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境
在8月一个闷热的周五下午，我们搭乘费城公共运输系统SEPTA的通勤火车离开费城市区，往南沿着德拉瓦河前进。火车上挤满了提早下班度周末的上班族，我们把行李放入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在一个穿长裤套装、正在打盹的女人旁边找位子坐下。半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名叫艾迪史东的小镇下了车，月台上空无一人。
这是一个安静的郊区。铁轨左边是铺着木瓦屋顶的小屋和修剪整齐的绿草坪，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美国国旗在风中飘扬，一辆冰激凌车在大街小巷中缓缓绕行。铁轨右边几百米外，荒废丑陋的大楼林立在德拉瓦河两岸，那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扛起背包，走上野草丛生的人行道。
才过了几条街，这里的景色就不一样了。我们进入一片滨水的工业荒地，这种地方一般人绝对没有必要来，而且只会在低成本动作片中的枪战高潮戏里才会出现：破败的仓库、一家名为“沫克斯”化学工厂的路标。这里放眼望去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几辆车体都褪了色的十八轮大卡车隆隆驶过。
我们还没抵达河边，就看到马路尽头有个通往大型货运站的门。走近时，一位老先生从小亭中探出半个身子，向我们要护照，原来他是海关官员。他要我们拉开背包拉链，然后往里面随便看了一眼，便挥挥手放我们通行。
“你们要旅行多久？”我们走开时，他这么问。
“不确定，”我回头说，心里琢磨着这个问题。“看环游世界一周要多久。”
“不会吧。”他呵呵笑起来，“你们的行李比我老婆去度周末还少呢。”
我们的出境手续这样就结束了，简直像机场的相反版：没有离境休息室、没有美食街、没有免税购物，这里的宗旨是移动货物，而非照顾乘客。至于安检呢，货运站有一道拴着铁链的围篱，另外就只这么一个男人(而且他好像既没本领也没意愿刁难)我们不需要走过金属探测器，也不需要脱鞋、解下皮带，更没人没收我们的隐形眼镜药水，跟近年来大多数的航空运输中心那种让大批人挤在一起等候、践踏公民自由的做法大相径庭。
当然啦，马虎的安检措施也有缺点，要从这个港口走私违禁品肯定很容易，禁药啦、异国稀有种的小猴子啦，甚至是公事包大小的核武器。
我们从警卫亭走向水边，跨过一大片凹凹凸凸、铁链钩环散满地的柏油路。附近的国际机场有几架飞机正在起飞，一架巨型汉莎飞机从我们头顶上方喷着烟飞过，这辆飞机肯定跟我们一样，也是要横越海洋的，但飞机和机上的乘客抵达欧洲时，我们的货轮可能才刚驶出德拉瓦河河口，准备进入大西洋呢。我忽然想到：身为一个热爱陆地旅游者，我必须大幅调整对速度和距离的概念才行。
我们没有搭货轮的票，只有我在家里列印出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船名“自立号”和货运站的地址，旅行社的人一再向我们保证对方会知道我们要搭船。
几十年前，我们根本不需要旅行社，那时候你可以直接去货运码头，说服(或是贿赂)别人让你登上货轮，只要说得动船长给个床位或地铺就好。你可能必须刷甲板抵船资，不然塞给船长一叠现金也行，但不管用什么办法，货轮在离港前接受载客都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美好时光不再，搭便“船”的黄金时代已画上句号，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现在，要是没在几周前预约，根本不可能接近货柜船(除非你躲在货柜里面，但我可不推荐这个办法，因为你得忍受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蒸人的热度和窒闷的空气)。
