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舞剧编导舒巧的一生的个个大事件，其内容包括：我变成了一份邮件、到了一个好地方、有了一个哥哥、进城～行军、一九五七苏联之行、今生(前半生)、结束了少年时期，卷进现世……跳舞了、《小刀会》成名之后、“老运动员”等等。

舒巧，舞剧编导，一九七四年起任上海歌舞团业务副团长一九八六年被聘任为香港市政局辖下之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连任四届于一九九四年返沪曾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现任全国舞蹈家协会顾问；香港演艺学院院士，上海歌舞团名誉团长。

一生日子曲折经常处于争议乃至批判的旋涡中，在曲曲折折中创编了三十来部大型舞剧，得以排成上演了十九部生性豁达，按她自己的话说，是难得聪明“绝对糊涂”文如其人书其事。

自序

恍若前世

 那不像是我但又确实是我……

我变成了一份邮件

到了一个好地方

有了一个哥哥

进城～行军

一九五七苏联之行

今生(前半生)

 结束了少年时期，卷进现世……

跳舞了

《小刀会》成名之后

“老运动员”

舍不了的《刘胡兰》

《画皮》演出前后

去美国转了一圈

《玉卿嫂》与白先勇

无奈出走

另世

 走去另一片天空……

“表叔”

上了“合约”的当

炒鱿鱼

票卖得出去吗

公文事件

终究没明白

两个很特别的观众

《黄土地》与谭盾

牛还是关在牛棚里

八年啦

辞职

今生(后半生)

 人总要活得痛痛快快的……

回上海

逃避(又在香港)

封箱

附录

艺术总监制

舞剧编导

编后记

又后记

我变成了一份邮件

当我终于感觉到自己是自己，自己是由自己作主时，我已是一份邮件。

并没有贴邮票，以一纸便条为据：姓名舒翘，年龄十一，送往《新安旅行团》，下签一九四四年十月。

凭着这张便条吃饭、有个睡觉的地方和向前走。这张不知是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卅六开大小的旧纸条，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唯一依靠。我将它贴身藏着，一天几十遍摸它，生怕它忽然不见了。

没有地址。也不知什么是《新安旅行团》，更不知这《新安旅行团》在哪里。只大概知道在苏北。我就被往苏北寄了。从苏中寄出，统共在一个省里，所以爸爸不担心我会丢失。

但我的感觉是爸爸妈妈终于将我彻底抛弃了。

抛弃也好。

爸爸只喜欢男孩，大弟弟比我小两岁，爸爸极喜欢他。他长到两三岁却莫名其妙地死了。后来我才知道弟弟死于肝炎。不是肝癌。肝炎居然也会死，可见当时家庭境况不好。弟弟死了，爸爸就常常呵责我：你为什么不死？白虎星，是你克死了弟弟！第二个弟弟来到人间，不久这第二个弟弟又死了。在两个弟弟之间妈妈还生过两个妹妹，两个妹妹居然也先后死了。就是我这个老大怎么也不死，于是，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起来，不知道我为什么就老也不死。

记得当时活得是很抱歉的，我为我老是活着，老也不死觉得对爸爸妈妈很抱歉。

弟弟妹妹们热热闹闹地来了，又一个一个的离去了，只剩下孤零零我一个。从此爸妈很少笑容了。爸爸常对妈妈发脾气。妈妈不再唱歌了。我喜欢听妈妈轻柔的歌声：“摇呀摇，摇到外婆桥”，“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虽然不是拍着我是拍着弟弟，但我也是在这歌声中入睡的。后来妈妈甚至很少说话了。再后来妈妈神经失常，愣是自己把自己的牙齿一颗一颗撬光。这些是当我第一次填履历表想问清我的生日时爸爸告诉我的。

不知道生于何日何时，于是我就失去了唯一属于我个人的节日。看着别人有闪闪发光的彩色蜡烛，有大蛋糕，有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大家都欢迎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诞生，很羡慕。自己是不被欢迎的，多余的。

