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洲(中国国家地理)》（作者：桂涛）讲述了我认识的许多中国人，他们在离开非洲、回到中国一段时间后都选择重新回到这里。有的回来继续工作，有的则一辈子做了非洲人。让他们重新走进非洲的原因很多，有人忘不了这里怒放的鲜花和空寂的草原，有人爱上了这里奔跑的猎豹和慵懒的大象，有人则是留恋这里淳朴善良的非洲人。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回来，但我的心已经永远走不出非洲了。

是

面积是中国的三倍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最长的裂谷、最长的河流

东非有战火纷飞的索马里，又有安全稳定的卢旺达；

南部非洲既有抢劫案高发的约翰内斯堡，也有宁静美丽的温得和克；

既有全国只有一所大学的博茨瓦纳，也有世界上手机银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肯尼亚。

有人忘不了这里怒放的鲜花和空寂的草原，

有人爱上了这里奔跑的猎豹和慵懒的大象，

有人留恋于这里淳朴善良的非洲人。

非

强盗劫匪横行；

原始落后、一盘散沙；

笃信巫医，奉行邪恶法术；

贪婪、只会伸手要援助；

蚊虫肆虐、肮脏多病；

到处是羚羊、遍地是狮子；

没有时间观念、懒散；

洲

“非洲：不论你对它的印象如何，不妨重新思考一下。”

“又穷又乱”，“又脏又热”，“蚊虫肆虐”，“武装政变频发”，“政府腐败、政客贪婪、人民愚钝”……越是没有到过非洲的人，越能向你绘声绘色地描述那里的境况--那是他们想象中的非洲，那是种种传说、新闻报道、臆想和偏见共同构筑起的非洲。

这位驻非洲记者在当地旅行考察了数年，开始关注和思考身边的非洲人，并选择了从偏见、危险、贫穷、懒惰、部族、巫医、巫毒教、援助、野性、疾病、肤色、奴隶贸易、婚姻、饮食、民主、老兵、移民、动物、非洲人、印度裔非洲人、在非洲的中国人、非洲人眼里的中国这22个关键词入手，在《是非洲(中国国家地理)》中描述了他眼中的非洲和非洲人，以及中国人对非洲的“迷思”_那些广为流传却又不是事实，或者不全为事实的看法。

《是非洲(中国国家地理)》由桂涛编著。

序：这里是非洲

·偏见——微笑吧，因为你在肯尼亚

·危险——我坐了“马他突”，我还活着！

·贫穷——地图上找不到的贫民窟

·懒惰——当“非洲时间”遭遇“中国速度”

·部族——大部族，小国家

·巫医——巫医穆萨

·巫毒教—— 蟒蛇庙、猴子头和巫毒教

·野性——五百勇士初长成

·疾病——虫虫危机

·援助——穿旧鞋，走新路

·肤色——白色的黑人

·奴隶贸易——“奴隶堡”纪事

·中国人——2011，郑和重返非洲

·民主——脚后跟上的民主

·饮食——烤黏土和油炸白蚁

·婚姻——你愿意做我的第四个妻子吗？

·战争——老兵不死

·印度裔非洲人——黑国家，棕色人

·非洲人看中国——雨还是路？非洲迷思里的中国

·移民——罩袍下的城中城

·动物——天堂之渡和动物天堂

·非洲人——聪明人“木须肉”和我的非洲朋友们

后记：走不出的非洲

附录：书中非洲专有名词汇总

赤道上，天亮在倏忽之间。

七点，基贝拉里早起的人们已经匆匆吃完乌伽黎(ugali，东非一种廉价的玉米粉蒸制食物)，从四面八方沿着窄窄的黄土路，一个挨着一个走出这座非洲最大的贫民窟。

来非洲几个月后，我终于迎着外出的人流，走进基贝拉。

迎面而来的每个人都剃着既省水又好打理的光头，每个人都套着灰蒙蒙的褪色夹克，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表情，只顾埋头走路，好像要积蓄全部力气走一段长路。半埋在黄土里的各色塑料袋在他们身后的风中摇曳，像是送别征人的旌旗。

只有当他们抬脚跨过积水的坑洼时，才能看出他们还有生气，每个人都不同。

短的1小时，长的2小时，这些基贝拉人才能走到一个个超市收银台、小区门岗、小学教室或是沿街小铺。他们将在那里工作一整天，然后再走回基贝拉，为等在家里的妻子和孩子带回一把打蔫儿的菠菜或是几个半烂的西红柿当晚饭。