《纽约时报》1994年的一篇报道就描述过一群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货柜偷渡客，文章的小标题是耸动的《在肮脏铁柜里渡海三天》。偷渡客后来被水手发现，因为他听到惊慌的吼叫和撞击声从甲板上方堆高40英尺的货柜中传来。
跟所有伟大的探险一样，只要一扯上律师，随性货船游就得中止。货运公司一致决定，基于广受重视的责任与安全问题，他们只有头壳坏去才会继续允许船长随机搭载乘客。打个比方，要是其中哪位乘客在海上忽然生病，急需医疗救助怎么办？这时如果船长改道航向最近的医院，就会延误货运时间，造成货船公司的财务损失。而如果船长拒绝改道，导致乘客死亡，那么就准备接受起诉吧！不管哪种情况，都不是船公司会想惹上的麻烦。
接着就出现货轮旅行社了，并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旅行社的内行看法是：由于自动化提升，开船所需的人手减少，出海时就会有许多办公室空着。这些空着的舱房都有门，舱内空间也大，舒适的程度正好可以当成另类游轮促销。旅行社说服货船公司经营这项需要仔细规范的小副业来赚外快，将这些空舱房出租给追求另类旅游体验的高档游客，货轮旅游业于是诞生。
现在如果想搭货轮，你必须先通过货船公司认可的旅行社订位，签署厚厚一叠豁免弃权书，出示医生开立的健康证明以及涵盖医疗疏散的保险单。但如果你年逾80岁，就算办妥上述种种手续，还是无法获准登船。毕竟让那些患有关节炎、一把老骨头随时会散的人在湿漉漉的甲板上走，风险实在太大了。
货运站的角落有间作为管理室的小棚子，我们敲了敲门，一位满身油污的码头工人出来应门，果不其然，他的确在等我们。他把我们的背包抛上货车的载货箱，载我们来到几百米外的船台，虽然距离并不远，但这段路让普通老百姓用却不安全，只要拐错弯，可能就会被超速行驶的叉车撞上，或是被起吊机的钩子钩住。
这位码头工人停好货车，跳下车，从载货箱拿出我们的背包，然后又开车走了，我们身边是一道把太阳都挡住的巨型蓝色金属墙：那就是我们要搭的货轮。
P16-20
引言：缘起
我们过得很舒服，却一直甩不掉陷进泥淖的讨厌感觉，只是不断被每天规律的生活淹没。我们纳闷着：在有如驴子推磨般的日常生活以外，会不会有个更别出心裁的生活在等着呢？
驴子推磨似的生活
这种事我们做过。
7年前，我跟女友萝贝卡住在曼哈顿下城区。她在一家新创的小公司上班，我则替《新闻周刊》撰稿。我们上班的时间都很长，日子在不经意中流逝，每周我们都向固定的几家餐厅叫外卖，去固定的酒吧，跟固定的朋友消磨时间。
我们过得很舒服，却一直甩不掉陷进泥淖的讨厌感觉，只是不断被每天规律的生活淹没。我们纳闷着：在有如驴子推磨般的日常生活以外，会不会有个更别出心裁的生活在等着呢？
我们向对方挑战，看谁先跨出不按牌理出牌的第一步。
“辞掉工作，开车去阿拉斯加州好了。”我们会这样开玩笑，随着玩笑话愈说愈频繁，戏谑程度愈来愈低，渐渐地，我们似乎忘了那只是个玩笑。
就在春天的某个日子里，我们开始了行动，在朋友和同事的惊讶声中(有些人一边羡慕一边厌恶自己)，我们辞掉工作，卖掉各自的所有物，跳上那辆老旧的本田汽车，出发了。
我们来到弥漫灰尘、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把车停在路边。几个星期二的下午，在破旧的酒馆喝得大醉；在奥斯汀市一条摇摇欲坠的长廊里抽大麻，跟一个老朋友同声大笑；在巴西的南大河州露营，发现一群鲸鱼在加州海岸边；之后又出于不明原因，在盐湖城待了一整个星期，我们从不知道第二天晚上会在哪里睡觉。
几个月后的某天早上，我们醒来，看了看四周，发现自己身在阿拉斯加州。我们实践了这个挑战，灵魂更为丰盈，而且不怀一丝悔意。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已经没钱了，一贫如洗加上可怕的阿拉斯加州的冬季让人思之生怖，我们只得满怀悲伤地承认，是时候重新回到文明社会了。让本田汽车调头、踩下油门，闯进了交通繁忙的I—95公路。
