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公众表达作者对书的一些思考和实践，就从所写几百篇有关藏书、读书的散文随笔中，选出几十篇，编为《来新夏谈书》一册。这本选编，按照张金吾的学术链，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论藏书，主要记述对藏书文化的认识和对藏书楼、藏书家的评论，为了使读者对藏书这一生疏词语易于熟悉，在各有关篇什中列举故事和例证或有重复，祈读者谅督。下卷论读书，主要是侈谈读书的理念和方法，以及对一些读过的书所写的序评。所收各文都本“以史为干，以文为体”的主旨，是文史交融的写法。这样的写法，是否合乎随笔的要求，甚愿得到识者的评论。

读书要立足于勤，要有持续不断的韧性，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能坐冷板凳，不能坐不住。范文澜老师曾说过“板凳宁坐十年冷”，坐冷板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有决心。冷板凳坐几天容易，坐一辈子就非有坚忍不拔之志不可，许多大学问家都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

汉代学者董仲舒尝引古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以自律。“临渊羡鱼”是一种浮躁，揣手坐在水边为得鱼者人声叫好。羡慕人家的成绩，结果满载而归的是人家，自己空耗精神，蹉跎岁月，只落得双手空空，一事无成。“退而结网”则是坐在又硬又冷的板凳上，默默地结网，终究结成一面大网，能够从心所欲地捞鱼。我很敬佩这条古训，就以此作为座右铭，悬之案头。

要懂得分类读书。有的书是经典名著，这类书用以奠定基础都需细读、精读，不要图速度。前人有句害人的话，说二目十行一，这可能有益于速度，但浮光掠影，扎不稳根基，一生都难补救。因此，凡是要细读、精读的书，应该是一十目一行一，要专注精力，细嚼慢咽。基础稳了，速度自然会快，速度快了，数量自然会增。有的书则只需浏览，掌握其大致内容，如类书、杂书和前四史外的备史(专攻某时代者除外)，其中某些部分等需要时再细读。有的工具书必须要熟练掌握使用方法，用时方能得心应手。分类读书可增加速度和扩大数量，但细读、精读的书一定不要图快求多。

读书要写札记，虽然费时间，但切记“磨刀不误砍柴工”。读书多了，思考多了，积累多了，自然就质疑，这就是题目。

藏书·读书·治学(代序)