有晚饭的日子并不多。因为穷，基贝拉人每天只吃两顿饭，有时甚至是一顿饭。早饭是一整天工作的保证，因此也成为他们一天里最有指望的一顿饭。

“每天早晨醒来，是我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候，我可以暂时不必担心晚饭在哪里，因为那要到吃完早饭才用去想。”迎接我的基贝拉人托尼告诉我。

这个25岁的年轻人将作为我的向导兼保镖陪我走进基贝拉，然后得到1000先令酬劳——这相当于他在基贝拉附近的“托伊市场”和兄弟一起摆小摊卖二手鞋好几天的收入。

非洲的贫民窟里没有百万富翁。

在非洲，我逐渐意识到贫困是有味道的：在多哥几内亚湾边的鱼市上，贫困是潮湿的海风混杂着的鱼腥；在加纳的埃尔米纳海滩，贫困是沙滩上密密麻麻的淘金人背心上的汗臭味；而在基贝拉，贫困是扑鼻而来的粪便、垃圾的臭味夹杂着刺鼻的烤木炭味——木炭是基贝拉人做饭的燃料。

“这是基贝拉的味道。”身旁的托尼看出我的不适应，“习惯习惯就好了。”

我曾好几次路过基贝拉，从外面只能看到连成一片的锈铁皮房，里面安静得似乎没有生命。只是每天傍晚和清晨，这片2．4平方千米的坡地才静静吞吐80万居民。

因为基贝拉是非法定居点，它在肯尼亚的地图上从来没有被标注过。这里是贫穷、盗窃、疾病、死亡的代名词。虽然它离市中心驱车只要5分钟，许多内罗毕人却从没来过。更愿意来基贝拉的通常是带着保镖的白人游客和各种西方慈善组织的志愿者。

做“基贝拉一日游”的保安和导游已经成为托尼固定的兼职工作。他从小生长在这里，知道像我一样的外国人最感兴趣的“景点”是基贝拉深处那些最穷、最破的铁皮房。

5分钟车程，就已经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刚才还是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西装革履的白领脚步匆匆，转瞬间就已经是这个国家最丑陋的一面。

请原谅我这么说，但如果你想在活着的时候见见地狱，请来基贝拉吧：一条5米宽的泥路蜿蜒向前，透过满地的污水、烂泥和旧塑料袋、烂菜叶，一排排生锈的铁皮房铺陈开来。路边，看得见肋骨印儿的狗、羊、鸡在小山高的垃圾堆里翻弄着。

老人和怀抱婴儿的孩子坐在路边，静静看着难得一见的陌生人。基贝拉的青壮年男子不多，他们或是早已出门做工，或是已经死于艾滋病——有人估计，基贝拉的艾滋病感染率高达20％。  从主路拐入更加狭窄的小巷，我必须随时留意脚下的臭水沟和头顶上铁皮屋里翘出来的锈铁皮。用泥土、木棒和铁皮搭建成的小屋，最大的每间15平方米，要挤上一个7～8人的大家庭。

“你很幸运，在月初时来基贝拉。”托尼对我说。基贝拉最危险的时候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以后，那时人们上个月赚到的钱差不多用完，无业者借着酒劲，在夜里抢劫当地居民，或是强奸女孩子。

基贝拉16至25岁的女孩子里，有一半人曾有身孕，很多是意外怀孕或是强奸所致。怀孕后，有的女孩子只能去贫民窟卫生条件极差的私人诊所里堕胎，导致更大的风险。

“别拿出相机，也别给孩子们糖果或是硬币，这可能引发骚乱。”托尼的警告让我只能对路边一群衣着破烂、冲着我兴奋地高喊“How are you？”(你好吗？)“。Bruce Lee！”(李小龙！)然后跑来拉我手的孩子们挥挥手—李小龙可能是他们在街边简陋的录像店里认识的唯一一个中国人。

