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师杜拉克说：“熊彼特智慧深邃、历久弥新。”著名经济学家施建生教授通过编写《经济学家：熊彼特》一书，将引领读者了解二十世纪最受推崇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一生及其重要思想。

本书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是二十世纪最受推崇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与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同列。熊彼特的理论是经济学上的重要遗产，他首先提出“创新”学说，不但是知识经济的先驱者，其思想更是二十一世纪的主流思潮，在现今社会仍然适用。过去大家对于熊彼特的生平及其经历所知有限，近年来，讨论熊彼特的著作日益增加。《经济学家：熊彼特》是熊彼特的门生，同时也是国内重量级的经济学者施建生教授，遍览熊彼特的著作以及相关资料，深入浅出地叙说熊彼特的一生及其思想，并详细解析其生平所有重要著作。想了解熊彼特其人其事，及他所提出的重要经济理论，《经济学家：熊彼特》将是你的最佳选择。

自序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熊彼特的求学历程

第二章 早年的建树

 一、理论经济学的性质与要义

 二、经济发展的理论

 三、经济学说与方法：一个历史的素描

第三章 政治生涯

 一、投身政治

 二、政治生涯原是梦

第四章 从商场回到学府

 一、生命中最大的浪费

 二、重拾教职

第五章 经济社会学的探索

 一、经济社会学的要旨

 二、赋税国家的危机

 三、帝国主义

 四、社会阶级

第六章 哈佛时期

 一、从波恩转到哈佛

 二、经济学系的黄金时代

 三、熊彼特时代的开始

 四、凯恩斯革命

 五、后期的生活

第七章 经济周期

 一、周期理论的三个轮廓

第八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一、马克思的分析

 二、资本主义能继续存在吗

 三、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

 四、资本主义仍在运行

第九章 晚年的著述

 一、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二、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

 三、经济科学的演进

第十章 熊彼特历史地位的确定

附录 重要名词英中对照

熊彼特是于1883年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Moravia)省中名为特里希(Triech)的一个小村落，现则属于捷克。他是一对奥匈帝国夫妇的独生子，父亲是一位遵循家庭传统的纺织业者，母亲则为临近另一小村落中一位医生的女儿。到了他四岁时，父亲即意外逝世，仅31岁，母亲则只有25岁。这时她就携儿迁往另一较大的市镇格拉茨(Graz)。到1893年他在那边完成初等教育时，他的母亲就再与一位比她年长33岁的退休将军结婚，然后全家搬到维也纳居住。由于他的继父是一位贵族，且曾在维也纳驻军，所以地位崇高，社会关系良好，就有能力设法将熊彼特送进名为特蕾西亚文法中学(Theresianum)的著名学校，这所学校是1746年特蕾西亚女王(Empress Maria Theresa)所建，原来是一间骑士学堂，后来则逐渐变成为专供帝国中高级官员与高等贵族子弟攻读的学校，其程度相当于我国中学到大学二年级的水平。所授的课程除了射骑之外，则为一般古典的人文教育，特别注重希腊文与拉丁文。对于现代的法文、英文与意大利文自然也需学习。这学校的主要宗旨就是要培养这些学生能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不为狭隘的眼界所局限，使他们将来成为主持整个帝国大政方针的干员。这种教育对于熊彼特的性格影响很大。

8年以后，熊彼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旋即于同年(1901年)后期进入维也纳大学。当时他已知自己所要研习的是经济学，但该校与一般欧洲大陆的大学一样，并无独立的经济学系，这门学科是在法律学院中讲授的，而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则除法律课程外，经济学与政治学也是综合考试中所必须通过的。这也就是说，他除了自己所偏爱的经济学外，也须修习其他法律与政治学的课程。他认为这种措施是一大错误，因为一个学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都读通法学与社会科学这两门学问，结果是一个读法学学位的人不是对经济学茫无所知，就是对法学本身一窍不通。

