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智慧与原罪
亚当·斯密打败了拿破仑
19世纪初，英国人威灵顿是一位伟大的将军，这位将军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打败了“常胜将军”拿破仑。
1815年6月18日，以威灵顿为统帅的欧洲反法同盟联军与以拿破仑为统帅的法国军队，在比利时一个名叫滑铁卢的地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威灵顿取得了胜利。
在世界战争史上，滑铁卢之战是一场经典战役，这一战不仅结束了拿破仑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命，也使英国击败了宿敌法国，确立了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而且，“滑铁卢”这三个字从此也成为“失败”的代名词，在全世界广泛传用。
对于威灵顿打败拿破仑的故事，据说后来有人做了一个调查，竟然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不是威灵顿打败了拿破仑，而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打败了拿破仑——因为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让英国发现了一条通往财富的道路，使英国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跟拿破仑对抗，最后才赢得战争，建立了强权地位。
对于这一次的英法较量，还有人评价说：战争的胜利不仅是英国军队的胜利，也是英国市场经济的胜利——英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外市场做后盾，打败了一度不可一世的法国军队。
在这场战争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许能说明这是一场经济实力的较量：当法国军队在与英军作战时，身上穿的军服，都是来自英国的棉纺织品。
自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国势力日盛，逐渐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薪兴霸权国家；接着，在17世纪50一70年代通过三次“英荷战争”，英国打败了商业竞争对手荷兰，逐步取代了荷兰的“海上马车夫”地位，保住了海上霸权的优势；之后，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中，英国打败了最强劲的对手法国，夺取了法国的大片殖民地．确立了称霸欧洲的霸权地位；最后至1815年的滑铁卢战争，英国打败法国。进一步巩固了它在世界政治、军事的强权地位。
在英国崛起称霸的过程中，除了传统史学强调的宪政体制、工业革命、地理优势等政治、科技、自然因素外，实际上还与其自由贸易这个经济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对于这一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就是亚当·斯密。
尽管“亚当·斯密打败拿破仑”这个故事及其解释颇为深晦甚至费解，但却说明了亚当·斯密这个人物对英国的强盛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智慧为英国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力量和理论指导，这就是他对英国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原理。
而如果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动力作用”这种思路再予以推演，那么亚当·斯密打败的不仅仅是拿破仑，而且征服的是整个世界，也包括中国。
亚当·斯密这位举世闻名的经济学巨匠，于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他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并终身未娶。
斯密在少年时期喜欢阅读各类书籍，记忆力特别强。1737年。他以出色的成绩考入格拉斯哥大学；1740年，他被推荐到牛津大学深造。在大学期间，斯密深受休谟等启蒙哲学家思想的影响。
1748年，斯密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三年后，1751年，他返回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次年开设道德哲学讲座。斯密的道德哲学讲座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内容，其伦理学讲义后来经过修订，在1759年作为《道德情操论》一书出版。
《道德情操论》的关键词是“同情”，斯密在书中继承了休谟等人的同情论和道德感恩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他从人具有同情心出发，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来源，论述人的利他主义伦理观。《道德情操论》出版后在伦理学界获得极高评价，确立了斯密在知识界的威望，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关于法学和政治学的讲义包含了价格、税收、贸易等财政经济问题，这表明他在此时就已经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了。1764年，斯密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受聘为一位出国旅行公爵的私人教师，进行为期三年的欧洲大陆之行。在此期间，斯密开始构建他的经济学理论。
1767年，斯密返回家乡，埋头于经济学的创作。l776年，凝聚了斯密近十年心血的《国富论》终于问世。
此书一经出版，就立即引起广泛关注。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它的反响，把其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经济学著作”和“经济学圣经”。在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出了9个英文版本。
亚当·斯密也因《国富论》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至圣先师”。据传，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斯密的弟子”为荣，甚至连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也自称是斯密的学生。《国富论》的观点成了国会议员的常用论据，在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引用《国富论》的语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 《国富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土外，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倾倒。该书出版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都将书中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从而影响了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顾名思义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以及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亦即如何“富国裕民”的问题。《国富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做了系统描述。在书里，斯密一开始就说明了分工和贸易是如何增加财富的，指出分工和交易都出自人的“利己之心”，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利己行为促使了社会财富的增加。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斯密指出，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盘算自己的好处，这是人性的一面，但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坏；相反，人们在利己之心的支配下从事各种劳动，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社会利益，从而构成了私人与社会财富的增加。P4-6
