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桥同志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党长期在经济工作领导岗位的实践家。六十多年来，他以全部身心投入经济实践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书是薛暮桥回忆录，阐述了90年的人生经历和60年经济理论研究生涯。

　　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两个时期。在30年代，暮桥同志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曾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深入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论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正确性。40年代，他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取得过辉煌胜利，在货币价格理论上提出了国际领先的创新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处在我国的经济工作领导岗位上，经历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发展和改革的全过程。他既参加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也亲身体验了所有制改造上急于过渡、计划管理体制的僵化和发展战略上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所带来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不仅在理论上主张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通过设计改革方案，研究改革步骤，为中央领导出谋划策。在改革进程中，他多次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始终力主加强宏观调控，争取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以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在这部《回忆录》中，暮桥同志对自己在上述各个时期经济工作的经历做了扼要的记述，对主要历史经验做了精辟的分析。

本书记叙了我国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过程，用理论和事实论述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该书指出，50年代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工作中有很多失误。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一是“搞得过快了”，二是“搞得过头了”。对于这些失误，在1956年底中央也有所察觉，曾经提出可以让一部分私营企业继续存在下去的设想。特别是陈云同志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体现了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经济思想。可惜，在当时国内外特定的环境下，这种主张很快被“左”倾思潮冲垮淹没。失误不仅未能纠正，反而被推向极端。此后20年，经济体制的弊病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战略上的失误，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屡遭挫折，效率低下。到1978年末，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已成为多数同志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对经济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得到热烈拥护。

一 献身革命事业

 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1

 在工人运动中入党／6

 “牢监大学”／13

 迎接新的斗争／21

二、在白区思想文化战线

 开始经济研究生涯／25

 到广西师专教书／30

 在农村经济研究会和文救会的活动／37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44

 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的群体／58

 将《中国农村》迁往内地／72

三、投笔从军

 在新四军教导总队／80

 撤离皖南到苏北／91

 回顾皖南事变前后／96

 在华中抗大五分校／99

 在抗大华中总分校／103

四、在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实践

 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114

 对敌货币斗争和工商管理／120

 到华北财经办事处／128

 在中财部和中财委／138

五、建国初期的经济工作

 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149

 对社会主义改造认识的逐步深化／157

 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工作／172

 对价值规律的研究／182

六、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国民经济

 对“大跃进”的异议／190

 参加政治经济学读书会／196

 参与起草和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198

 参加落实经济调整的几次重要会议／204

 在全国物价委员会及参加“四清”运动／210

七、在十年内乱中

 被批斗审查／220

 在五七干校／225

 曲折中得解放／231

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238

 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246

 出访美国、香港／256

九、1979年至1984年期间关于调整的建议和改革的探索（上）

 关于调整的争议／262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267

十、1979年至1984年期间关于调整的建议和改革的探索（下）

 筹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278

 为克服调整中的困难出谋划策／280

 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探索／290

十一、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中的曲折

 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307

 宏观失控和通货膨胀／312

 反通货膨胀问题上的争议／319

 从曲折中汲取教训／326

十二、在进_步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中

 关于改革目标的新的争论／331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建议／336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总结／33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343