哈布斯堡王朝(Hab sburg Monarchy)在广漠的欧洲东部所建立的奥匈帝国经过了600年的辉煌统治，到了19世纪的后期已接近尾声。但是，她的首都维也纳则已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自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与科学家都集中在那里，分别在文学、绘画、音乐、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经济学论，坐落在该城的维也纳大学正发展成为世界上研究经济学的重镇。到了1901年经济学史上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的开山鼻祖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虽然不再从事实际的教学，而于1903年正式退休，其职位即由维塞尔(Friedrich yon wieser，1851—1926)接替。但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健将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1851—1914)则于1904年辞去财政部长而重返维也纳大学任教，故当时维也纳仍为一般修习经济学的学子所向往。熊彼特虽然不能直接受业于门格尔的门下，却能亲聆维赛尔与庞巴维克的教诲，受益极大。他最初在经济学方面认真研习的似乎是它的统计与历史的层面，后来才转到从事理论的研究。这样就选修了以上两位老师的课程，在两人中对熊彼特影响较大的是庞巴维克，现可将这种情形略加叙述。

熊彼特在亲聆庞巴维克教诲并拜读其著作以后，认为庞巴维克所提出的是一套概括经济演化过程之全貌的理论，其对于经济生活的分析所采用的规模当可与古典学派及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所采用的相埒。他从其中一个迄未解决的问题入手。也就是利息问题或资本报酬的净额问题。熊彼特认为这是经济学中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所以困难可从数百年来这一问题迄未解决这一事实得到证明。之所以重要则在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性质与功能的态度，就要看我们对于利息与利润的意义与功能的看法如何而定断。在庞巴维克之前，熊彼特认为只有马克思真正了解这种重要性。马克思体系的科学核心就是利息与利润理论，其他的分析都可由此推演出来。后来熊彼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也是由此入手，这就可充分看出他受其业师的影响非常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庞巴维克对他的影响也很深远，这个事件发生在他参与庞巴维克所主持的研讨课(seminar)中。庞巴维克自1904年起到1914年逝世时止，每年都主持一个非常重要、高水平的研讨课，一般都认为这是奥地利学派的学术中心，参加的人除学生外，有时还有学术界重要人士与政府官员。熊彼特就曾参加过，他于1905—1906年所主持的研讨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不但是因为当时正是庞巴维克学术登峰造极的时期，而且还是由于参加学生的素质都非常高。当时参加的共有6人，之后这6位都分别成为经济学界、政治界或金融界的领袖。熊彼特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后来都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另一位宋摩利(Felix Somory)后来则为维也纳的重要银行家。这三位与庞巴维克自己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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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60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在1944年春，搭乘美国军用运输机离开烽火漫天的战时首都重庆，飞越终年为皑皑白雪掩盖的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而到了炎热的印度的加尔各答，这是我赴美国哈佛求学途中的第一站。以当时正在艰苦对日抗战中的我国来说，这是对外交通的唯一干线。由于当时军运频繁，我在印度西部另一大港口孟买等候搭美国军船多达两个月之久方能再步上旅程。同时又由于要避免德国潜水艇的袭击须从印度洋先向南航行，经澳洲雪梨后再北上太平洋而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矾。因此，当我再乘火车穿越整个美国到达东海岸波士顿附近的哈佛校门时已是六月底了。这样从启程到达目的地，一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这与今天喷射机时代“朝发夕至”的情形对比起来，真是有隔世之感。

