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先生1947年考入原中央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1949年中央大学易名为南京大学)，毕业留校后曾先后供职于校图书馆、教务科和历史系，在南京大学工作了半个多世纪。茅先生专治中国近代史，已出版重要学术专著21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涵盖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区域现代化史等领域，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也颇具学术造诣。黄雪垠、魏晓锴编撰的《八五述往》由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茅家琦口述，系统地回顾了口述者八十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

“口述历史”一方面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突破了文献史料多记载大事件的范围，拓展了历史的广度；一方面从事件进人到人的情感与心灵，开掘了历史的深度。这套《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是口述历史的有益尝试，引导我们感同身受地了解南京大学人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

《八五述往》为其中之一，系统地回顾了茅家琦八十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八五述往》由黄雪垠、魏晓锴编撰。

引言

第一章 “王昭君，闷坐雕鞍”

 一、不会吵架的少年

 二、从三水初中到培梓学社

 三、从银行的检券生到大学入学考试

第二章 正是男儿读书时

 一、“江南好”——我选择了中央大学

 二、接受名师的教导

 三、“一斗米，一本书”迎接南京解放

第三章 初涉学术研究的长河

 一、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图书馆工作一年

 二、从学习经济到学习历史

 三、涉足太平天国史研究

第四章 政治风浪叠起

 一、“拔白旗”运动中受到冲击

 二、“叛徒哲学的吹鼓手”——再一次受到政治批判

 三、“文革”中的“死老虎”与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第五章 永远怀念四位学校领导

 一、孙副校长指导我阅读《资本论》，开始大学教学生涯

 二、陈主任给了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命

 三、郭校长的号召——“坐下来，钻进去”

 四、匡校长的“悄悄话”——“不要紧张，再写文章。”

第六章 墙内“毒草”，墙外“鲜花”

 一、受邀赴美进行学术交流

 二、从美国来了两个年轻学者

 三、其他学术交流活动

第七章 是“坐下来，钻进去”、“再写文章”的时候了

 一、对政治运动的反思

 二、四个博士点、一个图书资料室：对历史系作出的交代

 三、两位校长的教导终于付诸行动

第八章 从太平天国研究中走出来

 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些心得

 二、晚清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

 三、“未曾见面却相知”——当代台湾研究

 四、百年沧桑的中国国民党

 五、蒋经国思想演变的研究

第九章 更加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弘扬

 一、为《学衡》恢复名誉

 二、参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审工作

 三、桑榆之年仍不忘弘扬人文精神

第十章 道德文章，山高水长

 一、八十犹自奋，垂老尚焚膏

 二、人间何物似情浓？

 三、润物细无声

 四、金陵自有风月

 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后记

第一章 “王昭君，闷坐雕鞍”

一、不会吵架的少年

我原籍江苏镇江，1927年2月20日出生于江苏盐城县一个普通银行职员家庭。我出生的年代，战乱不断，苏北经济一片萧条。我的祖父一直在当地的典当行里帮忙。由于祖父持家有方，家里略有积蓄，在当地算得上是富裕人家。父亲先在钱庄里当学徒，后来经人介绍进入江苏省银行当职员，后提升为姜堰办事处的主任。我是家里面的独子，下面有两个妹妹。祖父和父亲都没有进过洋学堂，他们非常希望我能够进学堂念书，能有更好的前途。父亲在银行工作，懂得教育很重要。我四岁便被送进当地的私塾里识字念书，尽管只有短短两年，但我至今还能回忆起《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名篇。当时，我对诗词很感兴趣，还曾跟着一位老先生学习过，有一个好的基础。我从那时候起开始练习写字，每天早上起来临摹、描红，这都要得益于父亲的督促。跟着私塾先生学了一段时间后，我来到了公立的学堂——盐城县文昌宫小学，直接升人二年级学习。这是一家正规学校，除国文和算学外，还开设了一些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小学时开始学写作文，老师经常表扬我写得好，说我进步很快，文章很通顺，字很挺秀，跟其他同学大不一样。