除了大弟弟死于肝炎，二弟三弟居然都死于最普通的病：感冒。还是在大上海。

当时全家在上海。住过只有一扇老虎窗的阁楼，住过闷罐子一样的亭子间。不过那是我后来的了解，当时是并不觉得住宿条件差的，相反觉得屋子很宽敞。爸爸总是有一张在我感觉是很大的写字台，他在桌上写稿子，他是记者，我在桌下玩。有时那像是在桥下，我想象着玩水，有鱼、有飘飘摇摇的水草；有时又像是在山洞里，自己躲过了老虎的追咬，很有一种安全感；有时更以为是自己独有的小屋，焦黄的三面墙，那斑驳陆离中有锅灶、橱柜甚至还有花和草，也有桌子，我趴在小凳上涂画，学着爸爸当记者……

写来自己都奇怪，留在记忆里的玩耍居然都在桌子底下。

可能因为我怎么也死不去，就只有将自已缩到最小。不出声音，减少走动，吃饭时轻轻蹭上饭桌，睡觉时悄悄}留进被窝，玩耍时就躲在桌子底下了。以为这样爸爸妈妈就不会觉得有我存在了。

一次我从香港坐轮渡去九龙，在轮渡上恰好有一个凹进去的单人位子，我很自然的选择了它，三面都是板壁。同行的朋友奇怪：你怎么老喜欢角角落落的，不觉憋得慌吗？我忽然意识到其实一生都已习惯，睡床一定靠墙，进餐馆奔旮旯，缩在犄角里心就特别平静。

不过爸爸自然还是发现我。为履行他做父亲的责任，他“啪”地拍给我一张包罗万象排列着三千多生字的纸，要死记、死背、死写。至今未听说有以这种方式为启蒙教育的。到六七岁时爸爸的教育升了级，堆给我一摞书，竟是《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镜花缘》。爸爸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上过小学的我怎可以和他读同一套书？《镜花缘》略好玩一点，小人国、红头发绿眼睛，坏人脚下有朵黑云……《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于当时的我则十分的恐怖了。但我仍得时时捧它们在手硬啃。不然爸爸会大发雷霆，爸爸雷霆一发妈妈就打我(看来他们有分工)。我在前面逃，妈妈举着藤拍追，通常这种运动总是在弄堂里(我没有痛曲记忆只记得逃，想必妈妈还是不合得真打我)，七追八逃左拐右弯逃不出爸爸的手掌心，最后终归只好又捧起那可恶的书。

《镜花缘》《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长大后书架上亦是有的，却从未再愿意碰过。

奇怪的是“买卖公平国”、“女儿国”男人缠小脚等……记得清晰，全是六七岁时看来的。爸爸这种奇怪的教育方式好处似乎也不是没有，当八岁时爸爸送我上小学(星加坡路工部局小学，好像就在胶州公园旁边)，一年级就读了一周，二年级也只读了一周，跳到三年级。所以我小学是从三年级读起的。读三年级还是比《镜花缘》轻松，因此考第一就是必然了。奖品是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的大面具。

那是真正高兴极了的一天，兴冲冲捧回家。爸妈自然不似我般大惊小怪，不记得他们当时有什么兴奋的表示。但这是我儿时第一套亦是唯一的一套玩具。

书正读在兴头上，爸爸忽然声称举家离沪。

今天的我才觉得爸爸的突兀可以理解。他当时不过三十三四岁，兴致所至自我中心灵感式的举动，岂能说这不是他的一种浪漫人生态度？爸爸的爸爸是穷郎中，而妈妈的爸爸却是慈溪举人大地主，在上海还开了钱庄，妈妈算是大家闺秀或如现在习惯说法富家女了。当我长大到可以和爸妈平等对话时曾打趣过他们：你们是不是大小姐穷书生后花园私订终身？爸妈嗨嗨嗨地支吾。我这样猜测是有道理的，外婆家不接纳爸爸，连我这个外孙女一生也只去过两次，一次在慈溪，门槛高得要爬进去；一次在上海，他们有整栋的楼像迷宫。外婆是将妈妈“扫地出门”了，所以听任我们穷。

