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民主人士！

依据原始记录再现民主人士在政协内部活动范围内显露的心路历程！

他们的经历，所言所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部分都不可能见之于报端！

《民主人士》大部分内容，是作者汪东林亲历、亲知、亲闻之作，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与众不同！记述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民主人士的群像。

《民主人士》记述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民主人士的群像。这些人物的人生道路坎坷，经历复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作为政协人物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他们的所言所行，无论是对自身或现代历史的回顾，还是对国内外时事的述评，都不乏独到见解，颇有保存价值。所有这一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部分不可能见诸报端。

《民主人士》作者汪东林依据自己保存的参加政协民主人士活动的原始记录，再现了他们在政协内部活动范围内，谈思想改造、帮助别人、检讨自己过程中吐露的心声和真实思想历程。

我写民主人士的缘起(代序)

 《李宗仁归来》一书起因

 一瓢凉水浇不灭：作品在东北出版

 作品涉嫌“泄密”受追查

 在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

 一篇“专访”惹出的百般是非

 梁漱溟出书受牵连

 一波三折，《梁漱溟与毛泽东》艰难面世

 风雨过后犹可深思……

十世班禅大师

 政协会议期间，十世班禅做了一件让人颇感意外的事

 十世班禅：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

 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

 “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监护

 长达九年零八个月的第二次监护

 盛年圆寂

赵朴初居士

 在赵朴初主持的全国政协宗教组的座谈会上，藏传佛教著名学者喜饶嘉措重重放了一“炮”

 赵朴初与梁漱溟的特殊交往

 面对追查天安门诗抄的重压，赵朴初公开讲：“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我是写得最多的一个”

 政协报写诗的事，我先应承下来，以后交卷

 口述“抗战一事”

 晚年岁月

 终生不卖墨宝

程思远的沉默和困惑

 在批判梁漱溟时保持沉默的程思远最后说了最不够“火力”的话，梁漱溟听了居然点头示意

 在点名批邓前夕，程思远提出三个问题震惊四座

 “天安门事件”后，程思远在学习会上郑重其事地讲了一段政治故事

老资格的于树德先生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云集众多风云人物

 “老资格”于树德常有惊人之举，言别人所不敢言，行别人所不敢为

 于树德：梁漱溟这个人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我看算了……

 于树德的两条意见，立刻使会场安静下来

 于树德三百块大洋供周恩来留学日本，几十年后周恩来提出还账

 于树德说，当我发现毛主席没有出席周恩来追悼会时，脑子里“轰”了一下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位大‘左’派是鼎鼎大名的张国焘，我还真同他面对面地吵了一架！”

 因与李大钊同是朋友，于树德与梁漱溟也成了朋友

政协委员中的“右派”分子章乃器

 三届政协常委会39次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当年的“大右派”章乃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章乃器的“鸣放”言论摘要

 周恩来约章乃器谈话。章乃器表示：撤我的职，倒没有什么，给我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我宁死也不能承认

 戴着“右派”帽子的章乃器仍然敢于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

 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仰着脸，没有见他笑过

宋希濂的前世今生

 1926年的一天，宋希濂在陈赓带领下进广州城见一位要人。推开房门，伏案写字的要人竟是周恩来

 1936年，周恩来看着站在面前的宋希濂和陈赓说：你们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不一样，一土一洋

 1959年宋希濂被特赦之后，周恩来说：学生走错了路，老师多少也是有责任的啰！

 为瞿秋白历史问题作证

 作为蒋介石枪杀瞿秋白手令的执行人，宋希濂讲述了瞿秋白被捕、审问、关押、就义的细节

 特赦后的宋希濂听到“同志”的称呼，感到新鲜和亲切

 孤身生活的宋希濂没料到，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原国民党起义将领侯镜如的夫人已悄悄为他牵红线了

 给宋希濂介绍的对象，竟是失踪大“右派”储安平的夫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都不愿意太细地去盘问对方

 宋希濂和易吟先谈起了溥仪生活上闹的笑话

 易吟先晚走早来，在宋希濂的住处做起小锅饭菜，文史专员每人赠送两张餐券

 宋希濂、易吟先婚礼，老同学、老同事来了。没想到，他们重结良缘的一幕会这样激动心弦

黄维：从国民党战犯到政协文史专员

 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将领

 政协机关里旁若无人的文史专员

 黄维经多次动员，拿着别人捉刀代笔的稿子批邓。粉碎“四人帮”后他吐出了这口闷气

 黄维：我反对特务手段，只要知道是军统的人，一律不交往，但蒋介石喜欢他们，我也没有办法

 黄维说，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他坚持要重游“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