从“甲申三百年祭”到“辛亥一百年祭”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也是大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由此上溯五个甲子周期，即三百年前的甲申年，是明朝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这一年闯王李自成率兵进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朝宣告覆灭，而随后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又被清兵租吴三桂的势力迅速剿灭。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成为后世每一个执政者不可忽视的前车之鉴。
在1944年，也正是中国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奋力拼搏的时候，此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而国民党则竭力强化其反共专制统治。当时，几乎各党派、政界、学界，都把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看成是一次借用明朝灭亡抨击国民党统治、“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的政治活动。当时被誉为革命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巨大反响。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一万六千多字，文章首先阐述了在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皇帝昏庸，结果引起农民起义，导致亡国之祸；其次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的经过；文章最后论述李白成占领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轻视敌人，生活腐化，“纷纷然，昏昏然”，终被清兵和吴三桂的势力打败的结果。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北京仅仅住了40天，其刚建立不久的大顺政权就迅速土崩瓦解。
《甲申三百年祭》紧紧抓住甲申年中明王朝、李白成、清兵和吴三桂等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交替，从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和李白成农民起义的对比叙述中，揭示了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郭沫若在文章中既歌颂了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同时又沉痛总结了其最后失败的原因，“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是李白成以下的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①。“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终于酿成历史的大悲剧，其败如风卷残云。”②
明朝灭亡以及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被清军和吴三桂的力量打败后，1644年，清顺治帝定都北京，建立全国政权，从此中国进入清朝的历史统治中。
清朝入关后，出现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位开明能干之君，采取了一系列励精图治的举措，让中国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至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国力强大，秩序稳定。
在清朝历史上，其人口数量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的，清末时达到四亿以上；清朝开疆拓土，鼎盛时领土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
清朝在走向繁荣鼎盛的过程中，也累积了许多弊病。如加强思想钳制，加大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外国先进思想和技术的传人，致使晚清的中国大大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大清王朝其实自乾隆末年开始，就逐渐走向了腐化衰落，政府统治保守僵化，执政能力衰退弱化。而自1840年起．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这些内忧外患的因素接踵而至，中国连遭重创，华夏沸腾，生灵涂炭。晚清历史一路走向衰亡，到了清朝末年，大清江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明朝灭亡二百六十余年后，清朝也走到了灯枯油尽的境地。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的一声枪响，打响了武昌起义，一场千古未有之革命喷薄而发，这就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走向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溥仪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当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f临时政府成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是革命党人始料不及的：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失败、军阀开始混战……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只留下一个民主共和的空壳。中国在其后的近40年中，内外战争从未停止过。
如今，辛亥革命已经过去百年，如同明朝灭亡的甲申年一样，辛亥年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而且其历史地位和意义远比“甲申年”重要得多。在这一年，规模宏大的民主革命使清朝专制的王权统治趋于崩溃，而随后由于种种压力和错误，却不幸换来了袁世凯的专权，此后中国又进入多年的混乱动荡时期。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清末民初的历史，即清朝的灭亡和辛亥革命的兴起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这个历史大变革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同明末的历史情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同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兴起以及大顺政权的灭亡这一段历史颇为相似。而这一切又跟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所述的明王朝、李自成、清兵等各种力量的角逐交替一样，清末民初的历史浮沉也与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有关。
在清末民初，即辛亥革命前后，也包括辛亥革命在内，中国大地上的封建守旧势力、新兴革命势力、外来侵略势力、立宪保皇势力等各种力量，相互斗争博弈，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列强入侵、革命骤起、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接位、军阀混战……各种政治力量的角斗从未停止过。当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外来势力的入侵和国人的反抗斗争，旧官与新贵的互争，党同伐异，朋党之风等大肆盛行，诸如明朝末年的各种势力纷争又再重演，甚至更激烈、更残酷。
例如，站在旧王朝的灭亡角度上来讲，清朝的灭亡同明朝的灭亡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在清朝的灭亡过程中，同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清兵人关以及吴三桂叛变等力量及因素一样，把清政府推向覆灭境地的，也是多种力量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清政府的灭亡与革命党人的起义有关，也与新军的反正，农民群众的暴动，立宪派与外国列强对清政府的抛弃及袁世凯的背离等这些力量及因素有很大关系。