基贝拉是非洲贫困最集中、最具体也是最震撼的体现。

几个月里，我已经习惯了非洲的贫穷：街边要饭的孩子用手指着嘴，用大大的眼睛盯住你，他们是真正在要“饭”；肯尼亚人说政客们贪污，总是说“轮到他们‘吃’了”，吃饱已经是一种特权；单位给雇员们发放的圣诞礼物是一盒糖果，他们会私下和我说，其实更想领到面粉或者大米；路边孩子敲着我的车窗，哀求着要一点买校服的钱(肯尼亚小学教育免费，但学生要自己买英式校服，支付各种杂费)；几个小学生费力地抬着生锈的足球门框走向几千米外的空地，只为踢一场有球门的球赛……

贫困融在非洲人的血液里，饥饿的记忆印在他们的基因中。4000万肯尼亚人中，有1000万每天只吃一顿饭，或是更少。内罗毕超过250万人居住在其他200多个像基贝拉这样、大大小小的贫民窟中，占人口总数的60％。

在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到1．25美元的非洲，肯尼亚人实在算不上是“穷人”。在联合国发布的《2011人类发展报告》中，倒数30位的穷国除了阿富汗和尼泊尔外，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其中不包括肯尼亚。P36-38

40多年前，毛主席把刚果总统赠送给他的两颗非洲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许多中国工人从那时起听说了两个新词汇：“刚果”和“芒果”。

今天，没有人会像当年那样把芒果用蜡封存、供上神坛，并为喝上一口煮过芒果肉的水而激动不已。芒果早已不再是稀罕物，但“刚果”对许多中国人依旧陌生。

即使有人能勉强说出有刚果（金）和刚果（布）之分、刚果（金）曾经更名为扎伊尔、刚果（金）矿产资源丰富，恐怕也很难就刚果再说出些什么。

如果硬要他们说，那他们描述的一定就是非洲了，因为“一个非洲国家”和“整个非洲”在他们的认知里似乎没什么区别。

“又穷又乱”，“又脏又热”，“蚊虫肆虐”，“武装政变频发”，“政府腐败、政客贪婪、人民愚钝”……越是没有到过非洲的人，越能向你绘声绘色地描述那里的境况--那是他们想像中的非洲，那是种种传说、新闻报道、臆想和偏见共同构筑起的非洲。

很小的时候，我听过一个说法：非洲人不吃巧克力--因为他们怕咬到自己巧克力色的手指。

我一直记着这个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笑话，它暗示着黑皮肤的非洲人又蠢又笨。后来，我知道了“非洲人不全是黑皮肤”，知道了“西非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可可产区”，知道了非洲走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智人，走出了“自由斗士”纳尔逊·曼德拉和“绿色斗士”旺加里·马塔伊。我越来越觉得“非洲人不吃巧克力”的说法滑稽愚蠢。

你可能会说，“巧克力”这样的说法没几个中国人会当真。但其他类似“巧克力”的“真理”呢？非洲人懒，非洲人喜欢骗人，非洲人搞民主越搞越乱，非洲人就知道伸手要援助……即使你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你能说出它们错在何处吗？

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来到非洲，在这里生活、工作，并亲眼见到非洲人，亲眼见到“吃巧克力”的非洲人。

而在这里待得越久，我就越觉得有必要写一写“非洲旅游”和“非洲动物”之外的东西：非洲人真的又懒又笨吗？非洲人怎么看待援助？非洲的民主是一团糟吗？非洲人怎么看中国和中国人？在非洲的中国人过得如何？

这些问题你可以从内罗毕书店里一本本西方作家出版的英文读物中找到西方人的解答，但属于中国人的解答并不多。

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曾在她的那本《走出非洲》里写道：“你回忆在东非高地上的短暂逗留，你会吃惊，竟然有在空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感觉……在这么高的地方，呼吸顺畅，心情平静、轻松。在高地上，你早上醒来之后会想：我在这儿，这才是我应该在的地方。”

这块高地就是内罗毕，那片让布里克森的灵魂再也没能走出非洲的地方，也是我工作和生活了两年的地方。

每天黄昏时，我最喜欢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前远望那些脚步匆匆、走路回家的内罗毕人。在我看来，这样的一幅画面比马赛马拉的角马和狮子更让我激动，更能让我感受非洲大陆的活力。

我开始关注和思考身边的非洲人，并选择了从偏见、危险、贫穷、懒惰、部族、巫医、巫毒教、援助、野性、疾病、肤色、奴隶贸易、婚姻、饮食、民主、老兵、移民、动物、非洲人、印度裔非洲人、在非洲的中国人、非洲人眼里的中国这22个关键词入手，写一写我眼中的非洲和非洲人，以及中国人对非洲的“迷思”--那些广为流传却又不是事实、或者不全为事实的看法。