附录

 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49

 我的主要著作目录／382

 我九十年的历程／384

后记／407

再版附文／409

 “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写在父亲薛暮桥100岁寿辰之际——薛小和／409

 想您，我们的爸爸！——薛小和／418

迎接新的斗争

到1930年7月，我已经被关押满三年，按规定没有“越轨”行动的可交保释放。经反省院讨论，批准交保释放的有二十几人。有一天，牢狱总务科长陈某找我单独谈话（这是我入狱以来的第一次）。他说：“看你人还老实，用功读书，不像是共产党。为什么关了三年，没有人来保你？”我说：“如果可以交保，愿意保我的人很多，是否可以写信回去要家里找人来保？”陈说：“可以试一试。”我就写信给在礼社的哥哥薛鹤龄，他当时正在区公所工作。我父亲在家乡声望很好，我在家时乡亲们都知道我是个好学生，所以，乡镇长都盖章来保我。无锡同杭州分属两省，按规定要经过省政府转，光转就要一两个月。鹤哥到县政府找到同学好友教育局长陆仁寿。陆征得县长同意，出公文派鹤哥送文直交杭州反省院。我初入狱时，鹤哥还在杭州一家纸行当会计，曾几次来看我，还找了特别法院的人想保我，说只要我自首就可以保我出去。我说，我根本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承认。我哥哥也说不能瞎承认。我叫他以后不要再瞎活动。后来纸行倒闭，他便回家乡了。我们已两三年没有见面，见了面就嚎啕大哭。这时陈某也在旁看着，鹤哥走后，他对我说：“想不到你是个书香子弟，人家出去怕没饭吃，又‘误入歧途’，你总是有饭吃的。出狱还要补办一个铺保，耐心等着吧。”12月初，鹤哥又把铺保送来杭州。陈某叫他把我“领回管教”。这是12月3日。在狱中共三年半，我又重新得到了自由。出狱后，我到闸口去看了已经出狱一年多的钟鼎祥，知道杭州党的组织已破坏，他找不到组织关系。我只能跟着鹤哥回无锡礼社。路经无锡县城时，我去看了教育局长陆仁寿。两人仍像同学好友，谈得相当欢畅。

1930年12月，我乘火车到横林车站，改乘小船回礼社。出我意外，有许多乡亲到码头来迎接我。我吃惊地问：“我又没有做官，为什么要来迎接？”他们说：“你比做官还光荣。”我离开礼社多年，想不到人们的思想会有这样大的变化。乡民们纷纷议论国民党快要完蛋，将来全是共产党的天下。回家不久，又值母亲六十寿辰，全家兄弟姊妹回来团聚。

回乡后陆仁寿曾主动问我，回家后有何打算？我说还没有找到去处。陆说暂时委屈一下，先当个小学教员好不好？我同意了。过了年（1931年2月），我就到无锡南乡县立第三小学当教员，担任五年级级任教师（班主任），教国文和英文。三年多与世隔绝，需要有一段时间补课，了解时局。商务印书馆出的《东方杂志》每月有国内外时事的综合报道，我抓紧时间把三年多国内外的大事都补看了。

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校长要我在纪念会上作一个报告。我讲到三民主义时说：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讲了中山先生临死前的遗嘱，而且向大家朗读原著。大家见我对孙中山的学说如此熟悉，感到吃惊。由此引导师生了解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我常常利用国文课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启发学生思想进步。

我对教育方法有些自己的做法，按课程安排每星期六上午有两小时作文课，以往常常是学生看了题目就写上一句，想半天再写一句，这样有些学生两小时还写不到一百字。我想作文是思想的表达，没有思想怎能写出文章。因此要他们在看题（有时连题目也同学生商量）后自由讨论，各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待充分讨论后再动手写。结果多数学生能写二三百字，多的四五百字，超过六年级的水平。暑假前大考，我出了一个“理想的世界”题目，大家热烈讨论。有人说是人人平等的，有人说是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等等，表达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学生都说薛先生（南方称教师为先生）是革命的，校长也知道，暑最后就不敢把我再留下了。  暑假后，我经在省教育厅工作的从兄薛臻龄介绍，到南京民众教育馆任编辑。编辑部长赵光涛是在第三师范比我高一班的同学，“五四”运动时是动员学生罢课的学生领袖，此时他已经变节，成了稍有权势的国民党员。他对我这个老同学还是照顾的，替我隐瞒我干革命坐牢的经历，要我任《民众周报》主编。当时正遇“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宣布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被迫执行。我在《民众周报》发表了反对不抵抗主义的社论。馆长把我叫去，说“不抵抗主义是国策，怎能反对”，要我以后谨慎。过几天，上海各大报用头版篇幅登载宋庆龄大骂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文章。馆长笑嘻嘻地来看我，说“薛先生真有远见”。因此，《民众周报》仍能经常发表一些抗日救国的文章。

当时，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他们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代表多次到南京请愿抗日。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五千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无结果拒绝复课，冲破阻挠，转往外交部，并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11月，北平、天津学生为抗议日本特务在天津制造暴乱宣布罢课，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连同各地响应的学生，汇集南京者多达万余人。1 1月26日，请愿学生整天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强烈要求出兵抗日。第二天，蒋介石采取敷衍欺骗手段，召见几千名请愿学生。他拍着胸说：“我蒋介石一定抗日，但要三年准备时间，你们愿意抗日的今天就可以报名参军。”学生知道这是一个骗局，蒋决不会组织学生军，会把他们分散插人各部队进行监视，所以没有一个人出来报名。蒋就拍桌大骂：你们口口声声抗日，又没有一个人愿参军，真是胡闹。说完就把学生赶走了。

