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传——利玛窦的记忆秘宫》中，史景迁先生以奇巧的构思，通过利玛窦自己选择并改编的《圣经》中的四幅版画插图和利玛窦自己“记忆秘宫”中留存的用四个汉字创作的记忆形象，探索了利玛窦的内心世界，间断地综述了利玛窦本人在东西方期间的个人生活、传教阅历及所倡导的多教合一的思想，还有他个人忠贞不渝的宗教信仰和虔诚的感情生活。史景迁先生也借助利玛窦的主观意识流，借助利玛窦自身的阅历与目睹的东西方社会现象，通过穿插的大量宗教仪式与《圣经》典故，间断地综述了世界各国的传统宗教教义、发展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综述了16世纪文艺复兴后欧洲“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宗教战争的各个侧面，从而让我们从一个敢作敢为的“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主义者角度，从较远古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方面，即从一个倒退到中世纪乃至古典派的风雅，来看待利玛窦有价值的一生。

史景迁，1936年生于英国，著名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并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成果。

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读，本本跻身学术畅销书行列。

《利玛窦传——利玛窦的记忆秘宫》系史景迁众多作品之一，通过叙写利玛窦在中国创建记忆秘宫，折射出了这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的种种遭际。

《利玛窦传——利玛窦的记忆秘宫》由译者首次翻译介绍到中国。

一 建立“记忆秘宫”／01 

二 第一个记忆形象：“武士”／26

三 第一幅版画：彼得在波涛中挣扎／63

四 第二个记忆形象：“回回”／100

五 第二幅版画：在厄马乌途中／138

六 第三个记忆形象：收割庄稼的农民／173

七 第三幅版画：罪恶之地的人们／214

八 第四个记忆形象：第四幅版画／246

九 利玛窦的“记忆秘宫”内幕／282

附录

利玛窦年表／285

原著注释／287

原著缩写／357

原著参考书目／358

原著索引／377

后记／389

利玛窦记述说，他发现果阿人很“笨”，尽管在幸存的他最早写给欧洲朋友的信件中(无论是从果阿写的，还是从南部的交趾支那写的)，我们看到，他对印度人不具备接受先进的欧洲文化教育能力的观点给予辩驳，并阐明他对印度人的某种同情与关注。但是，他对印度人愚笨的评价，同东印度群岛耶稣会会长——令人敬畏的访问者亚历山德罗·瓦利亚诺对他们所持的消极看法，产生了共鸣。亚历山德罗于1574年抵达果阿。

瓦利亚诺是一个聪明过人、精力充沛的人。他在国外从事传教活动和他丰富的阅历，对利玛窦的影响极大。他于1539年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阿布鲁的奇尔蒂镇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母是地方天主教齐亚·彼得罗·卡拉法的亲密朋友。齐亚·彼得罗·卡拉法就是后来的罗马教皇保罗四世。保罗四世出于对瓦利亚诺的偏爱，在他18岁获得法学学位后，即提拔他为修道院院长，而在他20岁时，又被任命为奇尔蒂大教堂神父。1559年，当教皇保罗四世去世后，瓦利亚诺便徒然失去了保护人。瓦利亚诺身高6英尺，体格十分强健。他于1577年徒步从海岸到海岸，横穿印度南部。显然，他也由于年轻、血气方刚而陷入困境。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在威尼斯狱中，就他用剑刺伤他人面部之事进行的指控，作了奇特、激烈狂暴的抗辩。

1566年，他显然改变了性格，加入了耶稣会，并成为罗马学院一名学生。他在克莱维斯指导下，攻读数学、物理、哲学和神学。1571年，他被指派为初学院院长。就在这年秋天，他以院长身份，考核了年轻的利玛窦第一年的学业成绩。接着，他在成为耶稣会会长之前，先在马切拉塔学院任了一年院长。1573年，埃弗拉德·墨丘林要他去访问印度教区。同一时期，教会组织分派给年仅34岁的瓦利亚诺一个意想不到的权力，即委任他为好望角与日本全教区耶稣教会的总会长。