我曾经给国内从没有来过非洲的朋友做过测试，很少有人能就这22个关键词中的任何一个说上超过10句。我们对这样一片面积是中国的三倍，拥有世界上最大沙漠、最长裂谷、最长河流的大陆了解太少了。

如今去非洲，中国人早已不再像600年前的郑和和他的船队那样需要依靠季风和运气，北京到约翰内斯堡已实现朝发夕至。但中国人对非洲和非洲人的了解比起清朝人“其气重浊，其人类颛愚，故剖判已历千万年，而淳闷如上古，风气不能自开”的描述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一些中国人--甚至是不少来过非洲的中国人--还是会用“又懒又笨”来描述非洲人。

但如果你把非洲人的种种举动放在非洲大陆的传统和现状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你会对非洲人有更深刻的理解。想想吧，生活在一下雨就停电的铁皮房里，穿的全是小摊上买到的欧美人穿剩的二手衣物，每天步行两个小时去工作，一个小时才赚几块钱，出门走两步就一身汗……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如果发生在你身上都能让你的想法和行为方式变得“奇怪”。

同样，如果你把非洲的选举乱局、“能源诅咒”或是政府腐败与这片大陆的部族多样性和复杂性、非洲奴隶贸易和被殖民掠夺的历史以及世界大国在非洲的势力影响结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 “奇怪的非洲”并没有那么怪。

我不想人云亦云，也不想标新立异。我只想告诉你我看到的非洲。

自从2010年2月28日来到内罗毕的那天起，我就决定多走、多看、多想。我的日常工作是每天编辑、签发撒哈拉以南非洲40多个国家新华社记者和报道员发回的英文稿件。但我始终是个“不安分”的编辑。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出门或是出差采访，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东非的肯尼亚、乌干达，西非的加纳、贝宁、多哥，北非的埃及、利比亚、南部非洲的马拉维、纳米比亚，所到之处都尽可能多地倾听、记录和拍摄。

不管是非盟委员会主席、国家总统、部长，或是门卫、司机、贫民窟里的卖炭翁、爆炸袭击中的幸存者，又或是非洲的华商、中国建筑工人，只要有机会，我就与他们交谈，因为我坚信他们都比我更了解非洲。

两年里，我把我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写成60多篇关于非洲的稿件，发表在《环球》杂志和《国际先驱导报》，并在微博上发布了300张我在非洲拍摄的照片，用300条非洲谚语以“非谚有云”的形式对它们进行解读。这些文字和图片都成为这本书的主要素材。

就像耶鲁·瑞奇蒙德和菲莉斯·耶斯特林在他们那本《解读非洲人》中所说的那样，“正如没有典型的美国人或欧洲人一样，也没有典型的非洲人。”

我深知，任何描写“非洲”或者“非洲人”的尝试都会冒着以偏概全的风险。你可能去了坦桑尼亚和南非旅游，但回国的时候，往往会和别人说“我去了非洲”，你也可能在内罗毕和坎帕拉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会和别人说“非洲四季如春”。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在潜意识中认为“非洲是一个国家”。虽然非洲各国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其实，不要说东非与西非的巨大差别，在几乎所有非洲国家，走出首都，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为了弥补我没有在西非和南部非洲长期生活过的遗憾，每次落笔写“非洲”或是“非洲人”开头的句子前，我都会询问在非洲其他地方工作过或是正在那里工作的同事和朋友，参考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或是通过阅读书籍、数据以及分社记者传来的稿件“卧游”那些没有去过的非洲国家，和那些没有机会谋面的非洲人“交谈”。

这本小书最终付梓，离不开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我的妻子，她在我驻非洲的两年间默默承受孤独和思念的煎熬，支持我的工作，倾听我的见闻，鼓励我的思考和写作，并逐字修改、校对本书文稿；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用“查询肯尼亚的天气”、“关注非洲的每一次会议、爆炸、骚乱”或是“不断打听哪里有特效防蚊药膏”这样的方式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

我还要感谢新华社非洲总分社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事，他们不但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上给我关心和帮助，还以各自对非洲的深入了解和不同感悟影响着我对这片大陆的看法。

最后，感谢本书的策划及编辑董佳佳和她的团队中国国家地理图书部，感谢你们的创意和专业精神。

离开非洲前，我曾无数次地思考，回到中国后如何回答亲朋好友们一定会问我的那个问题：“非洲到底什么样？”

