埋了，前往参加抗击福莫林人的战斗行列。

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经过一番厮杀，卢夫和他的部下靠了费罗来的勇士的协助，击溃了入侵者，把他们赶回到雾气浓重的北方老巢去了。战斗结束以后，卢夫把本氏族人员召来，探询父亲凯埃恩的情况。大家说，战斗开始前夕，凯埃恩往北面去召集费罗人的军队了。从那以后，一直没有见“我知道，他已经不在人间了，”卢夫说，“我发誓，查不出他是怎么死的，我决不进食。”

此后，卢夫踏勘了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地方，又去了凯埃恩遇见杜伦三兄弟的穆尔西姆平原。荒野中，地上有一堆石子大声招呼卢夫，把杜伦三兄弟怎样杀死他父亲的经过一一告诉了他。

卢夫停止了前进，命令手下的士兵把石堆扒开来，看看父亲是怎样被杀害的。

遗体从土中抬了出来，大家一看，吓一跳，一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P3-7

陈恕

爱尔兰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它包含着凯尔特文学和英爱文学两个部分。凯尔特文学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而英爱文学也有300年历史。

富有想象力的凯尔特英雄传奇、民间传说、诗歌和歌谣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为后世所瞩目。

凯尔特文艺复兴最初起源于威尔士和苏格兰。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菲森“翻译”的古代盖尔语诗歌以及古代武士故事，开创了18世纪60年代崇尚古代凯尔特文化的新时期。他的《莪相作品集》(1765)把民间传统和历史融为一体，继承并发扬了凯尔特文学传统，促进了爱尔兰民族和地方文学的发展。

英爱文学是从17世纪开始形成的，它和凯尔特、苏格兰以及欧洲文化都有许多共同点，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

首先谈谈英爱这个词。它在政治上的含意是指居住在爱尔兰、信奉新教的新兴特权阶层(Protestant Ascendency)或世袭的英国殖民者的后裔。他们从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1690)到19世纪中叶一直控制着爱尔兰。在文学上这个词的含意比较广泛，它指的是用英语写的爱尔兰文学作品，它既包括这些殖民者后裔作家的作品，也包括既不信奉英国国教(Anglican Church)，又不是英国殖民者后裔的其他作家的文学。

英爱文学的形成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一、殖民地文学阶段：从17世纪后期开始，出生在爱尔兰并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不断出现，他们与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不同，大部分是信奉新教的英国殖民者的后裔。他们移居英国，把伦敦看成他们的文化中心，其作品从语言到主题与英国作家相似。但由于这些作家兼有两种文化传统，所以和英国作家也有区别。他们的文学可以汇人英国经典的主流，不仅在英国文坛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对英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当中有不少重要人物，如《格利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他是整个英语文学中最犀利的爱尔兰讽刺作家。他在晚年回到爱尔兰后，为爱尔兰人民继续仗义执言。在《布商的信札》(The Drapier's Letters，1727)中，他揭穿了英国投机商伍德的阴谋。他的《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以献策为名，揭露了爱尔兰上层人物对平民百姓的无比残酷。这篇深刻讽刺的文章已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此外，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是英王朝复辟时期(1660—1688)最出色的风尚喜剧作家之一，他突破了当时戏剧作品矫揉造作、把宫廷生活理想化的框架，而以比较客观的、轻松愉快的和幽默讽刺的手法，揭示了宫廷生活的腐败。散文家理查德·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以他描写习俗的小品文成了英国启蒙主义时期(从光荣革命到18世纪30年代)新的散文文学中崛起的一支新军。戏剧家理查德·谢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则以他的现实主义戏剧，出现在启蒙主义后期的戏剧舞台上。

19世纪初，民族独立的斗争高涨，在文学上，讴歌爱国领袖以及讽刺英国殖民当局的政治歌谣十分盛行。如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描写吟涌诗人的《吟诵诗人》(The Bard，1757)、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描写佃农的《佃农的周末夜》(The Cotter's Saturday Night，1786)以及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eeworth)和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地方主义小说等，这标志着人们的民族意识在加强。

