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标语——中国墙壁上的历史》收集了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60年里各个时期的标语近300条，每条标语都有详细的拍摄时间、地点，以及标语产生的时代背景等。作者陶永灿做这本书，就是希望通过照片和文字，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那些苦难的日子、那些激情的岁月、那种乐观的态度、那些荒诞的时刻。

标语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随着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过去几十年留存下来的中国墙壁上的老标语将会逐渐消逝，而这些标语所代表的过去那个年代还会继续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老标语——中国墙壁上的历史》作者陶永灿历时三年，跑遍十余个省市，收集了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60年里各个时期的标语近300条，每条标语都有详细的拍摄时间、地点，以及标语产生的时代背景等。《老标语——中国墙壁上的历史》将历史通过生动的图像展现出来，让曾经生活在那些年代的人们缅怀过去，让没有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们领略我们特有的历史，是我们的使命。

第一章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欢迎穷人来参加

第二章 全民抗战，一致对外

第三章 东方红

第四章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第五章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第六章 兵民是胜利之本

第七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后记

参考文献

三湾改编的一具体情况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

毛泽东住在路边“协盛和”杂货铺里，店老板叫张四祥，主要卖布、豆腐等。杂货铺后面还有个酿酒的地方。部队指挥部驻在离杂货铺约一里的地方，驻地旁边还有个染布坊叫“泰和祥”。

部队从文家市出来，由于粮食不足，缺医少药，加之天天翻山越岭，还要对付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方武装的不断追击、骚扰，大家饱尝艰辛，饥饿、疲劳、疾病接踵而来，士气低落。特别是9月22日，部队在萍乡的芦溪遭到赣敌朱培德部队的袭击，虽然突出重围，但伤亡很大，连总指挥卢德铭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极情绪，一些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的一个排，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不少人还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样，部队由1500多人锐减到900多人。

由于暴动时，只是各路部队相约进攻长沙，来不及对部队进行集中整训教育，起义部队中的军官大多都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残存的旧军阀主义习气较为严重，随意打骂士兵的现象经常发生，秋收起义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士兵则是粗茶淡饭，官兵待遇极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在士兵中形成了逆反心理，使官兵之间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这种情形直接影响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和部队的战斗力。

因此，要不要对部队进行改编和整训，能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官兵不平等的现象，不但决定了部队将走向何种性质，也决定了部队能不能胜任越来越频繁而残酷的战斗。只有让士兵成为部队的主人，部队才能对士兵具有凝聚力，才能把士兵群众紧紧地团结起来，部队才能进发出超强的战斗力，这对于人数不多但却要面对武器装备和人数都要强于自己几十上百倍的弱小的工农革命军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开展思想工作，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当天晚上，他在“泰和祥”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会上，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和组织状况，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整编。会上还增选了宛希先、熊寿祺为前委委员。

第二天清早，部队在村前枫树坪集合。那棵有千年历史的大枫树，红叶映着霞光，好似一团大火球。当身材魁伟的毛泽东向部队走来时，大家开始活跃起来。和往常一样，毛泽东还是身穿蓝色士林布长衫，脚蹬草鞋，紧绑裹腿，像一个普通战土。他站在枫树下一块大石头上激昂地说：“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接着毛泽东又提高了嗓音说：“我毛泽东干革命，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此行前去，山高水长，任重道远，你们跟着我走，可能很苦、很危险，但也很光荣。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热烈欢送，并且发给路费！”

队伍静了片刻。宛希先举起手中的武器，吼了一句口号：“跟着毛委员打天下，坚决革命到底！”他第一个站到了左边。紧接着，张子清、伍仲豪、陈伯钧、何长工等也站到了左边。

最后留在右边的十几个人，每人领了五块光洋，但不准携带武器，各自散去。

毛泽东对几个前委委员说：“立即开会，重新组建编制！”

