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10多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为什么至今都让人们觉得模糊、矛盾与冲突?金满楼的《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庚子年的这段历史，为读者逐一揭开义和团兴亡的重重真相，全方位的展现百年前的那场大事件，值得一读。

发生在110多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为什么至今都让人们觉得模糊、矛盾与冲突?有人说它是民众自发的“爱国反帝”活动，有人却认为它是野蛮落后的“排外主义”，众说纷纭。在这两种极端的评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事态又是如何发展到不可收拾？清廷和列强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强烈的吸引着人们去重新了解义和团兴亡背后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著名青年学者、作家金满楼通过很多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故事来还原那段被扭曲得面目皆非的史实。金满楼的《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庚子年的这段历史，为读者逐一揭开义和团兴亡的重重真相，全方位的展现百年前的那场大事件，值得一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著名历史学者、评论家张鸣先生作序力荐，称赞这是一本靠谱的历史佳作，认为《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为我们寻找这段历史真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本。

第一章 风起大刀会

一、“金钟罩”与“铁布衫”

二、大刀向谁的头上砍去

三、突如其来的“巨野教案”

四、教会为何让人讨厌

第二章 从梅花拳到义和拳

一、冠县十八村

二、玉皇庙之争

三、阎书勤与赵三多

四、梅花拳变身义和拳

五、似是而非的“义和拳”

第三章 从神拳到义和拳

一、降神附体

二、小朱子搞起了“神拳”

三、义和拳大战官军

四、袁世凯将拳民赶出山东

第四章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一、触发事端的己亥建储

二、勾心斗角的外国公使

三、扑朔迷离的上谕问题

第五章 义和拳席卷京津

一、直隶义和拳：由南向北

二、“涿州之战”显神威

三、义和拳挺进京津

四、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第六章 一场国际战争开始了

一、使馆卫队入京

二、西摩尔联军与杉山彬被杀事件

三、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被杀事件

四、迷雾重重的“使馆之围”

第七章 八国联军逼入京津

一、强夺大沽口炮台

二、天津之战

三、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

第八章 全面失控

一、“西狩”路上吃尽苦头

二、八国联军的杀戮、掠夺与报复

三、东北沦陷：俄国人的趁火打劫

四、东南互保与南方自立军

第九章 “惩凶”与赔款

一、艰难谈判

二、惩办祸首

三、庚子赔款

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

余论：义和拳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庚子国变大事记

参考书目

后记

第九章 “惩凶”与赔款

一、艰难谈判

在大局已乱的情况下，慈禧太后想到了远在广东的李鸿章，这时恐怕也只有他才能使当时的局势转圜了。1900年6月15日，清廷发上谕要求李鸿章迅速来京，这是在发布宣战上谕、围攻使馆之前的事情。但在6月15日后，京津一带的局势急剧恶化，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当然不会轻涉险地，他以各种理由推脱，一直拖到7月中旬才到达上海。

当年已经是七十七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何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损失?李鸿章叹道： “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到上海后，由于北京的局势并未好转，李鸿章再次观望不前，以留在上海等候局势的发展。事实上，李鸿章的儿子和他的幕僚们也建议他暂时不要北上，因为当时北京这么混乱，李鸿章去了也办不成什么事情，弄不好在混乱中被杀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清廷于8月7日任命他为议和全权大臣后，李鸿章仍暂留上海，直到9月中旬，北京的大局已定后，李鸿章才乘坐轮船前往天津。

李鸿章在上海时期，表面上看来并无动静，但暗地里却与清廷的各驻外使节电报不断，并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参战列强的底线。国难当前，李鸿章再次拿出他办洋务中所擅用的“各个击破，以夷制夷”手法，要和列强们过过招了。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将李鸿章的方法称之为“水鸟政策”——所谓“水上不动、水下快划”是也。

对于李鸿章这样老资格的谈判对手，列强们还是颇为忌惮的。由此，在联军占领北京后，他们并不急于与清廷议和，而是试图先在内部达成一致意见，以防止被李鸿章所离间。在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到10月4日法国提出议和条件的五十天里，双方的谈判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反而在李鸿章的谈判资格、驻京使馆撤至天津及联军撤出北京几个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特别是在列强的内部，更是矛盾……

P216

义和团，曾经是中国人羞于启齿的疮疤。从清末新政一直到民国的北洋时期，国人一直不大愿意说起义和团这点事。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但都要强调自己不是义和团。追求文明的中国人，尤其是比较开明的中国人，实在想不明白，这股野蛮虐杀、盲目排外的风潮，是怎么兴起的。于是，只好三缄其口。既然是个丢人的丑闻，那我们就闭上眼睛，假装它不存在。

