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现代人》由卡伦·霍妮所著，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焦虑的现代人》由卡伦·霍妮所著，《焦虑的现代人》的内容如下：

一方面他对爱怀有病态的追求，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爱、逃避爱；一方面他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另一方面他又对失败甚至对成功怀有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一方面他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另一方面，他又总是放弃自我、顺从他人……

任何形式的爱，都有可能给他一种肤浅而表面的安全感，甚至幸福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不相信他们，对他们表示怀疑和恐惧。他不相信这种爱，因为他固执地相信没有任何人可能爱他。即使他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也不可能真正享受它，他完全被关在幸福大门之外，不可能获得任何快乐。

现代的竞争文化，让人类陷入不可解的困境，因为人不可能把他人踩在脚下，同时又希望得到他人的爱。

导论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第二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第三章 焦虑

第四章 焦虑与怨恨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 对关爱的病态需求

第七章 再论对关爱的病态需求

第八章 获得关爱的方法

第九章 性欲与爱的病态需求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及财富的追求

第十一章 病态竞争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 病态的罪恶感

第十四章 病态痛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译后记

这种相同性，会使我们忍不住要导出一种错误的逻辑推论。如果恐惧不安及自卫机制在神经症中是个基本的因素，为何不称那些已制度化的对抗恐惧的自卫方法为“文化”神经症？这一推论的谬误，乃在于事实上两种事物具有共同的某一成分或本质，并不必然表示这两种现象是同一的，就像我们绝不可能把一座由石头所建筑成的房屋叫做石头。那么，使人具有神经症特性的病态恐惧及自卫的特性何在？有无可能这病态缘于恐惧乃是一种想象性的恐惧呢？不，因为我们同样可以把对死亡的恐惧说成是想象性的，这两种情形都缘于对恐惧与防御的无知。那有无可能神经症患者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害怕？不会。因为原始人也不知他们为什么害怕死亡。它们的区别或特性，与知觉或理性的程度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在于下述两种因素。

首先，每一文化的生活情境都会产生一些恐惧不安。它们也许是由外在危险(如大自然、敌人)所引起，也许由社会关系之形式(由于压制、不公平、强迫的依赖、挫折所产生的怨愤敌视)所引起，也许由文化传统(传统上对鬼魂，对禁忌之破坏)的恐惧所产生。我们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具有这种恐惧不安之情，但是一般而言，每一个现存文化中的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没有人能避免它们。然而，神经症患者不只分担了该文化中每个人都共同具有的恐惧，也会由于他个人生命中的情境——然而，个体情境却是与一般情境交互影响的——而产生恐惧，这些恐惧在性质上或程度上，都偏离了文化模式所产生的种种恐惧。

其次，这些存于既存文化中的恐惧不安，一般皆会被某些保护性的措施(如禁忌、仪式、风俗等)所抵消。通常言之，这些防卫乃是应付恐惧的更经济的方法，比起神经症患者以不同方式建立的防卫机制而言，更为有效简便。因此正常的人，虽然会受到他自身文化之影响而有恐惧之心及防卫心理，但一般而言，他却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并且能够享受生活所给予他的一切。正常的人，能够尽量利用他自身文化所潜藏的可能性，使自己获益。换一种说法，就是除了遭受自身文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外，他并不会感到受苦。相反地，神经症患者比起一般人来却要更易感受到痛苦。他必须为他的自卫付出极大的代价，使他的生机或活动性及伸展扩大能力遭受到阻碍，结果终于变成上文我所说过的差距和脱节。事实上，神经症患者不可避免地是个受苦的人。我在讨论所有的神经症患者的表面共性时，没有提到这一事实的唯一理由，乃是它并不必然是可以从外界观察得到的。甚至神经症患者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受苦这一事实。