瓦利亚诺的使命是，用高尚的宗教热情，重新武装亚洲传教机构；扩充编外人员，从而使从事宗教活动的传教人员得以休整。他也为传教士们补充了新的精神血液，使他们有能力处理在印度北部马六甲海峡、摩鹿加群岛以及日本等地单独建立传教基地时所遇到的棘手问题。他是带着偏见出发去日本的。他在写给耶稣会会长墨丘林的一封信中，把日本人描述为“一个天赋的值得信托的民族。他们没有不良习俗，虽然依旧贫穷，但没有无节制的吃喝与耗费的陋习，在接受基督洗礼后，是完全能够鉴赏精神方面的东西的。”要说他原来对印度人有过类似的公正的看法与倾向的话，他的那些看法与倾向，也在1575年底化为乌有。那时，他已开始在葡萄牙人的印度领地定居、生活。他在这一年写的一份汇报中，用极其阴沉的心绪，描述了印度前景。他记述道，由于政府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耶稣会会士们不愿意听政府行政人员与军事官员们的忏悔。他也表明，在这个国家里，士兵们的军饷严重短缺，防卫要塞极为薄弱，舰队装备十分落后，司法机构粗简，且不公正。

尽管瓦利亚诺自己对印度人的感情十分冷漠，但还是为耶稣会会士们编排了语言课程，向他们发布命令，要求他们以虔诚的宗教信念，用当地语言，在圣多美施教。可是，许多传教士实际上根本不想精通印度语言，担心掌握印度语言后，会倒霉地永远留在贫穷的印度乡间，不能再回到葡萄牙人当中，担心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调到令他们为之向往的有前景的日本领地。所以，对缅甸西南部的勃生地区，瓦利亚诺也乐于由翻译人员帮助，完成耶稣会工作。

1575年，也就是利玛窦抵达果阿的前一年，瓦利亚诺在他前往摩鹿加群岛的途中，并在抵达该地之后，用极其精辟的言词评述了印度现状。他描述了印度酷热的气候，蔓延的疾病；陈述了社会的恶习与官员们的堕落；记述了懒散而昏昏欲睡的人民。他对印度社会现实的评定，使他把印度人同非洲人等同起来，说他们只比“野蛮的未开化的人们”强一点儿。他还说：“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秉性(我这里未指被称做白色人种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是缺少才智与优秀品格，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他们生来具有奴性，而不是具有掌握自己主宰权的才能。”可是，在此两年之后，也就是在1579年，他开始意识到，以前由于偏信了远东耶稣会的汇报，从而对日本也产生了误解。实际上，日本人也是不可信的。他声称：那些原被他赞誉过的，被看做是“白色人种”，也被他视为“最虔诚的民族”的日本人，实际上是“随处可以找到的最虚伪、最不值得信任的人”。为此，瓦利亚诺自感，对进一步在东方发展传教工作的使命，“充满了焦虑与动摇，可以说到了智穷力竭、无主见的地步。”日本人集残酷、尊贵、堕落、腐败与伪善于一身。他们如此复杂的综合特性，使他丧失了正确评价该民族人民的信心，他认为，纵使他们能皈依天主教，但是之后不会热心于这一信仰的。也许“不让他们皈依为天主教，反而会更好”。此外，如果他们只是支离破碎地掌握一点儿宗教知识，反而被证明是有害的。瓦利亚诺在以“反宗教改革”运动领导人身份作的一次讲演中指出：许多日本人坚信，只要他们念叨“阿弥陀佛”，并向该神祈祷，便可以得救。人们必须正视这些令人抑郁的事实：“他们所辩明的观点，类同于路德宗的观点。”这样，由本身缺乏培训的神父们引导的对基督信仰不太强烈的会众，反而会导致新教徒势力迅速壮大的局势。

P43-45

当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的铜像屹立在中国北京西城区前门西大街141号北京天主教主教座堂院内时，这座由利玛窦于1605年在北京宣武门建立，由德国耶稣会会士汤若望1650年扩建的北京天主教主教座堂，在经历了400多年沧桑岁月之后，将随它的始建人利玛窦的铜像，继续经历北京的风雨。

庄严的北京天主教主教座堂南堂和堂内屹立的利玛窦铜塑像，无疑唤起人们对这位留居中国北京数十年的意大利耶稣会会士的追忆。而美国著名史学家与汉学家史景迁先生的《利玛窦的记忆秘宫》为我们探索利玛窦的一生，提供了较为完整、详实、可贵的特殊素材。

中国人对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这位传奇式人物，曾评说纷纭。万历皇帝看了画家呈报的他的画像后，说他是“一个回回”；拜金狂们说他是“一位神奇的炼金术士”；着迷于中举登科的文人学士们说他是“具有非凡记忆力的魔术师”；而明朝大文豪李之藻和思想家李贽以及科学家徐光启等人，则认为他是一个“博学多才、学识渊博的人”。