祖父是传统的读书人出身，他一直教育我要与人为善，老老实实做人。那时的我看了很多小说，其中对《三国演义》印象最深。我对曹操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于是形成了一种观念：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小时候的我几乎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也不会吵架。父亲的朋友对我的评价是：很“平和”，很老实，待人接物很讲礼貌。因为太“平和”了，免不了受到欺负。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无端说我欠他钱，并要挟我说，如果不还他，就告到我家里去。他让我给他一些钱，了结这件事。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得从家里要了钱去给他。这件事说明，我从小就不善于跟人家勾心斗角，不善于跟人家吵架、批评人家。家庭的影响使我养成了做人讲求道德的习惯，加上性格使然，因此我不善于交际，不善于做生意、搞政治和当干部，比较适宜做个“书呆子”。

1938年春，日本人在南通登陆，我当时在盐城读小学六年级，随母亲避居乡下。3月，日军占领盐城，家里的房子被烧了，家具、衣物全部毁于战火。我父亲当时在泰州，在江苏省银行的姜堰办事处工作。后来父亲找到了我们，一起去了他工作的姜堰。姜堰当时尚未沦陷，后来当地驻军投降，换了旗帜，“和平”地变为汪精卫的统治区域。兵荒马乱之中，一个普通银行职员的家庭，子女众多，生活极为艰难，然而父亲还是倾其所有，尽力供我读书。那一年，我在姜堰模范小学读完了最后一个学期。

二、从三水初中到培梓学社

我的整个中学生活也是在姜堰和泰州度过的。我非常感谢并怀念中学时代的几位老师。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里，是这几位老师给我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外文和数学基础。1939年春，小学毕业的我进入姜堰三水初中补习班读书，由于非常时期，条件相当简陋，教室就设在当地王氏家族一个祠堂里，我在这里读了半年时间。秋天，三水初级中学迁至新校址，改名为泰县私立荣汉初中。荣汉中学创始人蔡荣汉先生，江苏丹徒人，少年时代来姜堰裕隆元钱庄当学徒，后担任钱庄总管事。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早有捐资办学的愿望。他于1933年逝世，1939年秋，亲友遵其遗愿，用他的积蓄在姜堰西郊的三家庄兴建了20多间校舍。三水初中迁至新校舍。为纪念蔡荣汉先生捐资兴学的义举，学校更名为泰县私立荣汉初级中学，并经原江苏省教育厅泰东办事处批准备案。1938～1939年间，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南京、南通、扬州等城市，姜堰已成为敌后地区，随时有被敌人占领的可能。就在这样一种危急形势下，有关人士根据蔡荣汉先生生前遗嘱，动用万元巨金，兴建校舍、聘请教员、招收学生，创立荣汉初级中学。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决定，实际上是与侵略者的奴化教育进行斗争。在当时，日本侵略军随时有进攻姜堰、摧毁学校的可能，没有高度的民族精神支持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事实上，新校舍建成不到两年，姜堰就沦陷了。我在荣汉中学读完了初一和初二。

1941年上半年，姜堰驻军投敌，荣汉中学校长王心织等老师不愿接受敌伪控制，毅然迁校上海租界。荣汉初级中学迁往上海复课时，老师们并没有全部赴沪，大部分同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也都滞留在姜堰。留在姜堰的老师们与几位因躲避战火，从大城市移居到姜堰的老师一道创建了“姜堰中学生补习学社”，招收滞留在姜堰的荣汉中学的学生以及失学在姜堰的、原在其他中学读书的学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个中学生补习社，实际上是一些不愿为伪政府工作的教员、大学生自发成立的“地下中学”。我在这里读完了初三和高一。60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老师们的言笑与风采。夏绍侯、程家祥、张郁棠，这一个个毕业于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带给我的，不只是扎实的国文、英文根基和独立学习工作的能力，更多的还有做人、做学问的气节和风骨。我后来能够同时被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应该说，完全得益于我中学时的这几位老师。