谈到恐惧与自卫心理，我生恐许多读者读到这里，会十分不耐烦，因为我居然花了这么大的工夫来讨论神经症的性质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了自我辩解，我可以指出心理现象永远是奥妙复杂的，即便问题看来简单，答案却绝非容易，亦永远无法单纯。因此我们在一开始就遭遇到困境也是无法避免的，不论我们解决什么难题，它都将会在以后的全书中出现。描述一位神经症患者的特殊困难，乃在于事实上，我们无法单以心理学的见解或社会学的发现来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交互运用它们，而事实上，我们也早已如此在做。假如我们只根据动力学或心理上的构造之观点来讨论神经症患者，那么我们就必须虚构一种“正常人”，而他并不存在。只要我们越过自己的国家或相似文化的国家，而进入不同文化的国度，我们就会陷入困难之境。同时，假使我们只根据社会学的观点，把神经症患者当作是某一社会之共通行为模式的相异行为方式，就完全忽略了我们所知道的神经症患者在心理上的特性，同时不论任何国家或学派的神经症学家，都不会同意这一结论并承认他就是以这种方式鉴定神经症的。这两种方法的融合，在于它同时兼顾神经症患者的外在异常及其心理过程的动力学异常，而不把任何一种异常当作最主要最具决定性的。这两种方法必须结合起来。一般而言，我们指出恐惧及自卫心理乃是神经症的动态内容之一，但只有这种恐惧及自卫心理在程度上或性质上偏离了同一文化中所容许的恐惧及自卫模式时，才得以称之为神经症。

我们必须在同一方向上更前进一步。神经症的基本特质尚有其他，那就是内心的矛盾冲突，但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存在，或者至少是它的确切内容，神经症患者自己却毫无所知，他只是机械地设法对这种矛盾寻求某些妥协的解决方法。就是这种特性，使弗洛伊德强调它的各种形式乃是构成神经症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使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与那通常存在于文化中的冲突相区分的，并不是它们的内容，也不是它们在本质上是潜意识的——在这两方面而言，共通的文化冲突也是同样的——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冲突更为尖锐，也更紧张激烈。神经症患者设法以妥协的方法来加以解决——这种解决方法可称为病态的——而这种解决方法比起一般正常人所使用的方法，更不能令人满意，也更不完满，并且往往损害了完整的人格。

虽然已探讨了许多问题，我们仍然无法对神经症患者作一完美而包容的定义，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加以描述勾绘：神经症是一种心理紊乱，这心理紊乱是由恐惧及抵抗这种不安的自卫机制所引起的。同时也是由于为了消除内心矛盾冲突而尝试寻求妥协所产生的。从实际的角度考虑，我们最好只有在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的共通模式时，才可以称之为神经症。

P16-19

我在撰写这本书时，脑海中所想到的目的，乃是要对我们今日的神经症患者加以正确的描述。以便让我们更彻底地了解他们，了解那些实际推动他的行为的内心冲突，了解他的焦虑不安、他的痛苦，以及他在人际关系中所产生的诸多困扰。在本书中，我并不打算讨论任何特殊类型的神经症，而只是把我的笔集中于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的人格结构。

我的强调，主要在于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设法解决冲突的病态尝试，在于他实际存在的焦虑不安，以及他要抵抗不安所建立的自卫心理。这种对实际情境的强调，并不表示我忽视了神经症在本质上，乃是从早年儿童时期的经验发展形成的事实。不过我与许多心理分析家不同，我不认为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童年时期是适当的。我认为他们的说法根本是片面的说辞，而且他们把成长后的反应，本质上当作早期经验的重现。我要指出，儿童时期经验与成长后的内心冲突之间的关系，比心理分析家们一般所假定的，更为错综复杂。那些心理分析家只宣扬了单纯的因果关系。虽然童年的经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产生了决定性的情境，然而它们却绝不是成年后心理困扰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实际的精神困扰上时，我们发现神经症不只可以由偶发的个人经验所引起，同时也可以由我们所生存的特定文化情境所激发。事实上，这种文化情境不只给个体经验涂上各种色彩，影响个人的经验，增加它的多样性，而且分析到最后会发现，文化情境也决定了它们的特定形式。举例而言，拥有一位喜好统治或一位“自我牺牲”的母亲，乃是个人的命运，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之下，我们才会发现统治成性或牺牲自我的母亲，而且也只有这些存在情境的缘故，这种经验才会对患者后来的人生产生影响。

当我们了解了文化情境对神经症的重要影响后，弗洛伊德所认为是神经症之根本原因的生物情境与生理条件，才不会有显著的地位。这些后述因素必须根据精确的证明，才可以加以考虑。

