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位与专业

我于2006年8月1日接任台湾中山大学企管系系主任，许多朋友知道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恭喜。”但我真不知何喜之有。在我任职的学校，每当有同仁出任学校行政工作或是借调到行政机构任职，总是有人会张贴恭喜海报或送花致贺，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那些行政职位有什么了不得的名利。

大学教授的职志是学术工作，出任行政工作通常会影响到他们投入学术专业的精力与时间，对志于学的学者未必有利。因此，教授从事行政工作可说是个公共服务的义务与责任，而非值得欣喜的名利。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认为教授出任行政职是件喜事呢？这显然是中国的官本位传统影响所致，一个工作若是没有“名位”的加持，地位似乎就差了一点。

在官本位的传统下，专业只有工具价值而无目的价值

在官本位的传统下，任何专业最终的目的是为官所用。换言之，专业本身没有“为专业而专业”的目的价值，而是“学而优则仕”的工具价值。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教授学术工作的好坏没有自身的专业价值，系所主管、院长、校长或官员等名位才有价值。这个现象在大陆尤其严重，但台湾的学术专业价值已经逐渐发展成形，许多学者可以从专业的精进中获得满足，担任行政职务纯粹是为了尽群体义务罢了。由于社会大众对专业价值的认知还有所不足，因此会认为出任系所主管是件值得恭喜的事。

再以媒体为例，台湾一直没有办法落实“资深记者”或“专栏作家”的制度，正是因为社会对专业价值不了解所致。许多记者做到一定的程度就希望能“升迁”为“主编”、“组长”之类的行政职。于是，一个原本可以成为振聋发聩的记者，却沦落成组织流程中的小官僚。当年，《中时晚报》创立时，为了打破这一积弊，曾经成立一个超然的“资深记者室”，确实让人感觉耳目一新。但随着创建这一制度的高信疆请辞社长，这个“资深记者室”也就烟消云散，实在可惜。

让专业人员从专业领域而非名位中获得肯定

不少欧美知名记者的著作甚至可以成为大学用书，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在意俗世名位，而能在专业上不断精进的结果。最近广为知识界阅读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s is Flat)一书，就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弗里曼(Thomas L．Friedman)的作品。在企业里，研发人员是重要的专业人员，如果研发人员都想最终有个管理名位，相信对公司长远的发展一定是弊多于利。因此，许多公司的挑战是如何让研发人员安于研发工作，换言之，就是让专业人员从专业领域而非名位中获得肯定。  由于一般社会大众并不具备判断专业领域的能力，因此，当专业人员能够从自己的专业社群中获得鼓励与诱因，能够不媚俗地追逐名位时，这个社会才算真正进入一个尊重专业的社会。就此而言，无论是台湾或大陆，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补习教育的印记

最近有位素昧平生的人寄给我一封电子邮件，该邮件主要是来毛遂自荐，强调他本人具有丰富的各种竞赛经验，可以来替我们学生演讲上课，教导同学要怎么面对竞赛、获取名次。这让我想起心理学的印记理论(imprinting theory)，该理论认为有些生物在学习的过程中，在某个关键期间所养成的认知模式，会一直持续型塑这些生物的一生。例如，小鸭子冈岍始学走路时，要是有个人把母鸭移走，让小鸭们跟随一个人走，小鸭一辈子都会认定这个人是它的母亲。人类的认知行为要比一般生物复杂得多，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认知的模式；但是，无可否认，很多成年人的认知行为还是深受幼年型塑的印记所左右。

台湾补习教育印记创造了商机

绝大部分在台湾成长受教育的人，都有过为了考高分上好学校的补习经验，这个补习经验就成为许多台湾人不可磨灭的印记。在面对各种评鉴或比赛时，许多人会很自然地以少年时的补习印记来面对。这个印记因而创造了一些可能的商机，发给我电子邮件的陌生人，就是想要掌握这个商机。

有不少应当具有独立思考研究能力的大学教授，也难以摆脱补习的印记。这几年，台湾高等教育对于大学教授学术研究的要求，起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要求学者们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许多大学都很积极地邀请论文丰富的海外学者以及一些国际期刊的编辑，来为台湾的教授学者们“补习”，期望台湾学者能通过“补习”而多发表国际期刊论文。有位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甚至开起补习班，到处发广告邮件，要来教导大家怎么发表论文。可怜的台湾学者们，小学时要补习参加科展；初中时要补习上好高中；高中时要补习上好大学；大学时要补习上研究所；好不容易拿到博士学位，原以为可以喘一口气了，却还要继续补习以便发表论文。补习印记的深远影响，可想而知。

