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推崇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他的思想为中心的凯恩斯经济学派，更成为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根本，全球各国财政部长采用最多的主张。在《经济学家：凯恩斯》一书中，著名经济学者施建生教授将引领你认识天才经济学家凯恩斯不朽的一生。

本书是由施建生编写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内容提要如下：

如果说英国历史上，对世界举足轻重的两位大人物，其中一个是大文学家莎士比亚，另一个就是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被誉为“经济学界的爱因斯坦”、“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人们加诸凯恩斯的光环，究其一生卓越的成就，实至名归。凯恩斯不仅是经济学理论上的天才，更是大胆实践者。他勇于打破旧的思想束缚，率先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总体经济学贡献极大；他对战后财政、货币和社会保障的影响，让英国赢得财政上的独立，并得以应付长达六年的世界大战；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Bretton Woods)世界经济会议，推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成立，使战后的世界金融体系因此建立。

凯恩斯终其一生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和经济问题的解决，如在战场上奋斗至最后一刻的士兵。他曾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然而，凯恩斯的思想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目中。

自序

第一章 家世与教育

 一、童年

 二、父亲

 三、母亲

 四、伊顿

 五、剑桥国王学院

第二章 人生道途的抉择

 一、文官考试的参与

 二、马歇尔的邀请

第三章 马歇尔的传统

 一、经济学的性质

 二、如何明了事实的真相

 三、理论体系的确立

第四章 早期在剑桥的贡献

 一、政治经济学讨论会的组成

 二、研究工作的成绩

 三、从事国政讨论的开始

第五章 布卢姆茨伯里集团

 一、一对多彩多姿的姐妹花

 二、集团反战态度的强烈

 三、歧见与友情

第六章 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财政部工作的参与

 二、德国赔款问题的研究

 三、《和平的经济后果>

第七章 人生道途上的一大转折

 一、剑桥课务的减轻

 二、金融投资活动的展开

 三、国政讨论的立场

第八章 后期在剑桥的服务

 一、课务的负担

 二、辅导工作的推进

 三、政治经济学讨论会的主持

 四、学校行政的处理

第九章 从《货币改革论》到《货币论》

 一、《货币改革论>的主旨

 二、《货币论>的要义

第十章 步上思想革命的道路

 一、论政愿望的达成

 二、青年学者的协助

 三、凯恩斯革命的开始

 四、史实的追忆

 五、罗伯生的贡献

第十一章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一、古典绎济学的缺陷

 二、总合需要理论的真谛

 三、经济稳定成长的谋求

第十二章 美国的反响

 一、凯恩斯与罗斯福

 二、美国的凯恩斯革命

第十三章 世界大战的再起

 一、《如何筹措战费》

 二、对战后世界金融的策划

 三、美国借款的商议

第十四章 璀丽一生的终结

 一、最后一次不愉快的旅程

 二、一阵咳嗽声中结束一生

第十五章 凯恩斯的学术遗产

 一、停滞膨胀的发生

 二、货币主义的兴起

 三、理性预期的出现

 四、一般均衡的革命

 五、新兴古典学派的崛起

 六、新凯恩斯学派的再兴

 七、后凯恩斯学派的批评

 八、学术遗产的认识

附录 英汉名词对照

四、伊顿

以上是凯恩斯的家庭，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他所受的教育。他的父母对于他的教育自然是非常重视的。在其小学时期，除了上课外，其余的自修时间都消磨在他父亲的书房中。父子两人同在一室研读，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他父亲态度的严格与成就的卓著，在英国学术史上除了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与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之外，恐怕只有凯恩斯父子了。到了1896年，凯恩斯得到奖学金要离家到伊顿(Eton)这所顶尖公校去上学，这对于他父亲的打击可真不小，因为他不能再日夜看着他的儿子在自己的书房中研读了。此后只有用频繁的书信来互慰彼此内心的寂寞。

伊顿是他母亲亲自送他去的。慈母的心是可以了解的，她总是担心自己的儿子初到一个陌生的校园不能适应。但是后来的发展却非如此，他很能处理自己的新生活。对于学业很感兴趣，成绩非常优异，得到了许多奖，特别是数学，学校当中这一门的奖几乎都被他得到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很自然地被选入一个对会员要求甚为严格，称为“POP”的社团，这在伊顿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因此，一般来说，他在伊顿的生活是愉快且成功的，这当然使他的父母感到非常满意。 五、剑桥国王学院 到了1902年，他又获得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攻读，这自然是他一生发展最重要的阶段。我们知道，剑桥大学的教育是严格而又自由的。除了个人可从课堂与实验室里得到许多知识之外，还可参加各种由同学组成的讨论会，自由地与同学保持接触。这种教育方式当然比较易于使学生日趋成熟，并能从中孕育出新的思想。剑桥每年就以这种方式为国家培养出许多科学家、政治人物与工商界的领袖。凯恩斯进入这样一个环境，更容易使其聪慧的禀赋得到正常的发展。起先他被施以数学的教育，因为这是他的主修科目。他的数学成绩固然在伊顿时就已很优异，但他在这方面的天分实在并不特别突出，这一点他自己是有所认识的。而且当时他所参加的学校活动非常多，所以在数学方面自然不能专心去努力。不过他思维敏捷而合乎逻辑，所以他在这方面的造诣仍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凯恩斯的大学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他对于哲学、文学、辩论、艺术、诗歌、舞蹈等等都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参加了许多社团，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最值得由提的是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他是一个秉赋极高、聪明绝顶的青年，比凯恩斯早三年进剑桥的“三一学院”(Trinity)，在一般同学中极受钦仰，后与凯恩斯成为莫逆之交，对他的影响很大。这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需从凯恩斯进入剑桥的第一学期说起。