义和团被正名，是革命话语流行之后的事情。可是，被定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光鲜是光鲜了，人们也比较地能堂而皇之地谈论了，但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却滑向了赞美的大合唱。回顾改革前三十年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研究，一边是赞歌一曲接一曲，一边是咒骂一声连一声。被骂得最狠的，是美帝国主义，全然不顾当时在八国联军中，美国对中国人，其实最为温和。真正狠的，’是俄国人。

义和团，当时一般都称之为拳民。他们的兴起，要从蔓延几十年的教案说起。虽然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起，基督教的教禁就算开了。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即民教冲突，还是十九世纪60年代，从太平天国失败开始的。虽然在西方人看来，太平天国信的根本就不是基督教，但中国政府和士绅，却有意无意将洋教和长毛归为一类。一个在中国掀起一场大规模叛乱的宗教，因为西方列强的庇护，而在中国土地上招摇，委实为一件很妈妈的事。

涉及基督教的民教冲突，跟以往中国的教案不同，跟西方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存在有关。地方士绅讨厌基督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统治的社区，出现了另外一个中心。自己的政治权威乃至文化权威，受到了挑战。某些一般民众讨厌基督教，是因为他们看不惯，看不惯教堂的弥撒，看不惯洗礼，看不惯终傅，尤其看不惯密室忏悔。民间男女之间无穷的想象，会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教会一直是在集体宣淫。而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的行为，也当然地被想象成拐卖儿童，进而采生折割，取肝做药。在这种看不惯过程中，往往会发生特别的效应，引发民众对教会的恶感。教会借口不拜偶像，不许教民参与民间赛会，求雨演戏，但一方面，教民的孩子，未必能真的不看戏。另一方面，求来了雨，却也洒在了教民的土地上。这样的事，总是令人说起来恨恨连声。而不拜偶像导致的教民宗族的纠纷，更是让人感觉传统的伦理和习俗，都受到了干扰和冲击。文化上的隔膜、不理解，导致冲突；而冲突之后，隔膜就更深，猜忌更深，敌意在积累，一有火星，就会燃烧起来。

有意思的是，在民教冲突中，民的一方，也有比较有理的时候，比如好些房产纠纷，经济纷争。但是，有理有利的纠纷，却很少能形成真正的冲突。闹到打、杀、烧地步的纠纷，往往都是些误会，或者别有用心的歹人有意的煽惑。打教的人们，往往真的相信教会中人群居宣淫，拐卖儿童，采生折割。冲突闹到官府，也不像人们惯常想的那样，官府一味偏袒教会，压制民众。在我查阅的教案档案中，发现多数重大案件，每每是官府一上来就屁股坐在打教的一方，胡乱断案。等到列强干预了，总理衙门到这个自打1860年以来一直学习西方的国家，会发生这样排外狂潮。中日甲午战争，让西方人彻底瞧不起中国军队，但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已经被日本人打残了的中国，敢对所有西方国家开战。他们实在是太有理性了，没法理解这个国家从拳民到西太后的疯狂。所以从1900年5月调兵进使馆区，再到6月组织西摩尔联军，都非常仓促。著名的西摩尔联军，绝大多数都是各国的水兵，统帅也是海军将领，目的只是进北京把使馆人员接出来。以至于行进过程，遭遇袭击，只能依托火车反击，就像水兵离不开军舰一样。义和团和清军全面围攻使馆，才使得事态严重恶化，也才使得各国正式派兵来华成为现实。即便如此，联军也是临时拼凑的，出兵最为方便的日本，占了联军的最大比例。而且，联军也没有统一的战略部署，基本上各国军队各行其是。甚至没有截获中国朝廷的计划，如果有这样的计划的话，只需派一个连，西太后和光绪都是跑不掉的。应该说，这样的联军，不是来灭亡中国的，而只是来制止中国的暴力和混乱。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才可能跟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的协定。当年的西方列强，如果真的要打到小朝廷所在的西安，其实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

当然，刀枪不入仅仅是神话，而且此时清朝的正规军，并没有从甲午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装备虽然不差，但训练和素质却一塌糊涂。不足两万的八国联军(名义上应该是11国联军)，一路所向披靡。进攻大沽炮台、天津城和北京城，都只花费了几个小时。守军的抵抗，更像是象征性的。至于被后来中国的史家夸成一朵花的义和团，更是在抵抗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死在义和团刀下的联军士兵，不超过十个。根据当时一个北京五城公所的衙役王大点的观察，义和团的刀，只在杀教民，杀白莲教，杀朝廷的开明派大臣方面比较有用。号称当年最强悍，装备也最好的京津一带的武卫军，除了去了山东的袁世凯部，剩下的，都溃散了。以至于护卫逃跑的太后和皇帝，只能靠前来勤王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的千把人。

