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那么弗里德曼可说是他在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弟子。如果就二十世纪经济学而论，贡献最卓越、影响最巨大的，一位是凯恩斯，另一位就是弗里德曼。这样一位执经济学界牛耳的大师，有怎样不凡的成就？施建生编写的这本《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将有详尽的介绍。

本书是由施建生编写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内容提要如下：

堪称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泰斗，美籍犹太裔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1912-2006年)，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以及力倡“减少政府干预”与”鼓吹自由经济”两大主张名间遐迩。于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与历史、以及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杰出贡献。

弗里德曼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藉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并深信经济自由最终将导致政治自由。其自由放任主义思想不但影响美国，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也产生极大影响。

弗里德曼是货币数量重述的主要提倡者。1963年发表影响深远的《美国货币史》，书中检验了美国历史上货币供给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成为挑战凯恩斯主义的代表性巨著。1953年提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奠定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基础，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三十年期间，培育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自序

第一章 教育基础

 一、贫寒的移民家庭

 二、进入罗格斯大学

 三、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所

 四、转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

 五、重回芝加哥大学

第二章 从实际工作中学习

 一、到华盛顿参加消费问题的研究

 二、参加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

 三、赴威斯康星大学任教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服务

 一、进入联邦政府财政部工作

 二、参加“统计研究小组”工作

第四章 步上学术生涯的坦途

 一、到明尼苏达大学任教

 二、参加“朝圣山学社”成立大会

 三、返芝加哥大学服务

第五章 芝加哥学派的兴起

 一、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学系

 二、创立一个学派的条件

 三、芝加哥学派基础的奠定

第六章 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

 一、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二、意识形态影响政策选择

 三、科学的任务在预测变动

第七章 消费函数的理论

 一、凯恩斯的与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

 二、持久收入的假说

 三、消费的生命循环理论

第八章 自由浮动汇率论

 一、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建立

 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推行

 三、钉住汇率与统一货币

第九章 货币数量学说的重述

 一、古典的货币数量学说

 二、凯恩斯的革命

 三、数量学说重述的要旨

第十章 《美国货币史》的启示

 一、《美国货币史》的写出

 二、经济大萧条的形成

 三、联邦储备系统的失职

第十-章 货币政策的任务

 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什么是货币政策不能达成的

 三、什么是货币政策能够做到的

 四、货币政策应如何推行

第十二章 货币理论的发展

 一、原始阶段

 二、凯恩斯革命阶段

 三、反革命阶段

 四、唯货币主义的主要命题

第十三章 通货膨胀与失业

 一、迟来的荣誉，意外的纷扰

 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三、第一阶段：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四、第二阶段：自然失业率的假设

 五、第三阶段：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六、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

第十四章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评价

 一、早期对于凯恩斯著作的体识

 二、对《通论》的理解

 三、《货币改革论》为其最佳作品

 四、理论为政策的基础

 五、政治方面的遗产

第十五章 自由市场理念的阐扬

 一、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

 二、市场的力量

 三、政府的任务

 四、政府职权的扩张

 五、两项减少政府职权的措施

 六、结论

第十六章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

在1937年的早期，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库兹涅茨教授(Simon Kuznets，1907—1985)曾邀请各大学与研究团体的专家，召开第一次国民收入与财富研究会议(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National IIlcome and wealth)。全国资源委员会的消费研究小组曾被邀请参加，弗里德曼就成为其代表之一而赴会。他与库兹涅茨原本就相识，这是由于他与伯恩斯关系密切，而伯恩斯即为库兹涅茨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同事，这样也就偶尔相遇。但这次会议的参加显然使他与库兹涅茨有频繁的接触，而增加彼此的认识，再加上伯恩斯的推介，结果库兹涅茨要聘他为自己的助理。这是弗里德曼又一次遇到贵人而对其一生的专业有莫大影响的机缘。国家经济研究局是米切尔于1920年发起创立的，其研究的重点有两个：一为国民收入的测算。由库兹涅茨负责；另一为经济景气循环的分析，则由米切尔自己主持。后来美国商务部要正式对国民收入加以估计，就要求国家经济研究局予以协助，该院遂派库兹涅茨到该部主持工作。到1934年终于有《国民收入，1929—1932》(National Income，1929—1932)一书之出版。这是研究国民收入的第一部著作，库兹涅茨因而有“国民收入之父”的美誉，后来更因而获得诺贝尔奖。弗里德曼能担任其助理自可获得许多新知与启迪，不言而喻。

到了1937年6月底，弗里德曼就辞去全国资源委员会的专职，而仍以担任咨询工作的名义保持关系。到了9月，他就转赴纽约到国家经济研究局任职。他于了解该院的一般情形后，就觉得这将为他开辟一个新天地。数日后就给罗丝写了一封信，向她表示：“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一工作……最可喜的是对于研究所持的态度……库兹涅茨说，‘我们知道你不可能就现有的数据作出一个可靠的估计。’他说现在要做的是花两三年工夫去从事探索性的研究，以奠定可以作出可靠估计的基础。这是做研究的方法。”

同时，他到纽约不久就遇到一位过去在哥伦比亚研究所的同学，现在他在该校商学院任教，他邀弗里德曼在该校的推广部教一门基础经济学的课。这是他早在大学时代为中学生补习功课以来第一次正式担任教员。由于如上所述，他在全国资源委员会仍保持公务关系，这也给他一种担任此一教员工作的便利，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每周五夜间课务结束后，享受公务员的优待，免费搭乘卧车赴华盛顿于翌日清晨到达。周六上午可以到该会办理需办理的工作，其他时间以及周日一整天都可与罗丝聚晤，而于周日晚问又乘卧车返纽约。至于周六晚间住宿问题，则又因他过去在华盛顿居住时曾交了一对名为路易斯和埃尔斯沃思·克拉克(Lois and Ellsworch Clark)的年轻夫妇，友谊非常深厚。当时这对夫妇租了一个相当大的公寓，因有剩余房间就分租给弗里德曼与另一友人，以增加家庭的收入。这对夫妇为人非常诚恳而热情，所以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弗里德曼转到纽约以后，罗丝就递补他的空缺也住进去了，因此大家的关系就更为亲切了。现在弗里德曼每周要回来一晚，自然也就可以在他们的公寓寄宿了。所以，这一推广部教员的职务自然也可以更胜任愉快了。

