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苦涩晚晴
一、元帅爹爹
走进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一幢普通住宅楼内，笔者一行两人很轻松便找到了朱敏的家。一进门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朱德半身塑像，这尊塑像和军事博物馆及四川仪陇朱德元帅故居所安放的两尊塑像出自同一位雕塑家之手。塑像两旁还摆放了些绿叶盆景，刹时让人感受到几分有别于平常人家的肃穆庄重。
朱敏和老伴刘铮都是非常随和的老人，瘦高身材的刘铮招呼访客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坐后，他才蹒跚着走在沙发前坐了下来。一进朱敏家的门厅，便让人察觉这个家庭异于平常人家的气氛，而客厅摆设装饰则无不使这个普通的居室打下特殊家庭的印记，让人感觉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朱德纪念室。
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客厅正面墙上正中悬挂着朱德标准像；展示柜中陈列有朱德、康克清与朱敏、刘铮的合影照片，及朱德与爱女朱敏的合影照；沙发后面墙上悬挂有几幅用玻璃镜框镶着的朱德亲自作的书法作品；墙角小桌上还摆着一个朱德、康克清合影镜框——很自然地，笔者的话题离不开朱德元帅对女儿及女儿这个家庭的影响及朱德晚年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每换一个环境便换一个名字，那么每个名字无疑是每段人生历程的见证；也能想象，频频换着名字的人势必有着不同一般的人生阅历。开国第一元帅朱德的独生女儿朱敏便是这样一个频频改名的不同寻常的人——在她出生后，爹爹朱德替她取的第一个名字，也就是她的乳名叫“四旬”；不到1岁时便离开母亲寄居姨妈家，那时的她曾改名“贺飞飞”；而爹爹曾照族中排辈给她取大名为“朱敏书”，来到延安爹爹身边后又被改做“朱敏”；赴苏联学习时，爹爹曾为她取化名为“赤英”。
1950年，已在列宁教育学院学习的朱敏趁暑假回国探望爹爹，这距上一次离别爹爹已有10年之遥。见着女儿时，朱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嘿嘿地笑着。但朱敏却从爹爹的朴实中分明看到他的怜爱和喜悦，他的眼睛始终是湿润的。
在这个暑假探亲期间，朱德亲自做起中文并不好的女儿的汉语老师，每天晚上都辅导女儿学习汉语。假期将要结束的时候，朱德送给女儿几件衣服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一个深灰色手提箱，希望女儿在苏联好好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在朱敏眼里，爹爹是威严的元帅，举手投足显现军人的刚毅与冷静；同时，爹爹也是慈爱的长者，言谈举止映射柔情与细致。朱敏刚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时，她的第一个孩子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世上。年近70岁的朱德当上了外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朱敏还记得，爹爹小心地把小婴儿托在手掌上，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端详，像读书那样久久不肯放下。朱敏从此更懂得了爹爹，读懂了他那颗博大的爱心，触摸到了他炽热的内心。
让朱敏没想到的是，爹爹让她一满产假便去上班，说不能耽误工作，孩子由他和康克清妈妈来带。朱敏本以为自己刚生完孩子，爹爹会让自己和孩子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家里，可是爹爹却硬要赶她到北师大集体宿舍去住。丈夫刘铮那时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国外，年幼的孩子也不在身边，这让希望享受家庭温情的朱敏感到很孤独。
而且，朱敏还有另一层想法，“当时，爹爹已是快70岁的老人了，我多么希望他能让我留下来照顾他啊！可爹爹却板着脸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回来的任务是为祖国做贡献，而不是做孝子贤孙’”。朱敏不能理解爹爹的做法，“家里那么多工作人员，难道就多我一个吗？”于是，她赌气不回家了。
为了解开女儿的心结，朱德特意派警卫员请她回家。一进门，朱敏看到一幅祖孙同乐图：爹爹正抱着自己的孩子玩“扎胡子”，小家伙开始一倒一歪地躲闪，笑得口水直流。康克清告诉朱敏，这是祖孙俩经常玩的游戏。朱敏心中的不满和委屈不知不觉都溜走了，以后她按照爹爹的要求，星期天才回家和家人团聚，其他时间都住在学校，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
1965年年底，北京师范大学组织部分师生去农村搞“四清”运动。听说学校下乡的地点是爹爹抗战期间曾经战斗过的山西晋东南地区，朱敏积极报名参加下乡搞运动。但出于对她身体情况的考虑，系里没有批准。可是朱敏特别不服气，搬来爹爹当“说客”，这样学校领导终于答应让她下乡了。
临行时，朱德对女儿说，这是一次和工农相结合的好机会，你在外国呆了很长时间，对中国农村不了解，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接受锻炼。朱敏到达晋东南后，按照父亲的嘱托看望当年的老乡，还看望了留在当地的老八路。乡亲们一听说朱德的女儿来了，就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把朱敏接到家里居住，向她讲了好多当年的故事，乡亲们那种对八路军、对父亲的真挚感情，令朱敏十分感动。