我的这种思想倾向，使我对神经症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获得崭新的解释。虽然这些解说牵涉许多不同的问题，例如性被虐狂．对温情之病态需求的内涵，病态的罪恶感之意义等问题，它们却都具有一个共同基础，即皆强调焦虑在产生神经症人格倾向中所占的决定性地位。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大异其趣，一些读者可能怀疑这是否还算是心理分析。其答案有赖于你们从心理分析中所把握到的基本成分。假如人们相信心理分析乃是完全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全部理论所构成，那么我在本书所陈示的就不是心理分析。然而，如果你们相信心理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讨论潜意识过程的角色，以及它们的表现方式的基本思路，并在于一种使这些历程意识化的心理治疗术，那么我所陈示的就是心理分析。我相信过分顽固地依附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分析，会使人接受弗洛伊德学说所希望人们去发现的，因而未能完全了解神经症。这是顽固不化的危险。我相信对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真正尊敬，乃是应该在他所奠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建设扩充。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完成心理分析在未来成为一种理论及治疗方法的使命。

这些观点也回答了另一可能提出的问题：我的学说解释，是否属于阿德勒学派。我的理论与阿德勒所强调的主张，有一些相同，但在基本上，我的解释是建立在弗洛伊德所奠定的基础之上。事实上．阿德勒的一些理论，可以当作一项精彩的实例：即使一位如此富有创造力、充满洞见睿智的人，如果他对心理程序的洞见片面地探求．且不根据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也将会变得冥顽不灵。

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澄清在哪一方面，我同意或不同意其他心理分析学家的见解。因此我在全书中，只把自己的论点提示出来，只在自己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意见完全相反之处，才稍作讨论。我在本书中所陈示的，乃是我对神经症进行长期的心理分析探究后，所获得的印象。为了展示我的理论所依据的一切资料，我按理应在本书中罗列许多详细的个案史，但这种措施在一本讨论神经症的一般问题的书中，实在是繁重不便。然而，即使缺乏这些资料，专家也可以验证我的见解之正确性，甚至外行人也可以拥有这份能力，如果他是个仔细的观察家，他可以把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加以互相比较参照，并且根据这一比较而予以拒绝或接受，修正或舍弃我的观点。

本书乃是以人人皆懂的日常语言撰写而成，同时为了保持清晰明畅，我尽量避免节外生枝，讨论太多的分类条目。同时我尽可能地避免使用专门术语，因为这种术语往往会破坏内容的流畅，而且容易使人的思路混淆不清。因此本书可能给许多读者，尤其是外行人留下一种印象，神经症人格的问题十分易解。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甚至是危险的结论。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即所有的心理问题必然是相当错综复杂及奥妙难解的。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那么他最好不必读这本书，因为恐怕他会发现自己正身处迷宫，并且为了未能看到简单的易解公式而感到失望。

本书不只是写给有兴趣的外行人看，也是写给那些探讨神经症、治疗神经症的人，以及熟悉神经症所包含的问题的专家看的。在这些人中，不只是包括了心理学家，也包括了社会工作者及教师，以及一些具有远见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他们已开始明白在探究不同文化上，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最后，我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本身，也有一些意义及重要性。假如他不在原则上拒绝任何心理学的思想，并不把它当作一种入侵或欺骗，那么他就比他那较为健全的兄弟，更能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对错综复杂的心理有更深入彻底、敏锐优越的了解。不幸得很，阅读有关自己的情境，并不会使他痊愈。他所读到的，见于别人之处的多于见之于自己的。

我愿借写本引介的机会，表达我对伊丽莎白·托德小姐的感激，她曾编辑本书。我所必须感谢的作家们的名字，我在书的内容中已分别提到。我的最大感激，必须给予大师弗洛伊德，因为他提供给我们基础及工具，使我们能将之发挥。也感谢我的病人们，因为无论我对他们有何了解，都是我们彼此共同发现的。

20世纪中叶，可以说是“焦虑的时代”。两次大战所带给人类的不只是山河的破碎，千万人的死亡及文明的崩溃，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浩劫后，人类心灵的荼毒、人性的残缺、价值的幻灭以及人心普遍的空虚与焦虑、绝望及失落、生活及生命意义的沦丧殆尽。面对这史无前例的精神崩溃、心灵的幻灭，再加上工业化及都市化所造成的紧张、不安、物化的社会，人类似乎再也无法面对自己，似乎越来越沦人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反常现象，迫使吾人必须重新思索人性的真相。这充满人心的仇恨、憎恶、矛盾，造成人类互相残杀的攻击性，是出之于吾人的本能，还是由于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问题，也成为吾人必须去探讨和了解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去重新反省人与人之间如何才能维持融洽和谐，社会如何才能平衡发展，什么才是人性的内涵、人生的意义及价值，以及普遍存在的疏离感是如何产生的，应如何解决。

