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理由》乃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的最新作品，汇聚了先生近两年来的思考。他的《追寻生存之根》、《钱理群讲学录》、《我的精神自传》都取得了不凡的社会效应。《活着的理由》这本有着内在精神关联的作品相信将引起知识界的侧目。

本书乃钱理群先生最新一本“退思录”。钱先生保持了其一贯的思考方式及思考力度，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其“搅动灵魂”主题的发展，既是对严峻现实的正视，又有超越现实的思考。因此，本书的文章集中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活着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学术的问题”，而贯穿其中的却是两个关键词：“活着”与“承担”。“活着”讲现实的生命“存在”：存在的理由、根基、危机等等；“承担”，则是追寻存在的“意义”，从历史经验中提升出的既旧又新的生命存在方式，即所谓对自我、事业和社会的“三承担”。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关于以“价值重建”为核心的“文化重建(学术重建，教育重建，等等)”和“生活重建”的思考。

辑一：“活着”的问题

 活着的理由

 小城故事：动乱年代活着的根基

 这才是合格的、真正的教师

 作为思想者的教师

 活着的危机：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活法”问题：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有这样一位农村教师

辑二：教育问题

 中小学教师之爱：“亦师亦母(父)”之爱

 名校者，有名师也

 我们给孩子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育环境

 保卫童年

 请关注打工子弟老师的权利和生命成长

 认真总结二十世纪中国中学教育的经验

辑三：学术问题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

 有承担的学者，有承担的学术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学术生态

 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

 应该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游民问题

 如何回顾那段革命历史？

 底层言说的价值，自我警戒和边界意识

 全球化背景下的鲁迅研究呼唤新的想象力

 全球现代汉语文学：我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史想象

 学术坚守与宽容

 防止学术研究中的极端化思维

 学术研究的雄心及其他

后记

尽管比和凤鸣小七岁，也没有经历过她那么多的苦难，但我仍然可以说是和风鸣的同代人。听她讲述她的故事，却总要想起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的许多故事。因此，我一边听，一边也在回忆和思考。而她的讲述，引起我最大震撼的，是她反复谈到的一个问题：“活下去，还是不活”——这也是我们那一代中许多人(当然不会是全部)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说起来，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当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位丹麦王子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活下去，还是不活”就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永恒的精神命题。

鲁迅有一篇小说《孤独者》，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中国式的回应。鲁迅在这篇小说里，讨论了现代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活着的理由”的问题。他谈了三个层面的“理由”。第一，是“为自己活着”，为自己的理想、尊严而活着。但中国生存环境的恶劣，人常常被剥夺了“为自己活着”的权利。于是，就进入了第二个层面：“为爱我者活着”，自己不想活，就为丈夫、妻子，为儿女而活着。鲁迅的问题是：如果“爱我者”也不需要我活着，这个时候，人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他“活着”的理由是什么？鲁迅的回答是：“为敌人活着”，活着，是为了让那些非要我死的人，感到不舒服。这就是鲁迅式的“反抗绝望”，是惊心动魄的。

现在，和凤鸣，和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当代中国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遇到了这个“活着的理由”问题：这同样也是惊心动魄的。

和凤鸣和我们，都曾经为自己的理想而活着。我们那一代的理想，就是“革命”，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一个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的新社会。那时候，我们活着是有尊严的。

但1957年，一夜之间，和凤鸣和她的丈夫，还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普通人，都成了“敌人”。这可能是后代人无法理解的：不是因为触犯了法律，不是按照法律的程序，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仅仅是因为违反了“领导”的意志(如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写了让领导不欢喜的文章，和凤鸣没有听领导的话，不肯和丈夫“划清界限”)，或者干脆就是为了领导的需要，就不经任何法律手续，被宣布成了“敌人”。

在当代中国，成为敌人，就意味着你不但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而且被开除了人籍，不再是“人”了，而且真的有一个新的命名，叫做“牛鬼蛇神”。不是人，就没有了人的尊严。如和凤鸣在回忆中所说，在批斗会上，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人，包括小孩，都可以任意辱骂她。人失去了尊严，就失去了“为自己活着”的理由：这就是和凤鸣夫妇决定自杀的原因。