我们把东西都装上车，准备长途驾车东行，在我重重关上后车厢，结束这曲田园牧歌时，我眺望着太平洋沿岸冰冷灰暗的山丘，犹豫了一下——我发誓，山丘似乎也正在望着我。当时我心想，要不要回头，就这么一直……往前走，不是很棒吗？
7年后，年过30岁的我们，安于华盛顿特区里的舒适生活。我在家上班，替几家杂志社撰稿，萝贝卡念完法学院，现在在市区一家吃人不吐骨头的公司当诉讼律师。我们向另外几家餐厅叫外卖，在另外几家酒吧喝酒，跟另外一群朋友消磨时间。
舒适和规律再一次把我们困住，公寓里有精致的家具和装框的照片，有着各式额外功能的有线电视，还有无线上网和人造卫星广播。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没什么可挑剔，没有财务危机，没有衷心的渴望，没有病痛，要是令人麻痹的电子娱乐吸引不了我，那么还有各种令人沉溺其中的事也能伴我度过每一天。
可是，我又开始有那种讨厌的感觉：觉得生活缺了什么，缺乏探险和随性。愈想愈觉得坐立不安。
《白鲸记》的前几段中，陆地上的伊斯梅尔想回到捕鲸船上时曾说：“只能靠强烈的道德原则来阻止我故意步上街头，想办法弄掉别人的帽子时——我就认定该是尽快出海的时候了。”
我猜，现代的帽子跟梅尔维尔（《白鲸记》的作者）那个时代铁定不同，但我仍然不怀好意地盯着别人的帽子看。在人满为患的全食超市（注：WholeFoods为美国最大的有机食品超市）推着购物车，或是看着穿西装的人在酒吧里对着黑莓手机按按键时，我都有股突如其来、无以名状的愤怒，想要逃离眼前的一切和所有熟悉事物的念头，热辣辣地窜过我的皮肤。
与此同时，萝贝卡的工作也遇到难关。她一念完法学院就去这家公司上班了，3年来却只有长长的工作时间和少少的休假。当一位法律公司助理，过着每周工作70个小时的生活，迟早会让任何有头脑的人崩溃(是的，还是有“有头脑”的律师的)。
当然，社会大众对像萝贝卡和我这样30岁左右、还在为事业打拼的人有明确的期待。我们应该买栋房子，开始生儿育女。跟朋友交谈的话题也要不知不觉变成房地产、怀孕、孕期维生素和哪里有优良的小学。
这些都是可供日后参考的好点子，但牵引我们心头热血的却是其他事。我们不急着跳进社会大众认可的深沟，深沟两侧的高墙会引人顺利进入为人父母和房贷当中。我们只想手脚并用地爬出深沟，拍拍身上的灰尘，望着下方，露出欣慰的微笑，然后走开。
就在这时，萝贝卡眼中闪起熟悉的狡狯光芒，冒险行动又开始了。
“辞掉工作，去搭渡轮吧！”我们开起玩笑，玩笑话愈说愈频繁，戏谑程度愈来愈低，又一次，我们发现自己其实不是在开玩笑。
讨论过后，我们下了一个结论：不值得为一趟毫无目标、浪费时间的小插曲。例如为了在中美洲海滩上悠闲度假，直到觉得无聊为止，而颠覆原本的生活。因为(虽然我承认这种计划其实满诱人的，有吊床、大麻烟和夕阳耶)萝贝卡不是个能够无所事事、纯放松的人。她一刻也不得闲，而且行动力超强。
“就像我脑子里有上百万只活蹦乱跳的小白兔。”她这么形容。
写到这儿，似乎很适合提一下，萝贝卡是个神经病，虽然神经程度只有一点点，但绝不是完全没有。不仅她自己承认，任何认识她的人也会承认，他们会闭上眼睛，呵呵笑着点头。
我就爱她这样，当初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被她迷住的。但如果旅行没有个计划和大略定出的目的地“如阿拉斯加州”，那么各种模糊可能性组成的嗡嗡声就会让她的脑子当场抛锚。
相信我，这件事无论如何都要设法避免，尤其是我即将跟她一起旅行好几个星期。
何况我们生活中所缺乏的并不是无须动脑、懒散又无所事事的海滩假期，我们享受过的闲情逸致已经够多了，现在我们渴望的是新鲜和挑战，能让人摆脱一成不变的窠臼，抖抖身子振奋起来。
于是我决定，应该去环游世界。
不搭飞机，环球旅行
环游世界本身就带有浪漫的成分，在全球化让另一半地球给人近在咫尺的感觉以前，环游世界还是冒险家梦寐以求的任务。即使是现在，环游世界虽然没以前那么困难了，但真正要实现时仍会给人一种喜悦和绝对的成就感。