卷上 藏书

 藏书家文化心态的共识与分野

 藏书文化交谈录

 藏书的聚散

 中国的私人藏书家

 明清藏书家的藏用理论

 天一明珠话沧桑

 综论天一阁的历史地位

 常熟藏书首脉望

 汗竹斋及其主人

 扫叶山房谈往录

 池北书库与王士祯

 古越藏书楼百年祭——记徐树兰与古越藏书楼

 徐家汇藏书楼

 海宁藏书家浅析

 刘承干与嘉业堂

 日藏汉籍与黎庶昌

 天津藏书家陶湘

 以“破伦”精神来藏书

 袁寒云和宋版书

 也说岛田翰的才与德

 一部有价值的藏书志——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

 书厄

 我的书缘

 我与古旧书

卷下 读书

 闲话读书

 读书十谈

 读书散忆

 杂书不可不读

 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为王世伟《历史文献研究》作序

 和中学生谈读书

 《史记选》今昔琐议

 读《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中国旧志历史文献分类专集》序言

 读《中国文献学资料通检》

 清人别集的价值——《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序

 读《2000年中国最佳随笔》

 吹尽黄沙始见金——读清人笔记

 《传统特色文献整理与收藏》序

 一部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字狱的专著——读《戴名世年谱》

 一个参与中国政治的外国人——读窦坤的《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

 出自圈外人之手的史学奇葩——读《大三国演记》

 读《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

 留取丹心照汗青——读《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

 他们不仅仅是淘书——读《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有感

 幕僚史研究的特异之作——题伍立场《烽火智囊》

 期待美的历史——读《文化的江山》

 气冲剑匣 笔扫游魂——《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中文本序

 暑天的阴凉——读张阿泉《慢慢读，欣赏啊》

 《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序

 文如其人——为《籍海拾零》序

 袁逸《书色斑斓》序

 《易学通论》后记

 《萧山县志稿》(民国二十四年本)整理本前言

 我对二轮修志的一些看法

新志评说

后记

焦：我曾看到一篇有关藏书文化的综述性文章，说您首先提出中国藏书文化中蕴涵着人文主义精神，是吗？您所说的人文精神，具体何所指，是否能见告其详？

来：谁先提出问题，无关重要。主要是藏书文化中是不是蕴涵着这种人文精神。我所说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仁人爱物”。所谓“仁人”，便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结起来，使所藏尽量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所谓“爱物”首先表现在对图书的爱护上。这种“仁人爱物”的人文精神浸润着历代的藏书事业，从而使全社会都能从“仁人爱物”的角度来重视藏书，赋予藏书文化以旺盛的生命活力。我曾为天一阁题词说“仁人爱物润泽全民”。这在历来文献中多有记述，可以检读，不再一一叙说。

焦：中国藏书历史既如此悠久，并且已构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那么有没有一种基本理论在指导它的发展？

来：当然有。中国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就是围绕着藏与用的问题而展开的。从整个中国藏书史的发展过程看，“藏”似乎是重要支点，而“用”往往处于一种次要地位。所以最早出现的有关专用词叫“藏书”。孔子是有确实姓名的最早整理与再编撰典籍的人，必然收集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他还确定了两条藏书原则，即“去其重”和“可施于礼义”者。若干士人为了游说各诸侯国求取功名利禄，或宣传个人学术观点，也必然有藏书。苟况更提出图书分类的指导性原则，如“以类行杂”和“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等几千年不磨之论。他们的“藏”实际上又多少包含着“用”的意思。韩非在《五蠢》篇中曾说过，言政治的人，收藏商鞅、管仲的书，言军事的人，藏孙武、吴起的书，“用”的内涵十分明显。直到汉武帝为实现其大一统的军事行动的需用，从积如丘山的藏书中辑录军事资料，编成《兵录》的活动，更说明“藏”、“用”的结合。历代对典藏制度十分注重，力求逐步完善。明清以来，以“藏”为主的藏书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明万历时的大藏书家祁承(火业)的《澹生堂藏书约》便是一部比较有系统的藏书建设的理论著述。他的观点主要着重于如何完善和加强“藏”的问题。明清之际的曹溶写过一部《流通古书约》，将以“藏”为主向“用”的方向倾斜，使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得到一定的充实。清乾隆时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周永年提出《儒藏说》的藏书理论。他跳出了历来私人藏书的小圈子，提倡由社会承担起藏书的责任，使藏书为社会服务。他还捐资自建借书园来试验自己的主张，为“好学深思之士”创造“博稽载籍，遍览群书”的条件。可惜效果不佳，但他的《儒藏说》却丰富了藏书文化理论的内容，为藏书向公众开放、为藏书楼向图书馆迈进起到先驱作用。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化、西方文化的频繁渗透，藏书理论由以“藏”为主向“藏”、“用”结合方向发展。20世纪初期，浙江绍兴地方士绅徐树兰父子，筹资修建古越藏书楼，除提供家藏，还采购新书刊，向社会公众开放，公开借阅。它虽仍以藏书楼为名，但已具近代图书馆的雏形，使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完成从以“藏”为主，经由“藏”、“用”结合，继而走向以“用”为主的趋势。近二三十年图书类型有明显变化，在纸书以外，有各种不同载体。这些载体体积小，个人收藏容易，网络化更能广泛涉猎，“藏”的意义相对减弱，更多的思考是如何通过高科技手段便利于“用”。因此，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

焦：在世纪前后，藏书文化为什么能受到学术界关注而被提到研究日程上来了呢？P11-12

藏书·读书·治学

(代序)

(一)

