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宏观视野整理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考察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原因和全球背景，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该书是一部原创性的中国历史学著作，为理解今天中国的巨变提供了历史和政治经济的知识基础。

本书试图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瞻前顾后，考察中国区域经济与政治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全书学术性强，是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和政治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目。

再版序

自序

导论

第一章 传统格局的奠定(上)

 历史的舞台

 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区

 区域分野

 争霸兼并与社会变革

 区域经济的勃兴

 天下之中

第二章 传统格局的奠定(中)

 秦皇汉武

 经营西北

 经济的南向扩展

 南北对峙

 南北统一与整合

 南北经济文化的全面繁盛

第三章 传统格局的奠定(下)

 唐宗宋祖

 经济重心南移

 北方经济的衰落

 政治中心滞北与东移北转

 大一统(上)

 大一统(下)

第四章 传统格局的大转向(上)

 东南资本主义

 海上贸易的兴起

 封建制度的自我调整

 传统格局的牵制

 大转向时代来临

第五章 传统格局的大转向(中)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开眼看世界

 河海之会

 蚕食与分割

 “五族共和”

第六章 传统格局的大转向(下)

 半资本主义社会

 “二次革命”

 再独立(上)

 再独立(下)

 再统一

第七章 传统格局的曲折转向

 初期的社会主义社会

 传统格局的逆转

 “三线建设”

 再转向

 沿海发展战略

第八章 21世纪的新格局

 千年回眸

 区域均衡：原则

 区域均衡：东西—南北

 海峡两岸暨香港

 走向世界：远交近控

 走向世界的新格局

天下之中

诸侯分治，区域经济兴起，为诸侯争霸兼并的又一功用——同化的实行，奠定了基础，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实现了广大地区经济文化的一体化。

春秋以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局限，未经垦辟的土地占有极大部分。即使是经济、文化最称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基本上也是如此。在那里，农业居民区还只是分散地、彼此孤立地布列在大地上。在各个农业居民区之间，则有广阔的山林、草莽地带。加以交通的不便，各农业居民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只能是区域经济，政治也只能是领主政治。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周王国，其凝聚力和控制力，除了血缘纽带、宗法关系，一定程度的共同文化外，主要来自其统治中心区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文化优势。故平王东迁，关中基地被迫放弃之后，统一的聚合力量就开始瓦解了。同时，各封国经过数百年的开发经营，域内经济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自立的基础，有了向外扩张的需要。两种因素相合，便催生出礼坏乐崩，诸侯交相侵，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大变局。

在大变局之下，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大略言之，一方面，是大变小。周室衰微，周王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崩解了，诸侯专政，各封国实际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以共耕制为特色的井田制度被废弃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区域经济勃兴，商品交换活跃，个体手工业、商业、私人教育产生并发展，打破工商食官与学在官府的政府垄断，士、农、工、商、贾，分工分业。这是社会分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是小变大。西周分封大小诸侯号称八百，春秋史籍记载诸侯国名140多个；经过相互兼并，春秋后期的主要诸侯国只剩下13个(十二诸侯加上吴)，到战国则进一步归为七雄，最后归于统一，并建立皇权，出现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社会分工分业的结果，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大大增加，文化上的同一性不断强化，终于出现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的局面。这是同化或同一的过程。比起西周的封土建国来，春秋战国的变革说明，深刻的分化，必然带来更高水平的同化。黄河流域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正是这一必然性规律的具体体现。

生产力的进步，区域开发的持续拓展，使黍、稷、稻、粱、麦、菽、桑等农作物大大地扩大了种植面积，特别是稻、麦、菽普及于黄河流域，促进了共同生活方式的形成；精耕细作、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首先在黄河流域得以普遍地确立。农业与畜牧业在区域上、民族间的分工趋向专业化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集中发展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放弃了牧地、草场及大牲畜的饲养，食物偏重于谷类蔬菜，缺少乳类肉类食物。由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差异，出现了明确的民族分野。中原各国因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部门，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为华夏，过着游牧或是渔猎生活，经济文化上较落后的族群则被称为戎狄蛮夷。