被宣布为“敌人”，还意味着你被社会彻底遗弃了。和凤鸣的叙述里，讲到一个细节：她在劳改农场的场部工作时，任何人都不理睬她，仿佛她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被社会无视的境遇是可怕的。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当从社会关系中游离出来，为社会所不需要时，人也丧失了“活着”的理由。

这时候，还能为革命的理想活着吗？也不能了。因为革命也是一种权利，成了敌人，就不但没有革命的权利，自身也是革命的对象了。

这样，人已经不可能“为自己活着”了，就被逼到了鲁迅说的第二个层面：“为爱我者活着”。

但这也是不允许的。于是，就有了和凤鸣叙述中所谈到的：强迫夫妻之间划清界限，相互揭发，特别是要求揭示私房话，也就是把革命深入、渗透到床笫。如果做不到，也要最大限度地限制，以至割断夫妻之间的精神联系，最后和凤鸣夫妇连通过写信来倾诉衷情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就是要造成连所爱者(夫妻，子女)也不需要你活着的局面，剥夺你“为爱我者活着”的理由，把你逼到生命的零点，许多人就是因为生命的最后一个避风港——家庭被摧毁，而走上自绝之路的。

在精神上堵塞了人的一切活路以后，还要在肉体上给以致命一击：这就是和凤鸣叙述中让人闻之色变的大饥荒。这里暂不讨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1958年以后的大饥荒和1957年事件的联系，只要指出1957年的受害者也是大饥荒的承受者这一点就够了。

这样，无论是作为生理的人，还是心理、精神的人，都被逼到了绝境。

但，却又不让你这样一了百了地死去，要留一丝活缝：这就是和凤鸣叙述中谈到的“给出路”的政策。

什么叫“给出路”？就是改造好了，可以摘帽，从“敌人”变成“人民”。而且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叫做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可以“转化”。但转化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接受改造，而且要改造得好。什么叫“改造”？首先是要认罪，承认自己“不是人”，然后要放弃人的尊严，人的独立思想、意志和情感，一句话，活得不像个人，就改造好了。因此，所谓“给出路”，就是让人成为行尸走肉，看似活着，其实失去了活的意义和价值，就等于死了，或者叫做“不死不活”。

而且，“帽子”还掌握在领导手里：所谓“转化”，既然可以从敌人转化为人民，当然随时可以再从人民转化为敌人。和凤鸣不就是在“文革”时又被重新转化成敌人了吗？这样，忽而“敌人”，不让你活；忽而“人民”，似乎又让你活了；忽而又是“敌人”，又不让你活了。这都使人想起了鲁迅说过的猫的性情：“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狗·猫·鼠》)我要补充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猫捉老鼠的政治游戏中，忽捉忽放，不仅是出于，或者主要不是出于“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而是出于统治的威慑作用的需要，而且不只是向和凤鸣这样的已经被捉住的老鼠显示生杀予夺的权威，也是对我似的暂时还没有成为捕食对象的雀鼠示警，我虽然逃过了1957年这一劫，但在“文革”中也是在一夜之间成为敌人，以后也是被捉捉放放，时刻面临着“活下去，还是不活”的艰难选择。

但是，无论如何，和凤鸣，我，还有许多的人，都选择了活下去，而且也都活下来了。那么，和凤鸣和我们活着的理由是什么？——这或许是更为重要，后人更感兴趣，也是和凤鸣的叙述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

和凤鸣首先顶住了高压，坚守住了“活着”的第二层面的理由：她为“爱”(对丈夫的爱，对儿女的爱)而活着。当和凤鸣讲述到她和丈夫相拥而泣的最痛苦，也最甜蜜的那一夜，我的眼睛湿润了；当她讲到在茫茫风雪中，百里寻夫的情景，我真的被震撼了；而四十年后的家祭，儿子那一声高喊，则让我热泪盈眶。我感到了人性，鲁迅说的“天性的爱”的力量：它是高居于一切权力、体制的压制之上，是最终决定一切的。