 黄维给我沏杯茶，轻声细语地谈起“怪人圣杰”严重师长

 批判梁漱溟，固执的黄维一言不发，个别谈时，他沉重而缓慢地开讲

 黄维以一种近乎顽固的不同凡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研究“永动机”。

 大科学家钱伟长等当面劝说、讲解，他不能接受

 身患重病的黄维拒绝西医给自己开刀，改服中药。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病情竞一天天好转，81岁被评为“健康老人”

 黄维：为了让台湾的老乡看到他们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看到我这个国民党老兵还活得很好，我心甘情愿充当这个“演员”

沈醉“文革”自述

 我把三个红卫兵打落水中，还记在日记本上，妻子立即抢去，把这页撕下来

 我和他们谈话，一向是坐在凳子的一半上，一手抓着凳脚，随时防止他们人多向我进攻时，我腹背受敌

 我代杜聿明他们领工资，一共领出近千元。有一次两个人跟进来试探，我把衣袖撩起，亮出手臂上隆起的肌肉

 周总理听说政协扣了我们的工资，很不高兴，要他们马上停扣，扣了的还要补发

 民警带我刚走出大门，妻子追上来，把一件厚棉衣给我披上，没想到特赦时发的棉衣又穿回监狱

 我回答说，我是湘潭人。只听他们用力在桌子上一拍：“你怎么会是湘潭人，胡说！”

 我如果说我在崔万秋家认识的江青和张春桥，就会被他们杀掉，我不能不说假话

 在离地一丈左右的时候，我一下把一根横着的小树枝抓住，我飘飘落地，未伤毫发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认为只有周总理才称得上是“古今完人”

 审判“四人帮”，我收到“旁听证”，座位是27排3号

从“政治联姻”到恩爱夫妻的爱新觉罗·溥杰夫妇

 吉冈安直命令说：“希望你与日本女子结婚，这是关东军的考虑……”

 溥杰与日本皇族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还在日本度蜜月，关东军便策划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

 她得悉自己的丈夫没有死，便在新中国成立后，设法获得了与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丈夫通信的自由

 周总理见到溥杰一家时，把嵯峨浩比做京戏里的王宝钏。他允许孩子有中国日本两个家，溥杰家中难题也顺当解决了

 重病中的周恩来嘱咐：鲜花收下表心意，屏风送回留自用。谢谢！

 在她进入昏迷状态之前，拉着溥杰的手断断续续地用日语说：我要永远……离开您……了

 溥杰说：在我今后所剩不多的日子里，要做好两桩事

作家柯灵

 个头不高却精神飒爽，言语轻声却词锋凌利，这就是柯灵

 听到“文革”中红卫兵烧梁漱溟的书，柯灵禁不住苦笑：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不夜城》本是“遵命文学”，却遭到批判

 柯灵说，陈叔通有句名言：像李部长这样还犯大错误，那我们这样的人就该枪毙了！

 因批李维汉而继任统战部部长的徐冰，在“文革”中却被当做李维

 汉同伙，同台批斗

 柯灵：李维汉认为纪念堂里毛主席塑像设计得不好，架着腿坐着，高高在上……

 “‘文革’博物馆搞不起来，但人们血的记忆却不会忘却。”

 “在中国搞新闻，不是主编、编辑、记者没本事，而是‘婆婆’太多。”

从军统中起义：邓葆光四十年沉浮

 我们的故事，得从邓葆光脸上的累累刀痕说起

 突然冲出四个彪形大汉，手持匕首，一拥而上，向他头部、脸部砍去

 香港报端披露了邓葆光遇害未死的消息，毛人凤一脸怒色

 邓葆光亲手挑出7万册善本书，连同从日本驻沪领事馆接收的机密材料，分装110大箱

 潘汉年笑着说：先干一杯，祝贺你与旧营垒决裂……

 7万册书万无一失了，在军统总部的毛人凤却更加气急败坏，才演出刀砍邓葆光的一幕

 乘运尸车躲过特务们的眼睛，邓葆光安然脱险，跨过连着两个世界的小桥

 当潘汉年、杨帆一夜之间变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时，连历尽沧桑的邓葆光也目瞪口呆了