爸爸从头至尾是浪漫主义的。风流倜傥，潇洒成性。他原名舒恬波，挂在嘴上的一位好友名林淡秋。恬波淡秋，布尔乔亚吧。爸就读于上海美专，学美术，未毕业又忽然飞去日本，到了日本学的却是俄文，返上海后又变成了一名新闻记者……如此东南西北的，忽然间决定丢掉上海的一切要去从军，倒也算不得奇怪。

成年后爸爸向我解释过：“那是地下党的安排。爸爸的奔向根据地，是爱国参加革命。”

记得有一次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扯到从上海到根据地这段历史，我说是在上海因为没饭吃了生活不下去了只好出走……爸爸气得要命，在采访过程中留给我面子，未当面开销，记者前脚出门，爸爸立马拍过来一份材料，“啪！”的一士：“乱七八糟，胡说八道！拿去好好看看！”这才知爸爸在上海一直接受地下党的领导，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作。不过，我印象中爸爸是一直搞不大清楚共产党到底需要他做些什么的。离开上海赴苏中根据地时爸爸倾囊买了一大堆经济学类的书，很厚很新，我之所以有印象是因为那捆书是由我背着去混检查的，爸爸要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越要装就越紧张害怕，而且那捆书太重，弄得我热汗加冷汗一头水淋淋。现在想来，以当时的革命形势，“经济学”能救国？更不知爸爸一个学美术和外语的人，读不读得懂经济学？那时的爸爸好天真。

到得苏中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不巧正赶上新四军精兵简政，全家不得不暂时在盐阜区一所中学栖身(盐恳中学，一所专为保存革命干部的学校)。爸爸竞负责教起英语来，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又搞的英语。

只是苦了我，才读了一年多小学，却不得不读中学了。我很害怕。  我小学五六年级均未读呢，爸爸却说初中一读的就是小学五六年级的课。爸爸还朗朗有词的声称小学的五六年级是一种罗嗦，是浪费时间。我没有权利去以为爸爸的论调对不对。于是乎我成了一名比全校同学们小一大截的中学生，九岁。

校内男女同学所有人都拿我开心。因为我常常的不穿上衣，有时又不穿外裤——妈妈马马虎虎地将爸爸的汗衫下摆钉上两颗扣子就算是我的衫和裤了。其实现在想来，我当时的穿着是符合我年龄的，只是于身份不够符合，坐在中学教室里不雅观而已。

这一时期我相对自由。

这一时期爸爸规定我读的小说是《高尔基三部曲》及《毁灭》、《铁流》(这使我至今拒绝高尔基)，但爸爸备课上课忙，妈妈又在邻村一小学教书，我就少了许多监管。常常是找个背阴的墙角，一本《七侠五义》，七子十三生上天入地。

至于那个时期课是怎么上的，怎么考试，现在全记不得了。只记得上天厚待我还是考第一。因为忽然大同学们不再戏弄我了，我穿着我的连衫裤可以大模大样和衣冠楚楚的大女同学平起平坐，有时甚至还可以老三老四一番了，所以记得。

后来那段日子很是得意。我有很多的时间在田野里走呀走呀，很以为自己是百花仙子，高梁叶轮番轻吻着我的衣衫，风催促着麦穗齐齐向我鞠躬朝拜。月夜里，百花仙子的我就下凡去瓜田偷瓜，香瓜西瓜小李瓜黄金瓜，应有尽有，应偷尽偷。其实也不用费事偷，那是学校的实验田，瓜熟了，学校也放暑假了，根本无人看管，吃就是了。不过，要的就是那个偷劲儿。

一九四四年革命形势好转，爸爸可以参军了。我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

爸爸曾将我夹在大同学中送到护士班。但没有能混过去，被剔了出来。“不要！”一句话定了终身，不然我现在是位名医亦说不定。“送去《新安旅行团》吧，那里收小孩。”那个接收官说。

