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守望者,他们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植被物产等条件形成了鄂伦春族的狩猎、捕鱼、采集生产方式,孕育了渔猎文明,“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生活状态中不乏秩序井然、自然和谐以及人间欢乐。
王为华所著的这本《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伦春族》让我们认识了这支坚强伟大的民族,也包含作者王为华着重拾“文化基因”、重构传统文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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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鄂伦春族/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王为华 |
出版社 | 辽宁民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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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鄂伦春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守望者,他们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植被物产等条件形成了鄂伦春族的狩猎、捕鱼、采集生产方式,孕育了渔猎文明,“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生活状态中不乏秩序井然、自然和谐以及人间欢乐。 王为华所著的这本《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伦春族》让我们认识了这支坚强伟大的民族,也包含作者王为华着重拾“文化基因”、重构传统文化的努力。 内容推荐 鄂伦春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守望者,他们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伦春族》让我们认识了这支坚强伟大的民族。 在现代化进程中,全球经济的迅速一体化带来的强劲的文化趋同趋势对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了猛烈的冲击,无数人类各具特色的原生文化行将消亡,鄂伦春人在民族文化“生存与毁灭”的矛盾境地中彷徨、迷惘、焦虑和不安,鄂伦春传统文化的日益衰落便是必然。然而,纵观所有有关鄂伦春族的资料,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来自人口较少民族强烈的述说与自我阐释的渴望,看到民族意识的觉醒,看到民族自我定位的追求;鄂伦春族文化精英、民族干部甚至是普通百姓更是对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呕心沥血;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研究人员、民族精英对鄂伦春传统文化研究也更为广泛和深入。这让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与传承的希望,王为华所著的这本《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伦春族》也包含着重拾“文化基因”、重构传统文化的努力。 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书山文海寻觅鄂伦春 从“索伦部”到“鄂伦春” 室韦、肃慎后裔之争 哈拉、穆昆与鸟力楞 狩猎的智慧 第二章 一段岁月 一段记忆 清政府的“移民实边”政策 被侵略的痛 新生活新发展 第三章 一个民族 一种风俗 新生命的降临 结百年之好 丧葬习俗 味蕾上的滋味 服饰艺术 岁时节令 第四章 鄂伦春族文化 萨满文化 居住文化 民间文学 桦树皮文化 图腾文化 第五章 名人轶事 刚通事件 率众反抗谙达的吴滚都善 鄂伦春“兴学”第一人:保忠 著名民间口头文学家:孟古古善 鄂伦春族领袖人物:贵德布 与“抗联”结义的盖山 毛主席接见过的鄂伦春人:葛德鸿 《最后的山神》的主人公孟金福 鄂伦春著名作家:敖长福 鄂伦春民间文化传承第一人:莫宝凤 鄂伦春萨满舞传承人:关扣尼 桦树皮制作传承人:郭宝林 寻找成吉思汗足迹的鄂伦春人:孟松林 鄂伦春第一位女县长:关金芳 鄂伦春族学者:韩有峰 鄂伦春萨满研究第一人:关小云 第六章 鄂伦春自治旗与民族乡镇 鄂伦春自治旗 阿里河镇 大杨树镇 托扎敏镇 甘河镇 鸟鲁布铁镇 诺敏镇 古里乡 新生鄂伦春民族乡 逊克县鄂伦春民族乡 白银纳鄂伦春民族乡 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 楠木鄂伦春民族乡 后记 试读章节 “弃猎归农”是清政府实施移民实边政策之后针对当地从事狩猎的东北少数民族而制定的政策,其目的是“化其野蛮之俗,杜其向外之心”,“寓兵于农”、“抵御外患”。