二、地方文学阶权(1800—1842)：在这40年中，文学的主要标志是：爱尔兰民族文学形成前，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开始形成。在作家队伍中除了有信奉新教的殖民者后裔作家，如玛丽亚·埃奇沃思、摩根夫人(Lady Moran)外，还有像格里芬(Gerald Griffin)、班宁兄弟(Michael and John Banim)这样的中产阶级作家，甚至还有像佃农出身的天才小说家威廉·卡尔顿(williamCarlleton)。这些作家的小说源自民间传说，在英语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们描写的那个边远、原始、怪癖、有魔力的凯尔特世界，对国内外的读者都有很大的吸引力。玛丽亚·埃奇沃思的《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是爱尔兰传统中第一部有意义的小说，标志着爱尔兰地方小说的开端。

三、独立的民族文学阶段(1842—1922)：19世纪40年代后期，爱尔兰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它们对爱尔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民族意识发生了新的觉醒。1845年以后的大饥荒、1848年“青年爱尔兰”武装起义的失败、1858年“爱尔兰共和兄弟联盟”(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成立、60年代的芬尼运动……这都促使天主教和新教的民族领导人组成了统一战线，展开了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

在文学领域里，和民族独立运动遥相呼应，出现了托马斯·戴维斯(Thomas Davis)这类作家。他们号召青年人到传统的文化遗产中去开辟一个新的爱尔兰文化基地。从此，以“青年爱尔兰”为中心的诗歌蓬勃地开展起来。

30年代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进行了土地测量。他们把爱尔兰学者集合起来对爱尔兰的地名和有关历史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唤起了许多诗人的民族意识。诗人詹姆斯·克莱伦斯·曼根(James(：larenee Mangan，1803—1849)发表了他的《奥胡赛的马圭尔颂》(O Hussey's Ode to the Maguire)和《黑色的罗莎琳》(Dark Rosaleen)等诗歌。塞缪尔·弗格森(Samuel Ferguson，1810—1886)根据民间故事和勇士传奇写成了《西部盖尔族叙事诗》(Lays of the Western Gael，1865)利《康格尔》(Congal，1872)，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世界。斯坦迪什·奥格雷迪(Standish O Grady，1846—1928)以丰富的想象创造了一部爱尔兰祖先生活斗争的英雄历史——《爱尔兰历史：英雄时期》(History of Ireland：Heroic Period，1878)。

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1860—1949)主张通过复活爱尔兰的传统来振兴文艺。他的诗歌集如《在炉火旁》(Beside the Fire，1890)和《康纳赫特情诗》(Love Songs of Connacht，1893)等，语言简洁、具体、形象，为通俗诗歌的创作树立了榜样。他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

乔治·拉塞尔(George Russell，1867—1935)自称AE，也是文艺复兴运动初期很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集《还乡随想曲》(Homeward Song by the Way，1894)和《大地的气息和其他诗歌》 (Tile Earth Breath and OtherPoems，1897)奠定了他神秘诗人的地位。

威廉·巴特勒·叶芝(W．B．Yeats，1865—1939)是19世纪末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也是一位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在文学上，他选择了弗格森和奥格雷迪根据神话创作的道路。他的长诗《奥辛漫游》(TheWanderings of Oisin，1880)、诗集《神秘的玫瑰》(The Secret Rose．1893)和散文《凯尔特朦胧》(Celtic Twilight，1893)都是以历史和民间传说为依据写成的。他以农村现实和民间的想象创作了《霍里汗之女凯瑟琳》(Cathleen M Houlihan，1902)。这个剧本给抗英的爱国者以巨大的鼓舞。