于是，我就变成一份邮件了。

是一站一站寄的。每站的邮递员(那时称通信员)约摸一天走三四十里路，将邮件由甲地送到乙地，睡一夜，第二天带着另一批邮件从乙地回甲地。就这样来来回回。从这个角度讲我比他们开心，我一站一站均是向前，每一个地方都是新的。

但，人却像掉入茫茫大海。

走着走着入冬了。

P15-20

回顾一生忽然发觉奇怪：我的生存环境居然是倒过来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与我的境遇相同。

怎么个倒过来法？

人家马克思同志说社会发展史：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社会主义→最后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呢？

居然先是过全然的共产主义生活(军事共产主义)→然后社会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到资本主义社会(香港)生活了十几年→回大陆，现在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怪不得沟沟坎坎。一时欢喜一时郁闷一时消沉一时起劲……颇具戏剧性，主客观常常的格格不入。加上我这个人，都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却总是一再地“小不忍”——不是不想忍，是忍不住呀——一直磕磕碰碰，不过倒没乱什么“大谋”(可能因为我就没“大谋”)。所以，至今也没觉着有什么该后悔的事儿，倒是养成了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近似懒汉的思维路数。

看看我的日子，就知道我信奉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好地当着一个业务副团长呢，在改革问题上和顶头上司大局长意见相左了，大吵了一架。自然是我输，丢了官，靠边站。于是乎，终日无所事事，郁闷。朋友说：意见相左也罢了，吵的什么架，现在好了，傻呆着吧……居然就在这傻呆着时突然得到一封港英政府文化署的邀请函，请去香港当舞团艺术总监，这不是又有路了吗？就跑去当艺术总监了。艺术总监当当，自由自在排舞剧，安稳到第八个年头，却又为副总监人选对人家文化署弄了个“辞职要挟”，结果，“要挟”未成，辞职却弄假成真……只得又开始无聊混沌耗岁月。耗着耗着，北京舞蹈学院王玫忽然要我去当客座教授，给她的编导班讲课。我会讲什么课呀，从未当过老师。我说，讲讲创作体会只能撑半天，多讲讲不出来了，一个学期？没得那么多话可叨叨。她说，你介意和我在课堂上争论吗？当然不介意。那么，就当着全班学生，主课老师王玫和我这个客席老师摆开战场争论个痛快，学期结束，我觉得我会讲课了，那是二○○一年。接着二○○二年又去开讲，自觉讲得很顺。二○○三年又给另一班讲了一学期。这就又不行了，觉得那一套话讲来讲去很腻，不喜欢重复，自知不是当老师的料。二○○四年编导系主任张守和再来邀请时，我赖皮不去了。那以后只好在家玩电脑打发时间，知道这样度日有点不务正业，但无可奈何……嘿！正无聊着，这就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俞雷庆女士约稿。喜出望外！其实我一生喜欢文学，钦佩、羡慕作家。只是自己已经跳跳蹦蹦舞蹈几十年，间中虽有在香港和上海《文汇报》“笔会”业余撰稿，却都是千字文，忽然可以写一整本书，自由写，终于圆了少年梦。于是在编辑的时而批评时而表扬下，一本正经在电脑前坐了好几年，这是我最稳定的几年，最安静开心的几年。

无论是“倒过来”还是“倒过去”，日子总是要过，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好像也有许多开心。

初见舒巧老师，她已经五十开外了，可是她的笑容，还非常纯朴，甚至，有点傻大姐般的“呵呵呵”，沙哑的女中音，大声得很。那晚，我们开完工作会议，在香港湾仔的上海饭店宵夜。我问她：想吃上海炒年糕吗？她瞪大了眼珠：啊？现在的时节有炒年糕？好呀好呀！呵呵呵……像个贪吃的小孩。

舒巧老师刚由上海来到香港，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还没恢复四季可以吃年糕的大好形势吧？

舒巧，是真正的艺术家，她不善于管理生活，拿钱出来，乱七八糟抓成一团，更不要说算计小费了。供买房子，都不知道怎么供，也记不得供了多少。可是，对于生活的情趣，她还是像少女一般的敏感，甚至有点大惊小怪，毫不掩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的文具店，有明星相片配上电影插曲出售，我买过两张，一张是周璇《马路天使》的剧照和《四季歌》，自以为与众不同，秀给音乐老师看，他板起了脸：这种旧社会的老歌，现在不适合唱了。