为此还制定了《生计地移垦章程》,拨出2万垧荒段作为鄂伦春人的生计地,令其5年内垦齐。曾发给“垦费、牛马、犁犋、木工等项,使尔结庐、栖止、兴垦、设学,启彼族数百年未开之茅塞,济鄂民永远之生计”。 在政策的引导以及大批移居汉人的率先垂范下,鄂伦春人也开始尝试耕种,他们向兄弟民族学习技术,使用传人的生产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于是在鄂伦春族中出现了农业的萌芽。《黑龙江志稿》记载了黑龙江将军文绪的奏文:“且该牲丁附近黑龙江城,多通汉语,亦颇有因捕猎日艰,讲习农事。”然而,由于鄂伦春族本身对农业知识的缺乏,粗放的耕作并不能保证辛苦一年能有好的收成,所以简单的尝试之后他们往往放弃土地重新回到山林狩猎,加上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可以满足狩猎要求,更因为他们固有习俗的难以更改以及骨子里对山林的眷恋,所以当时单纯的、自然的、主动的、持续的土地开垦并没有成功,少数家庭在政府外力的影响下所从事的农业也大多采取汉族佃户代为开垦的方式,从这一角度来看,清政府的“弃猎归农”政策是失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鄂伦春族能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与狩猎业不同的农业的一些基本知识,为今后的游猎生产向半农半牧、亦渔亦猎的生产方式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大批汉人的迁入改变了东北人口结构,形成了鄂伦春人与汉人、达斡尔人、鄂温克等民族杂居的局面,这如同打开了鄂伦春族对外交往之门,文化传播与交流更为广泛和便捷,甚至各民族间的通婚现象也变得更为普遍,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汉语、满语、蒙古语等词汇丰富了鄂伦春语言,使得经济交换,文化交流更为便捷。 “谙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往鄂伦春族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狩猎经济,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完全是就地取材。清政府对东北“封禁”的“解禁”政策使鄂伦春人有机会与周围的其他民族接触。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以往被动式的交换行为逐渐转变为经常性、主动性的交换,但是其原则依然是为满足生活需求而非盈利。尤其是负责为朝廷收取貂皮的“谙达”的出现,以及后来私商的到来,促使鄂伦春人开始用各种皮张和鹿茸、熊胆、麝香等药材与“谙达”换取一些生产、生活用品,至此鄂伦春族相对单一的社会环境局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商品交换丰富了鄂伦春人的物质生活,增添了以往所没有的米、面和布匹等生活用品,饮食习惯及穿着习惯都有了改变,生活趋于稳定。 然而,这种经济交往最初并不是平等的,清政府的纳贡政策以及派“谙达”征收均采取勒索方式,鄂伦春人受尽了剥削与欺凌。“谙达”恣意掠夺剥削,以只能维持鄂伦春人最低限度生活的物品换取鄂伦春人的所有细毛皮张,榨取最大的利润。于是,原本朋友之意的“谙达”,在鄂伦春人眼里变成了“奸商”。历史上鄂伦春族多次发生了反抗“纳贡”和“谙达”盘剥的运动,鄂伦春族库马尔路代表人物烈钦太上书黑龙江将军文绪,建议:“领催甲兵一千名,每年各一貂皮交官。”烈钦太还聚集3000余人起来同“谙达”斗争,最终迫使清政府废除了谙达制度。 但是,对外交换的确促使鄂伦春分配制度以及观念形态发生改变,鄂伦春族文化开始由简单向多样性和复杂性发展,进一步结束了鄂伦春狩猎社会在一个封闭的荒境中单独演化历史。商品交换使鄂伦春地域经济融入了外界经济。同时鄂伦春人的各种毛皮和动物身上的名贵药材,越来越被外界经济所重视,需求量越来越大,价值也越来越高,使得鄂伦春族为交换而生产的成分越来越大。传统狩猎的底蕴有了质的变化,为文化变迁提供了土壤。P38-41 序言 中国北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构筑起资源丰富的生态环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北方民族,他们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东北文化圈。据考证,最早的北方先民可追溯到距今28万年前,他们所创造的古代北方文明几乎与中原华夏文明并存于世。他们在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中不断崛起,从南北朝时期至清代,北方民族进军中原,先后建立了北魏、辽、金三个区域性政权和元、清两个大一统政权。古代北方民族一次次南下中原,其远古的文化渐渐消失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大变迁中。加之东北湿润、半干旱的季风气候不像西北干旱气候那样易于文化遗迹的保存,于是,少数民族史书中厚西薄东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东北古代民族后裔及其文化的意义就变得更为厚重些了。