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他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成为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解放前曾把教育救国视为己任，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而解放之后，他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被毛泽东请到北京，成为了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1953年，在和毛泽东的一场争论之后，梁漱溟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言人，此后的二十几年里，他的头上一直有一顶无形的帽子，叫做“反面教员”。《反面教员梁漱溟》作者汪东林曾长期在梁漱溟先生身边工作，他的讲述或许可以为您提供一些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线索。

《反面教员梁漱溟》是《1949年后的梁漱溟》的增订本。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新儒家的开创者，也是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

1953年9月，梁漱溟在中央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当众与毛泽东就农民问题发生激烈争辩。此后，毛泽东认为他可以继续当全国政协委员，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梁漱溟“反面教员”的称号不胫而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梁漱溟生平所作所为都堪与“反面教员”的声名相称：坚持独特的思想和学识，特立独行，讲真话，表里如一，不随大流。但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种种与众不同的经历和遭遇，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不可简单言之。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许多认识需要更久远的时间和实践的验证。

《反面教员梁漱溟》作者汪东林曾长期在梁漱溟先生身边工作，他的讲述或许可以为您提供一些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线索。

费孝通：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代序)

一、“反面教员”梁漱溟

二、梁漱溟与毛泽东

三、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

四、在反右斗争中梁漱溟何以沉默不语

五、梁漱溟1958年向党交心

六、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梁漱溟

七、1964年：梁漱溟谈自己的思想问题

八、1965年：梁漱溟重申不随大流

九、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十、梁漱溟与赵朴初

十一、梁漱溟与冯友兰

十二、梁漱溟的晚年生活

附录一：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

附录二：蔡元培破格任用梁漱溟

后记

增订本后记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抗御外敌，保我中华，同样也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局更紧张了。其时，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由于日本人在卢沟桥扩大了战火，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全国老百姓所盼望的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已成为事实。作为实际上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人。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自此，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只顾自己逃难，甚至有人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自己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但得知自日本侵华后，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终于变成现实。梁漱溟想，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再说，关于共产主义学说，梁漱溟早年就读过一些经典著作，诸如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如今中共的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搞了近20年，经过多少次失败，还在坚持奋斗，中心在陕北的延安。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由于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从武汉去延安也较方便。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想法向蒋介石提出，他同意了。中共方面也表示欢迎。不几天，梁漱溟便登程北上了。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夜间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但很暖和。毛泽东告诉梁，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

在毛泽东首先提到1918年在北京杨怀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见过梁先生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梁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十分果断而有力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人情人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完稿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由于毛泽东《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P25-28

费孝通：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梁漱溟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都读懂。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第27页这样说：“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好一个“好用心思”，好一个“误打误撞”！这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梁先生是一生中身体力行地用心思，这正是人之异于禽兽的特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人原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依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还只有人类有此自觉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万物是通过人而自觉到的，那正是宇宙进化过程本身的表现。进化无止境，自觉也无止境。思想家就是用心思来对那些尚属不自觉的存在，误打误撞，把人类的境界逐步升华，促使宇宙不断进化。

我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的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而又实在不可多得。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积累吗？文化有多厚，思考的问题就有多深。梁先生不仅是个论文化的学者，而且是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限于我本身的水平，我对这位思想家的认识只到这个程度，仅能提供与会的朋友们、同志们作参考。

(选自费孝通先生1987年10月31日在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本书是《1949年后的梁漱溟》的增订本。在整理、写作此书过程中，翻选一篇篇散落在报章杂志和旧著中的稿件，不由得又一次勾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再一次缅怀起我曾经多年为他们服务过的梁漱溟、赵朴初、费孝通、程思远、孙起孟、雷洁琼等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我的心绪因此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我仅就梁漱溟先生一人多说几句并非多余的话。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以95岁高龄辞世。我有幸在他生命的最后26年因工作关系与他结缘，长达20年每周在学习会上相处两三次。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被“冻结”多年的梁漱溟先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生涯也得以“解冻”，我这个晚生的有心之人也以精心保存的百余本记录本为基础，敢为天下先，最早在报刊发表称道梁漱溟先生的文章。如果从1980年11月发表在《北京晚报》的《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梁漱溟先生访问记》算起，迄今已有三十余年。我没有准确统计，几十年来散见于国内外报章杂志关于梁漱溟的文章，数以百篇计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仅以专著而论，就有新旧版《梁漱溟问答录》(旧版15万字，1988年出版；新版27万字，2004年出版)、《梁漱溟与毛泽东》(自1989年初版至本世纪初共4个版本)，而最新的一本，即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1949年后的梁漱溟》，曾印刷两次。

坦率地说，旧版《梁漱溟问答录》1988年出版的时候，在国内不但没有第二本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书，就是由美国汉学家艾恺撰写的《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在国内也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正因为《梁漱溟问答录》的出版，而引发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内的数十家大小报刊发表评论拙作的文章，开始把有关梁漱溟先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人和事，逐渐公之于众，广为人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滚滚向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十多年时间内，仅就国内而言，撰写梁漱溟先生的专著，或评传，或传记，或儒学研究，或佛学探讨，已有几十种之多。这些著作我大体只是翻阅，有时还是经人推荐才知道的。总的说是件好事，从无人敢言，到众说纷纭，各种著述均有自己的特点，也免不了有充数其中的。但就我而言，所有著作凡引用1949年后梁漱溟先生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言论的，均注明出自汪某人的《梁漱溟问答录》或其他著作。仅此一点也可说明，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许多言论均被“冻结”而不为人知，而笔者因工作之缘，又确是有心之人，才得以保存了梁漱溟先生历时二十多年唯一政治舞台即以人民政协大小会议上直言的闪亮发光且有史料价值的言论。现在回想，我这个当年的记录员，或尊称为学习小组的秘书，还真的在1979年之后，为梁漱溟先生立传做了许多有益于澄清若干重要史实的事情。

现在再回到这本《“反面教员”梁漱溟》上来。我要向读者着重推介的是，这次新增的数篇文章中，第五篇是17000字的《梁漱溟1958年向党交心》，所谓文如其人，梁漱溟先生一生坚守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风骨再一次得到印证。至于《梁漱溟与赵朴初》、《梁漱溟与冯友兰》等数千字的短篇，则勾画出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的友情、交往和纠葛，相信读者看着也会有趣味的。特别是作为本书《代序》的费孝通先生的仅有1400字的《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短文，可以说字字千钧，对梁漱溟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品质和人格魅力作了高度评价。应当指出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这番话是当着梁漱溟先生的面，面对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千余位学者、教授、大学生和新闻界人士讲的，说者和听者都肃然起敬，笔者是现场目睹者之一。是的，梁漱溟和费孝通都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名人，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又是知名的学者。他们互相敬重，心心相通，是自然而然的。笔者有幸同他们二位多年相交相知，称得上是忘年之交了。

写到此，悲从心生。我真的深深地怀念他们，毕生忘不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忘不掉他们的崇高品德，忘不掉他们的尊贵人格……  汪东林

2011年7月31写于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