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焚毁萨德吗》法国著名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成熟时期的随笔集，文风犀利、鞭辟入里；《要焚毁萨德吗》是第一本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剖析萨德这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要焚毁萨德吗》围绕“特权阶级”展开论述，对于我国现代社会有借鉴意义，具有话题性。

《要焚毁萨德吗》法国著名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成熟时期的随笔集。《要焚毁萨德吗》最初在法国出版的时候，标题为《特权论》，其中收录了《要焚毁萨德吗》和《梅洛-庞蒂与伪萨特学说》，后来又以《要焚毁萨德吗》为标题重新出版。

萨德是18世纪法国色情文学作家，Sadism即性虐待狂一词由他的名字而来。一些人认为他是绝对的邪恶，鼓吹本能的放纵，万恶不赦。另一些人把他看成鼓励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欲念的满足，终获彻底解放的战士。他的作品在法国被明令查禁，直到20世纪初才平反，是“被诅咒的作家”的先驱。波伏瓦切入的角度很特别，她的书名叫“特权论”，从特权阶级对自己处境的认识讲起，以旧时的贵族阶级为例：贵族们捍卫自己的权利，却不去考虑这权利的合理性。萨德出身贵族，却勇于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违背贵族遵循的道德标准，用最极端的方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虽然他最后失败了，可是他张扬的行为揭示了特权阶级身上的利己主义只可能是一厢情愿，无法在所有人眼中赋予自己合理性。

前言

要焚毁萨德吗

梅洛-庞蒂和伪萨特学说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 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c）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c）、施虐淫者（sadiquc）；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说实话，萨德既不是作为作家也不是作为性变态者引起我们关注：我们关注他是由于他所开创的在自我这两个侧面。之间的关联。他没有把那些反常当做一种被赋予的天性来加以承受，相反他却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体系，目的是为这些反常之处要求权利，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那些反常之处便取得了自身的价值；从反方面说，只要我们明白了通过他书中的哕嗦、老套、笨拙，他在试图向我们传达一种经验，但这经验的特殊性却是无法传达的，这时候他的书便会吸引我们。萨德曾经尝试将自己的心理一生理的宿命转变为一种伦理选择；他借着这一行为来承担自己与世人的隔绝，他声称要将此举变成一个范例和一种号召：由此，他的遭遇披上一层广义的人文内涵。我们能够不否定自己的个体性而满足对于普遍性的渴望吗？或者只有通过牺牲我们的差异，我们才能融人集体呢？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们所有人。在萨德这里，差异被一直推向丑闻，他文学创作的巨大数量向我们展示出他是以怎样的激情在希望着被人类共同体接纳：如果不向自己说谎，任何个体都无法逃避这种冲突，而我们在萨德身上看到的是这一冲突的最极端形式。这是一个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萨德的胜利，也就是说由于他固执于自己的特殊性，他帮助我们从普遍意义上定义了人性的悲剧性。P3-5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