这对情侣除了每周末可以相会之外，还不断通信。这种生活就过了一段时间。但这种安排终非久计，于是他俩也就决定要在纽约结婚了。由于罗丝感到她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至少应该做满一年，所以不能在1938年6月以前结婚，结果就决定于该年6月15日举行婚礼。同时，也由于罗丝的坚持，为使她的父母与弗里德曼的母亲都感到喜悦，必须采取传统的犹太正教的仪式在犹太教堂举行。就在这一天，双方亲友大多都是从远方而来为这对新人祝福，两人也就这样结束多次忍受别离的痛苦而永远生活在一起了。

现在就回过来谈谈弗里德曼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库兹涅茨分配给他有两项任务：一为一般性的，要他就收入与财富分配方面看看有些什么数据需要补充；另一为特定性的，这就是库兹涅茨自己在从事国民收入估计时感到各种从事独立专业的人士，如医师、牙医师、律师、会计师等的收入资料非常缺乏，就曾寄发许多问卷给他们，希望他们合作能予以解答。他曾收到许多回复的问卷而将之加以研究，并已完成一份初步的草稿。但后为他事所羁，无暇将之再加增修，他希望弗里德曼能接下去帮他完成这份稿件。

过了些时，他又要弗里德曼先将这次他参加的国民收入与财富研究会议的经过纪录加以编辑。接着他又派弗里德曼为该会议的秘书，因而又须编辑以后举行数次会议的经过纪录。结果一共编成了三大卷，以《收入与财富的研究》(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为名而由该院出版。经过了这些工作以后，弗里德曼自认已成为一位国民收入会计的专家，而更重要的是，由而可以让他接触到许多对这方面有研究的人士，受益匪浅。

在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过程中曾涉及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数据，这时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些人士对此也有兴趣，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财政学教授格罗夫斯(Harold Groves)对之兴趣更为浓厚。后来就是由于他对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与统计学方面的造诣甚为钦佩，而要聘他于1940—1941年到该校任教。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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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四十五年前，我受美国傅尔伯莱特基金会的邀请赴美国，到一个距芝加哥约一小时车程的小城洛克福一所以地名为校名的罗克福德学院(Rockford College)担任客座教授一学期。在一个深秋的晚上，该校经济学系邀请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前来讲演，我自然就前往听讲了。

回忆我这一生听过中外人士这一类的“名人讲演”不知其数。以口齿伶俐、辞藻优美、内容丰富与态度恳切论，就无一人能与弗里德曼相比，这使我对他无限的敬佩。他讲毕后我曾与他略作交谈，最后问他如何回到芝加哥，他说：“我自己驾车回去。”听了以后使我感到自己毕竟已离开美国十多年了，对美国一般人的生活习惯都几乎忘却了。现想起当年在哈佛攻读时，有一次汉森教授(Alvin H.Hansen)邀了我们几位中国同学到他家中吃晚餐，事后不是汉森教授自己将我们几位没有车的人送回来的吗？(当时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用汽车已不再制造而改制军用车，旧车市场也供不应求，许多人都是没有自备汽车的。)

我对弗里德曼那次讲演固然不胜仰慕，但也像我参加许多其他类似的名人讲演一样。听过以后也就不会想到以后还会与他再有会晤的机会。可是这一次也像我上次在哈佛听哈耶克(F.A.Havek)讲演后一样都反常地有了重聚的机会。这是因为我那次访美任教分为两学期，下学期即转赴距华盛顿也约一小时汽车行程的一个小城埃米斯堡(Emmitsburg)的一间圣玛丽山学院(Mount St. Mary’s College)执教。到了任务将近完成时，忽然接到当时主持台湾经济发展大计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李国鼎先生来信。望我能取道欧洲返回中国台湾省，顺便在维也纳以宾客身份参加一个由哈耶克组织的欧洲经济学会的年会。我自然乐于遵嘱前往，结果发现这不是欧洲经济学会，而是一个研究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学术团体，称为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此会是哈耶克所发起。而弗里德曼则为其创立时首次参加的三十九人中之一。翌年(1965年)我即成为正式会员，该会每年都分别在世界各地举行年会，这样我与弗里德曼以及哈耶克会晤的机会就多了。

最近几年我已不常去参加，听说弗里德曼也已不常去了。不久以前他与夫人合作写了一部他们的回忆录，正托我在美定居的女儿惠宁购寄给我一本来阅读。不料他突于2006年11月16日逝世，不胜悼念。因而我就想写一本像现在这样的书，以介绍他在经济学上以及一般政策上的贡献，使能增加一般对这位被称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有兴趣的人的了解。

这四年多来我写出这样的书，这已是第四册，除了第一册《伟大经济学家熊彼特》中最后曾表达对台湾大学、中华经济研究院与台湾经济研究院提供我工作的环境、图书与设备的谢忱外，后来两册都没有再这种表达，这是我的疏忽。现就趁这第四册出版时再一并表达我的感谢，特别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许雯女士，她常常从计算机中帮我找到我所需要的数据，尤为感激。最后天下远见文化公司愿为发行当然也是我应铭谢的。

施建生

2008年6月26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