此后，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实行血腥镇压，接连制造了“一二·五”事件和“珍珠桥惨案”。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三百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等口号，遭到军警镇压，有33人受伤，185人被捕。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学生及南京本地学生约三千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当队伍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的珍珠桥时，遭到大批警察和宪兵袭击，当场有三十多名学生被打死，一百多名学生被打伤。其他各地也发生一系列类似的迫害事件。结果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慨，迅速形成各界和各个阶层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国民党内也有爱国民主力量，这时有许多人公开出面要求抗日。首先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个人独裁、坚持内战。冯玉祥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

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在一次国民党员的会议上声称：“准备三年后一定抗日，不抗日就杀我的头”；一面仍极力压制，实行镇压。就在他信誓旦旦宣称“一定抗日”的会议上，有一位老人仅仅说了一声“不要言过其实”，即被特务押到主席台上。老人跪在蒋介石面前磕头求饶，仍被特务押了下去。民众教育馆也有几个国民党员去参加大会，回来后愤愤不平，出去贴标语“反对王正廷卖国外交”。

在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中，蒋介石迫于内外夹攻的压力，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于1931年12月19日宣布“辞职”下野。当然，实际上他仍然操纵着军政大权，不过是为了暂时缓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伺机再起。国民党在12月22日至29日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当时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政府委员。不久就形成蒋、汪“合作”体制，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总揽军事大权，负责全力“剿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影响和推动下，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进行英勇的淞沪抗战。中国人民掀起了新的抗日斗争高潮。我也在新的形势下迎接新的战斗，开始参加党所领导的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

P21-24

吴敬琏

《薛暮桥回忆录》是1996年7月出版的。当时，北京经济学界曾经为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虽然薛老已经离去，但他的精神遗产永存。天津人民出版社积极筹划，再版这本回忆录，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经济学泰斗薛暮桥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起于他在社会大学（包括“监狱大学”）中自学成才，终至成长为30年代中国左翼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第二个段落起于他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转行参加实际经济工作，而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为共和国经济工作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第三个段落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整个改革年代，他由一位为市场化改革鼓与呼的经济学家，进而成为这一改革的一位重要设计师和推动者。

贯穿这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他始终秉持着极其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唯其有这种态度和精神，他不但能够在每一个阶段都尽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任务，而且能够从经验总结中提高，在理论上升华。这使他在生命的最后30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薛老作为左翼经济学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参加了左翼经济学家主流与其他理论派别之间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的论战，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虽然从现在的观点看，这些年轻的左翼经济学家当时提出的论点和对不同观点的批判并不全都无可挑剔，但他们的工作对于整整一代人深入认识中国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后，薛老转做实际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帮助他很快适应了这种角色转换，成长为一位娴熟的经济管理专家。这使他能够在共和国建立以后长期担任我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得力助手，参与了统一财经、平抑物价、“三大改造”和“大跃进”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战役。然而在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时期以后，他对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的怀疑，愈来愈演化为挥之不去的忧思。

这种惶惑和不知所从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转机。“五七干校”的生活单调乏味，然而，这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冷静思索、总结既往的机会。薛老跟我们讲述过他在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认真思考“十七年”经历的往事。这种思考的结果使年届七十的薛老大彻大悟，为思想和生活找到了新的方向。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时代，我和我的不少年轻同事一样，对于一言一行都力求“中规中矩”的薛老，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给我们的印象完全改变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宣布要向自己的“老弟”（孙冶方）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说到做到。他思想活跃，不固执于自己的老经验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旧教条，而是与时俱进，唯真理是从。例如，他在70年代后期就不顾位高权重的顶头上司片面追求产值增长高速度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的情况，犯颜极谏，批评高指标、高速度的发展方针。他曾是中国“三大改造”经验的最重要的阐述人，然而当他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偏颇，便勇敢地指出片面追求所有制的“纯而又纯”和“单一”乃是一种失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是正途。他曾在60年代初期担任过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是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不动、个别调罄”的物价工作方针的忠实执行者。但当他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在竞争中自由浮动价格体系时，便坚决主张“打破僵化的价格体系”，实现价格制度的改革。更加重要的是，他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中国改革应当市场取向，以后虽然多次受到批评指责，却始终坚持，不改初衷。