工农革命军从9月29日至10月3日，在三湾进行了整编。一、组织上进行改编。秋收起义时，工农革命军有4个团5000多人，现在剩下的不到1000多人，毛泽东把原来一个师四个团的建制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皓，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即第一营和第三营。编余干部成立军官队。将伤病员与战斗人员分编，成立卫生队，护理伤病员。此外，还有特务连和辎重队。二、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毛泽东总结大革命时期和这次起义受挫折的深刻教训，深感军队中党组织的力量和党的领导的薄弱。为了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改编时即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并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连队的支部书记都是由连党代表担任的。三、实行民主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以一部分国民革命军为基础改编而成，那些从旧军队来的军官，仍然留恋着坏习气和旧生活。他们打骂土兵，官兵关系紧张。毛泽东在改编时，决定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建立土兵委员会；废除繁琐的礼节；取消雇佣制；官长不准打骂土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由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一样，等等。

三湾改编的意义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同时，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也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湾改编又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湾改编除了将人数不多的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和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外，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严重的问题，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实行民主主义的具体表现是设立了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后，红军连以上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红四军的军级士兵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P6-8

见证时代

翻开陶永灿先生的这本书，我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那些曾经书写在破旧的墙壁上、镌刻在我们脑海深处的许多老标语，竟然在恍惚中渐行渐远地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最主流的标语形式就是用红漆刷写的一些字体简单的宣传文字，墙壁上是清一色的革命口号和毛泽东语录。无论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精神，还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至理名言；无论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豪迈佳句，还是鼓舞战士为了“人民的胜利”，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年代，国家初安，百废待兴。领袖寄予马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勉励之言，一夜之间就被迅速悬挂在全国校园的墙壁上，伴着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一晃几十个春秋。还有那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也在最短时间内写在全国各个操场的墙壁上。这些语句，满怀着领袖对青少年的期望与关切，影响极其深远。时至今日，这些勉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话语，仍旧没有过时。

六十年代，“超英赶美”的苦果让人难以下咽。梦醒后，大家才知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一个荒诞的伪命题。在那个满眼荒山、粮食短缺的困难时期，早在延安时期就已诞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时又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依托。这时，一个身材矮小、内心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不经意间改变着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向雷锋同志学习”也顺应潮流并成为家喻户晓的标语和口号。再之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将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改造成了农民，即便“文革”结束，仍有许多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中国步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发展时期。琳琅满目的商品、鳞次栉比的楼房、更新换代的汽车、把世界变成地球村的互联网，伴随着我们的选择更加多样化，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社会的巨大转型让很多人失去了思考，也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浮躁、冷漠与迷失。

再翻开这本《老标语——中国墙壁上的历史》，看到那段“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拿枪打工农”的标语，仿佛回到了战火激昂的年代，为红军战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斗争智慧叫好；看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我能体会到父辈们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的艰辛与酸楚；看到“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的标语，我又想起了“民以食为天”的古语。

正如作者所说，随着古旧建筑日渐减少、年代久远、风雨侵蚀，老标语越来越少。然而这些标语所承载的那一段历史和时代的精神，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苦难、不屈、坚韧和乐观。时至今日，仍然值得人们纪念、品读和反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何时，都要有一种精神。

黑明

2011.12写于北京

我的家乡有一座公路桥，建于1969年。桥两边的栏杆上印刻着十多条“最高指示”，字迹清晰而美观。还有一个叫小田的村子里，一座古建筑上也赫然写着几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标语，现在仍然依稀可见。两个地方都在交通要道上，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要看几眼。凭一个文史工作者的敏感，我觉得这些即将消失的东西应该有些价值，于是用相机把它们拍了下来。可惜的是，那时候我没有电脑，照片存在单位的电脑里，被同事不小心格式化了。

有一次去湖南靖州，看见一幢废弃的教学楼外写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心里不觉涌起一阵激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条标语曾经遍布大江南北，让无数人着迷与癫狂，可现在，偶然看见这类东西，居然让我们感到稀奇了。也就在那一刻，我萌发了要收集老标语，然后出一本书的想法。于是，我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搜集、拍摄、整理工作。起初并没有具体计划，只是凭着自己的爱好，平常外出稍加留意、随意收集而已。