义和团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不仅造成昔日繁华的京津地区的残破、国库被洗劫、以及圆明园进一步破坏和多处皇家园林的劫难，更带来了四万万两的巨额赔款，还有使馆区的国中之国以及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的外国驻军。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困境，进一步加剧。还没有从甲午战败和赔款中苏缓过来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象征，被减到了最低点。被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其实就是害国，当然，也害了他们自己。

有关这段历史，一向被歪曲得面目皆非。对于想知道真相的非专业人士而言，非常急需有一个通俗而且靠谱的历史讲述。金满楼先生，满足了我们。他为我们寻找这段历史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本。他讲了很多故事，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更关键是靠谱。我知道，这段历史，虽然不长，但要想讲清楚，不花点功夫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就这样，在金满楼的笔下，义和团来了，八国联军也来了。

2012年9月22日，于京北清林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者、评论家)

一个朋友从老家烟台带来了一箱樱桃，上面的宣传纸说： “1871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樱桃农场的传教士倪恩斯来山东布教，他随身带了几株樱桃苗。从上海登陆后，他一路走一路挑，比较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来到烟台芝罘的卧龙山后，倪恩斯惊叫起来： ‘Here is cherries，Home!’(这就是樱桃的家了!)五年后，樱桃终于结了果，周围的百姓都来看卧龙山的‘西洋果’，倪恩斯让乡民们品尝并乘机向他们传道。乡民们忘了倪恩斯说的教义，但大樱桃的名声却传了出去，最后竟然惊动了知府，由此卧龙山的大樱桃也成了朝廷贡品。”

如果卧龙牌大樱桃真有这个渊源的话，倒也不失为中外交流的一段佳话。不过，在一百多年前，中外文化的交流却并不是如此的田园牧歌，更多的却是对立、冲突和暴力。众所周知，山东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家的故乡，但同时也是近代义和拳的发源地，反差虽大，却是历史事实。

笔者夫人来自于山东茌平，这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并不出名的县治。巧合的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都曾发生在那里，如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将领李开芳当年就败死于荏平县冯官屯，捻军首领张宗禹最后也是“投徒骇河而死”，而其中极有可能就发生在茌平县境内。作为义和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朱红灯当年也曾在茌平县一带活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多年前笔者在历史系就读时，老师曾教给我们这句话，当时只觉得此话很有哲理，但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在完成这本小书后，笔者才明白，一切历史之所以是当代史，那是我们的“现在进行时”总是以某种不能够想象的形式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复制，历史与现实惊人的巧合，并不是一句虚言。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笔者对茌平、进而对义和拳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随夫人多次回山东老家并经过齐鲁大地时，笔者经常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地区，何以会在一百多年前接受“降神附体”这种类似于迷信的观念，并使得这一运动不断传播扩展，以至于引发了一场浩劫呢?

如果单纯地依靠书上的记载，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 唯有实地的考察、亲身的体验，才能够部分地探究到历史进程中潜藏的动力和原因。鲁西北地区大都是平原地带，它和济南一带、胶东地区乃至鲁西南地区都有着较大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并没有因为邻近孔子的故乡而文风茂盛，恰恰相反的是，由于人口密集、土地贫瘠并且容易遭受灾荒，这一带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大。而由此往北的河北地区、京津以南，和鲁西北一带的情况极为类似，加上华北地区的乡民大都淳朴单纯，习武成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义和拳迅速向北扩展而不是转向其他地区。

义和拳事件所引发的“庚子国变”，表面上看是一种群体的非理性大爆发，但归根结底是华北平原上农民的生存问题与教育问题。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略、统治者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这就是当时的历史大背景。面对外来文化冲击和反抗列强侵略的自发的民众抗争，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譬如连续的天灾人祸、列强压迫和宫廷权力斗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力量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导致破坏性地突然爆发，最终令局势失控，无可收拾。 “庚子国变”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伤痛，还有历史教训。

100多年过去了，关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血色记忆仍深深地刻在国人的心中，成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悲情。如今的中国早已远离了当年那个内忧外患、屈辱贫穷的年代。我们在牢记历史的同时，用一种更开放平和的心态、更实事求是的学风，从岁月的烟尘中去梳理和发现事情的本来面目，可能会在对历史的观照和反思中获得更多的感悟。而这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主旨所在。

作者于上海

初稿于2008年8月，修改于2011年8月

定稿于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