当时，朱敏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症，还曾晕倒过。谁料，到了农村后，高血压症没有伤害朱敏，一场意想不到的疾病却突然而至。开始时，朱敏常觉得右眼发胀发花，还以为是睡眠少，眼睛疲劳造成的，就自己点眼药水，并不放在心上。半年后的一天，朱敏突然发现右眼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肿胀也十分厉害。工作组的同志连夜将她送到县医院，但医院无法确诊，估计是高血压引起的视网膜出血。于是，朱敏回到了北京，可是还是由于视网膜出血时间长，已经引起血肿，一时难以治愈。医生先用保守疗法治疗，希望保住这只眼睛。偏在这时，“文革”开始了，专家们全被打倒。朱敏失去了他们的精心治疗，眼睛随之失去了最后复明的希望。一场手术之后，朱敏从麻醉药失效后醒来，那只黝黑的右眼便永远从脸上消失了。
朱德虽说也很难过，但在女儿病床前他却乐观地用苏联英雄保尔的事迹让女儿明白——你是健全的人，一只眼睛同样可以工作，大可不必难过和伤心。后来，他又请眼科专家为朱敏装了一只假眼睛，因为安装技术好，假眼也特别逼真，从外表看根本看不出真假。
朱敏一直任教于在全国师范院校中居于首位的北京师范大学。她在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学的是心理学，但因她的中文不行，但在外语系改教俄文。刚开始时，她教的是俄语新生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她又是新教员，没有教学经验，教学中遇到不少困难。可是朱敏始终牢记爹爹对她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而且，朱敏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大家都愿意和她相处，热情地关心她、帮助她，很快朱敏便能胜任教学工作，并且将这个俄语班教到毕业。从助教、讲师，到教授、教研室主任，看到自己的学生带着知识，走上为祖国建设的工作岗位，这是朱敏的快乐。从事业中得到快乐，这却是爹爹所给予她的。
“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搞好。”多年后，每当想起爹爹生前常说的这些话，朱敏觉得似乎工作干劲更足，“就在他去世前，还对亲人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在一篇怀念爹爹的文章中，朱敏如此写道，“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无价之宝。我一定要像父亲一样，踏踏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誓言如钢铁般掷地有声，朱敏将对爹爹的爱化做实现誓言的动力，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1986年12月，年满60的朱敏虽然离休了，但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30多个春秋的她，早已和教育事业结下终身不解之缘，无法离开这项深爱的事业。离开工作岗位，并不意味着教书育人的事业已经结束。80年代中期，部队整编，有大批的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回到地方。这些复转军人为保卫祖国无私地奉献了青春年华，回到地方后，怎样才能尽快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朱敏与几位老同志商量，提出创建一所为部队战士和基层干部服务的成人高等院校——中国军地两用人才大学，后属地化管理称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朱敏亲自出任院长。
朱敏曾担任中国保健科技协会会长、中俄友好协会理事等职。一身朴实的装束，神情中也丝毫不见骄娇之气；虽然她是开国元帅的独生女儿，却从不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任何特殊要求。然而，从帅府千金到平民百姓，毕竟身份上存在巨大落差。很自然地，朱敏也曾经受到这种落差的困扰。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后代，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是否拥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特权呢？这是朱敏从爹爹身上得到的思索。
刘铮比朱敏小一岁，1927年1月出生在石家庄一个普通城市平民家庭，父亲做小生意，母亲是位勤劳质朴的农家妇女。1945年4月，中学毕业的刘铮在晋察冀冀中军区参加八路军。不久，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刘铮面临留在部队或是去联大学习的人生选择，爱好学习的刘铮进入联大外语系学俄文。“其实，当时选择学英文的人比较多，但我知道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好，以后肯定需要大量懂俄文的干部，所以自己选择了学俄文。”说起自己当初学俄文的动机，刘铮一脸认真。可以说，刘铮是解放区外语学校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
1949年10月，中苏两国建交不久，开馆在即。俄语专业比较好的刘铮便只好“赶鸭子上架”，跟随王稼祥大使赴莫斯科，参加筹建大使馆工作。当时，刘铮是中国驻苏联使馆的翻译，他工作认真积极，为人随和，在大使馆非常有人缘。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每周六到使馆看文件、听报告，了解形势，有时顺便在使馆吃饭、跳舞。在这期间，刘诤认识了朱敏，爱慕之情悄悄在两个年轻人心里萌生。