当时哈佛为了配合战时的需要，正在推行一年三学期制。在我到达的翌日正是夏季学期始业之时，因而也就随即注册上课了。记得首先遇到的是有“美国凯恩斯”(American Keynes)之称的汉森(Alvin H. Hansen，1887—1975)教授当时他正开了一门他经常开的、也是我当时选修的著名的“财政政策研讨课”，那时的名称是“经济分析与财政政策”。第二位遇到的是列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1906—1999)，因为我选了他开的“经济理论”。他是俄国人。当时还是副教授。他每遇到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总会问：“你认识陈先生吗？他的近况如何？”中国的陈先生太多了，如果不是早来的同学事前好心向我点破，他指的是陈伯庄先生，我真不知如何回答。原来当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毕业后即到基尔(Kiel)大学做研究工作，陈伯庄先生正奉当时铁道部部长孙科之命，组织了一个欧洲考察团也到了基尔大学参观。两人就偶然在该校的餐厅遇到了，结果相聚甚欢，陈先生就请他到铁道部担任一年的顾问，后来他转赴美国也是从上海前往的。所以他总是忘不了这段中国情。他那时在哈佛的课余时间所从事的“投入产出”(Input-output)的研究，极有成就，后来到1973年就得到了诺贝尔奖。

一个学期以后，他这门“经济理论”就由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接替，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在我们哈佛同学中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有两位，一位是英国剑桥的凯恩斯，另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他就是熊彼特。现在我要亲聆这位先生的教诲了，自然感到非常荣幸。记得就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我从教室的窗口望见是一位衣冠楚楚、中等身材的绅士，在校园中慢步走来，进入我们这间坐满了男女学生的教室上了讲台，稍解其衣帽，笑容可掬地开始他的讲解。这应该就是熊彼特教授吧。的确，他就是熊彼特，因为他满口维也纳腔的英语就是他的特色，是大家所周知的。在我听来，他这种英语比起列昂惕夫所带着俄国腔的英语还要难懂。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再多读读他发下的那份“阅读数据一览表”(reading list)的一些数据，也就渐渐能勉强应付了。后来我还接着在下学期选了他的一门“研读课”(reading course)。所谓“研读课”是哈佛专为研究生开的课程。在这一课程中，规定每周指导教授要定时与学生会晤一次，学生可提出各种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向老师请教，教授则予以解答，或指定与此问题相关的读物由学生自行研读。因此，就我当时的哈佛教授论，熊彼特是我比较接近的一位，这样自然也从他那里学到许多知识。不过。就熊彼特自己所创的理论来说，我能从中学到的实在很少，因为他在课中一向不提自己的理论。当有人问到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表示：“我所有的意见都已在所著的作品中发表了，大家若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同时，我与他相处的时间也不过是一年而已，再加上自己当时不过是一个从战时中国前来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学术素养非常浅陋，自然也不能从与他交谈中得到很多启发。因此，大家都知道，在熊彼特的教导下曾培养了许多卓越的经济学家，且有两位得到了诺贝尔奖，但不要忘记也有些像我这样平凡的人物。

现在如果说我对于熊彼特的理论稍有认识，那大都是我在离开校门不久以后，即以“教书”为谋生手段的过程中自行学得的。我想如是一位在大学中的专职教授都会体会到，所谓“教书”实质上就是“读书”。如果不事前“读”了些“书”是无法“教”好“书”的。古人说“教学相长”，真是至理。现在我担任这项工作已经五十多年了，数年前虽在名义上是退休了，但只不过是减少我上课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每天工作的时间。所以，这数十年来我的确读了很多书。在这里，自然不以有关熊彼特思想与见识的书为限，实际上在1950—1975年间。凯恩斯思想与理论是经济学的主流，因此我在这方面所读的书还比较多。但无论如何，熊彼特的理论毕竟是经济学上的重要遗产，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种情形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更为确凿，因为自1975年以来，凯恩斯思想的光芒已逐渐消减，而熊彼特的理论就被想起，并渐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因而最近几年来，讨论熊彼特的著作就日益增加，尤其是对于熊彼特的生平及其经历，过去大家都所知有限，最近也有一些这方面著作的出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但不时也重读熊彼特的旧著，同时也读了很多关于他的新著。本书之作，可以说就是我近年来读了这些新旧著作后的一篇“读书报告”。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我要感谢台湾大学，中华经济研究院与台湾经济研究院提供了可以让我这样工作的环境、图书与设备。没有这些协助，本书是无法写成的。

施建生

2005年3月15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