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气象
【引言】
什么是帝王气象？一两句话恐怕说不清楚，但认真归纳起来，也不外乎这样几条：一是要有远大的志向和坚韧的毅力，不要为一时一地的得失所迷惑；二是要有卓越的见识，即超出别人的政治远见；三是要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术；四是要有容人之量和纳贤之德。
如果我们把这四个方面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的话，前三个方面属于人的思想、能力与水平的问题，而后一个方面却是属于人的胸怀、修养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三个方面是硬的问题，达不到就是达不到，第四个方面则是软的问题，人人皆可做到，但真正做到的人却又少之又少。其实，纵观历史，能够做到前三个方面的并不少，但能够做到最后一个方面的人却不多，如果能够在前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做到第四个方面，恐怕也就具备了帝王气象了。
第四个方面之所以难于做到，其根本原因在于难以战胜人性的弱点，难以战胜自己。如果一个人克服了人性的弱点，战胜了自己，祛除了私欲和贪欲，克服了个人的好恶和偏见，那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事典】
在容纳人才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更有容纳百川的胸怀，他不仅不为渊驱鱼，而且还主动任用当初那些坚决反对过他的人，对于自己的亲戚本家，他也无所偏袒。也许，在他的众多优点之中，这一点是使他成为明君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历来被认为是“真命天子”，何也？大概是因为他有高远的志向，有任人唯贤而又海纳百川的胸怀，更有明察是非的见识、多谋善断的性格和知错善改的气度。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唐朝初年，经过战乱，各派的人士尚不知道李世民对待自己的态度，大多数人都处在徘徊观望之中，有的甚至怀有异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就非常重要了。
隋朝末年，王世充之子王太镇守河阳，聘请邓世隆为宾客，邓世隆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又非常讲究恩义，所以十分受器重。唐太宗率军攻打洛阳时，派人送书信给王太，劝王太及早弃暗投明。王太命邓世隆代写复信，拒绝投降。邓世隆不仅写了复信，还在信中盛赞王世充圣明而有天子的威仪，对高祖、太宗多有贬斥乃至辱骂之辞。太宗平定洛阳以后，邓世隆深知自己为王太写给太宗的复信大有言过其实之处，闯下了杀身灭门之祸，于是改变姓名，自称隐玄先生，逃到白鹿山隐居。
贞观初年，太宗知其文名，知道他是个很贤能的人，就派出专使去征召他，拜他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等人一起任修史学士。邓世隆虽应召任职，但过去触犯太宗的旧罪，使他终日提心吊胆，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不知何时大祸临头。唐太宗听说了他的情况，就专门派宰相房玄龄前来安抚他。房玄龄向邓世隆传达太宗的话道：“你替王太给天子写复信，出言不逊，确实应该从重处罚，但那时只是各为其主，跖犬尚且吠尧，这是人之常情，哪里是你的过错呢？皇帝岂能对你有什么恶意。天子正在用人之际，怎能追责平民百姓过去犯下的罪过呢？你应该安心供职，用不着心怀恐惧，皇帝不会把你的旧罪放在心上。皇帝还让我转达你，他没有关心到您，使您终日忧虑，他感到十分不安，这是他的过错。”
邓世隆听了房玄龄传达的太宗的话，万分感激，急忙叩头谢恩。邓世隆的同僚、亲友、家属听说了太宗的话，也都深为太宗的宽宏大度所感动，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过他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更加安心地为唐朝服务。于是，多年征战造成的混乱局面所遗留下来的矛盾很快就解决了，人心很快就收拢了起来。P3-5
智慧的根源是文化
近年来，智慧谋略一类的书十分走俏，但遍观此类书籍，似乎总是脱不了一种嫌疑，那就是诲奸诲诈。
据说，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是善于“窝里斗”，如果今天再去有意无意地读这些权谋教科书，人人都想成为智多星、神算子，人人都想效法奸雄曹操、枭雄刘备，那结果可能会弄得天下大乱，个人也必定会身败名裂。实际上，智谋的根源是文化，智慧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果智谋仅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术，那么，帝王之学人人可讲，只要照本宣科，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君临天下？而纵观历史，没有一个人是仅靠权谋的“技术”就可以成功的。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批评者总是这样说：上焉者王霸杂之，下焉者不堪闻问。意思是说，在传统社会，即使是好的政治也仅是王道与霸道相混杂，真正的王道政治从来没有实现过，至于坏的政治，那就连说都不用说了。其实，这样的评价已经够高了，儒家的“王道”政治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实现，至于法家的“霸道”政治，那也是在现实中不可缺少的。
实际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对中国的智慧就会有深刻的把握。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这种深刻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的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要求人们被迫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和人道的范畴，这说明人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一一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儒家为人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只要肯加强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黄老道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心智王天下。在黄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它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愚蠢的鄙夷。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冥冥之中的道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不可改变和亵渎的，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那就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施之现实就容易招致祸害。
法家之法与当今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和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并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平等与不平等。
其实，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所占的比重不一样而已。
历史上的任何智慧谋略，都是以上述思想为基础的，有了这样的文化底蕴，便是大谋、正谋，否则，只能沦入没有根底的阴谋诡计。鲁迅早就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成大事者，古今未有。”面对这二者之间的天渊之别，我们不可不深思而慎取！
冷成金所著的《三千年来谁著史(隋唐宋元时期的霸权博弈)》内容简介：隋唐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特殊的时期之一，其问既有治世繁荣的盛唐，也有朝代更迭频繁的五代十国。此时，谋略成为封建政治的主角，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谋略只是一种术，终究还要靠人性操纵。所以，与其说是谋略在影响历史，倒不如说是人性在塑造历史。《三千年来谁著史(隋唐宋元时期的霸权博弈)》中人性与谋略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旦理解人性与谋略的关系，也就能明白历史为何这样发展了。
冷成金所著的《三千年来谁著史(隋唐宋元时期的霸权博弈)》讲述的历史是一部“草根”励志书，探寻经典谋略背后隐藏的真实人生。正史出于统治者，信史出于旁观，而漫谈历史出于冷成金。审时度势，顺时应势，讲述治世与乱世的掌权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