新一代诗人相继涌现，改变了过去诗歌神秘和朦胧的基调，以现实主义的笔调来写诗，从而使诗歌能更好地反映农村的生活和社会的现实。他们中间有帕德里克·科拉姆(Padraic Colum，1881—1972)、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1879一1944)、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1882—1950)、谢默斯·奥沙利文(Seamus O Sullivan，1879—1958)、戈加蒂(Oliver StJohn Gogarty，1878—1957)、邓萨尼爵士(Lord Dunsany，1878—1957)、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以及三位复活节起义的领袖：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Henry Pearse，1879—1916)、托马斯·麦克多纳(Thomas MacI)onagh，1878—1916)和约瑟夫·普伦基特(Joseph Mary Plunker，1887—1916)等。

文艺复兴运动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戏剧上。爱尔兰本土的戏剧发展较晚，凯尔特语中没有戏剧传统，中世纪教会和行会演出的奇迹剧形式上都是英国的，到了18世纪戏剧才有所发展，大部分爱尔兰作家都在英国施展了他们的才华。康格里夫、法夸尔、戈德斯密斯、谢里登在17世纪英王朝复辟时期和18世纪英国戏剧历史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到了19世纪，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和萧伯纳(George Betnard Shaw，1856—1950)又成了伦敦戏剧舞台上显赫的人物。萧伯纳的讽刺剧《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1894)轰动了伦敦舞台，影响极大。王尔德的风尚喜剧《认真的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被认为是继康格里夫和法夸尔的戏剧传统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剧作。在爱尔兰本土，叶芝的《凯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和马丁(Edward Martyn，1859—1923)的《石南荒野》(The Heather Field)1889年在安辛特音乐厅的成功演山，揭开了爱尔兰戏剧运动的序幕。

叶芝、马丁、格雷戈里夫人发起这场戏剧运动，正是因为他们对爱尔兰当时的戏剧状况十分不满。商业性戏剧占据戏剧舞台，而真正严肃的戏剧却得不到上演的机会。他们迫切地感到爱尔兰戏剧必须要有真正有艺术价值的爱尔兰题材，也必须改变过去英国戏剧舞台上爱尔兰人物的形象，如衣衫褴褛、爱吹牛的爱尔兰流浪汉。叶芝还主张戏剧语言的鲜明、朴素和高尚，希望能恢复那种有诗歌想象的戏剧。1904．年他们共同创建了阿比剧院，给有才华的爱尔兰作家提供了发挥他们才能的场所，使他们脱颖而出。从此一大批剧作家出现在阿比剧院的舞台上，如乔治·莫尔(George Moore，1852一1933)、艾丽斯·米利根(Alice Milligan)、AE、詹姆斯·卡曾斯(James Cousins)、帕德里克·科拉姆(Padraic Colum)、谢默斯·麦克马纳斯(Seamus MacManus)等。剧院也培育了像辛格(J．M．Synge)和奥凯西(Sean O Casey)这样负有盛名的剧作家。

19世纪后半叶的小说并不活跃，也没有多大的创新，但谢里登·勒法纽(Sheridan Le Fanu)的哥特派小说和威廉·阿林厄姆(william Arlingham)的诗体小说是个例外。女作家萨默维尔和罗斯(Edith Somerville，1858—1949：Martin Ross，1862—1915)没有参与文艺复兴运动，她们的作品是独具一格的。她们合写的《真正的夏洛蒂》(The Real Charlotte，1894)反映了爱尔兰农村半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时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描写大户人家成了19世纪末爱尔兰小说的中心主题之一。

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创作优势在诗歌和剧本，但是到了20世纪初，散文、小说开始发展起来。现代爱尔兰小说可以说是从乔治·莫尔和詹姆斯·乔伊斯开始的，又相继在20和50年代的两代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稳定的发展。

民族独立后的爱尔兰作家都是革命的产物，因此他们和国家、革命事业都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作品主题也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紧密相关。莫尔(George Moor,。)的《关于妇女的戏剧》(A Drama in Muslin，1886)就是一部反映妇女地位和多种形式的社会不公问题的小说。人们认为，他在屠格涅夫《一个运动员的札记》启迪下写成的《未开垦的土地》(Untilled Field，1903)标志着现代短篇小说的诞生。