在这种迫切情境的要求下，影响20世纪思想最巨最深的心理分析，也接受了时代的考验，从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开始面向社会文化层面，开始探究人性的社会文化因素，但弗洛伊德的泛性观及生物机械观，并未能解释人性的全部，虽然它揭示了人的表面意识，发掘了人的内在潜意识，深入了人的一切欲望、意志的根本源泉与现象。

这种由正统心理分析所发展出来，并修正弗洛伊德理论，批评弗氏的生物本能说，而以社会、文化因素来解释人格与神经症的形成的新学说，以“新弗洛伊德学派”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

这一派学说认为：(一)要了解人性基本动因与内容，必须以文化与社会的因素，而非生物的因素来解释与探究。(二)弗洛伊德的本能说与性能理论早已过时，不足以解释人格的全面现象。(三)强调“人际关系”对不安、冲突与神经症人格形成的影响。(四)虽然承认性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却以为性的发展与性关系，乃依文化、社会的差异而不同。

新弗洛伊德派的主要人物是卡伦·霍妮、弗洛姆与沙利文．而其中本书作者霍妮女士可说是本派的先驱，不只是因为她的年龄在三人中最长，发表著作最早，而且也由于她最先建立且架构了许多观念。

生平与著作

霍妮于1885年诞生于德国汉堡．祖先是犹太人。她的家庭乃是当地的中上阶层，环境优越，是虔信的基督教家庭。父亲本是挪威船长，后来改入德国籍，成为德国公民，并自己创立了一家船务公司。父亲精研圣经，虔信上帝。母亲则是位思想开明、作风自由的荷兰人。

霍妮在早年时，曾经一度十分热衷于宗教，喜欢高谈阔论有关宗教的问题，不过这种狂热态度乃是当时流行于大部分德国少女中的风气。

由于父亲是船长，因此霍妮在年轻时代，常常追随父亲遨游四海，行遍世界，因而她从小就对陌生、遥远的地方产生好奇和憧憬，并终身保持热情。

虽然霍妮在幼时常常伴随父亲遨游，但是她却深受母亲的影响。由于父亲经常出海在外，所以霍妮大部分时间均与她那位聪明、美丽及热诚大方的母亲在一起，沐浴在她的春风之下。

在19世纪末，风气尚未十分开放，很少有女性会学医，成为医生者，更是凤毛麟角。霍妮却由于母亲的鼓励，加上自己对医学的兴趣，在中学毕业后，即只身远赴柏林，学习医学、神经症学并接受心理分析训练。由此可见，她的勇气与热诚非常值得吾人敬佩。而在学校里，她更是个十分优秀的学生，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她的优异能力及卓越的人格表现，使她深得教授及男性同事的赞佩。

她在柏林求学时，认识了她的丈夫，一位柏林律师。两人在1909年、霍妮24岁时结婚，并且生育了三个女儿。然而很不幸，两人的兴趣、个性迥异，而且霍妮越来越对心理分析感兴趣，热情地参与和推动心理分析运动，导致两人逐渐聚少离多，终于在1937年仳离。这或许是所有积极、活跃、能力卓越、才华横溢的女性之悲剧吧。

 霍妮于1913年获得医学学位，并在柏林完成神经症学及心理分析的训练。四年后，她发表了第一篇心理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新技术》。三年后，她成为新成立的柏林心理分析机构的主要人物及指导者，在此她发挥了无比的才能。此后，她出版了一系列分析女性心理的论文，并成为这方面的权威。

霍妮的大半生都在柏林度过，这段时期正处于德国的第二帝国兴起及衰亡的时期。虽然她无疑地曾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但她自始至终对政治缺乏兴趣。在柏林，她与其他的心理分析家一样，必须接受别的心理分析家或师长的分析。她最先接受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的分析，然后再接受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的分析，这两位名家都是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也是大师的得意弟子。然而，霍妮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两位师长的观念，她的早期经验及天赋，使她能更深入、更广博地观察、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她对20世纪初期兴起的科学有莫大兴趣，又受了柏林那种开放、包容的学风影响，能够避免弗洛伊德的那种狭隘的视野，并奠定了她日后超脱正统心理分析的窠臼，创立社会文化学派的基石。