 邓葆光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美国妻子只好和他离婚，返回美国去

 中央为潘、杨事件平反昭雪之后，邓葆光被宣布彻底平反，他真有点如在梦中

传奇女子董竹君

 董竹君，称得上妇女中的佼佼者，关于她的身世，有种种传闻

 一只魔爪悄悄伸过来……300元“印子钱”把12岁的董竹君送进了“堂子”

 一个年过半百的阔佬在听她唱戏时，忽然把老鸨叫来，问要多少身价，想买她出去当丫头，实际上是做小的

 来了几位年轻的革命党，其中有一位叫夏之时的四川人，约莫二十五六岁，修长的身材

 望着男看守远去的背影，她迅速跑下楼梯，一口气跑到弄堂口，跳上一辆黄包车

 闪电般的文明结婚，对于不满16岁的她，是惊，是喜，是苦，是甜，还来不及回味，就已变成现实

 在日本，夏之时让董竹君回上海送一封信，她不加考虑地回答：只要我人在，这信就在

张学良胞弟张学铭

 他从来衣冠不整，十分随便，熟朋友戏称他“张屠夫”

 有几个熟人围着他询问张学良的消息，他摇晃着脑袋说：没有，没有，几天前我在梦中见到他……

 当初他要能听从了周总理的话，也不至于落得这样骨肉分离……

 “自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我大哥有志气，有胆识，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勇挑重担，还一改自己身上的旧习气，更加注意对弟弟妹妹的管教，尤其是对我。”

 “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也敢，就看台湾当局肯不肯放我进去。”

民主人士在“文革”初期

 讨论“文革”文件两个月后，梁漱溟才郑重其事地开腔

 梁漱溟立在院中，眼巴巴地看着祖传三代的书籍、字画、手稿被红卫兵烧毁

 政协机关造反派让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们重新低头做“阶下囚”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三人见到住宅胡同口的大字报，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个男孩怪模怪样地走过去，举手摸摸唐生明因为肥胖而鼓起的肚子

 杜聿明三人写了一张答复大字报，贴在红卫兵通令旁边

 杜聿明夫人不忍看到心爱之物被红卫兵剪坏撕碎，说了几句话，招来一顿耳光

 老居委会主任普普通通几句话，却似酷夏里的习习凉风

 沈醉告诉的是喜事，却也是一个谜

 收到天安门观礼请柬，全院喜笑颜开，家家宰鸡、剁肉、喝酒，以示庆祝

 新居委会头一件事，便是免去他们清扫胡同的任务

 全国政协常委章伯钧重新爬进后边后排车座的前边趴下，两女一男

 把双脚踩在他身上

 红卫兵举起皮带抡过去，章伯钧一退，倒翻进了小屋，红卫兵哈哈大笑：你章伯钧是不打就倒

民主人士在“五七”干校的岁月

 宣布者虽然解释了“五七战士”与劳改犯的区别，但听者却心中发凉

 荒凉空漠的“五七点”，使人心中发紧，大有“充军边塞”之感

 梅电奎猝死让“五七战士”们联想到自己的老骨头是否也会埋在沙洋

 “同吃、同住、同劳动”让革命群众忘记了与“走资派”、“叛徒”、“右派”、“资本家”的“界限”

 被定为“敌我矛盾”的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在水田里来了个“鹞子翻身”，足以气死杂技演员

 一次“五七战友”聚餐，沉默的史永道出了共产党特工打入蒋介石身边的绝密行动

 “当啷一声响，价值十元多”。这首形容由部长一级干部组成的“轰麻雀小分队”价值的打油诗不胫而走

 藏龙卧虎，老鸭倌都是大文人

 祸福相倚，1957年提前倒霉的人，在“文革”中却处在世外桃源

 李平心白天养猪、放鸭，脑子里却丢不开已经在他身上生了根的学问

民主人士悼总理述往事

 李克农向周恩来建议争取李宗仁回国，周恩来商得毛泽东赞可

 18年前的一面之缘，周恩来竟记得非常清楚

 周恩来和程思远谈了三个小时，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

 周恩来要程思远转达给李宗仁的话，因保密而不能写成文字，怕程忘记，让他复述好几遍

 申伯纯：周恩来光彩照人

 杜聿明边擦泪水，边翻开笔记本，开始他的正式发言

 周恩来的主意，使杜聿明一家在北京团圆

 周恩来说，蒋介石也有民族的立场，他也称得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说，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