乔伊斯是真正把小说艺术推向前去的人。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Young Man，1916)可以看成是他对语言、体裁、象征技巧的进一步探索。其杰作《尤利西斯》(Ulysses，1922)则可以看做是这种探索的光辉结晶。他成功地采用了“意识流”的技巧，为荒诞派学者的研究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继乔治·莫尔、詹姆斯·乔伊斯、詹姆斯·斯蒂芬斯之后，又出现了丹尼尔·科克里(Daniel Corkery，1878—1964)、谢默斯·奥凯利(Seamus O' Kelly，1881—1918)等知名小说家。

四、现代阶段：爱尔兰经历了长期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特别是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终于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在1921年宣告成立了自由邦，本地信奉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取代了信奉新教的英爱新兴特权阶层的统治。他们对作家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天主教会更是如此，他们把矛头指向作家。1929年通过的文学出版物审查法(The Literary Censorship Act of 1929)就是一个例证。1922年由于派别分歧所导致的爱尔兰内战，影响了整整一代爱尔兰作家。在文学上，内战前爱尔兰作家倾向浪漫；战后，爱尔兰的作家则倾向于保守，其原因就在于作家难以把握这个动荡不定的社会。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表现在作品中往往有一种冷嘲的基调。

30年代较有影响的诗人有克拉克、卡瓦纳、麦克多纳、麦克尼斯等。克拉克(Austin Clarke，1896—1974)的不少诗歌都针砭了令人窒息的作品审查制度，描写了灵与肉、艺术解放和教会压迫之间的冲突。卡瓦纳(Patrick Kavanagh，1904—1967)最有雄心的长篇叙事诗《大饥荒》(The Great Hunger，1942)表现了—个爱尔兰农村的单身汉的不幸遭遇，他的文化、物质、性生活等等，一切都被剥夺了。其他诗人还有多纳·麦克多纳(Donagh MacDonagh)、帕特里克·麦克多纳(Pattrick MacDonagh)、帕德里克·法伦(Padraic Fallon)、罗伯特．费伦(Robert Ferren)等。他们仍以爱尔兰的素材、爱尔兰的传统模式写诗。流亡国外的北爱尔兰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1907—1964)、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bett Rodgers，1909—1969)虽然住在伦敦，但仍用爱尔兰的题材写诗。约翰·休伊特(John Hewitt，1907—1987)退休后从英国回到北爱尔兰，仍坚持以阿尔斯特英国移民后裔的身份进行创作。

在50年代，托马斯·金塞拉(Thomas KinseIla，1928— )以大量的诗歌而名声远扬。和他同代的作家有理查德·墨菲(Richard Mmphy，1927— )、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e，1929— )、安东尼·克罗宁(Alathony Cronin，1928— )、尤金·沃特斯(Eugene Watters，1919—1982)、肖恩·露西(Sean Lucy，1931— )、巴兹尔·佩恩(Basil Payne，1928— )、布伦丹·肯内利(Brendan Kennelly，1936～)等。

到了60年代，在北爱尔兰出现了一批很有才华的诗人，如谢默斯·希尼(Seamus}teaney，1939— )是阿尔斯特诗派的带头人。其他诗人有迈克尔·朗利(Michael Longley)、德里克·马洪(Derek Mahon)、谢默斯·迪恩(seamus Deane)、詹姆斯·塞门斯(James Simmons)、弗兰克·奥姆斯比(Frank ormsby)和保罗·马尔杜恩(Paul Muldoon)等。在爱尔兰南部的诗人有伊万·博兰(Eavan Boland)、迈克尔·哈特尼特(Michael Hartnett)、康利斯·埃利斯(Conleth Ellis)等。