《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伦春族》的写作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让更多的人通过了解鲜为人知的鄂伦春族历史文化来进一步了解中国北方古代民族的文化,丰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 鄂伦春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守望者,他们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据清朝初年的史料记载,17世纪中叶以前的鄂伦春人的活动范围很大,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南北、东至库页岛、西起石勒喀河的广大地区。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沙俄的势力开始向我国黑龙江流域扩张,使鄂伦春族开始大量的迁徙。原来居住在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两岸的鄂伦春人迁徙到了黑龙江南岸和大、小兴安岭一带,并从此定居下来。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植被物产等条件形成了鄂伦春族的狩猎、捕鱼、采集生产方式,孕育了渔猎文明,“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生活状态中不乏秩序井然、自然和谐以及人间欢乐。直到20世纪50年代,鄂伦春猎人还凭借着一匹马、一杆枪游猎于兴安岭深山密林中。由于长期保存着比较原始的原生态生活习俗,这些远离高速公路,远离所谓的现代文明的那种完全迥异于都市生活的场景,为研究人类早期生活、文化现象提供了研究范例。因而鄂伦春族也被称作“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 鄂伦春渔猎文化趋向于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谐共存,由于人与自然环境表现为最直接的关系,所以鄂伦春渔猎文化主要围绕人与自然二要素在观念、行为、心态等诸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第一,对大自然无限敬重的生存理念。上山打猎、下河捕鱼的收获虽然取决于个人的技术与经验,但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物行动线路的变化等不确切的因素。所以,“神安排一切,恩赐猎物”的观念就很普遍。他们认为人乃至世间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神所恩赐,正是这种伴随神的意识而生的敬奉精神让人类逐渐走向文明。鄂伦春人选择万物有灵的信仰,通过对神的顶礼膜拜和祈求神的保佑来表达对自然的尊崇与敬畏。在狩猎过程中,鄂伦春猎人形成了一套庄严而神圣的祭神仪式:燃阿叉香,向山神敬烟敬酒、跪拜祈祷;狩猎之前从不估算狩猎成果;狩猎中不大声喧哗;捕获猎物之后常常祷告,祈求动物原谅;获得猎物先以动物血肉奉献神灵…… 第二,游动迁徙的生存方式。自然界中,游动迁徙是一种常态,涓涓小溪汇入江河流向大海、朵朵白云随风四处飘荡、候鸟追随季节南征北飞、动物为了食物而到处奔跑……一切幸福尽在游动迁徙的过程中。而对于以追逐野兽、采摘果实、捕捞鱼群为生的渔猎民族而言,游动迁徙的生存状态便是一种必然。鄂伦春人“住所迁徙不定,逐鸟兽而居,大都在有山有河之处。此处鸟兽猎尽,即迁移他处。冬季多住于山之阳,夏季多住于河之滨也”。从生产与生态的关系角度看,渔猎民族逐水草野兽而不断迁徙的生存方式维持了生活、生产、生态三者之间的关联与平衡,保证了某一特定区域内的动植物重生的可能,因而渔猎文化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更具合理性。迁徙不仅练就了渔猎民族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坚韧进取的性格,还扩大了他们与外界的交往,信息的传播、文化的沟通都借助迁徙而完成,从而形成了渔猎民族广收博纳的开放意识。 第三,合作和分享的平和心态。合作、分享是早期人类,也是今天部落民族在特殊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的可靠保障。最初可能是由于食物获取的困难,后来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义务、一种对等互惠的制度,它也促成了大度、宽容、友善、互助等良好品德的形成。这一点,也应该成为现代文明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早期的鄂伦春族的渔猎活动是以“乌力楞”为单位的集体行动,人们共同劳动,共享猎获品。随着狩猎规模的扩大,鄂伦春人组成了3~5或5~7个猎手的“安嘎”(狩猎队),“安嘎”分工协作,做饭、管理马匹、猎获动物,各司其职,无论狩猎技术高低都平均分享猎物。老人、体弱的人可能受到更多的关照,“尼玛都纶”(鄂伦春语,“赠送”的意思)使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获得保障。 渔猎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成功与最持久的适应方式”,渔猎文化对自然取之有度、合理利用的理念至今值得我们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予以借鉴。