在最后三十年的岁月中，薛老不仅在理论上明确坚定，而且由于对经济实务极为熟悉，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我国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组织实施上的得力参谋和帮手。比如，80年代中期的财政、银行、外贸体制改革方案就是薛老一手主持制定和帮助组织实施的。

经济思想史家海尔布鲁纳（Robert，Heibroner）把那些彪炳史册的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等称作“入世的哲人”（Wordly Philosopher），以彰显他们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了不朽功勋。

薛老在2005年7月22日走完了他101年人生历程，离我们而去。消息传来，我正在上海授课。从1959年为准备全国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和张卓元一起被分配做他的临时助手，到1984年8月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向薛暮桥总干事报到，开始在中心二十年的工作，再到他去世前十多天到北京医院对他作最后的告别，回首这四十六年的前尘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薛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理论建树、精神风范和由他开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都是人民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流传下去。

2005年7月

1985年时，我因年过80岁，辞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职务，改任名誉主任。当时，有的同志向我建议写回忆录，但我那时还没有这个打算。我觉得有幸处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生机活力，祖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我心情非常舒畅，工作劲头很大，自己最大的愿望是继续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尽心尽力。我当时仍有力量调查研究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因此把精力仍然放在工作上，没有接受同志们的建议。

我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同志，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他认为写回忆录同样有现实意义，同样要花很大力量。他就主动在我工作之余和我谈过去的事情，边谈边录音，录了几十盘磁带。到1986年，他已整理了一个我口述的记录，为我后来自己写回忆录做了准备。

1989年10月，我过了85岁生日，感到年龄不饶人，许多重要的会议无力参加，出外调查更是困难，就把精力转向写回忆录上。回忆过去，虽然我经过的历史时期不同，处境不同，工作岗位不同，但总把精力倾注在研究经济理论和政策上，根据当时的可能和需要，选择题目，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指导实际经济工作。所以，我确定回忆录的重点放在参加实际经济工作及理论研究方面。着重写建国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参加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及理论研究。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写成了一个稿子。

我素来习惯是自己动手写稿子，没有想到要组织一个“班子”来帮助。但当时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力量核查材料，仅凭老化了的记忆，当然会有不周不妥之处。原想查阅资料，亲自对回忆录进行修改充实，但没有来得及再看一遍，我就病倒了。

1991年春，我患病住进医院，医生开始诊断是脑供血严重不足。治疗、休息一段时间，没能明显好转。当年夏天，病情更重，又进了医院，经医生悉心检查，确诊是“帕金森”症，至今已近五年了，病情虽趋稳定，但没有痊愈，耳聋眼花，手脚发抖，不能执笔写作。所幸脑子还清楚，能够听读，能够提意见。

这个没有完稿的回忆录怎么办呢？我周围的许多同志非常热情地来帮助我，特别是吴凯泰同志（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研究员）、吴俊扬同志（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顾问）、朱庭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世界史所所长、研究员），他们三位花了很大的精力对稿子进行修改、补充、调理以至重写；而且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成了现在这本回忆录，这是集体写作的成果。

这本回忆录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我出生到建国初，是朱庭光同志为主修改和改写的；第二部分是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是吴俊扬同志为主修改和改写的；第三部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现在，是吴凯泰同志为主修改和改写的。我对他们雪里送炭的帮助，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将永远铭刻在心间。

又承徐雪寒同志，陈先同志、吴敬琏同志、李剑阁同志、李克穆同志等，还有同文稿中记录的事实有关的许多同志，他们都在百忙中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的现任秘书潘德发同志，耐心地反复地给我读了全部稿子，把我的意见转达给执笔的同志，由他们反复修改，直到我完全认可为止，所以全书是我自己定稿的。在此，我对所有为回忆录辛勤笔耕，提出意见，热情帮助的同志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书中记录了我九十多年的经历，因为时间跨越度太大，所以难免还有不周、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1996年元月于北京

他的回忆录是整整一代经济学人心路历程的记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动的教科书。

——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