30年代英爱戏剧家中，除了奥凯西还有保罗·卡罗尔(Paul Vincent Carroll，1900—1968)、迈克尔·莫洛伊(Michael Joseph Molloy，1917—1994)和沃尔特·梅肯(Walter Macken，1915—1967)等。到了50年代，一批像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布伦丹·贝汉(Brendan Behan)、约翰·基恩(John B．Keane)、休·伦纳德(Hugh Leonard)、布赖恩·弗里尔(Brian Friel)等优秀剧作家就更令人瞩目。他们的题材新颖，技巧也有很大突破，体现了现代戏剧的特色。贝克特是现代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他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1953)并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对话也很少，但却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表现了人生在凄凉、荒诞的世界里短暂而无意义。

在小说方面，30年代的小说总的说来仍偏向保守。虽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1922年已经出版，但它并没有影响到弗兰克·奥康纳和利亚姆·奥弗莱厄蒂(Liam O Flaherty，1896—1984)的小说体系。试验性小说还是后一个时期的事，是属于弗兰·奥布赖恩、塞缪尔·贝克特和更年轻一代人的事。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作家本身。他们过分地关注人际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们过多地注重环境，而又处在一个迅速变化和难以捉摸的社会里，这就使他们很难把握自己的爱和恨；他们在孤立主义约束人们思想的社会里，也遇到了各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使得小说无法得到真正的繁荣。一些长篇小说家转向写短篇小说，因为短篇小说可以避免涉及影响人物的环境和事件发生的背景，而且它能迅速地捕捉生活，对事件作出反应。因此短篇小说在革命后期得到很大的发展。

奥弗莱厄蒂除了写下了反映他在阿兰群岛的生活的《黑色的灵魂》(The Black Soul，1924)、历史性小说《饥荒》(Famine，1937)、反映革命时期斗争的《告密者》(The Informer，1925)外，还写下了许多短篇小说。他特别擅长描写岛上生活、节日礼仪、动物和人类的活动。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写的《鲍恩庭院》(Bowen's Court，1942)表达了她对爱尔兰生活的眷恋和对祖国的同情。法兰克·奥康纳(Frank O Connor，1903—1966)以他反映英爱战争的《民族的客人》和描写儿童心理的《恋母情》等优秀短篇而被人们称为短篇小说的大师。肖恩·奥费朗(Sean O'Faolain，1900—1991)以英爱战争的爱尔兰内战为背景，写下了《仲夏夜的疯狂》(Midsummer Night Madness，1932)、《一袋铜币》(A Purse of Coppers，1937)等短篇小说集。拉文(Mary Lavin，1912—1996)的小说表面上看来是描写中产阶级舒适富裕的生活，但她真正关心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她以外柔内刚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了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庸俗和脆弱的本质。

如果说30年代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形式，开辟了语言试验的新领域，那么贝克特的《墨菲》(Murphy，1938)和奥布赖恩(Flann O' Brien)的《双鸟嬉水》(At Swim Two Birds，1939)则是以不同的荒诞派小说打破了传统的小说模式。贝克特的小说《墨菲》被认为是20世纪的杰作，他因为“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而获得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奥诺兰(BrJan O' Nolan，1911—1966)的笔名奥布赖恩更为人们熟悉，他的小说《双鸟嬉水》一开始，讲故事的人就告诉读者他要写三个故事，然后三个故事在同一层次上相互交叉、平行地向前发展，最后汇合到一起结束。这和传统的小说在技巧上大相径庭，颇有新意。

到了50年代，爱尔兰社会又有了很大的改观，除了政府领导层的更换之外，年轻的一代接替了那些为民族独立作出贡献的老一代，一批新的作家也成长起来。他们大都在二三十年代出生，没有老一辈革命理想的束缚。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欧洲和北美洲社会的迅速变化，使更多的人把目光转向世界。他们中间不少人到国外——英国、美国、欧洲大陆和非洲去寻找他们的事业。布赖恩·穆尔(Brian Moore，1921—1999)是这一时期典型的爱尔兰小说家。他生活在国外，但意识到自己民族的根，把爱尔兰的背景和世界的前景看得一样重要。这个时期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强调个人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埃德娜·奥布赖恩(Edna O'Brien)的小说就着重描写人物与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教育的决裂，以及在现实面前要做出抉择的心态。人物经过反思、怀旧，最后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到儿童时代所生活的故土。探索自我的小说还有约翰·麦加恩(John McGahern)的小说《警察局生涯》(The Barracks)。50年代后的作家不像老一辈作家期望通过历史寻求答案，或是借助历史使问题显得更清晰，他们并不认为探索历史有什么现实意义。如朱莉娅·奥费朗(Julia O' Faolain)的《墙壁里的女人》(Women in the Wall，1975)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性小说，而是通过一个混乱的社会，表现人物的心态，探索长期存在于人类本性中的那些似非而是的东西。