而且，同明朝灭亡的关键性因素在于明朝统治者政治腐败、昏庸无能等自身原因一样，导致清政府灭亡的关键原因也在于其自身。晚清时期，清政府保守僵化，统治者昏庸腐化，到了清朝末年，腐朽专制的王朝陷入到严重的统治危机中，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炮火声中走向灭亡。
另外，站在新政权的失败角度来讲，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同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失败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最后在清兵和吴三桂等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也始终处在各种压力之下，来自立宪派、旧官僚和外来列强的压力，使得临时政府最终不得不向袁世凯势力做出妥协。
同时，与李自成大顺政权灭亡的关键因素在于其自身“纷纷然，昏昏然”一样，导致南京临时政府失败的关键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南京l临时政府的领导核心同盟会在取得政权之后，进取意志减弱，队伍变得涣散、保守甚至颓落．内部矛盾日益严重，妥协倾向不断滋长。而立宪派、旧官僚、袁世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迫使革命派让权。最终，民国政权落到了北洋军阀代表袁世凯手里，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前后仅存在了短短3个月。
在每一个动荡激变的历史关头，其实都是各种力量斗争、博弈的关键时期。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各自所领导的势力是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两大主要力量，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且双方的战争也有一触即发之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这一史论结合的雄文，不仅引发人们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同时激发人们对当时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思考。
国民党作为当时执政党，本应从明末历史沉浮中吸取教训，革新政治，广开言路，以免重蹈覆辙。但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却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影射当局”，指责其是“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对其大张挞伐，大扣帽子，甚至对作者本人进行人身攻击。
与国民党相比，当时共产党的态度则截然不同，该文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并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曾强调：“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
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前，毛泽东又提起《甲申三百年祭》中李自成的教训，他形象地比喻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退回去就算失败，我们绝不当李白成，李白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是借明末政治腐败导致民怨沸腾而终于倾覆的历史事实，进而揭露国民党政治腐败，丧失民心，希望国民党引以为戒，警惕重蹈明亡的覆辙，但反而却遭到国民党的抨击和仇视；而毛泽东和中共却以博大的胸’怀，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党的整风文献，号召共产党员把它当作警钟和历史的镜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正是中共和毛泽东伟大的地方，也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既写了明王朝“其亡也忽焉”的史实，也写了李自成大顺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这实际上指出的是国家生命周期和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古今中外，每一个朝代的历史演进几乎都呈现出一定的周期现象，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每一个王朝都走不出兴衰浮沉的周期规律。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即辛亥革命那一段天翻地覆的历史，也恰应验了清王朝“其亡也忽焉”，辛亥革命及南京临时政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对于清朝的灭亡，如果再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文明“生命周期”理论来对照分析，在辛亥革命前后它也走到了生命周期的死亡阶段——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在强大的过程中，“统治者”往往会发生蜕变，这会致使文明(国力)衰落，最后导致国内革命的爆发；在“下层阶级”革命与“外来势力”的共同冲击下，内外危机并发，最后导致文明解体、灭亡。
清朝自嘉庆皇帝开始．最高统治者就发生蜕变堕落，如道光、成丰、同治、光绪等皇帝，几乎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失去了当初开国者的那种奋力开拓进取的精神，这也导致了国力的衰落；紧接着，各种矛盾的积累引发了国内革命的爆发；然后在内部革命与外来侵略的冲击下，内外危机进发，最终导致清朝解体、灭亡。
清朝灭亡后，经过民国那一段纷乱历史，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结束战乱，走上建设现代化强国之路。关于中国将如何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率，走出国家生命周期的紧箍，走上一条持续发展之路，1945年7月，在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给出了其中的一个答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
辛亥革命正是一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革命，它唤醒了国民的民主意识，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社会民心，由此也开辟了一条跳出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而如何“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让“政府不敢松懈”，不使“政怠宦成”与“人亡政息”，“同志仍需努力”。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的最大要义之一所在。
作者
2011年10月
英国人的“贸易战争”源自何处？美国人的“文化战争”有多恐怖？法国人的“宗教战争”有何实质？俄国人的“疆土战争”有何居心？日本人的“人性战争”有多残忍？中国近代史上的抗争图存为什么屡屡失败？历史为什么会选择孙中山及其革命？清政府为何会走向败亡？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临时”政府？民国的历史为何如此纷乱？历史的归宿在哪里？
……
《被遗忘的较量(辛亥沉思录)》不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但这是一段每个中国人不可不读的历史。
《被遗忘的较量(辛亥沉思录)》由马元之编著。
马元之编著的《被遗忘的较量(辛亥沉思录)》是一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书，同时也是一本借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沉思中国百年屈辱岁月的“祭文”。本书以辛亥革命为立足点和分界点，从全新视角，并以中西、新旧、南北人物对比为基础，通过比较手法，结合客观时势，从“人与人的较量中”分析论述中国的屈辱岁月，从而为辛亥革命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为结束中国的苦难岁月所进行的不懈探索留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