在现今长城以南的地区，当时华夏族是与戎狄蛮夷相毗邻或错居杂处的。华夏族的农业区与戎狄等族的游牧区犬牙交错。春秋早期，戎狄势力很盛，华夏各小国固然受到较大威胁，就连晋、齐等大国也同样遭到戎狄的侵伐。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各国，既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又为了争霸中原，由有势力的大国牵头联合起来，抵御非华夏国家或民族的侵扰；同时，一些处在中原边缘的国家或民族，不断地发展自己，向中原靠拢，取得中原国家的认同。前者如齐桓公“尊王攘夷”，后者如秦、楚两国的崛起。春秋战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征伐、兼并，如同一个大熔炉，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经过不断地由华夏变夷狄、夷狄变华夏的反复过程，终于锤炼出华夏民族共同体。其中，华夏各国征服和吞并戎狄蛮夷、夷狄变华夏，是主流。这个进程，春秋中叶后加快了。在今陕西境内的许多西戎被秦所灭，分布在今陕西、山西、河北一带的赤狄、白狄大多被晋所灭，分布于今江淮流域和沿海等地的淮夷、莱夷分别为楚、鲁和齐所灭，楚国还吞并了南方蛮族所建立的小国或部落。在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大量的戎狄蛮夷逐渐接受了华夏人的农业文化，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并采用了华夏人的语言，而成为华夏人的组成部分，此即所谓“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到春秋末，大多数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各族逐渐的融合于华夏族，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也就渐渐地泯灭，华夷错处现象消失了。华夏族在吸纳周围不同族’群中得以发展壮大，成为后来汉族的主体。

同时，中原地区基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农业区。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分段修筑了长城，造成一条中原农业区与北狄、西戎游牧区之间的界线。以后，秦朝将三国长城连接起来，直抵青藏高原东北缘，农耕与游牧两大地带的基本界线至此确定下来。在此界线以南，中原农业区由黄河流域次第扩展至长江、珠江流域；农耕地带经济文化的一体化，由黄河开始，渐次囊括长江、珠江诸流域。

虽然，黄河流域并非中国农业起源的唯一中心。地跨温带、亚热带两大气候区的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可能同时成为中国农业起源的三个中心。但历史事实表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黄河流域获得较快的开发，率先崛起于中国中部区域。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是在黄河流域经历战国到汉代所完成的。汉代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和文化，不断地输入南方，使当地日臻开发。隋唐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达到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并驾齐驱的水平，唐以后更凌驾其上，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之区。而当时珠江流域农业还十分落后，进一步获得开发，要在宋代以后。

黄河流域经济之所以能够率先崛起，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早期生产力水平还极度低下的条件下，比起南方水乡地区，黄河流域所具备的自然地理条件更适宜早期的、较原始农业的开发和发展。

根据历史气候学家的研究，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间，地球表面温度比现代要高出2度至3度以上。当时的黄河流域有现代湖南、江西那么温暖，无霜期有现代四川那么长，更宜于人们居住。而当时的江南就完全有现代热带那么炎热了，故长期被人们目为瘴疠之地。另一方面，当时江南的原始森林比华北更为繁密。枝叶蔽天的大树在岩石与粘土之中盘根错节，在铁斧铁锯普遍使用以前，是无法普遍开发为耕地和牧场的。而黄河流域的树木较稀一点，而且砂质土壤居多，黄土高原适宜种植耐旱的粟、黍等作物，易耕易垦。挖掘用的木棍，也派得上用场，在新石器时代，较易实现由森林变耕地的历史过程。

黄土地的易于耕耘，使同等程度的文明所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在中国呈现了另一种水平，即在经历了另一种历史进程的人们看来，中国以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创造了较高的政治文明，因而是早熟的。无疑，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夏商周三朝，在主要还是石器或木石器为基本工具的条件下建立了在那个时代看来的幅员辽阔的国家，特别是较高水平的中央组织。这的确与即使是还十分简陋的工具，一旦和极易耕耘的黄土地相结合，就能创造较高的生产力有密切关系。这种较高的生产力产生的较多的生产剩余物，使较高水平的上层建筑的建立成为可能。