当代爱尔兰小说家的境况要比35年前的条件好得多，而且他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他们可以更集中地、忠实地、直率地表现人的情感，反映人类错综复杂的本性，而不必过多地顾虑它的性质和社会后果；其次，基于对人类本性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无多大改变的认识，他们对过去采取了更加怀疑的态度；再者，作家采用了更加活泼的创作形式和手法：零散的结构、不连贯的历史、幻想和幻觉——一切乔伊斯以后小说家的手法都用上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无论在人物、背景、主题、隐喻等方面，都摆脱了狭隘的地方主义而面向世界。这都说明当代爱尔兰小说已迈出了新的一步，正在健康地向前发展。

爱尔兰文学，特别是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作品早就被中国人民所喜爱，如叶芝、辛格、格雷戈里夫人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鲁迅、茅盾、郭沫若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格雷戈里夫人的《月出》不仅被学习英语的学生搬上舞台，而且在30年代还被改编成中国话剧《三江好》在国内上演，给抗日斗争的中国人民很大的鼓舞。解放后，奥凯西的剧本也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乔伊斯、贝克特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这说明中国的文学爱好者对爱尔兰文学的持久兴趣。

现在云南人民出版社把一套《爱尔兰文学丛书》献给大家，其中包括《爱尔兰民间故事选编》、《奥凯西戏剧选》、《王尔德唯美主义作品选》、《萧伯纳戏剧集》、《贝克特选集》、《乔伊斯诗歌·剧作·随笔集》、《叶芝抒情诗选》等，相信这些经典一定会引起广大读者更广泛的兴趣。

本书根据“Irish Sagas and Folk—tales”。直译应为《爱尔兰的英雄传奇故事和民间故事》。根据内容，本书主要收集发生于基督教传人爱尔兰之前的一些英雄传奇故事，所以现在缩译为《爱尔兰民间故事选编》。

首先，向读者简略介绍一下我们这本书中武艺超群、胆略过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们登场演出的舞台，也就是爱尔兰的地理环境。爱尔兰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北端，北纬51．5°—55．5°之间。全岛84，421平方公里，南北最长处486公里，东西最长处275公里。岛的东面隔爱尔兰海与英国相邻，最狭处仅17，6公里。由于这一地理因素，爱尔兰历来与英国在各个方面的关系十分密切。爱尔兰岛沿海四周几乎被1，000米以下的群山环抱，中央平原覆盖着众多的沼泽和湖泊。爱尔兰岛虽然纬度与我国黑龙江省北部相当，但因受墨西哥湾暖流(由墨西哥湾向北流至大西洋的水流)的影响，加上岛上任何一个地方离海洋都不超过115公里，气温受到海洋调节，所以全岛终年气候温和，1—2月平均气温4℃—7℃，7—8月平均气温14℃—16℃。

数千年以前，岛上森林茂密。沼泽地区和低地的植被主要是各种藓类、石南和薹类植物。特别是各种石南属植物，旷野中到处有。这是一种十分低矮的常绿灌木，开淡紫色或白色的铃状小花。绿林好汉对石南有一种好感。我国古时说的“落草为寇”，在爱尔兰和英国苏格兰则称“落石南为寇”。在爱尔兰发现的鸟类有380种。各种鹅类自远古时代就在爱尔兰岛栖息，而且每年冬天成群的白胸鹅自格陵兰和冰岛飞来越冬，使沼泽湖泊地区更加热闹。哺乳类动物中，牛、马、羊、狗、鹿、兔等在这个一度草木浓密的土地上极易繁殖；岛上没有虎、豹等天敌，更为这类动物的生存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