保存文化多样化就意味着人类缓冲策略的多样性,人类就有可能获得可持续生存。 在现代化进程中,全球经济的迅速一体化带来的强劲的文化趋同趋势对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了猛烈的冲击,无数人类各具特色的原生文化行将消亡,鄂伦春人在民族文化“生存与毁灭”的矛盾境地中彷徨、迷惘、焦虑和不安,“照顾”及加速其“城市化”都未必是解决问题的良策。过度“照顾”只能增强“等、靠、要”等依赖意识;而完全的城市化之路,分明也是在“扬弃与重塑”的借口下,对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彻底放弃。文化变迁应该是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化中的人的主动选择,如果文化中的人“自暴自弃”,那么即便是“亡羊补牢”也是于事无补,鄂伦春传统文化的日益衰落便是必然。然而,纵观所有有关鄂伦春族的资料,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来自人口较少民族强烈的述说与自我阐释的渴望,看到民族意识的觉醒,看到民族自我定位的追求;鄂伦春族文化精英、民族干部甚至是普通百姓更是对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呕心沥血;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研究人员、民族精英对鄂伦春传统文化研究也更为广泛和深入。这让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与传承的希望,我写的这本《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伦春族》也包含着重拾“文化基因”、重构传统文化的努力。 后记 当我收到《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伦春族》的PDF格式电子书稿时,我仿佛看到了盛装待嫁的新娘,这“嫁衣”美得让我炫目。想想自己一年多来在键盘和屏幕上精打细敲的文字变得如此艺术、如此光彩,除了开心就剩感激了!感谢责任编辑朱虹老师的辛勤劳作,感谢美术编辑杜江老师独具个性的装帧设计,是你们让这本小书成为别具文化意蕴风采的视觉艺术。 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出的第一部彩色印刷书,以前出的几本都是黑白两色的,即便使用图片也不过是作为文字的补充和说明。虽然“读图时代”是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使然,但这种阅读习惯的改变是符合视觉审美规律的。所以就本书图片的使用我要做相关说明,其中一部分照片是这几年田野调查过程中自己拍摄的(包括翻拍了郭宝林、关扣尼的老相册),另一部分是关小云老师提供的,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网络获得的,比如顾德清、宋兆麟、孟松林、叶语、刘亮、古雅的雪、阿毛等人的作品,在此衷心地感谢你们,有些人我久闻大名却未曾谋面,我希望有机会与你们相识,让我当面表达我的感激。 我知道《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的作者大部分是本民族精英学者,而我却是汉族,但是我与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黑龙江三小民族)结缘很早,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鄂伦春族文学》《鄂温克族文学》《赫哲族文学》的写作,我便开始了基于文本的极具特色的小民族文化研究,后来多次的田野调查不断强化着我与他们的情感,来自小民族强烈的述说与自我阐释的渴望深深地触动我,使我的忧患意识倍增,在现代化进程中,鄂伦春族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渴求经济上的高速发展,摆脱现有的经济不发达的困境;一方面又希望保留自身的传统文化,担心其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消失。如何帮助小民族实现文化转型、实现小民族在现代化环境中的文化传承,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希望能为此做哪怕是一点点的事。 2009年之夏在一次学术会上结识了吕萍老师,并互相交换了各自的学术著作,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同年秋天吕萍老师介绍我认识辽宁民族出版社的吴昕阳副总编。2010年初受吴副总编之邀,我毫不犹豫加入到《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的作者行列。 一年多愉快的交流合作有了今天的结果,我们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衷心希望大家喜欢。 王为华 2011年5月于哈尔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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