当在难友的启示下，和凤鸣决定要“为生存而斗争”时，她就进入了鲁迅所说的第三个层面：“为敌人而活着”：你们不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吗？我偏不死，我偏要活着！这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尽管所采取的斗争手段是偷窃粮食，有道德自律的和凤鸣这样的知识分子，免不了会产生被迫的屈辱感，但这同样是出于人的求生的本能，也可以说是反抗的天性，它也自有一种神圣性。

而最引人深思的，却是当“文革”中和凤鸣重新作为敌人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时，她的房东王老大爷的态度：他召集全家，郑重宣布：“大姐(这是乡亲对和凤鸣的称呼)不是‘分子’，是‘落难之人’，你们一定要善待她。”——“不是‘分子’”，就是说，当体制宣布和凤鸣是敌人时，体制的控制力稍弱的农村，底层社会的农民，父老乡亲，却不把她当做敌人。其实在此之前，和凤鸣所到的第一个农场的基层领导也称她为“犯错误的同志”。这表明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的，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王老大爷视和凤鸣为“落难之人”，并要求全家善待她，更是耐人寻味。这样的观念显然来自中国文化传统，民间地方戏曲把它演义成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代代相传，已经深入民心，成为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伦理。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统治的严密性达于极致的时期，也依然在民间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和凤鸣这样的体制的敌人，使他(她)们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获得了人的尊严，并成为他们活下去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P3-7

这是我的第三本“退思录”。从2002年8月告别北大讲台，到现在将近六年了。那么，差不多每两年写一本。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本来所写的文字，大都是奉命而作——我真正主动计划写的是同时期的学术著作——或者是应约为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的著作写序和书评，或者是应邀在学术讨论会、出版座谈会上发言；但也都尽量塞人私货，借此把自己零星的感受、感触、体验和思考，先发而为言，再整理成文。这样，这些文字最后都化为我用，成为自己思想和生命轨迹的记录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文字，本是随机写出，并无预先的统一构想，但在每一两年编辑成书时，却总能意外地发现，这些零散的文字居然还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而且还可以用某几个思想命题、生命关键词加以概括。于是，就有了第一本《追寻生存之根》里的关键词：“寻根”，并具体化为“建构精神家园”、“认识脚下的土地”这类命题。到了第二本《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又有了“心灵的净土”和相关的“情系教育”、“脚踏大地”、“搅动灵魂”这样的生命的编码。如“后记”里所说，“从追寻‘生存之根’到追寻‘心灵净土’，这显然有前后一贯性，而且似乎也有一个升华”。

刚刚编好的这第三本，有一个新的命名：《活着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搅动灵魂”主题的发展，既是对严峻现实的正视，又有超越现实的思考。因此，本书的文章集中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活着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学术的问题”，而贯穿其中的却是两个关键词：“活着”与“承担”。“活着”讲现实的生命“存在”：存在的理由、根基、危机等等；“承担”，则是追寻存在的“意义”，从历史经验中提升出的既旧又新的生命存在方式，即所谓对自我、事业和社会的“三承担”。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关于以“价值重建”为核心的“文化重建”(学术重建、教育重建，等等)和“生活重建”的思考，其中有些思考，如《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学术生态》、《底层言说的价值，自我警戒和边界意识》等文所提出的问题，我自认为都很重要。而关于“孔子热”、《读书》事件和“当代游民问题”的发言，在2007年都曾引起关注。其实还有一个“制度重建”的问题。——这虽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但所论及的问题，无论是活着的问题，还是教育的、学术的问题的背后，都显然有一个制度问题。

尽管有着这样的事后发现的内在结构，但书中的文章，还是芜杂的，也多有重复之处。——这毕竟是些随意发挥、率性而作的“随笔”。

2008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