这样的环境，在我们的这本书中是英雄们竞献武艺的场所，世界闻名的爱尔兰马和狼狗是英雄们狩猎的帮手，鹿、兔等则成了狩猎的对象和牺牲品。

其次，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如何呢？

史学家认为，爱尔兰在公元前7，000—9，000年就出现了人类，主要居住在沿海和河口，过着原始人的生活。公元前3，000年，新石器人来到爱尔兰，他们懂得耕作技术，会制陶器。后来，从地中海移来了菲尔博耳格人，并且带来了青铜器制作技术。公元前350年前后，凯尔特人从中欧越海直接来到爱尔兰，征服了当地的种族，把爱尔兰称为艾仑。凯尔特人身材魁梧，头发金黄，粗犷好斗。他们以自己的信仰、政治和艺术同化了当地的种族。一直到今天，爱尔兰是一个凯尔特人为主的国家。

但是，在民间流传的却是另一种说法。人们相信，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前356—前323年)之前，岛上生活着具有神的力量的优等种族达娜人，黑头发的矮小的菲尔博耳格人和凶狠的大个子福莫林人。后来，西班牙王米勒的三个儿子赫利门、希伯和艾莱进攻爱尔兰，从达娜人手里攫取了这个富饶的岛屿。从此以后，爱尔兰人中的王族都称自已是米勒的子孙。本书中远古时代的三个故事是以上述传说为背景的。

爱尔兰全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在凯尔特人统治下，全岛共有150个左右的大小王国，分别从属于五个较大的王国：乌尔斯特、康诺特、芒斯特，南伦斯特和北伦斯特；这五个王国的君主中最强大的(史称最高国王)每隔一定的年限召开全岛大会，各个较小的王国的国王前来觐见和欢宴，举行竞技活动和吟唱活动。最高国王对其他王国在军事上和行政上没有管辖权，但全岛大会对整个爱尔兰统一的宗教、艺术、法律和语言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书中提到的达拉山上的达拉宫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是当时康诺特国王担任最高国王召开全岛大会的地点。

在爱尔兰历史上，有三件事影响深远。

1．基督教的传人：公元432年，古罗马帝国的公民圣帕特里克受教皇派遣，将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制度传人爱尔兰。在此以前，凯尔特人信仰德洛伊教，德洛伊教是多神教，不同的神司不同的工作。传说德洛伊教祭司(也称巫师)会各种法术，因此备受人们敬畏。基督教传人后，由于圣帕特里克的积极活动和以后的传教士的努力，基督教文化迅速扩展，人们纷纷皈依。到今天，爱尔兰共和国的居民中有96％的人信奉罗马天主教。

2．诺曼人的入侵；诺曼人在征服英格兰和威尔士后，1169年开始入侵爱尔兰。侵略者最初在东南部沿海建立立脚点，以后逐步向西向北扩张，一直到1798年爱尔兰才被大不列颠正式并吞。但是，反英势力从来没有间断过。据统计，仅在1880年，全岛发生过2，590起农民暴动。最后，英国政府被迫在1921年同意成立爱尔兰自由邦。乌尔斯特有六个郡仍归英国，改称北爱尔兰。

3．1848年大饥荒：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爱尔兰土豆连续几年严重欠收，发生了大饥荒。短短三四年时间里，饿死一百万人，三百万人靠生产自救和赈施过日子。人们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前往美洲和澳大利亚谋生。1841年全岛有人口650万，到1921年仅剩300万左右了。