1932年，希特勒已大权在握，许多犹太人皆不堪其压迫及歧视，纷纷流亡海外。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霍妮也只好逃难美国。她最先是芝加哥心理分析研究会的助理指导人。两年后，她来到纽约，成为纽约心理分析研究会的教授之一。1941年后，她成为美国心理分析促进会的创办人之一。

在美国，她逐渐受到阿德勒的影响，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与思想。同时她与弗洛姆交换彼此的心得及意见，最后，终于脱离正统弗洛伊德派，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论。

1937年，霍妮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焦虑的现代人》。在书中，她论述并分析现代人焦虑不安之心理状态的原因，将其追溯至孩童早期的生活经验，并强调心理症会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她的基本思想，皆可在此书中一见大概。两年后，她的第二本著作《心理分析之新方法》亦告出版，这本书奠定了霍妮在新弗洛伊德派的先驱地位。以后，直至1952年逝世为止，她先后出版了许多在心理分析学界影响甚深，也深受一般大众喜爱的著作，如《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神经症与人的成长》。此外还有她逝世后，由其门生所编集的遗作《女性心理学》。

1952年，霍妮在纽约病逝，享年67岁。

主要思想与学说

霍妮的主要学说，可以说是修正并批评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说，因此她的学说有很多地方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大异其趣，但也有些地方同意了弗洛伊德的一些基本观念。  首先，霍妮就拒绝了弗洛伊德观念中最重要的理论——性能说，也不承认由此性能观念引申出来的一些假设，如心理性发展的阶段说、俄狄浦斯(弑父恋母)情结、性能的能量因素等概念。她虽然仍然承认性欲或性冲突很重要，但却不以为它具有普遍的重要性或其发展不可改变，也不承认它是形成心理症的主要成因。

霍妮认为文化因素及人际之间与人内心的发展之阻碍，才是造成一般的心理症及性机能失常的原因。在此她拒绝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及生物本能说。

最后，她拒绝了弗洛伊德的那种以偏概全、片面、分裂的人格三构造论，而以更完整的，动态的自我概念取而代之。她认为儿童的早期经验虽然重要，但却绝不是与成年后心理症状直接相关的原因。而婴儿的态度也不见得必然是成年后行为的原型。

最后，霍妮同意弗洛伊德的心理决定论及潜意识说，也认为内在情绪的冲突乃是病态焦虑及自卫机制的成因，注重梦在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总之，霍妮修正并批评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承认大师的原创性，但也指出弗洛伊德学说有四种特性：(一)生物倾向，尤其表现于他的本能理论内，表现于他对遗传及体质因素的强调上。(二)对现代人类学及社会学知识的忽视，认为人性是普遍同一的。(三)二元化的观念(：如弗洛伊德把人格分化成自我与本能，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男性化及女性化的相对观念。 (四)充满机械进化论的气息：表现于他强调过去的早期经验对日后成年人的行为、心理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现在情境对人性的影响。

与弗洛伊德一样，霍妮也有三种人格结构说，但是她不是以本能为出发点，不把人性当作由三种人格构成：自我、本我与超我的互相矛盾、冲突的战场，而认为要了解人性，必须整体地探究人性的全面。她视个人乃是某一社会情境内的整体，既受其环境的影响，也不断影响其环境。人格的某一功能也许会表现得比较明显，但如片面地以此功能来分类，则是以偏概全，只有透过个人的全部人格层面，才能完整地了解个人。同时影响个人人格的，除了生物需求外，还包含了社会需求、行为形式、内心感受、对别人与自己的态度、自我评价及自我概念、社会价值、期望、禁制及冲突，这一切因素皆构成个人人格的部分，并不断使人格结构改变。任何因素或条件皆无法孤立存在，它们是互相影响、交互作用的。因此，霍妮把自己的人格学说称作整体人性论(The Theory of WholeMan)，或“人格整体观”(Holistic·View of Personality)。

霍妮把自我的概念分作三种：

1．实际我(Actual Self)：是个人的经验总合所构成的我。亦即自我形象(BodyImage)、自我概念。它形成这一自我的因素包括需求、行为模式、基本情感反应、能力、天赋、想象力等。然而这些因素对病态心理或心理症的影响，并不比环境、内在心灵的影响大。