刘铮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他和朱敏结婚1年之后。1953年底，刘铮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被调回国。尽管人们有口皆碑，说朱老总为人忠厚、平易近人、是位可亲可敬的革命老人，毕竟没有直接接触，刘铮的心情未免有些紧张。在中南海永福堂，康克清妈妈和朱敏把刘铮引进朱德的书房。正在专心读报的朱德，看到刘铮，立刻起身，微笑着迎上来和他握手，并关切地说：“好啊，外面好，国内也好嘛！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需要很好地学习，很好地适应。”尽管刘铮多年从事外交工作，但与总司令这样的大人物握手、说话还是第一次，显得有些木讷。朱德一再嘱咐小夫妻俩：“家里的事，不要你们操心，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总司令、谦逊和善的老人，刘铮心中的紧张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
一贯严于律己，这是朱德给刘铮最深刻的印象。朱德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问，外事活动很多。他一生行伍，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接见地点。那时朱德已经70多岁了，还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劳，太辛苦。作为晚辈，刘铮有些于心不忍。他根据自己做外交工作的经验，便在时间的安排上给朱德的卫士长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不料，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客人率先到达了。一向谦逊和善、沉默寡言的朱德回到家里竟发起火来：“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要尊重，在外交礼节上，绝对来不得闪失！……如果这是打仗，就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朱德狠狠地批评了卫士长。行动时间是别人安排的，主意却是刘铮出的，虽然老人没有直接批评自己，但刘铮内心却非常愧疚。
“与爹爹这样的伟人生活在一起，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辱没他老人家的英名”，长期以来，刘铮和朱敏始终把“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作为座右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孩子们。
1967年夏，朱德的大外孙初中毕业了。朱德对他说：“你已经16岁了，是个大人，应当想想该走什么道路了，我的意见是你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务农，知识青年应当和工农相结合，这很有好处。”在外公的鼓励下，大外孙愉快地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队为了锻炼他吃苦耐劳的毅力，特意分配他养猪。这是一件又脏又累的活。有一次，他挑猪食桶时力气不够，结果猪食洒了一身。他一生气，把猪食桶一扔，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调回北京。
朱德得知此事后，马上亲笔给他写了封信，严肃地教育他：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的教导，是考验青年人能否接好革命接班的大问题。针对外孙在信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朱德指出：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养猪也是为人民服务，怕脏、怕苦不愿养猪，说明没有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服务就不要怕吃苦。劳动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想调回来是逃兵思想。接到外公的信，大外孙很受震动，克服了怕苦怕脏的思想，利用一切机会到农民家里，和他们交流感情，工作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1974年6月10日，朱琦因病在天津去世。当时，大家没有把消息告诉朱德。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把“假戏”当做“真戏”来唱。朱琦的追悼会是在天津水上公园举行的，天津市很多部门都来人了，仅花圈就有好几百个，有些群众把对朱德的崇敬爱戴之情转移到他的孩子这一代，很多老百姓都自发地前来给朱琦送行。 。
6月20日，孙辈们回北京去见爷爷。这时，康克清已把朱琦病逝的事对他讲了，只是在讲之前，说“朱琦的病比较重，还在抢救。”以先给他一个心理上的缓冲余地。
考虑到爷爷年纪大了，不能再受刺激，孙辈去见爷爷时，赵力平嘱咐孩子都要坚强些，不要哭。那天，朱德显得有些虚弱。看到朱德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客厅，赵力平忍不住还是哭出了声，孩子也跟着流了眼泪。朱德看着赵力平，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康克清轻轻地拍了拍儿媳，示意别再哭了。
