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西的学术随笔集《三月书窗》里约三十余篇文章,大都写于八十年代以后。书里那些清澈的思想,娓娓的笔致,使人忘倦,也让人怀想世纪老人的意绪风流。
鲲西的兴趣范围颇广,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绘画、音乐,次第写来,毫不费力;既关注大家学者陈寅恪、钱锺书、王国维、罗素、霭理士、维特根斯坦等,又回忆清华师哲潘光旦、吴宓,即使写闽籍乡贤,也周旋于遗老胜流之间,如同光诗派、黄秋岳等,并穿插有文史考证,落笔掷地有声,行文自然显得厚重。他的阅读视角如此宽域,其中缘源有自,在他从学时,因战争北方三校的文法学院迁至云南蒙自,这一段时间,他既听陈通夫先生讲斯宾塞和人口问题,又去听钱宾四先生的中国史,还对叶公超先生讲解的十八世纪英国感兴趣……这段的独特受教经历,自然赋予鲲西先生不同寻常的含英咀华能力。
《三月书窗》为“火凤凰文库”之一种。
《三月书窗》为鲲西先生的文史随笔,不但学识渊博,启人心智,而且其笔所涉及的都是当前学术界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对于清华师友等当代文化名人的著述均有独到的看法,具见其渊博学识,启人心智。
别具一格的传记
一般说传记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严格依据人物的事迹,这可以称为实录式的;另一种虽也以事迹为主,但却被传记作者赋予更多的个人想象和文字渲染。这后一种写法,以近代英国著名传记作者李顿·史特拉屈(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皇传》为最突出。作者几乎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使传记的主角就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生动。在我国,自司马迁、班固创纪传体后,传记的撰写基本上是沿袭着前一种的体裁。不过即以司马迁而论,他在状写人物之余,亦往往即事寓情,或者寄托感慨。所以绝对客观的传记其实是不存在的。传记总要包涵着写传记者的观点和看法,以及他对人物所怀抱的情感和兴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遗著《柳如是别传》,则可以说是介乎这二者之间,而具有它的最独特的风格的一部传记。因为它是一部历史著述,是以通过对人物作品的大量笺证考释来记叙人物,使三百数十年前明末的名妓柳如是,她和当时文坛宗匠钱谦益(牧斋)的姻缘,她的出类拔萃的文学才能,她参加复明的爱国活动,以及那个可歌可泣的时代,生动地再现了出来。历史研究者把这部《别传》当作谨严卓越的史学论著来看待,而我们又从这充溢着著者与人物情感交融的篇章中,获得像读传记文学一样令我们心弦激荡的感受。
读这部《别传》,需要具备同情与理解的心。著者是一个著名的治学谨严的学者,但他也同样是以同情和理解的心来写这部别传的。这是一个曾经处于社会最低层受尽侮辱的女性。可是她又具有独立不屈的个性和无与伦比的才华,在那个黑暗的封建时代,她的一些事迹曾被当作“佳话”流传,她的诗、赋被看成佻伛游戏之作,她蒙受诬蔑和遭到轻视。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用同情和理解的心来读这部别传,因为即使作为今天的读者的我们,也未始不需要这种灵魂的洗涤。
柳如是所处的是一个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具备历史知识,同时还要驰骋于历史的丰富的想象力。这里有两个历史阶段的背景,我们必须有清晰的概念。柳如是是由明入清的人物,她经历过明亡和清人人关,她又和钱谦益参加过复明活动。在她的前半生涯中,她和东林党的继起组织几社的人物,有着密切的交往。在她的后半生涯中,她已经和钱谦益结缡了,当公元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清兵南下之后,南中国的爱国反抗的火焰仍然熊熊地燃烧着,特别是郑成功由进攻南京到最后失败,这一个过程构成了这部别传的后半部的历史背景。《别传》所以具有深思详瞻的历史价值,正是因为它所描述的不单是两个人物,而是三百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