当这一学期将近结束时，斯特雷奇与另一位“三一学院”同班同学伍尔夫(Leonard Woolf)突然来看他，邀请凯恩斯和他们一同去参加一个有哲学家摩尔(G.F.Moore，1873—1958)在场的茶会。结果凯恩斯就跟他们去了，后来发现，他们的目的是要邀请凯恩斯参加他们当时学校当中一个秘密存在的称为使徒社(Apostles)的社团。这个社团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成立，其主旨在于探究人生的意义，对会员的选择甚为严格。在20世纪初叶，大学本部学生很少能受邀参加，凯恩斯能在第一学期就被邀请，是莫大的荣幸。在该社中一直有许多著名的剑桥哲学家参加，如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怀特海德(Alfred Whitehead)与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等。到1902年则有新的明星出现，这就是摩尔。

当时该社征选新会员时都须先与摩尔面谈，获得其同意后方能通过，所以摩尔的影响力很大。凯恩斯经过那次茶会后，于1903年2月正式被选为会员，这应是他在剑桥求学时最重要的发展，他由此结交了一群真诚的朋友，其中最主要的是斯特雷奇。从互相坦诚地交谈中，他们都认为，他们父母日常遵循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观念，是依赖一些宗教信仰来支持的，而这宗教信仰是虚伪、不可靠的。他们是一群激烈的无神论者。但是，也与一般非国教徒一样，即使丧失这些他们认为是虚伪的宗教信仰，也不会减少他们对于真实信仰的追寻。就在这追寻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摩尔所讲授的哲理正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他于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就成为他们必读的经典。凯恩斯后来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导始；一个地球上新天堂的敞开”

那么，摩尔所提出的哲理是什么呢？主要是对于“善”(good)的阐释。他认为至高无上的“善”就是事物本身所保有“善”的特性。哪些事物具有这种特性呢？这可分为两类：一为美丽物品的享受；一为人间交往的愉快。后来凯恩斯进而将此加以发挥，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上所追求的是爱、美感的创造与享受以及知识的探索，在这三者中，爱是最重要的”。这所谓爱，在当时凯恩斯与他的友人心目中大多是指同性爱。例如那时他与斯特雷奇的表弟格兰特(Duncan Grant)之间就发生了同性爱。但他们之间的这种同性爱并不妨碍他们日后所发生的异性爱，例如凯恩斯后来就有美满正常的婚姻生活，格兰特也是如此。其次，他们所谓的“美”，主要是指后印象主义的绘画、俄国的芭蕾舞以及一些美术作品。最后，所谓知识的追寻，在他的心目中就是哲学与经济学，而以前者为首要。

他的大学生活大部分在这种哲理不断探求中度过，至于主修的数学，反而是次要的了。但到1904年，他还是通过考试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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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机会能见到凯恩斯，但有幸成为“美国凯恩斯”汉森教授(Alvin H.Hansen，1887—1975)的学生。回忆1944年春，我离开烽火漫天的重庆，经过三个月的旅途跋涉，到达哈佛的时候，正是该校为配合战时需要实行三学期制的开始，因而我也就匆匆注册上课。第一堂就是汉森教授所开的“经济分析与公共政策”，原本称为“财政政策研讨课”，是凯恩斯革命传入美国的渠道。

由于战时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学术文化交流几乎完全中断，我在国内根本就没有听过所谓“凯恩斯革命”。现在却正逢其盛，能亲眼看到它是如何在美国展开的，这完全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不用说，我在最初几堂课根本没有进入状态，后来经过事前读了一些汉森教授发下的“必读文献一览表”(reading list)中的资料，明白其所讲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去听他热情而清晰的讲解，也就渐渐能对其要旨有所领悟。

的确，汉森教授的教学态度是认真而恳切的。我今天还能回忆起在一向清新宁静的哈佛校园内，每周总有一次看到汉森先生提着一只陈旧的皮包，慢慢地走进一座长满常春藤的古老教室大厦一一爱默生楼(Emerson Hall)，然后步入一间充满各种肤色的男女学生的教室，开始他娓娓的讲解。同时，由于他不断鼓励同学发问，学生也都能有所反应，所以，课堂的气氛是从不冷寂的。每当学期终了上最后一堂课时，全班同学都热烈地鼓掌，这时他默默地带着笑容，停留片刻，然后慢慢步出课堂。这一幕情景实在感人，因为其中充满着无限的爱慕、敬仰与感激。

当时在哈佛讲授凯恩斯理论的尚不限于汉森教授一人，在其他所开的经济学课程中也常常涉及，除熊彼特与其他少数几位教授外，大都表示接受。我也就在这种环境中学习到一些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两年以后，我曾转到芝加哥大学居住半年，听过奈特(Frank H. Knight)与西蒙斯(Henry Simons)等教授的课。他们坚持古典理论，反对凯恩斯，自然也有他们的道理，但课堂中的气氛却较沉寂。那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还没有回来，不然的话，以他的口才必会吸引较多学生。这种情形并不以芝加哥大学为限，后来我还到旧金山附近的两个著名学校，即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与斯坦福(Stanford)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这两校的经济学系也不是很兴旺。

接着不久就回国了，由于时势的摆布与个性的抉择，我的职业竟是教书，并这样一直生活到今天。在这个时期，一大部分是凯恩斯思想居于主流的所谓凯恩斯时代(1950—1975)，我平时所接触的自然大部分是有关这一类的文献。现在凯恩斯革命已经结束，凯恩斯时代也早已过去，但是凯恩斯所提出的解释经济社会操作的基本模型，仍出现在几乎所有各派人士所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可见其对于后世影响的巨大与深远。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他的思想又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他的影响力又何以这般深厚？这些问题激发我要写出这样一本我所知的凯恩斯。

敬请读者指教！

施建生

2006年4月20日于台北