补习并非万恶不赦，要看目的何在

补习并非万恶不赦，要看其目的是什么。年轻教授刚进入学术圈，在论文写作与发表上，经验确实不足，找些国际级的资深教授来与年轻学者分享他们的学术经验，当然有正面意义。对于参加竞赛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来说，有专家能在他们比赛前指导临场的表现方式，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但是，补习的目的若是只是为了争名次争地位，那只是操短线的做法，非常可能因而丧失学习的兴趣与方向，那就是倒果为因了。P9-12

这本《狐狸与狼》我翻阅了多遍，每次并不都是从头到尾，而是选择几个篇章，像是把玩手工很精巧的器物，欣赏之余总会会心一笑。

——陆雄文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在叶教授的新著中针对的，是他所关怀的当前台湾或华人企业，由于这一层缘故，使我们在细读本书内容时，会感受到更深一层的震撼和共鸣——震撼代表初看标题时的感受，共鸣却是读罢之后的顿悟。

——许士军教授，元智大学讲座教授．台湾评鉴协会理事长

第一篇 谁是管理的影舞者？

　华人社会所称的“关系”

　管理不透明就没有隐私权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名位与专业

　补习教育的印记

　原谅容易，同意难

　表里不一的沟通文化

　共患难易，同享福难？

　尾牙的功能是什么？

　多些克服，少些顺服

第二篇 管理教育在教什么？

　不要让坏的管理理论摧毁好的管理实务

　管理与个人主体性

　台湾管理学教授的挑战与机会

　个案教学法有什么神奇之处

　谁适用个案教学法？

　EMBA学生须知

　管理方法应该贴上警示语

　教而不行，不如不教

　管理教育何去何从？

第三篇 企业要如何实施社会责任？

　有公义才有效率

　管理的社会成本

　哪些企业最受世人尊敬？

　企业要披露其社会责任

　媒体与企业的关系

　谁是最有品德操守的企业家？

　富商的遗泽

　如果我是施振荣

第四篇 公司治理真能治理公司？

　公司治理还是家族治理？

　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老板有“代理成本”问题吗？

　没有独立精神，怎能有独立的董事？

　独立董事能多独立？

　独立董事要怎么付费？

　企业要规范利益冲突行为

第五篇 企业经营有捷径吗？

　企业经营三层面：势、人、系统管理的位阶

　企业定位三类型：高科技、高繁度、高感度有机可乘与有志竟成

　企业发展三部曲：抄、操、超

　企业失败的主因：不诚实、不务实

　如何从失败中学习？

第六篇　有管理总比没管理好？

　企业要如何选用管理顾问？

　信息时代的挑战与机会

　原则与规则

　替品德打考评分

　适得其反的记过制度

　适得其反的激励制度

　效率可能扼杀创新与品牌

　看法、想法与做法

　好的管理系统要符合2C原则

　组织的四类成员

　薪酬=脑+肩+脚

　决策先说理，再依法，后讲情

　从桑默斯辞哈佛大学校长谈组织变革

第七篇　领导有这么难吗？

　领导是异中求同，管理是同中求异

　分治与统治

　作之君，作之师？

　领导者要能倾听

　多做教练，少做仲裁

　狮子与绵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要能配适

　求知己于君臣尤难

　事业与舞台

　从龟兔赛跑谈领导人才的格局

　企业接班的程序

　自律、自信、自得

第八篇　制度不创新，科技能创新吗？

　制度创新比科技创新更重要

　农业领域如何建立品牌？

　我们需要有知识深度的创意

　有环境才有创造力

　从教改经验谈决策与执行

　有权无责的审议制度

　期待专业菁英引领专业精神

附　录　

　为何大陆台商少用大陆人出任高层主管？

　台湾专业经理人的竞争优势

我同匡时有十多年的交往。他在复旦做访问的时候，交友甚广，我的许多不同系科的同事都是他的好朋友，可见他是一个博学而多识的大家。因此，我对他的文章总有一点格外的欣赏。这本《狐狸与狼》我翻阅了多遍，每次并不都是从头到尾，而是选择几个篇章，像是把玩手工很精巧的器物，欣赏之余总会会心一笑。对于这本书的认识，台湾管理学界前辈许士军教授的推荐和作者的自序已经写得非常分明，我只想补充三点：