对于柳如是,这一动乱的时代,有着比对任何其他女性都更密切的关系和影响。她的独立坚勇的性格正是从这些历史变革中显示了出来。这也就是全书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作为一个被放逐于封建社会礼法之外的女性,她是一个受凌辱者,一个不幸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又由于不受礼法的约制,她的个性——特别是放荡不羁那一面,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她的禀赋极高的文学和艺术才能也获得了切磋和提高的机会。在这里,著者的分析是富于卓见的:“寅恪尝谓河东君(按即柳如是)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门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求之也。若河东君,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这一洞见使我们对于这个明慧绝伦的女性,以及她那非凡性格的形成,有了初步的了解。
本书前半部的头三章是以柳如是和几社胜流、明末负有盛名的诗人陈大樽(卧子)的亲密关系为中心的。陈卧子和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同为几社盟主,在明亡之后这三个人物都先后殉难,特别是写《南冠草》的夏完淳的死难是极为壮烈的。陈卧子对于柳如是的文学修养和政治觉醒都有很大影响。他与柳的交往,可以说是柳如是的生命中有着最真挚的感情的一段经历。收集在她的集子《戊寅草》中的词和赋,正是表达这一时期隐藏在她心灵深处的爱情和痛苦的作品。
《戊寅草》中有《男洛神赋》一篇,所谓男洛神,据著者论证,就是指柳如是心目中的理想人物陈卧子。因为卧子有《湘娥赋》,正好和《男洛神赋》中“协玄响于湘娥,疋(匹)匏瓜于织女”一句相呼应。虽然这正是她和卧子情爱最笃之时,可是终身的盟誓既不可期,而离情却已经在透露了。这才使她痴心地用匏瓜这个永不与它星相接的星辰和织女这两个古典,来祈求终有和卧子匹配的一天。这就是《男洛神赋》的主题意旨,著者说这应当看作是柳如是自述她的身世归宿的微意,是她的“誓愿之文,伤心之语”。可是由于她的微贱的出身(从相府小妾见逐,流落为娼),她唯一的一次真诚的爱情只能以悲剧的分离而结束。
经过十年的波折,柳如是最后才在崇祯十三年和钱牧斋结合。这也就是从第四章开始的本书后半部的情节。这就必然要牵涉到钱牧斋这个历史人物。在崇祯年间,钱牧斋在政治和文学上拥有双重的重要地位。他是王世贞之后文坛上最负盛名的宗匠;在政治上,他又是东林党在东南最后的一个党魁。可也正是这后一点,使他蒙受了一生无法煎洗的污点。第一,他以一个东林党魁却在南明时投靠了阉党(魏忠贤)的马士英和阮大铖,使他为重名节的东林党人所不齿。第二,当清兵南下,南明小朝廷倾覆时,率先投降的又是他。这使他永远陷于悔恨和内疚之中。
在这部《别传》中,著者将钱氏置于整个历史时代的背景中来看待,并且通过对于钱氏诗篇所作的大量历史笺证考释,从而揭示出诗篇中所隐含的与当时复明运动有关的许多事迹,钩稽出复明运动的诸多可歌可泣的史实。这后一部分是《别传》对于明清之际的历史和文学考释所作的极有价值的贡献。
P1-4
“书窗”外的闲话
钱伯城
鲲西的学术随笔集《三月书窗》出版,我感到高兴。集子里的文章,在报刊发表时,我大都看过。有的文章发表前后,我们还曾就其中一些看法交换意见。鲲西要我为这本书写篇序。序则不敢,话要说几句,权当站在他的“书窗”外说些闲话。
鲲西是我敬佩的老友。我们相识订交,至今四十多年了。光阴过得快,但四十多年也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我们都以渺小之身,经历了这段时间内历史大潮的冲击洗刷,起伏浮沉。万般多有变化,唯有友谊长存。庄子说:“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他假托这是孔子的话,但孔子只言“道”,从不说“道术”,可知仍是庄子自己的说话。我很喜欢这两句话。对“道术”的解释,可因人因时而异,我以为不如作志趣解。与鲲西交,常使我得到一种近乎志趣投合的“相忘”感悟。
前不久,我写过一篇回忆性质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关于鲲西的文字,那是记述一九五九年我已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下乡“监督劳动”时发生的事:
……小队长接着又读了一个通知:“右派分子w,抗战时做过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现已逮捕。”这个通知,令我反感,造成我在很长时间内“表现不好”。W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平时谈得来。他处世平和,与人无争,只是看事看人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也“扩大化”了。我对他的被捕,认为是过分了,为之不平,不免情绪上有所表现。许多年后,W平反,自劳改地归来,谈起此事。他说虽然关了多年,但“文革”中却躲开了批斗的磨难,也是有失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善于譬解。叶浅予在回忆录中谈起他的十年秦城牢狱之灾,也是以此为幸。
这位W,就是鲲西。他的特点,便是这段文字中所说的“平和”二字,也即是平静和粹。他的做人,做学问,都出之以这种平和的心态。对待自己遭遇“善于譬解”,正是因有平和的胸怀,由此发而为文章,自然也充溢了平和之气。
但平和又不是随和,随和就是随风倒,或玩世不恭式的随声附和。鲲西的一些文章,对随风倒的学风,或对某些随声附和混世型的人和事,虽然还是以平和的目光视之,但也深致其悲惋哀惜之意。所以他的读书论学,不盲从,不诡随,真能从常人不经意处看出别解,探出新意。有人写文章,如金刚怒目,如韦驮仗杵,鲲西文章则如罗汉垂眉,安详自如,自具一副慈悲心肠。
据我所知,鲲西早年多从老师大儒游,含英咀华,学养素厚,但不轻易为文。他是自八十年代起方较多地写些文章的,但亦不苟作。他博览群书,中外兼蓄,尤邃于西学。每拈一题,议论出入今古,精义叠出,启人心智。这是他的第一本集子,我预期鲲西著作无量。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于上海观景楼
唐韩致尧有诗《三月》中云“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惟少年”,前读陈寅恪先生诗及文,尝取韩集读过,而竟没有看到这样好的一联,后来尚是翻钱默存先生著《谈艺录》补遗中始见此句,深喜之。因取“三月”意名这本小集。自然三月是春光明媚的时候,不过寒夜秋夕又何尝不是读书的好时光。四十年代中长住昆明,那里最是一年到头都是和煦的季候,差不多做完一天工作之后,我总是在灯下展读莎士比亚一二小时,一天的疲惫全都消失了,但觉得胸中既激荡又平静,这是莎士比亚所赐与的,没有什么更能形容这一种读书所得的快乐了。至于诗云“一去不回惟少年”,对于我已感不到有什么可怅惜了,反而言之少年正是热爱书渴求知识的时候,我自认我从来的学习成绩总在侪辈之下,但对于书的爱却是从少年时开始的。离开校园也正是这样,有负于师长的教诲使我不安,但一生保持着探求知识的兴趣却是离开校园后从未改变过。前些天偶看到有一小文记一位学人下放于菜圃劳动,一时间误传将得到上调,后又成泡影,当其家人说何不即终老于此,答“没有书!”噫,书之用竟如是之大,只是因为它是荡涤我们的灵魂,保持我们心灵圣洁的那种力量。我所以有取于韩偓的诗,也有一点怀乡的心,因为韩后来避祸入闽,但其晚年如何正史本传都没有交代,我读王夫之《读通鉴论》觉得他对韩之出处评论极为公允,因之我对他入闽后究竟如何结局,怀着很大的好奇心,韩的身世,韩的时代是极富有历史涵义,好奇心或由此而来,若有机会当取吴挚甫评注本《韩翰林集》一读之,这是寅恪先生尝加以批注的。以上皆属题外话。
收入本集的约三十余篇小文大都写于八十年代以后,在过去十余年里也以一部分时间写过一些论著,但敝帚自珍,我却喜这本集中的短文,因为它或许更代表真实的我。论文或不免矜持,以至时有仓父气,我写过有关《红楼梦》、《金瓶梅》以及袁中郎、吴梅村、汪中等论文,虽不无个人见解,但终觉不纯,这就是论文难写之处。集内文大约分书评和回忆两类。书评是一门艺术,它要言之有物,文不宜长,它又必须具有作者个人的风格。四十年代我最欣赏叶公超先生写的叶芝编《牛津现代英诗选》一篇长评,发表于《文学杂志》,谈英诗如数家珍,叶集已出,读者不妨取一读,定信所言不虚。
书和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都靠朋友之间相互传递信息,我把这叫做种子,我之得读亨利·詹姆士和E·M·福斯特小说皆出于卞之琳的推荐和介绍,所以别人影响我的,我也会影响别人,这就是如下种子一样的作用。周学普译《歌德对话录》就是徐君高阮临歧执手告别之际介绍我读的,是我最爱读的书之一,徐君墓木已拱,此际又想起“一去不回惟少年”这句诗,只是更为悲怆罢了。
此书承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先生热心肠而收入“火凤凰文库”中,除了感谢之外,使我欣喜的是于暮年又结识了一位爱书的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然而相逢又岂是容易,此所以于欣喜中又不免于怅怅。老友伯城允为本集作序,伯城亦知我者,序有过誉,甚感惶恐,并在此志谢。是为记。
鲲 西
一九九六年十月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