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与几位耶稣会会士接受了意大利天主教派往东方传教的使命，从意大利里斯本乘坐商船，冒着风暴与恶浪，在几度船毁人亡、九死一生的危险中，穿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和印度洋，抵达印度，开启他在东方的传教事业。他在印度被祝圣为神父后，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之后，于1583年9月10日定居中国内地肇庆，开始了在中国的漫长的传教生涯。

利玛窦在抵达中国不久之后，显然看出，要使继承了儒家思想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及其广大民众，能够很快地接受他们的西方天主教教义，皈依他的天主，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于是，他不急于传教，不盲然劝人信奉天主，而是穿上中国佛教徒袈裟，融入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佛教界及其名流人士之中。随后，他又改穿明朝儒家名流们考究的儒士服饰，融入儒家名流社会阶层之中。与此同时，他用自己创造的“神奇”的“记忆秘官”《记法》吸引中国人，想用他神奇的“记忆法”和存储在他“记忆秘官”里广博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说服中国人，之后，再引导他们步入他的传教使命轨道。

1584年，当他在澳门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汉字时，即被汉字特有的超越其自身语音语义的结构特征所震撼。他随即开始以惊人的毅力学习汉语，从而显示出他借助独特的汉字结构，迅速掌握汉字和汉语语言的天才。1596年，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让一些中国明朝儒家文人学士随意列出四五百个汉字，在把这些汉字看过一遍之后，他随即便把它们背出来，继之，又把它们倒背出来。在场的人们，被他的这一惊人的记忆力震惊，纷纷要求他能教会他们这一神奇的记忆法，以背诵繁难的“八股文”。那时的中国人把他描述为“一个只要把中国古典著作浏览一遍，即可把它们整卷背出来的奇人”。从而，他在脱去佛教僧侣袈裟，换上中国明朝儒士的服冠后，就以儒士身份，活跃在中国明朝儒家门庭与翰林学士界，就此，也开始了他的“补儒易佛”和“合儒”、 “超儒”的十字架文化传教方式，给中国人传播他的天主教教义。这其间，他也在开始潜心学习汉语的同时，探研东方中国科学文化与宗教特征，并以此探明东西方科技文化与宗教间的关联与异同。

利玛窦汉字与汉学方面的造诣，为他深入探讨东方中国的科学文化与人文地理及社会习俗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他也通过书信，首次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国貌风情、人文宗教以及科学文化发展史况介绍给西方。他首次把中国的“四书”翻译给了罗马教皇。特别是当他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宗教体系后，看出了中国的多教并存宗教体系特征，尤其是在探索了中国近代占统治地位的儒教及其教义后，给出了中国的儒教教义及其伦理道德观与他的西方天主教教义信条的某些兼容性，从而产生了把他的西方天主教教义与东方中国的儒教相融合的观念。

利玛窦基于自身广博的学识、精深的科学与数学计算技能、熟知的天文地理知识、对东西方风俗习尚的博闻广见和善于辞令以及娴于交际的人际关系，很快赢得了明朝文人学士们的敬重。特别是他用汉语撰写的《交友论》轰动一时，被当时的社会名流争相传阅，文中陈述的“朋友过多的颂扬，远比敌人恶毒的谴责所带来的危险大”被看做至理名言传诵。经过深入探讨，了解了一定的中国儒教与佛教教义内容之后，利玛窦还参与了当时明朝的儒教与佛教学派诸多名流与高僧以及官绅们的交流性答辩。

与此同时，利玛窦应用掌握的汉语语言技能，编译了关于天主教教义的《天主实义》、测量地理地貌方面的《测量法义》和《坤舆万国全图》等论著。特别是他同中国大学士兼科学家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而他亲手应用科学计算法与图注法给万历皇帝绘制的第_幅精密的巨幅世界地图，让万历皇帝惊叹，引得明朝当朝上层人物对他刮目相看。

当然，利玛窦毕竟是被一心想要用天主教教义取代东方异教教义的葡萄牙教会派往中国的一名耶稣会会士，他作为一名虔诚的肩负着传播天主教教义使命的人员，还是没有忘却葡萄牙国王在他出行前对他的召见与重嘱，没有忘记意大利天主教教派首领们委任于他的征服东方异教国民精神信仰的重要使命。所以，他为能在中国立足，扩大他的“福音”在东方中国的传播，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他甚至梦想着要让万历皇帝皈依他的天主。