第一，我所理解的管理就是“管人理事”。要达成做成事的目标，就需要把人组织起来，于是就要从哲理的高度、心理的深度去洞悉人性的肌理，才能厘清事务的逻辑，从而把人有效地组织起来，去实现预先设定的目标。这是所有管理命题的本来面目。作者恰是以此为核心来展开讨论的。

第二，作者是一个台湾教授，写作的风格当然带有厚重的台湾文化的浸染。他揭示了对许多管理问题的一般性认识，其所阐述的道理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尤其是对华人商业世界来讲。然而，毕竟他许多的案例剖析是在台湾社会的语境下完成的，因此具有其独特性，为我们分析台湾管理研究与实践发展的脉络打开了一扇窗户。

第三，本书每一篇章短小精湛、自成一体，围绕一个主题、针对一种现象或实例，层层展开，常常在引人人胜之时嘎然而止，给人留下许多思考，是商界人士旅行之中、入睡之前最佳的伴读物。在台湾，朋友往来素有互赠“手信”之礼，其实本书也恰好是喜欢读书思考的商界精英的一个选择。

当然，虽两岸同文同种，但受西方影响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商业发展的历史轨迹都有差异，因此在两种语境下，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自然会有所不同。早期，台湾将“markel：ing”翻译为“行销”，大陆在借鉴之余，多采用“营销”，孰优孰劣，大可不必争执。因此匡时在书中对于“台湾专业经理人的竞争优势”的分析，我虽认同，但他归之于对“professional”译解之差异，却难免有所牵强。对“professional”用“专业”亦或“职业”来翻译，哪个更精准，还是留待翻译家、词源家们去考据，而其内涵则可由管理学家与实践家去赋予、挖掘和引申。至于大陆将“CEO”翻成“首席执行官”而不是台湾的“执行长”，也并不是大陆的学界、商界刻意推崇“以官为上”、“官比长尊”。就像英语里的"of—ricer”，只是一般意义的管理责任承担者的头衔而已，广泛存在于政府部门、军队与企业之中。同理，《为何大陆台商少用大陆人出任高级主管？》一文，虽有道理，却归咎于台商本身“限制”，颇是苛求。毕竟总体上讲，台湾企业的管理水准仍领先于大陆企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请各位贤者雅士自己鉴赏。

匡时的这部作品议题广泛，反映了他善于观察、用心倾听的一贯作风。他学识渊博、思维开阔，其亦官亦学的背景为这本横跨管理理论与实践两重世界的智慧思考之作提供了最好的诠释。他有时是狐狸，有时是狼；只是无论他是狐狸还是狼，都蛮遭朋友喜欢的。

是以为序。

陆雄文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2011年12月

狐狸是独来独往的动物，狼是合群的动物。企业依其定位与价值观，运作时可以是狐狸般的狐独，也可能像狼一样的合群。

叶匡时编著的《狐狸与狼(企业管理的个性与群性)》收录了我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7年之间所发表的散文，这些短文曾分别发表在《经济日报》、《工商时报》以及《天下》杂志，为了文体的可读性，我不在此一一列出它们原来发表的出处。收录到这本书的每篇文章都经我重新修正更新，也有些文章是原来的两三篇合并改写而成的。由于学校行政事务繁忙，再加上教学与研究的负担，我整整耗费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才勉强将这本书修改到可以交差付梓的程度。《狐狸与狼(企业管理的个性与群性)》共分为八篇，前四篇属于总体层次的议题，包括组织文化、管理教育、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第五、第六、第七篇则是个体层次的部分，包括定位、管理和领导；第八篇为公共政策的探讨；公共政策对个别企业的发展，影响至巨，有企图心的企业经营者，一定要关心甚至参与公共政策的拟定，才能营造出一个有利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就某种意义来说，总体层次探讨的是企业的群性，而个体层次则关注企业的个性。

叶匡时编著的《狐狸与狼(企业管理的个性与群性)》由70余篇短文组成，针对华人企业，以文化和行为为视点，以公司治理、企业伦理、社会责任、管理教育、沟通、组织系统领导等实务问题为导向，指出当今管理者需要的，就是一种管理心态上的革命，跳出旧有管理典范的窠臼，才有希望登上另一个管理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