2．真正我(Real Self)：这是个人内在的中心潜力，是每个人都共有的，但随个人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它是建设性的成长，自动自发、活力、兴趣、能力、决心及感情深度与创造性的来源。因此霍妮认为真正我是发展自由、健全人格的主要源头，是与健全、完整的人格相当的情态，也是平衡和谐、完全的形态。人格的真正内在冲突乃是人的真正我与理想我之平衡，或真正我与实际我之间的冲突。  霍妮主张如果环境很恰当，例如父母皆充满温暖慈爱，又能接受子女，则身体上及神经机能皆正常的子女，就会发展出健全的人格。这一观点．可说包含了乐观的、非独断性的人性及伦理哲学，而与弗洛伊德的悲观论调大异其趣。

霍妮说：“在人身上，先天存在着一种不断进化的建设性努力，人借自己的本性及自己的能力，不断地努力使自己潜能得以实现及完成，同时他会由此产生出一种价值观。依此伦理观，道德的标准在于它是否以鼓舞人类的最高发展与成长、人性的完满形成，并斥拒了一切破坏性及阻碍人性发展的倾向。”这一句话，不但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说刚好背道而驰，更开拓了日后自我心理学及人文心理学对自我潜能的注重，而与人文心理学名家杰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观相互辉映，甚至可说是他们的先驱者。

3．理想我：这是病态的自我，它是形成心理症或病态人格的原因。人由于内心的冲突与不安，会形成焦虑。为了避免此种冲突及寻求感情的统一，个人会为自己塑造一个虚幻的理想形象(Idealized Image)：“我实在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可怜的人，看看我的高贵形象吧：慷慨、诚实、独立自主与纯洁无瑕。这才是真正的我。”这种理想形象就是理想我，它追求傲慢、荣耀，而与个人的傲慢体系相合。这种傲慢体系包含了骄傲与自我憎恨两种层面。它是心理症及病态心理的动因。

霍妮认为心理症乃是全部人格的失调，原因有：(一)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扭曲或失常。(二)个人与他人及个人与自己的关系之扭曲变形，而此种扭曲乃由内在情绪的冲突及不安所造成，以及因潜意识中为避免这些冲突的破坏性影响而引发的内心努力所形成。(三)同时文化影响也在多方面发生作用，如文化的传播者、父母决定了子女的价值观、自我概念及一些行为模式。然而子女到底会顺从模仿或适应这些影响，还是反叛，完全取决于个人内在的心灵发展。如果文化要求与孩童内在的本性倾向有所冲突，则文化影响会阻碍孩童的自我认同。换言之，文化影响会决定某一特定社会的健全人格或病态人格概念，它也会影响理想我的形成，而特殊的内在冲突也会因文化价值间的冲突而增强，或反映文化价值的冲突。换言之，心理症的形成乃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如现代的工业社会所普遍产生的心理症及神经症，乃是由于现代文化的矛盾所造成的，然而，其动因仍由基本焦虑(BasicAnxiety)而来。

所谓基本焦虑乃是一种以为自己“渺小、无足轻重、无依无靠、无能无力，并生存于一个充满荒谬、下贱、欺骗、嫉妒与暴力的世界”之感觉。这种感觉是在童年时，因父母未能给予他们真诚的温暖与关怀(往往由于父母本身的病态人格或缺陷)所引起的。这些孩子失去了“被需要的感觉”。而由于无条件的爱乃是儿童正常发展的最基本动因，因此那些未能得到这种爱心的儿童，就觉得这世界，周围环境皆是可怕、不可靠、无情、不公平的。由于这种怀疑倾向，使他觉得个人被湮灭，自由被剥夺，于是丧失了快乐而趋向不安。同时另一方面，儿童因为年纪尚小，虽然对父母的爱心怀疑，但却不敢表露，害怕因此受到惩罚与遗弃，这种被压抑的情绪会导致更深的焦虑。结果在这充满基本焦虑的环境中，儿童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丧失自尊自信，因而形成孤独、冷僻、愤世嫉俗的性格。