作为美国潜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汉学家史景迁先生，以他独到的撰写历史手法和严谨的史学家态度，查阅考证了大量的史学资料，引证了利玛窦及其同时代各界要人们存留下来的大量书信与笔札，特别是用独特的饱含人文色彩的幽默笔触，撰写成这部独到的既具有史学价值，又引人入胜的近于利玛窦传记的原著——《利玛窦的记忆秘官》。史景迁先生以奇巧的构思，通过利玛窦自己选择并改编的《圣经》中的四幅版画插图和利玛窦自己“记忆秘宫”中留存的用四个汉字创作的记忆形象，探索了利玛窦的内心世界，间断地综述了利玛窦本人在东西方期间的个人生活、传教阅历及所倡导的多教合一的思想，还有他个人忠贞不渝的宗教信仰和虔诚的感情生活。史景迁先生也借助利玛窦的主观意识流，借助利玛窦自身的阅历与目睹的东西方社会现象，通过穿插的大量宗教仪式与《圣经》典故，间断地综述了世界各国的传统宗教教义、发展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综述了16世纪文艺复兴后欧洲“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宗教战争的各个侧面，从而让我们从一个敢作敢为的“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主义者角度，从较远古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方面，即从一个倒退到中世纪乃至古典派的风雅，来看待利玛窦有价值的一生。

史景迁先生还以巧妙的笔触，把刻留在利玛窦记忆秘宫中的他本人在中国近30年的活动与经历，以及在中国明朝万历皇帝当朝时期铭记于他脑中的社会各方面的立体画卷，栩栩如生地展现给当今读者，并以西方人的眼光与一定的距离，揭示了中国澳门当年的社会现状和发生在澳门的贩卖中国儿童为奴隶的野蛮现象以及西方人眼中中国明朝万历年间衰落的社会现象，从而为我们揭示了保存在利玛窦记忆秘宫中的中国明朝万历年间一些鲜为人知的社会现实。

此外，我们也通过史景迁先生的笔墨，了解到利玛窦个人同中国明朝上流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如李贽、李之藻、沈德符等人的交往情况，特别是他与中国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交往情况，从而使我们客观地了解到，利玛窦不但是一位被葡萄牙天主教派遣进入中国澳门与内地传播天主教的始祖人物，也是一位开创中西方宗教、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始祖人物，进而也让我们从一位打开古老文明历史的东方中国与西方科学文化交流大门始祖人物的角度，了解了利玛窦有价值的人生。

1991年，在史景迁先生的赞同与鼓励下，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帮助下，我正式翻译出版了他的《利玛窦的记忆秘官》原著的译作——《利玛窦传》。该译著发行后，基于它自身的史学与史实价值，基于它为读者提供的了解利玛窦的一个特殊视角，深得国内外读者的青睐，并被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图书楼收藏。

 为忠实地再现史景迁先生原作全貌，这次修订再版，我把他原作中所有插图、他的致谢信和他的多达数万字的注释译文全部编入，同时，也对某些相关人名的拼写作了订正。

在此，再次对陕西人民出版社特别是张田德编辑和曾经对此书的问世给予关注与帮助的人们表示感谢。

在此，感谢天津市凯利海鲸游艇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玉文女士的鼎力资助。

在此，也特别感谢关注和维护我的《利玛窦传》译著权益的国内外各界人士。

王改华

2010年12月25日于天津滨海新区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结束了他在中国27年的传教生涯，端坐在床上，离开了人世。他最终未能回到梦寐以求的罗马，而客死于中国首都北京。1611年，由万历皇帝御赐，利玛窦被安葬在北京阜成门外松柏成荫的“藤公栅栏”墓地，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之墓相伴西东两旁。

 这里，择引明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一书中有关利玛窦去世与安葬墓地的一段记述：

一六一○年五月三日利子得病，十一日领受圣事，于晚上安然逝世，年五十七岁，在中国二十七年。礼部奏闻，上震悼。朝诸公，议请葬地，庞迪我，Panto ja，熊三拔，de Ursis等具疏奏请，帝即将阜成门(初名平则门)外滕公栅官地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畀葬利子，并为庞熊诸子恭敬天主之所，改建堂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