我是向他们讲述内罗毕贫民窟里一眼望不到边的铁皮房，还是肯尼亚副总统的一顿奢华晚餐？是告诉他们亚的斯亚贝巴街头玩耍的孩子眼睛有多么清澈，还是坎帕拉连环爆炸袭击后机场安保人员脸上的神情有多么凝重？是告诉他们教堂和清真寺里祈祷的教众有多么虔诚，还是部族冲突中手持砍刀的暴徒有多么凶残？

非洲就是这么让人无法理解：几百万人被屠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生来就属于“错误的”部族；以拥有狮子而出名的国家里，大部分国民没有机会亲眼看到狮子；世界上军事政变发生率最高的地区竟然拥有民主最忠实的追求者和拥护者；既有以食人肉为乐的暴君，也有靠“种树”改变千万妇女命运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既有让人热血沸腾的歌舞，也有神秘莫测的巫毒法术……

曾经在这片充满矛盾的大陆生活、工作过的美国记者大卫·兰姆说：“如果别人问我‘非洲到底怎么样？'，我想最好的回答是'它和你想像得很不同'。”

是啊，“它和你想象得很不同”，我想这也许是最好的回答。

但这样的“不同”并不是那些人口中的“不同”--因为那些人住希尔顿，走红地毯，从最好的位置和角度看动物，吃白人大厨精心烹制的西餐。

要发现这样的“不同”，则需要走进贫民窟里，看到那里的人们省下钱买一本“新宪法草案”研读；需要与宣称自己“包治百病”的巫医真诚交谈，听他讲“人与自然的平衡”；需要在议会厅的混乱之中留心观察，发现其间隐藏着的秩序；需要探秘破旧的索马里人街区，感触那里隐藏着的巨大财富……

在发现这些“不同”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发现着我对非洲的热爱。现在，当一个没有到过非洲的人说非洲“又穷又乱”“又脏又热”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对他说：“其实它和你想像得很不同。”

又到了每天清晨或是傍晚有一场雨的季节了，这是肯尼亚每年２~４月的短雨季。两年前的那个雨季，我来到了内罗毕，心里满是对非洲的揣测和不安。而这个雨季，我从内罗毕离开，带走这份书稿和两年非洲生活的记忆。

2010年2月28日到2012年2月28日的两年里，34个非洲国家“年满”50周岁；一个新国家诞生；26场总统选举在非洲举行；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在阿比让的卧室里被抓获；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苏尔特的一段水泥管前被击毙；印度洋边的“非洲之角”遭受了60来最严重的饥荒；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军队开进索马里；足球世界杯第一次在非洲举办；两个非洲女人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这两年里，西非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还在恣意开采中静静泄漏；饱受战乱的索马里人还在逃亡的途中；中非的儿童还在接过“圣灵抵抗军”递给他们的冲锋枪，为了下一顿饭而扣动扳机……

“你还会再回来非洲吗？”几乎每一个肯尼亚朋友都会这么问我。而我只能回答他们：“也许吧，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认识的许多中国人，他们在离开非洲、回到中国一段时间后都选择重新回到这里。有的回来继续工作，有的则一辈子做了非洲人。让他们重新走进非洲的原因很多，有人忘不了这里怒放的鲜花和空寂的草原，有人爱上了这里奔跑的猎豹和慵懒的大象，有人则是留恋这里淳朴善良的非洲人。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回来，但我的心已经永远走不出非洲了。

中国人需要对非洲知识的启蒙教育，而桂涛以记者热情、敏锐和理性的笔触记录下的他眼中的非洲正是这种启蒙读物之一。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李安山

要认识千姿百态、复杂多面的非洲，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它比精彩的游记多一层深刻，它具有学术文章所缺失的生动。作者充分发挥常驻记者的优势，身临险境，探幽访胜，广征博采，并以精到的文字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形诸笔墨，把读者带到那片神奇的大地。

——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非洲》杂志社原总编辑 马世琨

非洲有如橄榄果，初尝苦涩，越咀嚼越发甘醇。读罢桂涛这部汪洋恣肆的非洲书稿，此种体验愈益加深。

——新华社原副社长、中国非洲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秋福

非洲，她给予世界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而世界给予她的则太少、太少。

——新华社原副社长 高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