藏书是关乎一个人文化素养的问题，也是一个人读书、治学的发轫点。宋朝藏书家晃公武曾论及汉王粲、宋宋绶之能称一代博学者，就因为他们“自少时已得先达所藏故也”。此可见藏书之能涵育人才。当然藏书之功尚不仅于此，其更重要之作用乃在于保存、传递一国、一民族之文化，使之世代相传弗替，为立国之基。“藏书”一词可能最早见于《韩非子·喻老》，文中说有一名徐冯者，曾告人说：“智者不藏书”，这当然是指私藏而言。“藏书”既已成为专用名词，则藏书的事实当已较为普遍了。

中国最早的正式藏书是官藏，始于周秦。它与公藏、私藏，并成中国藏书事业的三大系统，而私藏则历来备受学者注意。私藏与私学兴起有关，私学的兴盛使图书开始由官藏传入民间，一些“士”为了谋求利禄，到处发表政见以取悦国君，因而需要大量图书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论点。如苏秦在各国游说失败后回家，受到冷遇，于是“陈箧数十”，发奋读书，说明苏秦有几十箱私藏；名学家惠施有简书五车，成为“学富五车”成语的原始。自此以后，历朝学者几乎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中国的私藏事业一直贯穿着“仁人爱物”的精神，虽然以藏为主，但不少藏家都愿意藏书为人所用。如东汉的蔡邕因爱王粲之才而举私藏相赠。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辞”。晋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有百余人，他不仅允许借阅，还为读者“置办衣食”。这种慷慨借阅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不少藏书家头脑中。明末有一位藏书家李如一就持一种“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态度。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遗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当然在当代，我们的仁人精神已不是局限于“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而是“当与天下人共之”的气概。清末绍兴人徐树兰父子建古越藏书楼，出家藏向社会公开借阅，开藏书楼走向现代图书馆的先声。至于对书的“爱物”，从汉以来就有文献可稽。汉代已开始用竹制小箱子(箧)分类置放图书，以免图书受损。魏晋有一个名曹仓的人修了一个石窟藏书，命名为“曹氏书仓”。隋炀帝是为后世所非议的皇帝，但他对图书的爱物之心，却极为后世所称道。如《旧唐志》即盛称“炀帝好学，喜聚异书”，并创制了多种图书储存设备。明代范钦建天一阁藏书楼，对防火、防蠹、防潮和防散失都有相应的措施。有的学者为了访求有价值的书，不惜纡尊降贵，亲到书市去搜寻图书，如清初的王士祯就按期在书市出没，把许多有价值的图书作为私藏保护起来。正是由于我国对图书有这样一种“仁人爱物”的人文精神，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善于保护图书文献的一个国家。

清朝学者多好藏书，但在认识上却有藏书家藏书与读书家藏书之分。如钱曾、黄丕烈以佞宋，即专一注重宋版书为藏书的宗旨，视书如古董。孙从添则以藏书为个人癖好，用做鉴赏。这些似非藏书正道。更有以藏书作市易以谋生者，则更无足与论了。我认为只有读书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藏书家。清代中叶江阴有一位藏书家名承应韶者，藏书极丰，“广求佳本，必依次读终卷”，这是为读书而藏书的藏书家。另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张金吾对藏书与读书有着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乃历代藏书家之宗旨。”这些论述把藏书与读书的关系说得很透彻。所以说，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读书。

(二)

读书是藏书的主要目的，而读书是为了做学问，也就是为治学。但并不是所有读书的人都做学问。有人读书只为消遣和享受，一目十行，匆匆而过，凭自己的兴趣，愿看就看，甚至废寝忘食地看；不爱看则或加浏览，或翻不数页就掩卷而眠。这些人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烟云过目，一纵即逝，最多留下点模糊“书影”而已。另一种人很明白怎样读书，也知道如何读书才能有得；但只进不出，吞噬着别人的成果，以填塞自己的知识空白。这类人既不像牛那样，吃草出奶，也不像春蚕那样，啮食桑叶而吐丝不止，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类人可能博览群书，不使旁人受益，还自鸣为述而不作。这类人不是怕别人看透自己腹笥深浅的懦夫，便是自私者、守财奴。明明是掠取前人的精神财富，偏偏要深藏不露，自以为独得之秘，不愿有益社会，宁肯烂在肚里，最终与自己共化灰烬。我鄙视这两种人，却敬重另一类读书人。他们不放弃吮吸一切可取的知识，不吝惜自己的精力，焚膏继晷地反复咀嚼，像蜜蜂酿蜜一样，创造出有用的知识，贡献自己的成果，济世利人；其中更有一些人，甚至把读书方法和窍要都毫无保留地对后学倾囊相授，他们是值得尊敬的真正读书人。