这三件历史大事在本书的有些故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凯尔特人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在爱尔兰岛定居下来以后，强大的古罗马帝国无意征服爱尔兰，所以在基督教传人前的八百年的时间内，凯尔特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如果我们能回到当时的环境的话，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放牧和农业耕作混杂的社会里，这样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社会各阶层分明，划分为封建贵族、佃农、自由农和手工业劳动者。各大小王国为了保卫和扩张领土，赡养了一批武士。除此以外，社会上还有一个特殊阶层，这就是德洛伊祭司和吟游诗人。

岛上，无论哪一个王国，从国王的座椅到任何一个方向的边境，都不超过一天步行的路程。十分不健全的行政管辖由国王亲自掌握。因此，在许多活动中，国王和社会全体成员的接触和联系比较多，特别在各种文艺性娱乐活动中尤其如此。

所谓吟游诗人又分为诗人、历史纪事讲述者、唱诵诗人和说书人，他们之中，有的有固定的住处，创作活动得到王室的赞助。生活有保障，有的到处漂泊，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成为流浪诗人和江湖艺人。在国王和贵族的城堡内，受过训练的诗人随着竖琴的伴奏咏唱颂文和赞词，有的自弹自唱，有的还会跳起舞蹈动作来，有的自己不唱由专门的歌手来唱，作者在一旁谛听。各种类型的说书人讲述神话、英雄传奇故事、寓言和人物轶事，讲的过程中有增有删，有时一面编一面讲。配合咏唱和说书的乐器不仅有竖琴，还有长笛、短笛和喇叭。这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描写切实，形象生动，语言素朴有力，曲调多变，音乐和文学紧紧糅合在一起——但全都是口头流传的。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用来书写的唯一的文字——欧甘文字——很简单，只有划和勾，刻在石块或木桩的边缘，作为墓碑的铭文。欧甘文字因为太简单，很难用来记录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只有到了基督教传人爱尔兰之后，约在六世纪中叶，为了在爱尔兰人中间传播基督教的教义，有人(很难知道是谁)根据拉丁文创造了爱尔兰语(也即爱尔兰凯尔特语，以区别于苏格兰凯尔特语)的文字。这种文字的创造者没有想到会有另外的意料不到的结果，即诗人们和先哲们用它来记录爱尔兰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史诗、法律、家谱和编年史。

这里所说的诗人，原文是filidh，其单数形式是fili。英语译作poet，其实fili的含意远超过诗人。他们谙熟的韵文，和德洛伊教祭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洛伊教衰落后，祭司的某些职务(基督教没有完全取代掉的)由诗人执行。

诗人是国王的参谋和顾问，有时还起谏臣的作用。他们赞扬国王的德行，为国王的施政辩明，同时勾划一个贤明君主的形象，让国王仿效。诗人在文学上的贡献当然更重要。他们不仅创作新的赞词和讽刺文，而且保存、解释历代的传说和家谱等。此外，诗人掌握了朝廷的和民间的传统的文字工作，使文字符合节奏和一定的语法。但是，诗人的创作活动和对古代民间文学的保存与再加工的工作大多数仍然停留在口头活动上，真正把古代神话和英雄传奇故事记录下来的是先哲。这里讲的先哲是从事传教的早期教士，名字前面都放了一个“圣”的字眼。他们工作热情，为的是通过爱尔兰古代文化传统让爱尔兰人更易接受基督教。经过先哲加工而记录下来的故事中，人物有姓有名，有一定的个性，有一定的情节，也有一定的艺术创造性。而诗人的记录——其数量要少得多——显著地比较单一，政治倾向浓厚。诗人把先哲整理的材料看作是轻薄和琐碎的。

外界了解爱尔兰的神话和英雄传奇故事最早是通过十一世纪，由苏格兰人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Macpherson)根据口头流传整理成的一本神话传奇集，书名《奥依辛》。当时还没有印刷术，这是一本手抄本。内容包括红枝骑士、夺牛战记、库赫林和芬安纳勇士团成员的故事。收集的篇目经过挑选，人物和情节有移植，与口头流传的有不少差异。

以上讲的是这些文化遗产怎样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下面我们从爱尔兰古代文学作品创作的各个阶段作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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