吓得我，不敢给任何人看另一张了。

那是一位穿着不知啥时代、不知啥民族服装的戎装少女，盘起长发，英姿飒爽，盘腿回首，舞着剑，侧着头，两眼精神地盯着翘得高高的剑锋……我十岁刚出头，就奠定了欣赏女孩的标准：艳丽不脆弱，妩媚有侠气。

二十年后，我问舒老师，那个女孩是哪位舞蹈明星？舒巧老师哈哈大笑：就是我呀！……你帮我想象我该有多兴奋吧！

一九四四年，舒巧老师才十一岁，就参加了新四军的‘‘红小鬼’，演出队……可是，她没吹嘘过革命时期的光辉表演战绩，反而笑谈老战友“红小鬼”晚上尿炕躲进她的被窝——他老人家现在可是知名艺术学院的党书记哪！

舒巧老师的《剑舞》，获奖无数(所以有了我收藏的明星片)，她主演的《小刀会》，更是少有的经典舞剧。可是，她不甘于当演员，她自修好学，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舞蹈编剧。

香港舞蹈团将她由国内请来当艺术总监，连任四届，前所未有，我看也是后无来者。可是，居然有无知的国内“领导”，找她谈话，说：你也让让(国内)其他人来当艺术总监嘛！舒巧老师哭笑不得：那是香港政府的邀请，与我何关？再说，像舒巧这样的艺术总监，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随便找人可以取代吗？这种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幼稚可笑，海内外都一样。

好在舒巧老师是老革命艺术家，对中央首长和普通学生都一样，坦坦荡荡。她的学生在部队都当了将军演员了，她还是沉浸在不断探索、自由自在的创作天地。她的编舞成绩，越来越显著，她的舞剧，越来越受欢迎。

我第一次为舒老师作舞台设计，战战兢兢——偶像呀，如雷贯耳！可是接触没多久，就像哥们一样啦！合作无间，受益终身啊！

《玉卿嫂》是我们第一次合作，那是我最喜欢的白先勇的小说，舒老师为了这出舞剧，特地去了白先勇广西老家采风，带来的资料，丰富了我的舞台设计。

在练舞室平淡的光管下，没有演出服装和化装、没有布景，舒巧老师编排的《玉卿嫂》，将爱情悲剧的舞蹈语言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细腻、真挚、深刻、凄美、感人……我和舞蹈团合作过好几次，没见过全体演员在排练室如此的鸦雀无声，个个全神贯注，结束时，几乎个个都热泪盈眶……

舒巧老师，将一个中年女子欲生欲死的爱情纯朴、猜疑、欲火、欢快、不安、嫉恨和死亡……用无言的肢体艺术语言，在舞台上悉心地、独特地一层层展示出来。连白先勇自己看了都大呼精彩！

女演员每次谢幕，都哭得像个泪人。一九八八年参加北京的全国汇演，在后台，好几位国内的女演员激动地向舒老师请求：让我跳您的舞剧。

一九八九年秋季，我在纽约看完一场老外的芭蕾舞演出，和刚卸妆的上海青年舞蹈家施惠走到剧场外的花园，他前不久在法国的比赛获得大奖，刚才，他的独舞，获得了整晚最多、最热烈的掌声。路灯下，花园里小憩的观众认出了他，再一次向他鼓掌。帅气的、冷峻的小伙子淡淡的回着礼，却向我轻轻的叹了口气，他说：“其实，我想跳中国人的舞。”“谁的舞？”我问。他不加思考地说：“舒巧老师的舞。”“为啥？”我继续问。他回道：“她的舞，最有情感。”