谈到读书，必须先知道读什么书。当然要读好书，但也不能采取封闭性的态度，而应比较广泛地读书。不要视离经叛道之作如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成为新道学先生，而应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吮吸精华，排除糟粕。这样的长期积累，读书必能有得。对于反面的图书，只要能善于分辨，又何所畏惧？如果这部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可能得到某些启示。至于对那些低级、鄙俗，甚至淫秽下流的书，还是节约点生命为好，不作无谓的牺牲。读书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不要贪多务得，而要不断回味咀嚼，创造新知识。

凡读书要先读序或前言，这一点常被人忽略，但它却是非常重要而必须养成的一种习惯。因为书的序或前言是严肃的作者对全书写作缘起、目的和主要内容的概述，是为让读者对自己的著作有一种轮廓性了解。当你读完作者的序或前言，你就会抓住全书的纲。至于他人所写的序，有的人严肃认真地写序，对全书进行评论，则应一读以帮助对本书的阅读与理解。而某些捧场敷衍的序则大可弃置若粪土，无须为之消耗精力。其次是从头到尾地读一下目录，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篇章结构。一位负责任的作者所写的目录，往往是各篇章的提要。读了这些再去读全书，就比较容易通贯了。

在通读全书时，不要羡慕古人所说的“一目十行”，那是“英雄欺人”的骗人鬼话。读书不要一掠而过，而应该“十目一行”地去读，即全神贯注地认真阅读，养成一种“好学”的学习态度。这是读书的基本出发点。努力多读些书叫“博观”。“博观”是为扩大知识面的基础。但是，仅仅“好学”与“博观”是不够的，而是要再经过“深思”来“约取”才行。如果不把“博观约取”与“好学深思”紧密结合好，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入宝山空手而归。如果把二者结合得好，那就为做学问提供了广袤的用武之地了。

(三)

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资料，做有益于社会的学问，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治学”。“治学”不是读几天书就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艰苦的积累过程。在积累过程中，既会有“目轮火暴，肩山石压”的苦状，也会有“时或得之，瞿然则喜”的乐趣。但在走了一段路后，回头检阅所得，往往感到所积累的资料有许多是无用而嗒然若失，甚至认为自己干了蠢事。实际不然，因为当初在读书中所积累的资料绝对认为是有用的，只是由于现在眼光水平有所提高，所以才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因为有了这些“无用”的基础，才能锻炼出抉取“有用”的能力，而且这些“无用”是否真的“无用”，也许是水平所限，未能看出其“有用”的内涵，也许虽不能当正面材料用，还可用做旁证或背景材料，所以在“治学”的起始，应审慎地对待“无用”。

在“治学”上，务必要尽量求读原著。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有位学术前辈曾告戒我说：“‘采铜于山’与‘废铜铸钱’确是亭林不磨之论。但难被放言空论者所接受，甚或被嗤为舍近求远。”他还说：“挑水者，用桶从源源不断的河里挑水，用完再挑，水无穷尽；倒水者，则由别人从河里挑来的水桶中倒水，虽云轻而易举，但倒水时洒一些，势所难免，一如资料一转再转而走样。一旦别人之桶空，则不知别人桶中之水从何而来，只能‘望桶兴叹’，继而环顾四周，是否有挑好水之水桶等人来倒，如一生中只知倒别人桶内的现成水喝，而不论清水浑水，只要是水就行，其后果实不忍设想。”我静聆教诲，不禁叹服前辈功底之厚、见解之深，能以浅近语言阐明深刻至理。