其次，人口增殖的压力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给黄河流域的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的开发带来动力。初期较大规模的开发，使人口得以较快地繁衍增殖。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灌溉农业和精耕细作农业以前，休耕轮作的粗放方式需要不断转换地方，包括拓展原始耕地，以使土壤在自然生长状态下恢复地力，故开发区域呈持续扩大的趋势。同时，由于季风作用，雨量分配不均，黄河流域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尤其是河水的泛滥，给黄河流域人民造成严重的挑战。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各帝时代，其国都地点和统治区域极不稳定，大禹治水以后，情况好些，但国都仍常迁徙。频繁的迁徙，既是为了躲避水害，寻找适宜耕作、居住的地方，又是与洪水作不懈的斗争，求得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大禹治水，平定九州的传说，当是对远古历代先民回应自然环境的严酷挑战，奋力治理洪水、发展经济景况的典型化的写照。他们为了控制黄河的泛滥，发明了筑堤防的技术，同时改良耕作技术，努力增加谷物的产量，并且盛行节俭储蓄以备荒年。至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农业的兴起，就是上述长期努力的结果。

P73-77

世纪之交，人人都在谈论21世纪。世界的新世纪究竟怎样，尤其是中国的新世纪究竟怎样？人们的认识，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历史。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历尽沧桑。但近160年来的中国，与160年前的中国相比，发生的变化最大。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今天，毫无疑问也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下个世纪。怎样看待中国的历史，核心的问题是怎样看待这种变化。

本书试图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瞻前顾后(从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之际到曙光初现的21世纪)，考察中国区域经济与政治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自然形成了三大区域、两大地带。三大区域即大体以今长城地带和长江流域为两条界限，北方以畜牧经济为特色的草原文化区、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种植粟黍类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文化区和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水田农业文化区；两大地带即包括后两者的农耕地带和体现为前者的游牧地带。

中国区域经济与政治景观的丰富多样性主要在长城以南的两大区域内(农耕地带)得以展现，但传统格局的形成和变化，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对峙、冲突、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基本主题。

历史主题的转换，是中国社会发生既艰难又剧烈变化的重要根源。但从传统社会向新质社会的转变，早在宋代即露端倪，明中叶以后成为显著的现象，即出现本书所谓的“东南资本主义”。但区域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转变。而西方势力的侵入，则导致了中国社会自然转变和发展的独立行程的中断。在内外力量冲击造成的扭曲状态中，中国社会继续发生痛苦的蜕变，相继经历了诸过渡社会的阶段；中国区域经济与政治格局，也经历了曲折的大转向。近20年中国社会的改革，是千年以来特别是近160年来中国社会转变的继续，在区域经济与政治领域有着深刻的反映，形成了迈向21世纪的良好势头。

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演进之中，大约前3000年是文明的萌生与形成期，中间1000年是文明的典型形态的成熟期，也是古代文明最具活力的时期，后1000年则是文明的转变期；进入21世纪，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第6个千年，中国社会经历千年蜕变终将转变到位，中国区域发展也将在21世纪形成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届时，也是中国重新崛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刻。

本书创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贯通对数千年历史的认识。中国历史的显著特点，是它的惊人的连续性。但人们在具体问题上，往往难有一贯的认识。在现今的绝大多数著作中，古代和近代、近代和现代、现代和当代，结合之处常常脱节、断档，仿佛都出现了历史的大跃进，使得人们看不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导致认识上低水平的重复，而实践中则不免于重复错误。本书力求获得对历史的连贯的认识(当然仅是从特定的角度)，看到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并在数千年的传统延续和千年的转变中开辟着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读者将会发现，本书在试图作出对历史常识的再认识，建立再认识的新视角和新框架，因而并不特别经意于发掘新的材料，引用的资料也多出于常见的文献和著作。阅读这本书的任何部分，对于稍具历史知识的人并不会感到特别的困难；挑战在于，要用连贯的思路读完整本书(尤其是把长篇导论与正文内容密切联系起来)。

本书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长期观察、思考的产物。作者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就其中的主要问题和观点，与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从事不同职业(如学术界、企业界、政界等)的专家们进行过探讨，广泛地向他们求教，获益匪浅。现在把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对整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陈述，献给那些无论赞同与否但都在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并衷心希望获得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