儿童为了逃避此种焦虑，并保护自我，自会倾向形成某些病态人格以对抗这种焦虑。霍妮将此描述如下：

1．寻求温情(Striving for Affection)：正常人格对爱的追求，乃由于温情的基本需要。而病态人格对温情的追求却是基于“再保证”(Reassurance)之需要：“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因此引起对过分关怀之需求，而且永不能满足。他害怕孤独，害怕讨人厌，害怕被人伤害，但他却无法真正信任他人，并往往自认为不值得被爱。他与别人的性关系表现出了强迫性质，对他而言，性乃是获得温暖与关心的手段。由于这种依赖的情绪，乃形成冲突和矛盾之因，即虽然他一直在追求爱，却永远无法施爱给别人，因而无法得到正常与满足的爱。

2．追求权力(Striving for Power)：权势的病态追求乃起源于恐惧、不安与自卑感。此种病态人格渴望支配所有的人，独断独行。因而他的特征表现于：(一)希望在任何事情上皆高人一等，并且好与他人竞争，甚至对于与自己目标不同、利益不同的人也不例外；(二)他对权势的追求乃基于对他人的憎恶与敌对感，渴望打败别人，折磨他人或践踏他人；(三)他害怕别人的报复，但又希望受他人的喜爱及尊敬，结果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这种人的信条是：“如果我比你强，你就无法伤害我。”

显而易见，霍妮的这一观点，乃受阿德勒的影响，不过阿德勒认为追求权力是基本的人格动向，而霍妮则视之为许多种倾向之一。

3．病态的逃避(Neurotic Withdrawal)：此种情绪基于病态地相信：“如果自己能自立自主，就可获得安全。”因而他寻求感情上独立于他人，逃避他人，对任何事物均漠不关心，对任何人皆保持距离，避免太多的感情，太深的情绪介入。他的信条是：“如果我逃避别人，他们就无法伤害我。”

4．病态的依顺：这种人由于无时不在的无助感，而趋向接受强壮有力的人之意见，或传统世俗、权威的观念。他会压抑自己所有的内在需求，使自己变得渺小，让自己被人侮辱，并避免批评他人，表现得对任何人均为“有益”。这种人的内在意识动机是：“如果我顺从别人且帮助他，我就可以避免被伤害。”

由于基本焦虑，儿童会寻求与他人之相适应关系，并形成其人格之一部分。此人格表现有三种倾向：

1．接近他人(Move toward People)：这种人的主要基本焦虑是无助或绝望。最后他会接受自己的无望，而设法接近别人，寻求获得他人的帮助与关心，并依赖他人。

2．反对他人(Against People)：这种人的主要基本焦虑是敌对感。他认为敌视他人或被人敌视是理所当然，不可避免的。因此他憎恶他人，并随时准备反抗与攻击。

3．脱离他人：这种人的主要基本焦虑是孤独感。他既不希望依属于任何人，也不反抗，只想远远地躲开他人，与世无争。

最后，霍妮对自我的分裂，或自我的疏离，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精辟见解。她认为现代社会，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已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再加上现代社会各种价值观念纷陈纠结，互相冲突矛盾，人在这种矛盾的文化情境中，迷失自己，丧失了对自我的了解、认知能力，不再能体验自己的真实自我及真正的认同，而产生一种虚假的自我及伪幻的认同。人不再能感受到外在世界的刺激，感受内在心灵的跃动，甚至变得麻木不仁，凡事只能说“你”或“他”，而不再能肯定“我”的存在、我的重要。这种自我的疏离可说是现代人的通病，是导向精神分裂的主因。

对于现代人的这种疏离倾向，以及心理症、病态心理的治疗，霍妮注重帮助困扰的个人反抗其虚幻的理想自我意向，真正地面对实际我，并发挥真正我。因此她批评弗洛伊德的那种着重使过去记忆、经验重现的治疗方法。她认为对过去经验的重现并非治疗的正确方法，只有对现在之洞见才是治疗的目的；对过去的记忆只有阻碍病人对自己之重新了解。这一点是霍妮女士的重要贡献，也是所有人文心理学家及存在分析家的坚定信念。

人唯有透过对现在的了解，未来的希望，才有可能获得对自己、对世界的透彻洞见，才有可能在分裂、充满焦虑的情境中，重新建立完整的自我。而如何在目前的变化万千、空虚无情的社会中，为自己寻找一个立足点，寻求安身立命的所在，更是吾人必须去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