 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

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波折

 余焕春爆出“四人帮”制造天安门事件的内幕

 一位高层领导看见统战部的简报后，大发雷霆

 周扬：政协就是广开言路的场所，是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

 谜底半年后揭开

后记

就在这时，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他单刀直入地问我：“听说你准备写一本关于李宗仁归来的书，有这事吗？”我听了一愣，竟一时答不上话。沉思了一会，自然是如实汇报。这位负责同志耐心地听完我的叙述，即严肃地说：“一个机关干部，有写作爱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谓不可。但作为一名统战部门的干部，写李宗仁归来这样重大题材的作品，这尺度和分寸你个人能把握得了吗？再说，李宗仁从海外毅然归来的背景和过程，其细节并未见之于国内报刊，你的书写些什么，怎么写，都是问题。你不可感情用事，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将来弄出毛病后悔不迭。这些年来，写文章，写书，出问题的教训还少吗？我找你谈谈，是打个招呼，爱护你，不是别的意思。你若坚持要写，写成了也得经过主管部门审查，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发表和出版。这一点，也不得不提前打招呼。”

这一瓢凉水，浇得我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左思右想，总解不开这个疙瘩；事情再大，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还能这么严重？再说，写李宗仁归来，是歌颂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和李宗仁先生的爱国爱乡之情，会有什么大错？我别无他法，只得给王士美写信，商量这个难关怎么过。正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便召开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大鼓舞了我们的信心，解不开的疙瘩也敢于先扔在脑后。我们的工作也加快进行。王士美在长春又招来他的作家朋友顾笑言，在1979年夏天到北戴河直接与程思远先生见面，并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连续采访。在我的先期工作和王、顾二位采访的基础上，《李宗仁归来》10万字的书稿很快写出来了。由于这之前有那位负责同志打的招呼，我自然老老实实地在北京打听，有哪位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愿意审看一下我们的稿子，把把政治关，结果令我十分失望。这些有身份的负责同志，虽然了解内情，但无一人愿意审看我们的稿件，都纷纷推托“了解有限，不好把握”。如此看来，要在北京寻找审稿的负责同志，是不可能了。

使我意外的是，王、顾二位远在东北大地，根本不想等待遥遥无期而且很有可能把书稿“处决”的有关部门的审批，而直接送交一张省辖市级的四开报纸和主管此报的市级部门审看，因为他们确信，作品在政治方向上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北京方面，只要我做一件事，即得到程思远先生的允诺并拍板。在这之前，程先生已经审看完作品的初稿。当我郑重其事地找到程先生，如实向他汇报一些有关情况，并提出听取他最后裁定的意见时，程先生毫不犹豫地说：“作品所写的事实没有问题，用的是文学的笔法，写得生动，引人人胜，我认真考虑过了，在当前的形势下，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有利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力量，有利于宣传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李宗仁归来这件大事上决策、筹划、安排的英明正确。我相信广大海内外的读者，也一定会欢迎这部作品的。”

事情就这么敲定了。作品在小小的《长春日报》上连载，第一章刚登完，全国陆续有几十家报刊全文连载或选载，唯独北京的报刊没有一家响应。作品未及在报刊上登完，吉林人民出版社即抢着在1980年2月成书出版，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即几次印刷，印数高达106万册。