当然啦，我们不会是第一个环游世界的人，第一个……嗯，可算是麦哲伦吧！他在1519年离开西班牙往西航行，来到了菲律宾群岛；1521年，他因想让原住民酋长改信基督教而被杀(有经验的旅行者都知道，绝对不该跟当地人争论宗教，太没礼貌了嘛！麦哲伦，你到底在想什么？)；1522年，麦哲伦旗下5艘船中的一艘，在饱经风浪之后，终于返回西班牙港口，于是船上的18位船员成为第一批成功环游世界的旅行家。
从那时候起，数不清的人也陆续完成类似的壮举，要是那样还不满足，有人甚至幻想出难度更高的环游世界方式：单人航海、中途不停也不加油的环游世界飞行、热气球、用脚踩的滚轮溜冰鞋和踏板船远征。 毋庸置疑，最有名的环游世界旅行从未真正发生。1872年，凡尔纳的《环游世界八十天》首次在法国报纸连载，描述了英国绅士福格大胆鲁莽的旅程。在精心布局的故事中，福格跟朋友打赌两万英镑，说他能够在80天内环绕地球一周，返回伦敦。
受到该书大为畅销的鼓舞，记者娜丽·布莱(NellieBly)也想复制福格的虚幻旅程。她让书中主角从1889年的纽约出发，在马不停蹄的72天后回家。72天环游世界一周，这个速度已经很不错了，却没有2005年双体船水手的速度快(50天)，更不如1995年协和式超音速飞机环绕地球一圈的时间快(31个小时，包括中途停了几站)。而且跟1961年苏联太空人尤里·加加林(YuriGagarin)搭太空船环绕地球一周后回到苏联大陆的时间(108分钟)相比，更是慢得像蜗牛爬。
萝贝卡和我计划环游世界的速度要比加加林慢(而且不进入太空)，但比麦哲伦快(也不要被什么酋长杀死)。我们不是想打破世界纪录，只想做一件日后想起来能感到骄傲的事，一件与我们的职业与成家立业无关的成就，一件与众不同、我俩独有的事。
我们订出两条基本规则：一、要横跨每条经线，还要加上赤道，这样才算是环游世界；二、我们不搭飞机，绝不！买张环游世界机票然后去搭飞机，又不是多么困难的事，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鄙夷飞机和飞机所代表的一切。
搭飞机就像按下了旅程快转键，当然，这项能力有时候是挺有用的，能让我们到芝加哥出差而且当天来回，或是去新西兰度假两周，但这样的旅途总是少了些什么。
凡尔纳写《环游世界八十天》时，世上还没有飞机，福格的经历等于是在歌咏一趟刺激且充满可能性的旅程。凡尔纳写道：这是史上头一遭，人几乎只靠商业运输环游世界一周。现代化已征服了地球。
但如果汽船和铁路让世界变小了，那么飞机铁定让世界缩得不成模样。1988年，在福格轻松领先一百多年后，麦可？金斯里(MichaelKinsley)后来成为我在《Slate》杂志社的第一位老板)，更为旅游杂志《CondeNastTraveler》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环游世界八十小时》，探索搭巨型喷射机旅游的可能性。
麦可飞去印度，下机一个小时，再飞往加德满都，下机一个小时，如此类推。但这种旅游毫无见闻可言，根本是闹剧一场，谁会乐在其中呢？全是旅游的种种麻烦，几乎得不到任何回馈，简直像遭受3天的酷刑。
“我讨厌飞机。”保罗·索鲁(PaulTheroux)在《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中这么写道，说明他为什么希望能搭火车从麻省一路到南美洲最南端(他在旅途中有两次不得不搭飞机，一直后悔莫及)：“只要我在飞机上，忍受着震耳欲聋的嗡嗡声和飞机上独有的那股冰冷窒闷感，就老觉得下方的陆地多彩多姿又美妙，而我却体验不到。”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飞往日本途中经过极区的情景，我从35000英尺的高空看着下方阳光灿烂的冰层，想象着下面的风吹起片片雪花，浮冰在我脚下被踩得咯吱响，然后我看着飞机单调的机舱，只听到空气过滤器的嗡嗡杂音。