等大家都止住了眼泪，朱德把孙辈一个个细细地看了一遍，沉重地说：“你们刚开始不告诉我，这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当然，对我来讲，就这么一个儿子，还年轻，就去世了，是有些惋惜。但是人已经死了，就不要搞那么多不必要的手续了，后事要节俭，要符合党的政策，给后代留下好的影响。”
说着，朱德慈祥地望着儿媳，缓缓地说“力平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好干部、好媳妇，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强，还有那么多孩子，要把这个家当好！”
有关部门考虑到朱德已是88岁的老人了，几个外孙、孙子都在外地工作，身边应该有人照顾，于是决定把在青岛海军某部当兵的小孙子调回北京。小孙子调回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去看望爷爷和奶奶。一进家门，朱德就问他：“你怎么回来了？是出差，还是开会？”小孙子知道爷爷要求严格，不敢说实话，只说自己是临时到北京海军某部帮忙。
两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天，小孙子又去看望爷爷。这回朱德猜出这里面有名堂，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问他：“你在海军帮忙多长时间了？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调回北京了？”小孙子一看瞒不住了，只好红着脸说：“我调到北京了。”还说这是组织上考虑到便于照顾爷爷。
朱德一听，就觉得这里面有点问题，很不高兴地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到哪里去！”
过了几天，朱德把海军领导请到家里，了解小孙子调动的经过。他亲切地对海军领导说：“请你们还是把他调到部队基层去锻炼吧，年轻人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不要留在大机关里。”海军领导说：“您年纪大了，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朱德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组织上的照顾，用不着他们在我的身边。”他还深入浅出地讲明其中的道理：“一个人浮在上面时间久了只会做官做老爷。小孙子下到基层去，对党、对他自己都有好处。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北京，这不是在搞特殊化吗？那还有谁去保卫祖国的边疆和海防？”海军领导终于被朱德说服了：“那就按您的意见办！”
两天后，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九，小孙子回到家里，对爷爷说：“爷爷，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南京海军某部基层连队去工作。”朱德听后很高兴，亲切地说：“应该走出机关，到基层去锻炼，这对你们成长大有好处。”
朱德老家有个侄孙，不太安心在农村工作，曾几次写信给朱德，请求把他调到北京工作，朱德都拒绝了。后来，这个侄孙作为适龄青年参了军。一次，他从东北回老家探亲，途经北京时去看望了朱德。朱德对他说：“你参军了，咱们是革命同志关系，尔后才是其他关系。你要模范遵守部队纪律，好好学习，严格训练，努力进步。”几年后，这个侄孙临近复员，到北京请求朱德帮忙在城里找个工作。朱德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政策，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你在部队入了党，共产党员更应该服从组织纪律，仪陇县天地广阔，需要你。你要愉快地回老家去，由地方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这个侄孙听从了朱德的教诲，高兴地回到家乡，当地政府安排他当了公社的放映员。
朱德为了报答四川老家的兄弟们曾经替自己赡养年老的父母，支持自己闹革命等等的情谊，决定为兄弟每家抚养一两个孩子。这下可就麻烦了，第一次来了5个，第二次又来了5个。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孩子，每个孩子都要吃、要喝、要穿、要住，家里简直就像个幼儿园、小学校。可是朱德与康克清都视为己出，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
朱德一辈子爱劳动，不论是在中南海西楼寓所还是其他别的住处，他总要把住房附近的空地开垦出来，动手种上蔬菜和杂粮，常常带着孙辈一起耕耘劳作，从翻地、播种，到锄草、浇水、掏粪、施肥，样样都要孙辈学着干。特别是那些脏活、累活，他从来不让工作人员代劳，总是把这些孩子召集起来，把镢头、铁锹、锄头等工具发到每个人的手上，手把手地教他们垦土、种菜。
由于精耕细作，照料及时，总是丰产丰收。这时，朱德和康克清总会请所有的工作人员“会餐”，分享劳动的收获。
朱德爱好书法，先是出于颜真卿，后改学黄庭坚。在他的晚年，凡是能够买到的黄庭坚书帖，他几乎全都买来欣赏临摹。
对于书法，朱德的本意是：一是艺术爱好，二是休息脑子，三是活动筋骨手腕。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生命在于运动，长期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养成了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写字就是一种辅助性的体力活动，长期坚持下去，对延年益寿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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