当艺术总监，有不少行政会议和人事往来，舒巧老师时时显得非常无奈。可是，只要投入舞剧的编排，她忘我、专情、苦思、探讨、尝试、观摩……看到她年过半百，还在努力地、执著地追求舞蹈艺术力求完美的精神，谁能无动于衷？香港舞蹈界现代派、传统派、留洋派、本土派，男男女女的舞蹈家对舒老师的作品和人品都出自真心的欢喜和尊重。

我有幸为她的舞剧作设计的还有《岳飞》、《胭脂扣》、《黄土地》、《红雪》、《停车站暂借问》。

合作过程，每一次都不同，相同的是，舒巧老师非常尊重我的原创，可是，又必须绝对辅助、吻合她艺术总监的总风格。看舞剧，没有人是为了看布景和服装设计而来的。舒巧老师，永远是她的舞剧的灵魂，而我的工作，只是设法将她的灵魂烘托出来，让她的舞剧更深入观众的心灵。

那时，我年少气盛，大度的舒巧老师率真、亲和的气质降服了我，即使做好的设计被她全部推翻，过后再次的设计使她笑着点头、试过满意、演出成功……除了感激、开心，我没有丝毫的介怀。

一九八八年北京全国汇演期间，因为舒老师的良好关系，中央戏剧学院邀请了全国优秀的舞台艺术家座谈我的两出舞台设计，我真是受宠若惊。其实，并不是我的设计值得研讨，而是香港艺术团体民主的创作过程，值得借鉴吧？对着德高望重的前辈们，我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是来学习的。不过，香港政府行政人员绝对不干涉艺术创作，倒是值得学习的吧？尤其是遇到像舒巧老师这样的无私的、既有领导才华又有艺术修养还当我像小弟一样的大艺术家，才能有我的设计。有时候，我都分不出哪部分是我的原创，哪部分是舒老师的意念了！只记得每次演出完毕，依依不合。

在国内艺术总监制度还没成熟的年代，前辈们对我的机遇感叹、羡慕……

舒巧老师非常热心培养年轻人，她带过几个助手，清一色是男士。她说，男编导比较注重舞蹈的形式，而她自己，较注重舞蹈的内涵。常常看到她镇定自若的在舞台下看着助手在台上大呼小叫，必要时刻，她三言两语提点一下，马上，整个气氛有所不同。有时候，她的助手也会坚持自己的概念，即使激烈的争论，丝毫无损他们师生问的互相尊重和深厚友情，深深教我感动。

某次，舒巧老师北京来的新助手对我的服装设计提出了意见，他说：刚参加国外的比赛，看到的都是闪闪发光的新材料，说我选的材料，过于朴素，暗淡，不流行了。我说：“我不管国外现在流行什么，我只选适合我们这出舞剧的材料。”舒巧老师笑了笑——支持了我的观点，因为我们的舞剧，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

小时候，我在上海长宁区工人俱乐部第一次看民族舞蹈，男演员手掌托着女演员的屁股，将她举起来。触目惊心！我抓住舒老师问个究竟。

哈哈……舒老师笑了：是的，这个动作有点“危险”，嘿嘿，有人说不合民族风格，我们也正式讨论研究过，研讨了好久，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哈哈！

某晚，舒巧老师来剧院看某现代舞蹈团演出的彩排，她指着舞台上顶天立地、怪怪的擎天柱问我：

“你那设计的是什么东西呀7”

“奥，是男人的那个东西。”  “那，你的那个东西也太大了吧？！，，

说完两秒钟，我俩对视着，一起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和舒巧这样的舞蹈大师合作，也有遗憾：常常看到中港台的优秀舞林高手们翩翩起舞，万般风姿，‘‘害’’得我直到半百之后，才敢进舞池(还只是健身舞)。

舒巧老师退休回上海了，前几年，我去拜访她，已经到古稀之年了，稍微胖了一点，精神还是健朗，笑声还有渗透力！

“呵呵呵！我才不去参加那些所谓的‘座谈会’呢！”

“为啥？”

“怪死了！先发红包！你叫我怎么发言呀！”

“？？？！！！”

“我还想保住自己的晚节吧！呵呵呵！”

舒巧老师，教我如何不敬你、如何不爱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