讨厌飞机有成千上万个理由，就我个人来说，每次走下飞机空桥时，我都觉得头昏脑涨，好像头的前方被烘成了易碎的空壳。当然还有时差，你的身体清楚认定它不适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跑这么远。此外，索鲁写那段长篇大论的时候，绝对没料到“9·11”事件过后的安全检查有多麻烦、多羞辱人！要被安检人员搜身、质问、把液体装进塑胶袋，还要脱鞋子、解皮带，商旅人士排着队，脸上尽是恶徒登记进入郡立监狱时的愠怒屈从表情。
登机之后的可耻事情还多着呢！窄小的座位、枯燥的机上电影，航空公司甚至开始要你付款才能使用各种设备，因此你掏出现金买廉价的耳机或干扁无味的火鸡肉三明治。
至于飞行本身也不再是浪漫的事了，只有幽闭恐惧症、哭闹的婴儿、讨厌的邻座乘客、爱东问西问的退休妇女、大声嚷嚷的醉汉，大胖子的腰臀赘肉还会从座位扶手的下方挤到你这一边来。
对某些人来说，飞行纯粹是恐怖体验。要是萝贝卡搭飞机上了高空，她会簌簌发抖、无法动弹。有一次，我们一起从德里搭飞机起飞，高高飞进喜马拉雅山脉。山间的降落跑道弥漫着雾，从雾中看去只有嶙峋的岩石，距离我们机翼的尖端似乎不过几英尺。萝贝卡以气压钳般的强劲力道紧抓我的手，灌下两品脱的苏格兰威士忌和三倍药量的镇静剂，光是为了她这条命，我宁可不再搭飞机。
也别忘了飞机对环境的冲击，飞机燃烧大量不可再生的能源，将煤灰和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到大气层内，光是一年飞个几趟就足以摧毁绿化地球的美意，而且机场还是吸引人潮、噪声污染，甚至可能是地下水污染的元凶。
撇开这些事不谈，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因素。在我看来，搭乘商务喷气机根本称不上是旅游呀！那只是让人从甲地穿梭到乙地的办法，人在空中的整段时间都在等降落，而且之后只会因为要抱怨乱流或是邻座那个鼾声超大的家伙才会提起这趟飞行。旅程本身什么都不是，一片空白，是让你略过却不体验的手段，但人只有在体验过程中；才会遇上真正探险的喜悦、悲哀、意外发现和灾难。
几年前，萝贝卡和我可能会在茶几上摊开一本大地图来计划旅行，现在我们都用GoogleEarth了，这个了不起的电脑程式让你在荧屏上旋转地球模型，想近距离放大地看哪个国家、区域或是街角都行。
这东西实在太方便了，但后来我们也发现，这个办法有个重大危险：在12英寸的笔电荧幕上，什么看起来都近在咫尺。
有一天晚上，萝贝卡和我并肩坐在沙发上，食指跟着那道跳房子般的路线在画面上移动。
“好，我们可以去这里……然后这里……再到这里。”
好耶！看起来好容易。后来我们才发觉，这段草草计划而成的路线横跨了近四分之一的地球，还直直切过戈壁沙漠的中心。
看来我们必须先回答几个基本的、平常很少人会问的问题，如：从新加坡出海到斐济要多久？或者换一个问题好了：骆驼在不毛之地走上50公里，身上驮了两个人、十五加仑的水和一个帐篷，可以走多快？
幸好，萝贝卡是旅行后勤的天才。她熟知各种程序，而且行动力超强，要是你的班机被取消，所有人都困在积雪的机场，又没有出租汽车，她就是你旁边那个冷静地对手机低声说话，雇来一辆马车和一组健马的人。她这个天分让我信心满满，相信我们可以面对任何困境。我决定不先订出详细的旅行计划了，只知道我们要搭船横跨大西洋，然后搭火车横越俄罗斯。时机似乎掌握得不错。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在夏季结束前进出西伯利亚(据说，西伯利亚的冬天可不是你会想待的地方)。那之后的一切，包括路线、目的地、行程、订旅馆，全都留白，我们会骑驴找马，一点一点地打造出这段旅程。
轻装前进
下一步：打包。
萝贝卡和我对这件事都有强烈感触，我们都很不屑那些背包客，他们的超大背包下低于膝盖、上高过头顶，后面还用登山钩挂着零碎杂物。只要走过东南亚的任何一个背包旅游区，你一定会看到哪个被晒伤的疯子，身边吊着一根迪吉里度管（注：迪吉里度管①（Didjeridu） ，一种长笛，为澳洲北部原住民的传统乐器，竹制，长度约一米）。走到哪儿，哐啷声就响到哪儿。我们不想当那个人，因此我们几乎走上另一个极端，比赛看谁带的东西最少。有一次萝贝卡甚至口出狂言，说她环游世界时，除了午餐盒以外什么都不带。