作品涉嫌“泄密”受追查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正当我不断接到一些热心的读者来信鼓励，有的建议尽快把《李宗仁归来》搬上舞台、银幕，有的甚至寄来数万字的电影脚本时，那位负责同志又找我谈话了。使我意外的，是这位负责同志的口气比较缓和，甚至让你感觉他也是奉命办公事，不得不找我谈谈。他对我说：“你的作品发表了，出版了，我也看了，写得不错，吸引人，有这么高的发行量，不简单。但作品是三个人署名的，怎么回事？”我如实以答，是三个人合作的，并说明作品完成的最后阶段，他们两位花了大量时间。接着他又询问这两位作者的身份，我都如实回答。听完我的情况简报，他又对我说：“这件事已生米煮成熟饭。我个人看法，作品歌颂的大方向能站得住，但事情也并非这么简单。你们发表出版这本书，题材重要，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工作关系和手段，你们没有经过审查，已经出了差错，泄露了机密。现在，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已经表示了意见，我现在正式转告你，你们必须就这本书的形成、发表、出版写出一份详细材料，由我们审看转交，听候主管部门提出下一步处理的意见。”我听了不免一怔，但当即对这位负责同志提出问题：“涉及安全部门的事，我们在写稿前是认真研究过的，除了李宗仁归来在卡拉奇机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随巴方救护车进机场迎接李宗仁夫妇这一个情节保留外，其他所有情节都一字未写，不知我们的作品泄密泄在哪些方面？”负责同志听我一反问，却笑了，说：“人家主管部门严厉批评的，就是你说的李宗仁在卡拉奇机场转机的情节。这不但事关安全工作，而且事关两个国家的关系，问题还不严重吗？你还是好好想想，先写一份详细材料吧。要记住，该检讨的检讨，不要辩解。材料不仅给我们看，而且要转交有关主管部门。”

于是我又是几夜不能安眠。虽然事情的经过都在脑子里装着，要写出来费不了个把小时，但是对卡拉奇机场的情节该如何下笔呢？得费点脑子。最后，我在材料上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在写作时认真研究过凡涉及国家安全工作的内容(调查、访问中的确涉及不少这方面的情节甚至细节)，决定一个字也不写；第二，唯卡拉奇机场转机的情节，一是作品情节安排非写不可，二是这一情节与1971年基辛格秘密来华一样，在国外已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海外的报刊，在当时就已作过详细报道，因此我们认为已不是什么机密；第三，现在看来，我们考虑不周，警惕性不高，如造成后果，我们是有责任的。材料送上去不久，那位负责同志又找我谈话，他转述说：“你们写的材料，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看了，批了几条意见，由我转达给你们：第一，卡拉奇机场的情节是泄密行为，海外的报刊怎么登那是他们的事，在我们国内的报刊上是你们第一次公开这个秘密，因此必须检讨，引以为戒，以后如发生后果，再追查处理。第二，你们的作品发行就到此为止，以后不得再出版同一内容的电影、电视、话剧等等，也不准翻译成外文出版。第三，所有单位必须对三位作者进行教育，避免今后再犯这类的错误，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这最后的批评不谓不严厉，我们(至少我本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其实际后果，一是有两家电视台和几家话剧团改编作品的计划告吹，上海的一家话剧团已演了几场后停演了，中央和上海电视台还没有搞成电视剧便作罢——五年后又有一家东北的电视台改编并拍成电视连续剧播出，那是后事。二是后来在有关部门评选全国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奖时曾有许多读者推荐我们的作品，不少评委也颇看中，但一听主管部门的首长早有过重要指示，便只好割爱。我们更应感谢的，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巴基斯坦方面并没有就卡拉奇机场的情节提出什么异议，否则我们三位早就应该被“追查处理”了。P2-5

《民主人士》同读者见面了。这部在我的著作中字数最多、开本最大的文集式的作品，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从我的三十余年来出版的著作和散见于报章杂志的文章中精心编选的。除了我的《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1949年后的梁漱溟》、《“反面教员”梁漱溟》等四本关于梁漱溟先生个人的专著外，有关我同其他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忘年交的内容，最主要的篇幅，都包括在这本著作里了。近日来，身在浙江江山老家居住的我，夜深入静，桂花飘香，翻看完从北京寄来的书稿清样时，不由得浮想连连，多少人事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20世纪60年代初，我走出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门不久，即走进了北京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直到2004年退休，迄今已五十余年。岁月无情，往事悠悠。我从一名会议记录员(尊称“小组秘书”)起步，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内多个岗位上服务过，直至参与《人民政协报》的筹办，担任该报的副总编辑、高级记者，而后又有幸被推选为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界)，但实际工作岗位仍在全国政协机关大院之内。如今，我已是75岁的老头。在至今仍健在的人民政协工作人员中，把我列入“老政协”的队伍，应当说并不夸张。