去年三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县文联永喜主席的电话：《老标语》被列为了2009年湖南省文联的资助项目。这让我大感意外，因为原来我并没有向省市文联提出过任何申请。后来才知道，申报工作是邵阳市文联主席张千山为我代劳的，而在此之前，我对这事一无所知。真的应该好好感谢张主席，感谢湖南省文联。

既然是2009年的计划，就应该在2009年完成，这又让我有了一种紧迫感。本是一种简单的随意性拍摄，后来变成了一项突击性工作。于是，我北上南下，东进西出，一口气跑了十来个省市，拍摄了一千多幅照片，收集了几百条20世纪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各类标语。事实上，我最早的照片是2006年11月拍的，前后算起来，拍摄时间达三年半之久。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是艰难的——这当然不是仅指鞍马劳顿、舟楫之苦。

在没有正式开始搜集工作以前，似乎到处都能看见标语，而一旦有意去拍摄时，它们彷佛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老标语越来越少了，而且还在不断减少、每天都在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古旧建筑日渐减少，二是年代久远风雨侵蚀，三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有故意涂抹、损毁的情况。

我所拍到的老标语，绝大部分取自乡村，相对而言，农村的旧房子多一些。但现在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旧房改造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特别是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更让中国的乡村焕然一新。曾有一个老祠堂，听说那里有几条标语。我赶去拍摄时，村民们对我说：再过两天就要拆了，你来得真及时。

几天后，祠堂果然变成了一堆废料，新的小学校正拔地而起。少部分老房子即使暂时保留了下来，往往也是废弃建筑，无人检修和保护，任凭风吹雨打，自己也在不断地倒塌、消失。标语一般又是写在墙的外侧，常年累月地日晒雨淋，要长久地保存实在也很困难。广东肇庆梁氏祠堂的标语还能辨认出来，就是因为写在了祠堂里面。另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政治敏感者职业性地把过去的标语或者抹去，或者铲掉。这样，老标语日见稀少、难觅踪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最无奈的是，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好标语，却因某个原因无法拍摄。绥宁酒厂有一条标语：“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非常清楚，形式也很漂亮，但下面几个字被一个木棚遮住了。我试图与厂方协商，想拆掉木棚，拍完后再复原，可厂方说要一万多块钱，我只好摇头叹息了。

幸好在拍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情帮助与积极鼓励。他们中有熟悉的，但更多的，在此之前我们并不认识。  炎陵政协文史委的蒋三梅、叶瑞祥两位主任，以及政协机关工会的刘主席等，亲自驾车陪我去红军标语博物馆、江家试馆、炎帝陵等地拍摄，并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在江西井冈山拍摄期间，龙市镇的“摩哥”罗齐林带着我四处打听，耐心寻找。他既是我的摩托司机，又是我的义务导游。重庆白公馆景区的负责人把正在播放的景区宣传片停了下来，让我拍摄墙壁上的标语。肇庆的“的哥”不仅把我送到目的地，还主动用广东话帮我打听梁氏祠堂的具体位置。安江林业车队如今是一个停车场，几辆大汽车遮住了“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标语牌。当我说明情况后，看门的李师傅立即找来司机把汽车移开……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热情与真诚，还让我感动不已。

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李影老师，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创造性的劳动，影友谌建文为我提供了他收集的精美图片，还有几位不知名的网友也把他们的照片供我使用。在此，我一并向他们、向所有关心支持我的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当然还存有不少遗憾，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标语还是一个缺位，因为种种原因，鄂豫皖、左右江、琼崖的红军标语已不复存在，一些好的标语因为遮挡等原因无法拍摄，另外由于自己的知识、能力有限，书中纰漏一定难免。这些缺憾，以后我将慢慢弥补，同时也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继续支持。

2011年12月 作者于湖南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