最后，我们决定用小背包，不比爱念书的大学生能背去图书馆的那种包包大多少。我在我的背包里装进最少量的衣服，包括3件内衣(假如我想继续当萝贝卡的朋友，这3件就必须经常清洗)。打包时，我把大部分的心力花费在寻找完美的鞋子上，这件事花了我一整周，要走起路来舒服，但又不要太丑，这种组合实在够难找。有了这双鞋之后，再加上几件衬衫、两条裤子、一件轻便的雨衣、一双拖鞋和一件泳衣，应该就足以囊括各种可能了。毕竟《环游世界八十天》的主人翁福格也只带了“两件羊毛衬衫和三双袜子”，外加一件雨衣和一条(天知道那是什么的)“旅行毯”而已。
至于萝贝卡的背包呢，她带的数种器材甚至比衣服还多(这就是遗传了，别人庆祝金婚和钻石婚，萝贝卡的爸妈却庆祝电子产品婚，而且年年如此)。她带了一台灌满了歌曲的小型MP3播放器、一架短波收音机准备收听新闻广播、一台手持式卫星定位器，可随时追踪我们的正确经纬度，还有一个未锁的手机，以便途中必要时可插上买来的SIM卡。
既然行程和该准备的东西都差不多了，我们只剩一件事要办，也就是有系统地脱离生活加诸于身的束缚。萝贝卡向公司提出辞呈，我则对几个编辑说我会远行一阵子，同样的，别人的反应从讶异得不知所措到毫不掩饰的羡慕都有。
我们开始去除身边各式各样的舒适羁绊。我们住的公寓不允许转租，所以我们就中止了租约。我们写电子邮件给朋友和同事：我们要去环游世界了，回来再见喽！我们打客服热线电话，等了好几“世纪”之久，只为取消有线电视服务、电话、网络和健身房会员资格。自动电话选单很少符合我们的情况，等到有线电视公司那电脑化的声音问起我们要搬去哪个地址，我说：“横跨大西洋的货船船舱。”电脑回答：“很抱歉，您的回答不够清楚。”我们请邮局把信件转寄给父母，也设定好自动转账付费。
不论是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数不清的琐事在等着我们处理，不少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永远摆脱不了这一切了。我只好试着想象自己正在开阔的海洋中，咸咸的海风轻拂上我的脸。
住在公寓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开了个饯行派对，想把这里所有剩余的物品都清空，尽可能把东西送走。那天晚上快结束时，萝贝卡还把棋盘游戏和烤箱塞进微醺的客人怀里。第二天早上，我们把所有不忍心送走或丢掉的东西塞进储物柜里锁好，然后我把车子开到一条僻静马路堆满枯叶的转角上停好，把车钥匙交给几个朋友，朋友答应会好好看着那辆老爷车生锈，直到我们回来为止。
《去他的飞机》简介：赛斯和他女友都痛恨飞机，因此他们决定进行一趟没有离开地表的环球旅行，不管是双脚、脚踏车、巴士、渡轮与火车……都可以，总之就是不搭飞机！
最后，他们决定辞掉工作，退掉房子，寄存家具，搭货轮、游轮和渡轮，坐黄包车、摩托车和公交车，驾车横越澳洲内地，骑自行车穿过越南，更搭乘看似永无止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俄国的一边到另一边，在地球上漫步。
货轮中，房间贴满波霸美女相片的船员房间，唯一有穿衣服的相片是他的女儿；在往海参威的火车上，亲眼看见五十四个人挤进了三等舱，天啊，当中还有人带着一条鱼上车，我开始同情他们了……
通过《去他的飞机》，作者赛斯·史蒂芬森带我们回到一个更浪漫的时代。在那里，“旅行”代表从一个偏僻小站到另一个偏僻小站，在地上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以及交通工具上的种种奇遇，而多数现代长途旅行者却只要在三万五千英呎的高空飞越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