多少小事、大事，如同过眼烟云，都已成了历史。我曾服务过的人民政协队伍中的众多老前辈，绝大多数已经作古；即便是这支队伍中的同辈，也正在相继离去。缅怀和感叹，均在情理之中。伤感和哀痛，也无济于事。健在的同辈们见面谈起往事，常有人说忘了，记不得了。这是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我也并不例外。但他们常称我为有心之人。为什么呢？原来我这个人从踏上工作岗位开始，就有记大事记(不同于每天都写的日记)和保存自己参加而不须上交的各种会议、活动的记录本和原始材料的习惯。当初这样做的动因，只限于留下作为自己的工作纪念。时间久了，又觉得我所直接服务的对象中多数人几乎每周都得见面、交谈、开会，而在这些前辈中诸如梁漱溟、赵朴初、十世班禅、孙起孟、程思远、王芸生、于树德、杜聿明、宋希濂、爱新觉罗·溥仪兄弟、黄维、沈醉、文强等等，都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有自己一定位置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所言所行，无论是对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当代历史的回顾，还是对当今时事和国内外事件的述评，都有若干独到的见解，因而颇有保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部分都不可能见之于报端。因为这些所言所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在政协内部的活动范围内，结合自己的“思想改造”，不止一次地谈论自己，“帮助”别人，而在“检讨”中吐露心声，在无奈中展显实情。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在这个范围内的所言所行，除了向上“简报”反映，或他们自留底稿(实际大部分没有文稿或未保存文稿)，最后真正留下的就只有我这个记录员(小组秘书)手上的原始记录本了。

1969年9至10月间，全国政协机关与所有中央机关一样，在“一号命令”之下，大多数人奔赴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有不少全家离开北京。当时我的小女儿不满一岁，只得送到浙江江山老家让年近六十的老奶奶抚养。我和妻子走上“五七”道路，在湖北沙洋全国政协“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斗批改”，包括自身的思想改造。北京的家没有了，居住的一间半小平房也交公了。仅有的几百册图书、报刊，决心在离京前全部作废纸卖掉。然而当整理到自己的政协小组学习记录为主的近百件原始记录本和有关打印、铅印、手写的材料时，心中拿不定主意了。第一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组成部分，第二也认识到与此相关的人和事有保存的价值。所幸自己是刚刚三十出头的工作不几年的大学生，“文革”中既不是打派仗的热衷分子，更不是运动的批斗对象，拥有自主处理自己保存材料的权利。于是决定：所有图书报章，全部处理掉，大概只卖了几十块钱；留下所有工作笔记本和各种工作资料，从政协机关总务科要了两个肥皂箱，把笔记本和资料装在箱子里，扔在政协机关的仓库内。3年后的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返京后把这两个肥皂箱搬回家中，东西一件也不缺。但是，在“文革”结束之前，神仙也无法预料这些东西何年何月能派何种用场，更何况我辈这种凡人！

真所谓斗转星移，日出日落，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其规律是任何个人所不可逆转的。“文革”十年的灾难、这之前的若干次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运动，都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拨正了航向，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二个春天。我的这一堆“无用之物”，也派上了用场。1979年至1980年间，我与两位朋友合作，首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李宗仁归来》，在几十家报刊连载、转载之后，印成书发行量达106万册。1980年11月，我第一个撰写文章，从正面描写自1953年后被“冷藏”了27年之久的“反面教员”梁漱溟先生。自此，我就约稿不断，奋力写作，即便自己1982年投身《人民政协报》工作队伍之后，依然在工作之后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为我自己亲历、亲知、亲闻的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树碑立传”，在国内外逐渐为众多的读者所认可。若从1979年算起(我最早发表作品远在50年代末的复旦大学学生时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仍没有停笔。关于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写作梁漱溟、李宗仁及其他人物传记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读者可参考本书代序《我写民主人士的缘起》，这里不必复述。至于本书所收集的有关赵朴初、十世班禅、程思远、宋希濂、黄维、沈醉等已故爱国民主人士的文章究竟写得如何，读者可以自选阅读。我的自我评价是，我文中所写的只是他们漫长一生的一些片断，难免挂一漏万，但都不乏精彩处和闪亮点，尤其是大部分内容如同我撰写关于梁漱溟先生的文章一样，称得上是亲历、亲知、亲闻之作，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与众不同。是否真的如此，切望厚爱我的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原拟书名为“我所知道的爱国民主人士”，出版社编者建议改为“民主人士”。

汪东林

2011年国庆节写于浙江江山湖溪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