治学的基本点是勤奋与坚韧。勤的要求是四勤：勤听、勤读、勤思和勤写，而其根本在勤读。勤读方能博涉，博涉方能使知识源源输入，方能逐渐走向专精。在读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即所谓“致疑”。有疑就要不断寻根究底，即所谓“勤思”。疑而后思，思而后得。思而不得，就一面再去涉猎，一面就要勤问勤听，不仅要听前辈、同辈的高见，更要听后辈的新说。只要有一得之见，就要吸取，一字可以为师。四勤的最后是落实到“勤写”。“勤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比较难，特别在青年时期，常因贪多求快，自恃记忆力强而忽略记写资料与思想，但岁月推移，读书所得的痕迹日见淡薄，似是而非，终而等于白读。如果随读随写，日积月累，自然成一文章仓库，随时取用，得心应手，由片段成整篇，由多篇成专著。这不仅是积累，而且还是一种磨砺。一般情况下，勤是治学的不二法门；但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遇到点挫折与逆境，往往消沉、颓废、懒散、嗟叹，以致把一二十年的岁月都在无形中蹉跎和荒废掉而追悔莫及。越是挫折，越应该以韧相待而勤读多读，一以解挫折的抑郁，一以充实腹笥，等待“用世”的机遇。

治学要冷而不能燥，冷能冷静地搜集资料，构思撰写，不是闹哄哄地赶时髦，发高论，迎世媚俗，写空洞无物的文章。这正是历史学家范文澜教授所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真谛所在。成文之后，也不要急于发表，因为这时最容易昏头昏脑地自我陶醉，而应先冷处理。请水平比自己高的、与自己水平不相上下的以及稍逊于自己的三类人看，集思广益，然后冷静下来，反三复四地思考、修改，直到定稿。待文章或著作问世后，更不能热气腾腾，不可一切，而要冷冷地听取意见，增订纠谬。如此；才有可能慢慢地走近大学问家的座位。

(四)

最近几年，我对藏书、读书与治学诸问题曾写过一些片段小文，也常和一些年轻朋友谈过这些方面的内容。为了把我对这些方面关系的看法和想法连贯成一体，遂从一些小文和谈话记录中摘引部分资料，草成本文，以表述个人的见解，那就是：藏书是中国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现象，不是单纯为收藏和鉴赏而藏，而主要的是为读书人读书创造条件。读书也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从读书中撷取精华，形成思想观点，为治学奠定基础。至于治学，必须要恪守“立足于勤，持之以韧，植根于博，专务乎精”的规则。这些见解，纯为愚者一得，仅供参考。是否有当，至祈指正。

我多次说过，我活了八十多岁，从束发受书到归隐林下，唯一正经八百做的一件事，就是读书。读书使我一生愉悦，汲引知识，增长智慧，帮助我跌跌撞撞地走过坎坎坷坷的人生路。培根讲过许多关于读书的话，他说：“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事务原理”，“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只有少数需要仔细咀嚼，慢慢品味。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需知其梗概；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通读、细读、反复读。”我国清代有位大学问家张金吾曾说过：“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张金吾制定了“藏书一读书一治学”这条学术链。藏书、读书是手段，是途径，而治学则是学人的必然归结。这条学术链是铸造学者的全过程。这些都是先贤经过思辨后留下来的珍贵遗教，后人应该恪遵和实施。

我既想谈书，又没有成本大套的经验和体会，只是平日与不同层次人交谈和经过自己反思所写下的寸笺短什。为了向公众表达我对书的一些思考和实践，就从所写几百篇有关藏书、读书的散文随笔中，选出几十篇，编为《来新夏谈书》一册。这本选编，按照张金吾的学术链，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论藏书，主要记述对藏书文化的认识和对藏书楼、藏书家的评论，为了使读者对藏书这一生疏词语易于熟悉，在各有关篇什中列举故事和例证或有重复，祈读者谅督。下卷论读书，主要是侈谈读书的理念和方法，以及对一些读过的书所写的序评。所收各文都本“以史为干，以文为体”的主旨，是文史交融的写法。这样的写法，是否合乎随笔的要求，甚愿得到识者的评论。

这本书在整个编选出版过程中，多承各方关注与帮助，特别是对策划编辑任增霞女士和责任编辑刘晓女士对本书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深切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