P3-5

百年校庆余音犹在，转眼之间，南京大学又迎来了110周年校庆。10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南大与共和国共同成长，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科技文化进步、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使命，秉承“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全校师生团结一心，奋力开拓，努力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南大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坚实的基础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能够不断进发出生命力和创造力，端赖于百年南大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持久的发展潜能。因此，要保持这种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必须总结、研究南大发展的历史，传承南大优良的传统，激发南大创新的活力。

自10年前纪念百年校庆时起，我校就启动各种校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与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百年史》、《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和《学术大家名著系列丛书》等一批图书。我们深知，历史的载体不仅仅是文献、档案，还有一批又一批生活在南京大学的师生，他们是南京大学这棵百年乔木上开出的花朵和结出的硕果。岁岁年年，花开花落，但往事不可能如烟，这些鲜活的生命和他们广袤的心灵，见证了南大的重大变革与日常生活，经历了南大的美好时光与伤痛感慨，承载着南大的历史和未来，是南大心灵史和精神史的宝藏，他们是南大“活的历史”。在这些生命中，各个学科中德高望重的名师和大家们的记忆犹为重要，所谓“老成耆德，重于典型”，他们的生活经历、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我们研究校史，温故知新，发扬传统极具借鉴价值。

这样的传记形式可以归人所谓“口述历史”的范畴。人类在文字发明以前就以口述的方式传承历史，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皆注重访问故老，收集生动的历史细节，现代史学更是将“口述历史”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它源自人们的记忆，通过专业人员访问历史事件或历史阶段的见证者与亲历者，采用笔录或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来保存鲜活的原始记录，再从中加以概括整理，与历史文献相互参证，形成回忆录、自述、自传等历史文献。“口述历史”一方面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突破了文献史料多记载大事件的范围，拓展了历史的广度；一方面从事件进人到人的情感与心灵，开掘了历史的深度。

南大人的身心历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高校发展的历程。我们相信，这套《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是口述历史的有益尝试，如果进一步扩大口述人的选择范围，持之以恒地收集、整理、研究，将为南大和中国学术史保留一批忠实的记录，可以补充史料的阙失，呈现事件的真相，引导我们感同身受地了解南大人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

是为序。

母校南京大学迎来110周年校庆之际，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组织支持下，这本茅家琦教授的口述史著作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本书从采访、整理、撰写、修改到最后定稿，历时将近一年。2011年4月，接受访问编撰任务之后，我们迅速拟定了采访提纲并进行了分工，由魏晓锴承担1～5章，黄雪垠承担6～10章，两人共同负责统稿、修改，以及图片的搜集与整理。茅家琦先生以耄耋之龄，不厌其烦地接受一次次采访，给我们耐心地解释，而且从对提纲的拟定到内容的修改、文字的润色等，事必躬亲，吾辈深受感动。这本书的付梓，更多的凝聚着先生的精力和心血。

感谢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崔之清教授。崔教授为茅家琦先生的高足，曾两度受教于先生门下。他对本书的采访与撰写工作非常关心，并多次主动领我们拜会茅先生。求学于南大多年，作为建国以后一些事件的亲历者，崔老师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背景资料，以及茅先生众多弟子和学生对先生的印象等素材。此外，他还参与了书稿的修改和审定。同时感谢茅先生的家人，先生的长子茅苏及次子茅宁教授为了书稿能够顺利完成，也积极配合我们的采访工作。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豪老师，作为这本口述史著作的责任编辑，从写作提纲的拟定、撰写文字的风格、图片的筛选整理，他都认真地思考与推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为本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热情帮助与大力支持。

最后还要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李玉老师和图书馆港台室的李佳老师，他们为寻找茅先生散佚的著作和曾经发表过的文章多方联络，出力尤多。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的同志为我们查阅茅先生的相关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编者

2012年3月于南大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